《读书》 2008年第11期 网络全文首发: 圣山网 一 两年前,当张颐武宣称,一万个孔子不如一个章子怡时,引来一片哗然,网络讨伐声此起彼伏,张教授反复申明自己的原意为媒体所误解,但仍然有人不依不饶。 我知道张教授的意思不是在谈论孔子和章子怡在思想文化界的价值孰高孰低,孔子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北大教授这点不会没谱。但是就当今而言,就对外宣传的有效性方面,孔子的绩效恐怕不尽如人意。其时,章的大幅照片刊登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章的电影《十面埋伏》、《艺伎回忆录》和广告等也红遍全球。我也以为张教授的话有些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么!要不孔子怎么就上不了《时代》的封面。不料,才一年工夫,形势陡转,孔子和他的《论语》迅速蹿红,这回红的不光是孔子一人,也有于丹,或者干脆说,就是因为于丹。某种意义上说,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矣”的“女子”于丹,捧红了孔子,一起上了各种杂志的封面,风光无限。 当然公平一点说,这回的红,是孔子和于丹互为媒介。孔子因于丹而焕发青春,于丹缘孔子而大红大紫。跟着,与《论语》有关的十几本著作和注释本也一起畅销,走进书店,《论语》书籍独自作为第一方阵,就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蔚为壮观。其实作为常销书,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钱穆的《论语新解》本来就卖得不错,现在也裹在一起,竟然有点借光的意思,钱、杨两位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借光往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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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一个宣传理论班子,在《求是》杂志发表了《关于“普世价值”的若干问题》的文章。该文不承认有“普世价值”,说“拥有13亿人的中国不赞成或没有实行他们所说的‘普世价值’”,说“普世价值”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因而应该接着搞意识形态阶级斗争。 很清楚,教育部的意见是让北京退出联合国,让台湾当局恢复联合国席位和中国代表权。证据很简单:“普世价值”的人权、法制、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等等,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内容,是联合国各个部门运作的原则、即为普天下的全人类服务的宗旨,而该原则宗旨是某国签字承认并要付诸实施才成成为成员国的。既然教育部文章说自己所在国家政府不赞同联合国宪章,那他们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北京应该退出联合国、把席位让给承认那个联合国原则宗旨的台湾当局。 按照教育部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应该退出执政地位,把执政权让给国民党。证据也很简单:中国宪法规定,执政是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的、即为普世价值服务的。既然您说您的党不赞同那个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普世价值、而是执意为某个阶级服务的,那就违犯宪法、至少那执政是不合法的。因此,按照教育部文章的意见,中国共产党是为某个阶级服务而不是依法为全体人民服务的,那就应该退出执政地位,让权让位于承认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普世价值的国民党。 明摆着,那些反对普世价值的宣传官员说普世价值“自相矛盾”,其实他们自己才是自打耳光的。为此,教育部文章狡辩说:“我们并不否认普世价值,但价值总是具体的、社会的。”嘿嘿,怎么个“具体”法呢?让我们看看事实:一方面,那些宣传官员搞“反西化”和批判普世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却用手中权力享尽西方东西、资本主义和普世价值。 例子:他们说,“超女”节目是模仿西方的“低俗”节目,并用手中行政权予以封杀。可同时,他们自己却搞裸体裸得不能再裸的“三点式”车模房模表演、他们自己还当董事或董事长。赫赫,“超女”是包括中国观众在内的全球观众都喜爱的大众节目,且至少不搞“三点式”。可那些“反西”和“反普世价值”的宣传官员们却是几乎全裸的表演的董事和观众,哈哈哈!究竟谁“低俗”?宣传官员的那个“反西”“反普世价值”,若不是口是心非和自欺欺人,还能是什么? 例子:那些官员“反西”“反资本主义”口号叫得比谁都响亮。可是,正是他们当中的有权者,利用工作之便大捞钱,然后,把子女和老婆送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那里购置房地产,再然后,一有动静,他们就溜到西方资本主义享受“普世价值”去了。且不说全部吧,仅美国的南加州、纽约长岛、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不少就是那些官员或其亲友购置的;在美国,这早已是公开的事情,甚至不少房地产销售商就把业务目标定在中国的官员。嘿嘿,靠那些官员的工资收入,哪来那么多钱能在价格最高之地购置成套数套的房地产呢?他们已经成为全球闻名的“裸官”,哈!您说说,宣传官员们搞的那个“反西”“反普世价值”做法,若不是口是心非和自欺欺人,还能是什么? 例子:就教育部本身来说,一些官员一边发文反资本主义,一边搞“教育产业化”赚钱赚海了。