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让孔子、孟子痛哭 当谈及西方文化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时，人们往往会简单认定，“五四”运动时期提出的“科学与民主”，就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的主要影响所在。“科学与民主”，固然是西方文化对中国影响深远的一个方面，毛泽东就嘲笑过“言必称希腊”的现象。但是，仅看到这一层，却有失偏颇。西方文化中的犹太文化，对中国也产生过更为深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却常常被人们忽视。 人们普遍认为，西方文化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内含科学、民主、共和、法治要素的希腊—罗马文化，二是以犹太—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文化。说近现代中国受到“科学与民主”影响，等于说中国受到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影响。犹太—基督教文化以上帝、选民、救世主、善恶之战、天国降临为特征，是不是这样的宗教精神要素对中国较少足够影响呢？情况正好相反，近现代中国百年史，犹太—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的冲突和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要高于希腊—罗马文化。也就是说，犹太—基督教精神结构对近现代中国现实政治的影响，可能要比希腊-罗马文化“科学—民主”的影响还要深远一些。这样的说法，可能与常识有一定距离，但并非全无道理，因为从思想层面看，近现代中国占主流的政治文化精神，根源就在犹太—基督教文化中。近现代中国，有三位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人物，他们是洪秀全、孙中山和毛泽东，而他们都深受犹太—基督教文化精神的深刻影响。我们先来看看让孔子、孟子痛哭于九泉之下的洪秀全。 1836年春天，20出头的洪秀全到广州参加府试考秀才，遇到有人散发一本叫《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洪秀全拿到一套。这本宣传基督教的十余万字的小册子，就这样开始改变洪秀全的命运，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劝世良言》是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启蒙通俗读物，作者是一位叫梁发的中国人，他是基督教新教的首位华人牧师。此人雕版工人出身，文化不高，撰写了多种通俗性的布道读物。《劝世良言》中的一半内容，摘录的是当时的中译本《圣经》（1824年出版的《神天圣书》）部分原文，另一半则是梁发针对中国的国情阐述的教义，内容涉及创世说、原罪和救赎说、天堂、地狱和末日审判说等一些基督教最基本的神学内容。梁发强调：“神天上帝独真、独尊、独威的绝对性，而其它一切宗教的神灵、偶像都属于被清除的邪门歪道。若崇拜它们，便将获罪于上帝。”《劝世良言》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民间宗教和巫术风水之类文化进行了抨击。洪秀全拿到此书之初，并没有开始阅读，而是把它留在了自己的书架上，一放就是6年多。1843年，一位朋友来访，拿起了那本在书架上搁置己久的《劝世良言》，这才忽然引起了洪秀全的注意，他当下打开翻阅。这回洪秀全有了特殊体悟，决心皈依上帝，“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以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洪秀全相信受了上帝启示，自己受上帝派遣，前来消除人间妖孽，建立太平天国。他砸了本村孔子牌位，开始出门传教，加入并改造了“拜上帝会”，并很快成为领袖。1847年，洪秀全到广州，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得到全套《圣经》。“拜上帝会”公开宣称信仰上帝，信奉基督，认同《圣经》，以清除妖邪鬼卒，建立太平天国为已任。洪秀全有一些颇有意思的看法，他认为，上帝是全人类的上帝，并不仅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中国夏商周三代，都有拜上帝的传统。秦汉以后，偏离上帝，走了邪路，历朝历代君王，皆为恶人妖邪。太平天国，是将中国历史转向上帝引领的正路而已。 从1851年太平军开始起义到1868年彻底失败的17年间，太平军军锋所及之处，中国传统一切寺庙偶像，“扫地荡尽”，遍布中国的孔庙首当其冲。太平军不仅砸孔庙和孔子牌位，毁烧儒教书籍，还编出不少“上帝骂孔子”的戏剧，到处演出。这是前无古人，但后有来者的大规模打倒孔家店的运动。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在这篇檄文中，曾国藩认定太平天国最大的罪过，在于“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用现在的话来说，曾国藩从太平天国运动中，看到的是“外夷之绪”的基督教与中国“千年名教”的“文明冲突”。