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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在去年的文章《从土地所有权看三千年中国》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5a2c1601000cdo.html ）一文中提出一个概念：党产官僚制，这是一个专用于描述共惨党治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学概念，起源于马克斯.韦伯描述2000年中国的社会学概念：家产官僚制。 2、与家产官僚制相比，党产官僚制的特点，第一，它摒弃血缘关系的组合（也部分地隐性保留着，但不以此为主导，更不会以此招摇，甚至要千方百计地隐瞒），代之以宗奉某种观念的群体，该群体的领袖在实质意义上扮演了原来的皇帝角色，因此它创造了一种拟制性的宗法制，原有宗法制的那种纵向血缘关系被修改为横向类似于教权制的关系；第二，这种制度也奉行一种官僚制，该官僚制的选拔机制不以平等为特征，不需要考试，但是它的官员几乎全部从上述群体中选拔；第三，党产官僚制比历史上任何一种家产制都反对商业。 3、从制度的稳定性角度看，这种党产官僚制避免了原有家产官僚制的一些缺陷，但也新增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病。 4、第一，建立在土地王有和科举制基础上的家产官僚制，在遇到人口迅速膨胀的情况下，无法满足社会对仕途的需求，因此而引发的怨恨难以消除，但党产官僚制不需要考试，只需要加入某个群体即可能走上仕途，并且从中获益； 5、第二，党产官僚制的官僚数量可以无限增加，只要有人愿意加入这个群体，或者通过其群体内的同志推荐、鼓动，总会有新人加入，同时由于它结合了现代技术，可以避免古代社会中央的弱权力状态，而将权力贯彻到它希望到达的任何一个地方，真正做到无远弗届； 6、第三，由于党产官僚制的群（党）产制部分，缺乏强有力的凝聚力，当其所宗奉的观念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原来许诺的成果时，其最初的卡里斯玛将迅速递减甚至完全丧失。党产官僚制与家产官僚制相比，其卡里斯玛的递减速度远高于后者，当该群体的观念衰弱之际，也就是党产官僚制即将转型之际；…

新《劳动合同法》的施行，开启了劳动者维权新时代 □《百姓》记者 张晓娜 河北张家口报道 自从5月8日被领导安排“学习待岗”后，张家口市下花园发电厂职工张胜宏就离开了自己的本职岗位。 尽管仍要上班，但地点已不再是下花园发电厂燃料车间，而是厂属的实业公司综合管理处，还有专人为他考勤。名为学习，其实并没有具体的学习任务。几个月来，张胜宏只是呆在办公室，看看报纸，喝喝茶。 然而，电厂领导并没忘记他，不断找他谈话。他也成为领导教育其他职工的“榜样”。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是职工中的反面教材，如果再有不听话的职工，下场就会和他一样。 得到这样的待遇，在于他没有在厂领导导演的《解除授权委托书》和《撤诉申请书》上签字。更让张胜宏始料不及的是，他由此成为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全国最大的一起“劳动者要求实现同工同酬待遇的劳动仲裁和诉讼案件”的主角。 遭遇假合同…

连岳：政府为啥出钱让人告自己 成都出了件奇事。当地政府强制拆迁以后，与被强制者协商不成，大方的掏出十万元请被拆迁者到法院告自己，还免收了诉讼受理的费用。这种匪夷所思的新闻居然能够出现，让人觉得自己确实生活在一个神奇的地方。 而细读新闻就会发现，这也不能怪成都有关部门浪费公帑或者夸奖他们为了进行公民普法教育而鼓励“民告官”。盖因拆迁协商不成，那兄弟实在是有点一根筋，认准了自己没钱打官司，就是有钱也打不赢这个理儿，然后准备炸了有关部门。甚至拿出拆迁给的钱买了车，准备制造一下交通事故。据说这兄弟已经掐算好了各种因素，有关部门也知道他打算这么干，但就是拿他没办法——在这里倒是应该夸奖一下现在的法制观念确实是有进步的，至少不会因为他有这个念头就直接抓他进去。不过我倒是怀疑确实这兄弟是把对方给吓坏了，怕将来他出来以后做出更可怕的事情。 您看，要是政府给钱找人告自己是出于这么个原因的话，我是不敢把其意义归结到亲民与法制建设教育之类的科目里面去，这完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嘛。传说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现在悬在了头上，花点钱走正常途径恐怕也是保命的不二法门。 问题有两个。其一，这钱恐怕是公款吧。转了一圈以后，政府不但担心害怕不说，还要借钱给人家来告自己。我们知道，诉讼这事儿耗时费力不说，政府输了赔钱也不说，万一政府赢了，这位仁兄不知道对于法官的公正度是否有个正面的判断。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估计还是个炸药包，如果是肯定的——这事儿我不信，不然他早就去告了，也不会说出“民告官”没有信心这种话。前期的处理不好，最后付出更多代价已经成为某种常态，倒霉的是那些纳税人的血汗钱。 其二，为什么总是要出到这种手段才能解决问题？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告御状就有滚钉板一说，那是说民间想要申冤的话，其代价是颇为高昂的。但就是这种高昂的代价，才是很多部门能够放心大胆的侵害百姓利益的原因，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问题是您不能总指望碰到打掉牙齿吞落肚的良民吧？这个从概率上也是说不通的嘛。结果碰上这种硬茬子，只能出公款请他来告自己了。 而老百姓谁不想好好的生活呢？弄出个“吾与汝携亡”不是什么好事儿。可是，往往不到这个地步，就是有人能够不把老百姓的利益与诉求放在心上。这个倒也不能全怪他们，毕竟他们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里很难碰到这样的人。当然，这次碰上算他们倒霉，傻眼了吧。 这个倒不是我在幸灾乐祸，其实作为一个同样普通的老百姓，即使写着这些看上去调侃的文字，心里感到的也是一丝一丝的寒意与悲凉。当一个社会中，普通人必须要走到这一步才能为自己讨到一个可能的公正之时，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我们为了平静的生活，到底应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是足够的？ 这个代价是我们支付不起的，也是我们不应该支付的。匹夫之怒、流血五步，这种景象或者这种威胁，不该出现在现代社会里。我想，这件事最该深思的是某些掌握政柄者，那把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用细若游丝的民意之发吊住的。…