为所谓“孔子学院”项目,国家年度拨款上亿,嘿嘿,结果呢,教育系统官员搞了股份公司、享受起期权股权了,几亿人民币的多数跑到了官员们的私人口袋。那些官员甚至公开扬言:没钱就别上北大清华。嘿嘿,您说说,那些教育宣传官员们搞的“反资本主义”和“反普世价值”做法,若不是典型的口是心非和自欺欺人,还能是什么? 不必多说了,那些宣传官员之所以大批特批“普世价值”,就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价值”的利益。说白了,改革开放给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经济、科研、教育、艺术、媒体、政治和社会活动等等各个方面都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社会越来越走向平等自由、民主法制和公正正义。这个发展妨碍了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利益。于是,他们就搞个批判“普世价值”的宣传活动,鼓吹继续搞文革式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其目的,就是维护他们的“特权价值”,是只许他们为所欲为和逍遥法外地享受资本主义,而不许广大民众享受宪法保障的公民权益、更不许民众社会依法办事对他们实行监督。 一句话:越是高喊“反西方”、“反资本主义”、“反普世价值”和“阶级斗争”的官员,就越是涉嫌贪污腐化的、八九不离十。不信?就请那些官员们公开财产及其来龙去脉,您看看就知道了:在他们面前,北京官员刘某的事情不过是小菜一碟。…
《世界宗教研究》 2007年第1期 网络全文首发: 圣山网 对于《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皋督徒——宗教社会学个案研究》(高师宁著,香港:道风书社,2005年)这本书,作者自己表示这是她“从事宗教礼会学研究近二十年来的一次新探索”(395页),事实上,我们似乎也可以说这不仅是她个人的一次探索,更是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意义上的中圈宗教利社会学界的一个探索。 我认为本书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强调信仰与生活。作者显然抓住了基督教作为一种生活中的信仰的这个认识,因此这项研究在学理上几次显明我们的研究应当更多切实地关注那些鲜活的信仰现象,将信仰放在一个具体的生活场景(context)中进行观察和理解,而小仅仅足在空想的层次上,在文本(text)的层次上进行思辩性的建构或解构。 作者几次强调指出,这项研究乃是着眼于基督徒“个体”的,这甚至从“个体信仰的确立”、“个体宗教性之方方面面”、“宗教信仰对十个体的影响”等章节题目就可以看出。小过,需要注意的足,尽管作者描述的足北京一些基督徒的具体个案,但显然她的关注更主要的却是抽象的个体,而小足某个具体的个体。 (二)走出书斋与进入田野。在方法论的问题上,作者强调宗教礼会学的三个研究性质,即自觉地坚持置身于其研究对象之外来看待与解释宗教现象;价值中立;经验性,即任何理论或假设都必须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反对臆断和直觉。具体到研究方法上,作者提到了宗教社会学的六个主要方法,即跨文化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调查研究与统计分析泫、控制实验法、参与观察法和内容分析法,而她在自己的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方法包括访谈、参与观察、发放问卷和分析问卷。作者提到在问卷设计过程中,先后四次找了几个基督徒试填,并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样反复修改一个月之后才最终定稿。经过这些程序后产生出来的这份问卷应该是比较完善的。…
Re:刘同苏:中国官方首次举办家庭教会专题研讨会 登记问题不再是家庭教会的要害。要反对于建嵘等人鼓吹的分步登记论 ,以及其他把家庭教会从时间上和空间上分化瓦解的用心。 godblesschina(游客) | 个人主页 | 引用 |…
我所认识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剖析三自 作者不详 在没有讲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包括所属基督教堂点,下同)的情况之前,请允许我先介绍一下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 1.所谓“统一战线”是一些不同阶级、阶层、政党、集团直至民族、国家,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而组成的政治联盟,简单地说,统一战线就是一定社会政治力量的联合。 2.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今天,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法宝。 3.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是“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为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服务,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服务,为促进 “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服务。” 4.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就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 5.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爱国宗教信徒和宗教界人士的统一战线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列主义的无神论和宗教信仰者的统一战线是政治上的联盟,在社会主义时期,这种政治联盟的基础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一切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而开展工作。…