如果仅将曾国藩的这篇檄文视为既能回避满汉民族问题又能拉笼士人的政治高招，就可能把他看低了。我倒愿意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他确实是深深感受到了“文明冲突”的震荡。因为太平天国失败了，所以现在的基督教人士，往往不愿承认洪秀全与基督教的内在关系。但从洪秀全的著作和太平军所作所为看，太平天国的基本价值观，毫无疑问是从基督教来的，是被中国化了的基督教。 享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一书中称，21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将以各文明体为边冲突边界线。但从太平天国的历史来看，享廷顿过于相信各文明体的内部统一性了。最通常的文明冲突，也可能不是发生在文明体之间，而可能发生在各文明体内。各不同文明要素的相互渗透造成的文明体内的冲突，可能才是文明冲突更通常的表现形式。…
Posts published in “公共神学”
学人简介：徐贲，著名学者，现居美国。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写作领域包括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公民社会建设等。著有《在傻子和英雄之间 : 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等。 近期，马斯克在播客节目中盛赞了“微信”，引起了国内的热议与转发，尤其是在他身处收购推特的舆论焦点之下，引发了大家对新一代推特的猜测。 在节目中，马斯克称：在中国，基本上人们可以活在微信里；用户可以发表评论、视频，而且内容创作者可以获得收入分成；你可以用微信完成你想做的任何事情。在他看来，微信是一个很好的值得学习的模范…… 今年，恰好也是微信朋友圈十周年。同时正如马斯克所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甚至工作，都已离不开微信的存在。然而，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微信这一日常使用的工具呢？为何它能够如此影响我们的生活，以至于我们无法离开微信？它对我们的生活与内心，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微信的“信”：人类第三次通信时代 微信的朋友圈已经有十年了，朋友圈可以说是微信社交媒体的特色产物。无论是作为个人之间的“即时信息” （问候、寒暄、聊天）…
20世纪以来，“时代”的概念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进入不同的领域，有了《时代》杂志，时代广场，还有了“凯恩斯时代”、“原子能时代”、“冷战时代”。但是，直到“IT时代”、互联网时代”到来，启动了人类从工业时代开始向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的转型，意味着一个真正的新时代开始。这是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改变了人类的思想范式、科学技术模式，以及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 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人类只能处于被动状态，例如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或者从农耕时代到工业时代。现在，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数字时代的转型，人类已经具备参与、影响和改变的能力。在已经开始的大转型时代，引入大设计和大实验，以期实现更为恢弘的大转型。 一、大转型：特征、原因和解决模式 匈牙利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
显而易见，在以民法典为代表的现代法律体系大功告成之后，国家面临的主要课题就转变为如何严格遵循和应用既定的法律规范。于是，人们理应迎来一个“解释者的时代”，会看到法教义学的繁荣，从而特别关注法庭按照既定要件对事实进行的技术加工、对条文进行的逻辑推理。总之，强调审判制度运作方法的研究势必成为法学界的主流。 但以下问题仍然无从回避：新颁布的法典究竟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具体的制度能不能发挥预期功能？根据概念演算做出的判决怎样防止形式化、僵硬化的流弊？规范的进化和创新应该采取哪种方式实现？解答这些问题需要不落法律条文的窠臼，把社会关系和主体交互行为都纳入视野，需要对现象和经验进行科学研究。正是在这里，法社会学必然应运而生。 十九世纪初叶的拿破仑民法典和末叶的德国民法典在施行后，都曾激起了关于“纸面上的法”与“实践中的法”之间关系的争论，一些强调生活世界有序化机制的学者开始提倡观察和理解法律秩序的社会视角。例如公认的”法社会学之父”欧根?埃利希，对法教义学立足于实用技巧和国家强制力的片面性进行了颇为尖锐的批判。他认为，仅重视国家的审判规则而忽略市民的行为规则、忽略在社会基层生生不息的“活法”，就无法把握法的“二阶秩序”、“多元规范”之全貌。为此，他特别提出了一个“法从哪里来”的重要问题，认为把所有法源都求诸国家实定法律的观念是错误的，其实个人间的契约、日常生活的惯习、社会团体的内部秩序、法学家的专业阐释、法官的睿智判断也都构成法的渊源——法源是多层多样的。