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事工团队的纠纷带来的结论偏见 有关事工团队的纠纷方面,基本上是指家庭教会来说的,因为三自教会由于有组织和体制章程的严格约束,难以在行动上分化为不同的事工团队,而家庭教会则不一样,基于她本身没有统一组织和共同宣言,因此很容易会因为教义不同或理念不同而形成不同的事工团队。 笔者之所以要谈及家庭教会不同的事工团队,理由如下,因为某些事工团队之间的隔阂和纠纷非常深,因此在对海外的接触中有可能存在彼此恶劣的诋毁和攻击,从而影响海内外基督徒对中国家庭教会某些群体的深深误解和偏见。 综观这些年的中国家庭教会,特别象河南、温州、安徽、东北等地,尽管事工仍然在有节奏地开展,尽管福音仍然在迅速地复兴,但是,其中的负面情况也时有显现,其中尤其典型的便是团队之间的隔阂和纠纷。有关这一方面,笔者用两个字来描述,一个是“分”,一个是“争”,一个是“拆”。“分”都有哪些“分”法呢?最早是家庭教会从三自教会里分出来,然后就有因为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教义持不同的意见而分的,接着就有灵恩不灵恩分的、举手不举手分的、听不听话分的。同时,还有因为代沟问题分的、性格差异分的、私人恩怨分的。除了“分”以外,都是怎么去“争”的呢?这就更细了,有在本地争位置的,有在外地争地盘的,有在同工内争权力的,有在信徒中争威望的。于此同时,还有在海外争事工资源的,在国际上争个人影响的。那么“拆”都是怎么去拆的呢,这就更让人心惊胆战了,笔者用五个词来描述:“拆台”、“拆散”、“拆毁”、“拆迁”、“拆建”。“拆台”指的是用或明或暗的手段在背后拆对方的事工平台,“拆散”是指用挑拨离间的手法来拆散另一团队的同工队伍,“拆毁”指的是用恶劣的手段捣毁了对方的事工,“拆迁”指的是破坏某一个团队在某一个地方的事工致使对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拆建”指的是某一团队在某一地方的事工以便让自己的团队在原地开展。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中国家庭教会的团队都有这样的情况,也并非只有家庭教会有,三自教会也一样;事实上也并非只是中国教会有这种情况,很多国家的教会都有不同程度的纷争现象。而且笔者也认为并非所有的分歧都不好,有些教会的确是基于坚持圣经原则和信仰立场的缘故。笔者之所以花篇幅来描述教会黑暗的一面,一方面是希望海外基督徒能更客观地来了解中国教会的情况,同时也希望所有海内外的主内肢体能为中国教会祷告,求主能他的宝血来洁净教会和保守教会。 纵览整个中国家庭教会事工团队之隔阂状况,大体来讲其纠纷的源头来自几个原因,其一是由教义分歧引起的,其二是由事工理念不同引起的,其三是由领袖个人恩怨引起的。 就以上引起事工团队纠纷的三个缘由,笔者重点分析一下有关教义方面的分歧。有关教义方面的分歧,比较典型的议题有“如何看得灵恩问题?(福音派与灵恩派的张力)”、“一次得救是否永远得救(加尔文主义与阿米念主义)”、“如何认识末世论?(千禧年问题、被提前后问题)”、“如何认识人论?(由倪柝声三元论引起的讨论)”。不过在这几个议题里,目前引起重大分歧甚至影响团队之间隔阂的要数前二项,即“如何看待灵恩问题”和“一次得救是否永远得救问题”。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因灵恩问题引起的争议。 a、灵恩问题引起的分歧 所谓灵恩问题其实在神学上所涉及的是圣灵论的问题,纵观近几十年中国家庭教会的圣灵观,如果可以给以笼统的划分,似乎呈现了两大信仰阵营,即反灵恩的圣灵观和灵恩派的圣灵观。对于这两大阵营就灵恩问题所出现的张力,余达心教授曾形象地指出:“在华人教会中,福音派与灵恩派之间虽庆幸没有剑拔弩张的对峙,却有一种隐然的猜疑与对抗,以至无形的疏离。两者在保持距离中彼此容忍,对福音大能及基督的奥秘各自表述,却鲜有直接深入的对话。两者既不视对方为异端,却看对方的信仰及其生命表达,有亏缺或危险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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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三自教会 就一般的海外基督徒来说,对三自教会通常的印象是这样的:其是受政府支持的官方教会,是可以公开的合法化教会。在政教关系上,尽管其在教会事工上可以公开活动,但在教会重大事务方面受制于宗教局的监控。还有,在针对家庭教会的态度上,她们时常或鼓动或配搭政府部门来压制家庭教会。对于如上的认识,笔者认为既有正确的部分,亦有偏颇的地方。因为,面对广阔的中国大陆,三自教会的类型也是千差万别的。针对政府宗教政策的态度,三自教会内部也不都是一种看法,有“唯命是从”的,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也有“针锋相对”的。