● 南方都市报 编者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比例较大的国家，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所有权、产权一直都是学界争议的焦点，而产权结构与经济发展、社会冲突又密切相关，毫不夸张地说，关照土地制度变迁是关照转型国家制度变迁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土地改革导致经济提升之路有的遭遇挫折（如菲律宾），有的基本成功转型（如中国台湾地区）。本期评论周刊特推出一组讨论土地制度的专题，邀请国内长期关注土地问题的六位学者、台湾知名媒体人南方朔、菲律宾大学社会学教授戈尔登。贝罗（Walden Bello），分别探讨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我们不求共识之达成，但求问题之深入。 土地专题一 改革分割城乡的土地制度正当其时 ——激辩中国农地的制度改革 熊景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前执行主任、曾参与亚洲开发银行赞助的土地租赁制度研究调研 蔡继明：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

丁　耘 2008年11月 ——————————————————————————–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盖有以焉。人间之事，凡三十年大概可作一小结。检讨这三十年前后的思潮兴替，对于不断流变、纷繁复杂的实际历史过程而言，是一条比较简明的考察线索。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起伏，都同知识界对海外学术文化的理解与态度密切相关。即便是“研究国故”的学术、“保存国粹”的思想，亦莫之能外。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思潮兴替，不失为这条规律的极好例证。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有四位西方思想家产生了超越单一领域的广泛影响——我称之为改革开放时期的“西学四导师”。他们是青年马克思，康德、海德格尔与施特劳斯。如果我们能够关注：为什么恰恰是这四人在这里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他们如何被我们这个时代所解释、各自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这四位导师的教诲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或可获得一个合适的视角，去理解“三十年思想史”的整体气质与发展脉络。 　　改革决不仅是基本国策的调整，它意味着大时代的自新精神。除了大决裂的时刻，新时代当其酝酿期间，必然要同旧时代的正统意识形态发生积极的联系，要从老经典那里挖出新可能。因而毫不奇怪，为了抵消在正统解释下几全无生气的老年马克思，知识界发现了作为《巴黎手稿》作者的青年马克思，他给七十年代末带来的刺激叫做“人”。实际上《手稿》里的这个概念本属费尔巴哈，在当时更是被塞入了不少卢卡奇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与任何形式的人道主义的联姻注定是短暂的。除了少数人取道《手稿》终生周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卢卡奇化的马克思的崇拜者们很快找到了一个更合适的挖掘对象，这就是李泽厚化的康德。 　　李泽厚并不是什么康德专家，他的康德述评也很难说是康德研究的必读书。但在用康德解释把握时代命脉甚至推动时代精神的意义上，李泽厚无人可比。康德在20世纪的某个时刻居然如此激动人心，究其原因，天时地利因素占据泰半。但把这种因素转化为活生生的现实力量，李氏解释厥功至伟。 　　无论正统派们怎么想，时代的要求是从“人”这个概念向前推进。思想的要求如此，社会经济文化的要求也是如此。经李泽厚轻轻一拨，青年马克思对老年马克思之局就变成了康德对黑格尔之局，省却多少麻烦，打开无限生机。经由康德，一方面可以直接继承十八世纪的整个启蒙传统，另一方面绕开了与正统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黑格尔-马克思一系，取道新康德主义奔向原先几乎属于“不可接触者”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奔向现代社会与现代思想的另一种可能。李泽厚发现了一个比“人”更有意蕴的概念——主体性。他试图通过这个概念深入思索改革时代的主要问题：如何论证并建设现代社会？在这个现代化过程如何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主体性”概念还触及了一个当时不那么显著的问题：在那个新旧交替、剧烈变革的大时代，如何确定个人的生活意义？这三个问题可以归约为“社会”、“文化”、“个体生命”；或者也可从另一个角度表述为“现代”、“传统”、“安身立命”。至少在改革的前半段，思想领域是被这样三个问题轴所宰制的。 　　以李泽厚的康德解释为原点，基本上可以确定一个参照系，为这三十年来的思潮起伏绘出一个比较清楚的图景。雄心勃勃的后学们从康德开始了他们八十年代的新长征。甘阳引介了卡西尔。这位提出“人是符号动物”的新康德主义者有助于把关注从“理性批判”转到“文化批判”上。在“社会”问题（或者“现代性”问题）轴上，同新康德主义有密切关系的马克斯.韦伯开始得到重视。韦伯研究者苏国勋、甘阳等参与了社会学的学科重建工作。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也导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崛起。社会学与经济学一同带动了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复兴。逐渐坐大的经济学把社会学重建时那种对现代性的深沉思索简单化为“如何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适应该体制的现代社会”这个问题。不幸的是，当前的中国社会科学主流基本沿袭了现代经济学的这个倾向。社会学复兴时刻的那个关注，除了被年轻的福柯研究者们一度保持之外，主要通过马克斯.韦伯的对方，康德主义的真正终结者马丁.海德格尔得到了最集中的表达。…