转载自香港基要书室 http://www.fundamentalbook.com/monthly.htm 每月通讯 二零零八年六月 第六十四期 苦难的问题 最近中国四川省发生了罕有的大地震,许多地方移为平地,大部分的房屋倒塌,数以万计的人被埋瓦砾,痛失家园及家人的不计其数。遇到这样的大灾难,我们信徒当然要显出爱心,伸出援手,救助这些可怜的灾民。但进行这些行动之余,我们基督徒也应该透这些不幸的事学习宝贵的属灵道理。事实上,魔鬼常常利用这些不幸的事,摇动信徒的信心,叫我们怀疑神的慈爱,有极端的甚至将整个信仰也推翻了。遗憾的是,不少牧者及信徒一是避讳不 谈(坦白说,苦难的问题着实不易回答,在今世也没有完满的答案,但属灵的人也应尽力用圣经的话叫有需要的人得着一点亮光及帮助),一是用人性化的理由解说这些不幸的事,目的是叫人容易一点接受,结果往往是苦难背后的属灵意义就被隐藏下去。本人自问也不能完全解释苦难的问题,这事诚然是一个奥秘。但因为有信徒向我表达他对这次灾难的悲伤及困惑,所以我也愿意尝试借着神的话响应一下关于苦难的问题,盼望能对有相同难处的肢体有一点帮助。我会用答问的方法来解释。 问:神为何不造一个完美没有灾祸的世界?…
文/陈旧 有钱 有钱人未必就是上流社会,但上流社会总要个个有钱。鉴于中国人的钱普遍还是新钱,往上追踪三代,都是一腿泥。只要你有钱,并且舍得大把花钱,并不妨碍别人视你为上流社会之一员。 准备几件礼服 每逢圈内有什么盛事,上海人民路几家婚纱店的生意总是格外地好。总有一些小职员拿着老板的请柬跑来,租一件露背礼物应景。这些人在酒会上格外好认:拿起自助餐来一大盘,且以肉类海鲜为主,坐在一边瑟瑟发抖,一半是冷,一半是紧张。 学习餐桌礼仪 鉴于圆桌式分食基本被视为野蛮人之饮食行为,在大多数酒会中,分餐式的冷餐会被广泛采用。而且,你不能指望这些酒会真有美味佳肴,那些拖儿带女,见三文鱼和鱼子酱如发现新大陆般狂喜的人,原谅他们吧,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 温习几部影视剧 基本上,Sex…
经济观察网 记者 王毕强 “我们攒一点钱,买一点奶粉,本想给孩子补养身体,怎么想得到是我们自己一勺一勺的,把自己的孩子给喂成这样的”,看着家里三四大包还没有开封的三鹿奶粉,李梅(化名)禁不住有些哽咽。 8岁的湖南娄底男孩小世杰,已经吃了6年多的三鹿奶粉。他的单亲母亲李梅平时省吃俭用,为的就是能让小世杰能有个好身体。然而,让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正是由于这份母爱给小世杰和这个家庭带来了一场横祸。 “我小孩子排出的尿通红通红的,小鸡鸡肿的像红辣椒一样,痛得直叫”,三个月前,当李梅看到小世杰排出的尿竟然像血一样时,把她吓得要死。她赶紧就把小世杰带到当地的医院检查,在足足检查了两个星期以后,才终于查出是肾结石0.4厘米。但是当地的医院却没有给小世杰治疗,只是让李梅带小世杰回家,说是孩子多喝水,蹦蹦就能把结石排出来。 然而,过了几天之后,小世杰的病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重。李梅在当地求医无门,只好托人介绍到长沙的大医院治疗,检查的结果却是,肾脏和膀胱多结石,最大的结石有1.2厘米。 看到诊断书时,李梅怎么也想不通,这么小的小孩子怎么会得肾结石这种病,当然也更没有想到奶粉上面来。直到有一天,李梅的母亲看了电视上关于三鹿奶粉三聚氰胺的报道之后,她们才想到,罪魁祸首原来竟然是,她平时省吃俭用当作营养品买给小世杰吃的三鹿奶粉。 数字拼图…
文/胡斐 1.不能穿秋裤 即使冻得鼻涕直流,也不要在西裤里穿上一条秋裤,弯腰时露出一条秋裤边,多丢脸哪!实在冷得不行,偷偷穿在裤子里面?算了吧,上流社会对裤子的长度是有很高要求的,男士裤子的长度以从鞋尖算起的第三个鞋带眼为宜。女士么,等到要外出滑雪的时候,才能套条秋裤保暖,其他时候还是用丝袜硬撑吧。 2.去掉所有衣服上的Logo 还想把西服牌子留在袖口,以昭告天下新买了一件阿玛尼吗?上流社会从不这样干,他们的衣服都是在法国或英国几家裁缝铺定做的,绣有他们姓名的首字母。即使你的西服并非定做,请保持袖口的扣子一定要是真的,因为这样,你就可以解开扣子洗手,如果是假扣子,在有人给你递热毛巾的五星级厕所里可是要出丑的。 3.拥有一些特殊场合的夹克和外套 像英国的上流绅士们一样,一定要备齐一套射击服、一套骑马服和一套猎装,因为这些都是“绝大多数人从来不会有的”,它们可以把你和普通阶级迅速区分开。当然还要有与之相配的帽子和靴子。穿这些服装要绝对注意的是,马甲最下方的扣子不能扣上,夹克口袋上的遮盖要放进口袋内;手绢要叠放在袖口里,而不像晚宴时候那样,叠放在上衣口袋里。 4.有几套运动装 即使不运动,看上去也要有经常去运动的样子,而且要有一副“我有钱,我也有闲”的气质。显得刚从健身房出来,或者刚刚和商业伙伴打完一轮壁球。如果是家庭主妇,专门的瑜伽服显然比家居服看上去更健康。…
历史不能改写,可以假设。 毛泽东也说“假”话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 别了,司徒雷登 》的文章。在文章里,毛泽东写到,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毛泽东当时没有告诉敲锣打鼓欢迎解放军进城和共产党掌权的中国人民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渡江之后,所有驻华使节,包括苏联大使,都跟国民党政府南下去了广州,只有司徒雷登还执意留在南京,并试图去北京与毛泽东见面。 假如当年司徒雷登去了北京 ,中国政府会不会“一边倒”死心塌地跟上莫斯科并被卷入朝鲜战争,我们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