笔者以下将就基督教两会内部的状况做一些有差异的分类,仅供参考: a 、从地域角度讲:上海派和南京派 基督教两会有上海派和南京派之说并不是大家公认的一种说法,而只是一些人所议论的一种现象。而且也并不是说一直有这样的状况,而是在某一时期有这样的情形。之所以有这样的议论,乃是源于两会机构的地域分布。众所周知,在两会里有如下几个重要的机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协会、南京协和神学院、爱德基金会等。这几个机构中的三自爱国会和基协设立在上海,而协和神学院和爱德基金会则设立在南京,因着机构分设两地于是两个城市的机构管理者便在事工推动上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关系,甚至一段时间里两地的牧者和机构人员曾有过互相不服气的情形。就这两个地域的机构性质来讲,上海的优势是“权力”,而南京的优势是“资源”。因为三自爱国会和基协是中国基督教最高权力执行部门,而南京协和神学院和爱德基金会一则是最高神学院校一则是最大的基金会。 b、从机构角度讲:三自派和基协派 自1980年代以来三自会和基协的矛盾就不断。按原来的设计,三自会负责教会的政务,基协负责教会的教务。即三自会负责教会落实政府的宗教政策,具体就是引导教会配搭宗教局的方针和计划,以使教会的运作能适应国家的发展;而基协则负责教会本身的事务,具体就是制定教会发展的方向,以及落实具体的事工计划。 不过,基于80年代中后期中国民主思想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以及基督教两会内反三自思潮的迅速兴起,三自爱国会和基督教协会的张力便逐渐凸显出来。当时一些基协的人认为三自爱国会的历史使命早已完成,中国教会最重要的任务已不是反帝爱国(50年代成立三自爱国会的目的便是反帝爱国),而是开展事工。尽管当时拥护三自和反对三自的群体都大有人在,但总的来说,势头逐渐趋向反对三自的方向,尤其是在基层牧者里,反三自的趋势更加明显。基于当时中国教会基层牧者日益普遍的反三自思潮,丁光训在1988年的上海会议上还做了以支持撤销三自爱国会为论调的《理顺我们的关系》之讲话。本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将三自爱国会撤销的打算。 但由于一些原因并未能够执行,并且事实上被赋予了更重要的角色,不过尽管三自爱国会没有被撤销,但从基督教两会的整体局势来看,内部的三自派和基协派仍然存在,原因很复杂,不仅仅在于基协派更关注教会的事工,事实上也跟权力的分配有关系。因为是两个权利平等并行的机构,因此有关谁领导谁、谁负责哪一块的问题就让两方异常敏感,事实上也越来越不清楚,这就为彼此的配搭形成了重大的张力。出于对基督教两会稳定运作的考虑,自2000年后两会便做出一种调和的措施:两个牌子、一套人马,用一句熟悉的话来概括就是“二人成为一体”。不过,成为一体后究竟是“同床异梦”,还是“其乐融融”,那就很难用一二句话说清楚了。总之,这两者的微妙关系一直就没有消除过。…
近日,美国最佳基督徒职场研究所(Best Christian Workplaces Institute, BCWI)公布2012年美国最佳的基督徒公司名单,在67家得到认证的机构当中,有22家机构获选。这22家机构中有6家是新上榜的,而其余的16家则是再接再厉入选的。 BCWI 的主席Al Lopus 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这些获选的机构在与员工互动方面竖立了很高的标准,而且成为了激励每一位员工的榜样。“他指出虽然经济危机同样对美国的基督徒机构、公司带来沉重压力,但这些机构的领袖们都认识到培养健康的组织文化对于实现组织异象非常重要。…
全球最大的基督教会在哪里?很多基督徒会脱口而出“韩国汝矣岛纯福音教会”。不过,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香柏领导力机构创办人赵晓博士则认为,全球最大的基督教会在中国。 赵晓博士日前在南加州华人全福会举办的专题讲座上,分享中国正经历十字架的变革,中国一些局部地区已被福音转化,教会极度的复兴,有的地级市基督徒人口达半成。他表示,全球最大的基督教会的头衔早已易主中国。 由赵镛基牧师创立的韩国汝矣岛纯福音教会有80万会众,坐拥全球基督教会头把交椅。但赵晓博士经过认真的调查发现,世界最大的教会其实在中国。 赵晓博士透露那所教会在中国拥有10万间堂会,平均每所分堂的信徒人数逾50人,会众总和超过500万人,远远大过纯福音教会。不仅如此,那所中国教会注重差传,已向海外派遣100多名宣教士。 虽然中国基督徒数量增长显著,但缺质量、少能量,而且在很多福音事工上还需不断改进。为此,赵晓博士鼓励中国教会应该多向邻国南韩的基督教会学习。 赵晓博士实地走访韩国多所著名的基督教会,被韩国教会火热的祷告劲头、献身宣教的热情深深触动。他说,很多韩国教会凌晨4、5点钟就开晨祷会,有一次他早上5点出席祷告会,竟发现教堂早已人满为患,很难找到空位。 赵晓博士还说很多韩国教会在创立第一年就开始海外宣教的工作。韩国教会就是用海外宣教来刺激本土教会的成长。最著名的例子是韩国大地教会,大地教会的异象是成为宣教的教会,其使命是每3个家庭至少有一个家庭去海外宣教,未来目标差派二千名宣教士。 最后,赵晓博士强调经历十字架变革的中国将更有利于国泰民安、构建和谐社会,亦为神的国度带领丰丰富富的祝福。