埃利希的研究方法聚焦法的事实，特别是作为人们相互作用之结果的秩序，即实际约束各种行为的合力及其平衡点获得社会承认的流动化状态。根据这种强调事实和互动关系的“社会本位的法律观”，审判者当然可以在法律的形成和发展中自由发挥创造性作用。埃利希法社会学的观点，旋即在欧陆国家的司法界触发了一场打破条条框框来协调社会关系的自由法学运动。 同样被视为法社会学开创者的马克斯?韦伯，他对法教义学以及审判规则的态度与埃利希形成鲜明的对照。韦伯虽然也在经济、政治、宗教的社会结构中考察法律秩序，但却更关注法律规范相对独立的地位以及普遍适用的特征。为此，他特别强调形式合理性的重要意义。在韦伯看来，法的实效是由国家强制（包括物理强制力和心理威慑力）保障的，并有赖于专业人员来运作强制装置；但是，由此形成的秩序还应进行正当化论证，例如对传统的尊重、对信仰的皈依、价值合理的信念以及对国家法规妥当性的信念，都是可援引的根据。不言而喻，强制装置与正当根据，这是韦伯式法律概念的两个根本因素，体现了一种“国家本位的法律观”。由于存在正当化论证，国家权力与法律专业人员以及被统治的民众之间势必出现互动和拮抗，这就具备了加强法制形式合理性或者技术规则的前提条件。韦伯法社会学特别强调合理而公正的审判程序、专业化的法律家群体以及精密的推理和概念计算，并认为这样的形式合理性有助于提高社会的可预测性，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尽管如此，他并不否认国家法律之外的社会规范也具有强制作用、有助于秩序的形成和维护。 …
转自金色财经 Bress Scott Moore（ Gitcoin 和 Alisha.eth 联合创始人，ENS 社区负责人）近期做客…
P. J. Deneen 艾略特书店 2022-05-07 15:00 本文作者Patrick J. Deneen，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教授，著有…
2022年05月06日 10:42 澎湃新闻 举报 字体 放大字体 收藏 微博 微信…
Block unicorn 2022/04/18 22:39 “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能力圈，重要的不是这个圈子有多大，重要的是留在圈子里的人 ” ——沃伦·巴菲特 DAO（去中心化自治组织）…
察访区块链 2022/04/17 22:48 https://staticn.jinse.cn/web/img/868bf8c.svg 8.3万 加密领域充满了内部斗争。 从一开始，竞争就是这个行业的特征，并非理想主义者设想的“携手合作”。市值排名最靠前的加密资产拥有着“区块链超能力”：流动性带来流动性，资本产生资本，网络效应产生网络效应。获胜的公链能够抓住以上所有元素，并轻松保持住第一的位置。 本文，让我们回望区块链的基础原则，理解何谓“区块链帝国模式”，以及投资者如何利用这一点来驾驭极其复杂的 L1…
第20220317期宪道 作者简介： 蒋志如，兰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法学教育。 内容提要： 通过考察金庸武侠中傻姑与黄药师、郭靖与其诸老师间的武功教育过程，我们证明了如下结论：任何教育均是师生互动之结果，而非一方的独角戏。由于教师在年龄、知识、阅历等方面的优势，在教育这一关系中，教师实际上处于主导地位、甚至决定性定位，他们努力的程度、限度决定了学生的发展程度、成长高度，如果从教师角度看，即教师可以努力的限度。而且，学生如果不聪明的话（如傻姑、郭靖），老师付出的努力（包括其努力的限度）更容易被观察到，在聪颖、心灵手巧之士来说，教师的努力程度则不容易被观察到。对照中国法学教育，由于考核、科研等压力、收入情况，法科教师很难有心情审视其教授的法学课程、培养优秀的学生，更不要说花费更多的时间培养出类拔萃的学生，亦即中国法科教师很少花时间在教学和培养学生的事项上。要激发、促进中国法学教育向前发展，不仅仅需要鼓励老师花费更多的时间在教学、培养学生事项上，更需要国家、高等院校或者法学院提供基本保障以使法科教师有心情，进而愿意或者更积极参与到其从事的法学教育。 关键词： 法科教师、努力限度、武功教育、法学教育、分段式法学教育 一、问题、材料与说明 法学教育在现代社会首先是一种法学院教育、一种职业教育，是现代工业社会发达的产物，法学院教师（法科教师）在其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特别是在法学院学生还不具备任何常识、知识、对法律职业缺少认识的情况，其角色是基础性的。但法学院教师不一定是律师、通常不是法官、检察官等司法实务部门专家，通常是由专门的职业者（教师）组成（已与前者有迥异的经历、思考和角色承担），主要通过课堂教学（案例教学法或者讲授法）讲授法学理论实现其职业角色。一方面，虽然课堂、教学是教师自治的领域，大学或者法学院只能对法科教师提出最低要求，即学历、学位的要求（这是一种准入要求），而对其的教学风格、教学偏好、教学经验无法作进一步要求——此为最低层次法科教师要求。另一方面，法科教师虽然在理论上可以不作为、可以“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但其职业角色、职业理论将激发其发自内心地通过教学达到培养更优秀法科学生的理想；进而言之，法科教师可以根据其偏好、经验，其对所授课程的精深理解和体悟，通过更好的方式培养的优秀的法科学生、甚至一流的法律人，换而言之，法科教师在其教学范围内可以努力的限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