《读书》 2008年第11期 网络全文首发： 圣山网 　一 　　 　　两年前，当张颐武宣称，一万个孔子不如一个章子怡时，引来一片哗然，网络讨伐声此起彼伏，张教授反复申明自己的原意为媒体所误解，但仍然有人不依不饶。 　　我知道张教授的意思不是在谈论孔子和章子怡在思想文化界的价值孰高孰低，孔子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北大教授这点不会没谱。但是就当今而言，就对外宣传的有效性方面，孔子的绩效恐怕不尽如人意。其时，章的大幅照片刊登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章的电影《十面埋伏》、《艺伎回忆录》和广告等也红遍全球。我也以为张教授的话有些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么！要不孔子怎么就上不了《时代》的封面。不料，才一年工夫，形势陡转，孔子和他的《论语》迅速蹿红，这回红的不光是孔子一人，也有于丹，或者干脆说，就是因为于丹。某种意义上说，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矣”的“女子”于丹，捧红了孔子，一起上了各种杂志的封面，风光无限。 　　当然公平一点说，这回的红，是孔子和于丹互为媒介。孔子因于丹而焕发青春，于丹缘孔子而大红大紫。跟着，与《论语》有关的十几本著作和注释本也一起畅销，走进书店，《论语》书籍独自作为第一方阵，就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蔚为壮观。其实作为常销书，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钱穆的《论语新解》本来就卖得不错，现在也裹在一起，竟然有点借光的意思，钱、杨两位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借光往往是…

马克思在东亚 作者：李政亮 读书 年11期 字数：3208 字体： 【大 中 小】…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现在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教授。1991年，年轻的克鲁格曼获得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一时名声大噪。至少我们知道，美国经济学家获得克拉克奖的机会，要比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小。随后，他在刘遵义教授等学者关于东亚奇迹没有包含多少技术进步的经济计量研究的基础上，准确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曾经惹得马哈蒂尔十分恼火，却实在是功力的体现。克鲁格曼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把地理因素融合到经济学研究中去，还有历史因素。地域经济方面，他对日本特别关心。大约十年前，他的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也很是风行一时。 　　近读保罗·克鲁格曼教授的新著《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除了著作的主题以外，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一些片段回忆和思考，也悠然浮上心头。 　　 往日的好时光 　　在克鲁格曼看来，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三十年的时间，那时候贫富差距比较小，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享受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包括两党的关系在内，整个社会比较和谐。可惜在又一个三十年以后，美国的贫富差距又变得很大，绝大多数居民对于现状表示不满，两党的对立也比较严重。 　　按照克鲁格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比较和谐的“中产阶级社会”，不是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的结果。这其中除了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以外，还包括强调对富人征税以支持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包括工会的力量得到加强，这样从两头来“压缩”贫富差距。但是自从里根时代以来，共和党明显右转，为富人减税，例如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就下降了一大半，遗产税也在下降甚至叫嚷干脆取消，还有就是削减和侵蚀社会福利，打击和瓦解工会。右转的结果，使得随后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只让极少数人受惠，而大多数美国人却被远远地抛在后面，结果贫富差距急遽扩大升。在这个过程里面，共和党以金钱和“黑手党那样的忠诚”维系的院外活动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克鲁格曼还尖锐地指出，以当今的共和党为代表的这种“保守主义”，源自骨子里面的白人种族主义，虽然他们有本事从来不那么说。 　　 政治经济孰因孰果…

20年06月18日 10:55 科学大家 放大字体 收藏 微博 微信 分享 3,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