发布时间:2011-12-17 08:01 作者:朱维群 字号: 近年来,随着社会上信仰宗教的人增多和对宗教认识的日益多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共产党员参与宗教活动、与宗教界人士建立密切私人关系的现象逐渐增多,有的党员实际上成为宗教信徒。与此同时,社会上乃至党内出现一种声音,认为应该“开禁”,允许党员信教,还罗列出党员可以信教的种种理由以及党员信教的诸多“好处”,甚至指责不允许党员信教与宪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相违背。事实上,我们党关于党员不能信仰宗教的原则立场是一贯的,从未有过丝毫动摇。这一原则是党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决定的。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应保持清醒认识,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毫不动摇坚持这一原则。 一、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而宗教的世界观无一例外属于唯心主义范畴。在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分野是根本性的,无论对个人还是政党而言都无法调和与兼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一开始就在共产主义与宗教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不仅指出宗教赖以产生的物质的、现实社会的根源,而且指出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解放,必须从宗教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运用于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实践,指出,“我们的党纲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的而且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的。因此,要说明我们的党纲,就必须同时说明产生宗教迷雾的真正的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我们的宣传也必须包括对无神论的宣传……”同时列宁强调,要慎重对待宗教问题,在革命实践中争取、团结和教育信教群众。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的全部理论、思想和行动都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才谈得上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由此,也就决定了党员不能赞同唯心主义、不能信仰宗教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项基本的思想和组织原则,而这一原则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为我们党所强调,并明确写在党的重要文件中。 这里仅按不同历史时期列举几条。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1982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指出:“我们党宣布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当然不是说共产党员可以自由信奉宗教。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对我国公民来说的,并不适用于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不同于一般公民,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员,毫无疑问地应当是无神论者,而不应当是有神论者。我们党曾经多次作出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长期坚持不改的要劝其退党。