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协和的时期，肃反与反右 建国初期的思想混乱 我们那个时候，思想特别混乱。那时，关于有神无神的争论，无神论思想越来越占上风，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打了几个胜仗后。另外，我们国家一解放，就没有妓院，三年以后，到1952年就全国都没有性病。这在解放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其他的国家也不可能想象。别的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也是我父亲特别佩服新社会的一个原因，他认为这是我们基督教当时做不到的。在这些公义的事情面前，我们不得不看见这是神借人的手来解放这些可怜的妓女，并且让她们都能成家，都有职业，社会上一点也不歧视她们。那些好多妓院的老鸨，她们协迫那些迫害妓女的事，真是惨不忍睹。但是一解放，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一扫而光，这是我们基督徒受到思想上冲击相当大的地方。这也是很多神的仆人，思想上经历的一个大的冲击波。 1952年的时候，所有的外国人都要离开中国，所有的外国的老师、教授都要离开中国，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学校不让我们再上外语系里的小礼拜堂聚会，以前我们福音聚会自己在那里聚会。系里勒令我们去宗教学院，我们不愿去，我说我宁可在院子里，我们也不愿意去。 宗教学院的同学来找我们，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发现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磐石上的，而吴耀宗的思想，丁光训的思想，是建立在沙土上的。”一个思想改造，二百多个团契的大团契完全解散（全校团契数目很多，那时几个情投意合的同学就可以组成一个团契，有的有信仰大多都无信仰），整个燕京就只有一个团契福音聚会了，照常早祷，晚祷，照常吃饭谢饭，照常每个人到图书馆的时候，先看半个钟头的《圣经》。同学们若问我们，我们说我们要看《圣经》，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这上面都是神的话，让我们认识神，我们就这样做见证。很多同学，都知道我们都习惯了，都不理我们。 宗教学院的同学临走之前跟我们说，我们的这个信仰，是建立在沙土上的，一个思想运动，我们所有的大团契都光了，大团契的主席是谁呢，就是丁光训。燕京神学院的那个院长，张士充，我在的时候，是那个教授的助教，现在成了燕京神学院的院长。感谢主啊，我跟弟兄姊妹讲，以后他们思想就完全转过来，完全转向，不要再相信新神学信仰，并且一下就冲到什么呢，耶稣家庭是共产主义，他们就觉得，耶稣家庭的见证是基督教的见证，足可和人的共产主义相篦美。 后来他们就和我们一起聚会，他们也参加我们的早祷，晚祷，因为他们人数比较少，他们全系，整个神学院不到二十个人。 面对新派作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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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 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 ——《诗篇》71篇17至18节 杨安溪 著 （本见证除了开头部分参考杨安溪老弟兄过去的谈话《使地震动的祷告》外，大部分据杨安溪老弟兄的一个交通聚会录音整理，录音时间为2004。录音经数位弟兄姊妹帮助打成文字稿，并于2008年4月26日整理出初稿。杨老弟兄在香山养病期间阅读并校订此稿，并且由一位小姊妹修订到电脑上。此稿由校订后不久，杨老弟兄即病重，今日闻他已于天津归回天家。特发表此稿作为纪念。——整理者于2009年1月19日） 祷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把我们生在这么一个伟大的时代。主啊，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受这样的熬炼，虽然我们肉身、精神，各方面受了很大的摧残，但因着你的保守，我来见证你的荣耀，你的能力和你的丰富。主啊，求你让你的孩子的见证，能使这里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得到他们所应当得的祝福，主啊，唯有你能祝福你的教会，也唯有你知道各位弟兄姊妹的需要，也唯有你自己在这里，为你自己做见证。主啊，你的孩子一切都是如此的可怜，如此的不配，如此的失败，如此的软弱，但你却是刚强的，你永远都是不失信的，从今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你的爱永远不改变，你的信实永远不改变，你赐给我们的能力永远不改变，求你荣耀你自己的名，怜悯我们，祝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门。” 第一章 幼年与神密友之情、燕京大学…