这个规定是完全正确的,就全党来说,今后仍然应当坚决贯彻执行。”1990年,江泽民同志在与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指出:“宗教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党员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必须要向人民群众宣传无神论、宣传科学的世界观。”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指出:“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要教育党员、干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防止宗教的侵蚀。对笃信宗教丧失党员条件、利用职权助长宗教狂热的要严肃处理。”…
——杭州基督教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对策 张忠成 杭州地区(指十三个区、县(市))有基督教信徒约30万人,在最近几年中人数增加及发展仍旧十分迅速,每年基督教信徒人数都是呈上升的趋势,而且基督教内部信徒的结构也在发生转变,诸如信徒的年龄越来越年轻,文化程度在往中高档的方向发展,又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外地流动人口的不断涌入城市,基督教的信徒中外地人口比例也趋向于急剧的上升之中。不仅从人数上来看是增加了,而且杭州基督教的整体素质也在提高,信徒当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拥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参与社会各项公益事业的理念增强,并且也实际地参与到各项社会关怀等行列之中。为此新的问题也在发展中产生,就如基督教活动场所不敷使用所带来的矛盾,合理布局基督教活动场所的问题也需要进行思考;基督教内部的管理问题,继续提高基督教信徒的素质和基督教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处理不同教派之间的关系和怎样对待私设聚会点等问题都有待探讨。本文就是针对杭州八个城区的基督教展开调查研究和分析,希望能够藉此看到杭州基督教的整体发展现状、今后的发展趋势以及在面对基督教工作中该有的对策。 关键词:社会学研究 杭州基督教 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 根据近几年杭州基督教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到杭州基督教的增长是比较快的,无论在信徒人数上的增加,还是在教堂等基督教活动场所的建造和修缮方面均可以见证这一事实。从本世纪起杭州市老城区基督教每一年受洗的人数就有明显的递增现象,本世纪的九年中杭州老城区受洗加入基督教的人数就达9716人。从2004年开始每年都有一千多人受洗加入到基督教的队伍之中,根据杭州市基督教两会的统计,最近六年的杭州老市区基督教受洗统计人数是:2004年1050人,2005年1052人,2006年1193人,2007年1200人,2008年1570人,2009年1633人。(参见表1)也就是说从2004年起每一年建造一座象鼓楼堂一样的教堂才能容纳新增加的基督教信徒。杭州基督教在硬件建设上也有很明显的进展,2000年城北堂新堂落成并于2002年1月开始在新堂举行基督教礼拜,鼓楼堂于2004年10月份移地重建工程竣工并开始礼拜,崇一堂于2005年5月5日举行了新堂落成典礼并正式开始礼拜、天水堂于2009年3月动工翻修至2009年9月底竣工并举行了修缮工程落成典礼;杭州市基督教敬老院二期工程征地近12亩,于2009年3月底破土动工,将建造3980平方米的老人高档公寓,可以容纳310个床位,预计投资1700余万元。这一些工作的开展既说明了我国宗教政策的充分落实和杭州市各级政府、包括杭州市委统战部和杭州市民宗局等各级部门对基督教工作的重视和实际的指导果效明显;同时也与杭州基督教内部充满了活力,从基督教本身的发展和适应整个社会的需要做了大量的工作分不开的。 表1 杭州基督教(老城区)2000-2009年受洗人数统计情况…
作者按:本文第一部分由 贾艳红 老师撰寫,第二和第三部分由赵宗来撰寫。最後以濟南大學統戰部名義上交給山東省統戰部。文章如下: 200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邀请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到中南海座谈, 指出要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和新特点,坚定不移地贯彻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切实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各种渗透,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也特别强调:“越是在扩大开放的形势下,越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不动摇,越要做好抵御渗透的工作”。 利用宗教对我进行渗透是指境外团体、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从事各种违反我国宪法、法规和政策的活动和宣传,与我争夺信教群众,争夺思想阵地,企图“西化”、“分化”中国。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打着宗教旗号企图颠覆我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我国统一、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一种是企图控制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干涉我国宗教事务,在我国境内建立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发展教徒。这两种情况有时也相互交叉。境外利用宗教的渗透活动渠道越来越多,手段层出不穷,花样翻新,涉及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已经对我国一些地方的社会政治稳定造成不良影响。这些渗透活动的目的是企图搞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目前境外宗教在中国渗透比较明显的主要是基督教.笔者曾就相关问题进行过调研.下面就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及抵御渗透应采取的措施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及现状 635年(唐太宗贞观九年),基督教开始传入中国,但当时传入中国的是当年一度被认为是异端的聂斯托利派(中国称景教,现称“基督宗教马龙派”),后来在845年(唐朝会昌五年)被禁止传播。元朝时基督教(景教和罗马公教)又再次传入中国,称为“也利可温”(蒙古语“有福缘的人”),元朝灭亡后又中断了。…
【明報專訊】北京5名基督教地下教會志願者昨日準備動身往南非,參加本月17日開幕的第三屆洛桑世界福音大會,但在北京機場遭邊防人員阻止未能出境,其中4人的護照被沒收。洛桑大會邀請了200名中國地下教會人士參加,全部參與者均被當局約談,最少1人被拘留。 200人獲邀 全部遭約談 北京地下教會志願者劉官說,他和4名同伴昨日下午3時許到機場,已辦好登機手續,但在過關時,「邊檢人員在護照中發現簽證上有洛桑世界福音大會的信息,就不讓我們出境,然後就來了5、6個北京市國保(公安部國內安全保衛局成員),還有宗教局的人,後來還有一些各區、街道的人員,讓我們把行李取出來」。他在晚上6時許被送回家中。 「基督教能提升社會公正」 劉官說,警察態度良好,雙方並無衝突,在場最少4人的護照被收走,「他們說,最少要扣到25日才還給我們」。劉官認為,當局不能再把基督教當成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而應看到它能提升社會公正的積極作用,他希望能與當局加強溝通。 官方教會欲赴南非未果 此次洛桑世界福音大會於17至25日在南非舉行,邀請200名中國地下教會人士參加,包括神職人員和事工等。中國官方的基督教三自愛國會曾與大會聯絡,希望參與,大會要求參加者簽署《洛桑信約》(The Lausanne…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加快发展和转型,社会成员的信仰问题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显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精神和信仰上的需要是一种客观社会存在。正因为是客观需要,事实上,宗教在中国的发展相当快速。在当代世界,中国可以说是宗教力量发展得最快的一个地区。对很多西方宗教来说,具有庞大世俗人口的中国是宗教发展的最后一块乐土。与中国不同,西方世界的很多国家,宗教文明的世俗化一直在进行,信教人数尤其是虔诚信教者在减少。西方尽管有完全的传教自由,但因为世俗化趋势,传教显得相当困难。在欧洲,人们不难发找到往日的教堂演变成为酒吧等娱乐场所的案例。 除了西方传入的宗教,中国社会本身所有的宗教的发展也相当迅速,例如佛教。也不容忽视的是,各种各样的邪教也在层出不穷,尤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邪教的出现当然不是当代的事情。邪教在中国有长久的历史。不管政府对邪教采取怎样的举措,各种邪教还是会产生。这和西方社会没有多少的差别。但在中国,因为正教的发展受到控制,这为邪教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具备与宗教对话的经验 中国有关当局对这些发展应当说是有清醒认识的。但在行动方面,除了一些相当无效的控制手段之外,从宗教发展角度来说,是采取回避问题的态度的。很显然,回避终究不是长远之计。不当的压制和控制反而会导致激进化,增加政府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社会的发展要求适时和有效的宗教政策。例如采取有效的开放和鼓励发展宗教政策,才能控制和减少邪教的空间。 有人说,中国的执政党已经应付了一个重要的挑战,即民营企业的发展和民营企业家的入党,下一个需要应付的问题就是宗教了。这种说法具有相当的道理。这里有两层的含义。一是执政党必须直面宗教问题,因为宗教是客观存在的。二是执政党有能力应付和解决宗教和与宗教相关的问题。中国文明和各种不同的内生的、外来的宗教互动了数千年,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对解决宗教问题的信心应当是有的。 但信心不等于现实。在信心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在不同时代,因为不同的内外背景,当政者在应付和处理宗教问题必须有适合于这个时代的新的方法。那么,在当代的中国,应付和处理宗教问题会面临怎么样的挑战。挑战众多,并且是深层次的。在笔者看来,有三个重大的挑战尤其显然。 第一是中国世俗文明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很多人简单地把中国宗教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看成是官方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看法并不十分确切。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看法有待探讨,但在中国的文明环境中,世俗性和宗教之间的紧张在历史上一直是存在的。中华文明尽管不排斥宗教,但文明本身是世俗的。与世界上其它文明相比较,世俗性是中华文明的最大的特点。在世俗性的前提下,中华文明体现出理性、开放、包容性和和平性等特点。大多宗教文明是排他性的。排他性经常导致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西方历史上,不同宗教之间出现过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而在中国则没有这样。中华文明没有拒绝宗教,而是在理性的态度下,包容了各种宗教,逐渐使得宗教成为自己世俗文明的一部分。 世俗化与宗教的紧张关系 因此,在今天的条件下,如果宗教发展不可避免,那么世俗文明的宗教化是必须避免的,否则就会导致大灾难。不管怎么说,世俗化是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大趋势。当然,激进的世俗化也导致了宗教的激进的反弹,但这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来证明世俗文明宗教化的合理性。实际上,西方世界花费了数个世纪进行宗教文明世俗化。这个过程到现在还在进行。从世俗文明的角度来说,中国面临的挑战一是如何维持文明的世俗化,就是说,不被宗教化;二是如何采取开放理性的态度来包容宗教发展。…
2010-10-11 http://www.shwchurch1.com/images/email.jpg http://www.shwchurch1.com/images/print.gif http://www.shwchurch1.com/images/gywm.jpg 目前中国教会的洛桑参会者面临众多压力及拦阻,但我们相信,这次洛桑会议的参加有神自己的带领和美意,它会促使中国教会的合一与成长,神也透过这种方式使我们中国教会真正“兴起,发光!”,成为这个世代的“盐和光”,来祝福中国社会。因此,我们守望教会: 为着我们教会12位弟兄姊妹(8位正式代表,4位志愿者)能够被邀参加洛桑会议献上感恩,坚定支持他们的参会,并恳求神带领他们的行程平安顺利! 为着所有中国的参会者能够“坚定、公开、整体”地去参加洛桑会议献上祷告,也为着一切辖制教会的属灵拦阻能被除去献上祷告! 为着因参加洛桑会议而被限制甚至关押的弟兄姊妹(特别为内蒙包头的刘劲涛弟兄,10月9日遭行政拘留15天)献上恳切祷告,求神使他们不但在圣灵里心灵自由,身体也得以自由,并且靠着主的灵见证主的生命及真理!也为他们所属的教会和同工团队来祷告,使他们在主里坚定合一! 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