在陡峭地坎间曲折进退，鸟翅般摆动双臂，总比狗一般乱钻大麻丛的滋味好。10来分钟后，我们终于抵达传教士墓园，被无边无际的玉米林所包围，且本身就是玉米地。我跳下地坎，细细观摩每块石头，圆拱形、方形、菱形、三角形。石缝间杂草嚣张，我拔掉一些，辨认出半组黑黝黝的英文；挪几步，又是半组；再挪几步，一新鲜血色的十字架迎着斜阳闪烁。 墓墙的基础依稀可辨。四四方方两块，约两个半亩地，中间隔着一土坎。西北角有一缺口，估计是进出墓园的门。可如今谁能晓得，这儿曾经埋葬过多少西方人，多少中国人。据史料记载，这块墓园是英国牧师乔治 #8226;克拉克（George Clarke，中文名叫花果香）买下的，他是1865年在伦敦创立的中国内地会成员，于1881年携瑞士籍妻子芬尼 #8226;克拉克（Fanny Clarke），从缅甸八莫转道，风尘仆仆地来到大理古城定居、学汉语、传福音。 他们为史上最早抵达此地的西方传教士。起初，他们自己印了许多小册子，在十字路口散发，对小孩，则配发糖果。可稍后才晓得，白族的文盲太多。于是他们刻苦钻研汉语，然后教中国人识中国字，用中国话唱《赞美诗》。他们还借鉴白族拜本主、跳大神的形式，也穿戴类似民族服装，走街串巷，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念叨顺口溜，宣讲福音，有时候还进白族村子，与民间艺人交流，你弹三弦，我拉手风琴，在洱海月光下跳地中海的舞蹈。 他们在大理住了两年，才发展七八个信徒；办寄宿学校，也只招来3个学生。他们非常累、非常水土不服。但他们还是在古城生下一婴儿，取名为撒母耳 #8226;大理…
五，书籍和媒体简介 第680篇 戴绍曾克绍箕裘 最近读了《举目》期刊上的一篇文章，是张陈一萍写的，题目是《从内地到高山》，副题是,《戴绍曾牧师克绍箕裘》。戴绍曾牧师2009，3，20去世，这是一篇记念他的文章。 ‘克绍箕裘’这个成语,译为白话文是‘能够继承簸箕和皮裘’，比喻‘能继承父祖的事业’。其出处在《礼记·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译为白话文的意思是‘善于冶炼锻造之家的孩子必定能学习做裘衣皮遥朴谧龉业暮⒆颖囟茏鲷せ！罢唠 戴绍曾牧师（Rev.Dr.James Hudsen Taylor 1929,8,12-2009,3,20)是戴德生（1832－1905）的曾孙。戴绍曾的英文名字和父亲戴永冕（1894－1978），曾祖父戴德生的完全一样，在汉语里很好区分，在英语里，只能用罗马数字的3，2，1作后缀来区分。…
——思考尺度决定行走的远近 作者：刘苏里 来源：南方周末 来源日期：2009-10-1 1.题解 “近期”，主要限定在2009年开年至今。“历史政治类”，主要限定在中共党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总结。“若干”，这类出版物，年年一堆，月月新品，无法求全，选择若干，有没有代表性，不是笔者关注的重点。“阅读札记”，一种文体而已，说不下去可立马打住，不给自己找麻烦。 “思考尺度”，这里是特指。指一个民族有能力有机会从事思考的群体，他们的思考能力——宽度、深度、强度、向度、精细度、品质的总和。一个人如果有强大的躯体，但思考的品质很低，他永远只能是精神的矮子。思考方向几乎是思考尺度最重要的指标，方向如果出了问题，再深、再宽、再强、再精细，都将是一场空。“行走”，是个比喻。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能力，因而也是其可能对人类文明贡献大小的计量器。我想强调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行走”，不仅取决于它的物质财富总和、军事力量大小、科技水准优劣，乃至教育水平的高低，关键还在于它运用政治道德的能力和支撑政治道德原则的精神质量。“远近”，也是比喻，可以作大小、强弱、多寡等理解。 言归正传。 2.还原历史之难…
目录 第一章 轶事 第二章 回 想 第三章 爱 第四章…
圣真网 倪柝声思想研究之文献回顾与评析 周复初 李俊辉 摘要 中国教会的过去与未来，都深受倪柝声思想广大而长远的影响。相关研究可谓数量多、面向广，但缺少综合性整理与评论。本文旨在藉文献回顾与评析建立一研究地图（Research Map），将相关文献依主题作系统性的整理（详见附录）。先就着这些主题中较受重视且广为讨论的四方面加以回顾与评析：一、倪柝声的影响与贡献；二、倪柝声的神学思想；三、倪柝声的人观；四、倪柝声的教会观。研究与写作方式是，依照作者或著作一一回顾。少数针对个人的评析，于回顾时作适时的评论；大部分是综合性的评论，于每一个主题后段，以问题讨论的方式加以评析。评析内容以倪氏的发表为主轴，以其他学者或笔者观点为辅。倪柝声的人观加上教会观，带给已过半世纪受苦并受限制的中国教会莫大的助益。使信徒在艰困环境中，有切实可经历的灵程指引；使教会有一套完整可实行的教会论，并产生了百倍的繁增。 关键字： 倪柝声思想、文献回顾、研究地图、人观、教会观…
福音联盟 2020-12-26 一开始，什么都很顺利。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耶稣运动”（Jesus Movement）在经历了60年代末充斥全国的暗杀、抗议、性和毒品之后，带来了全美的属灵复兴。 1976年10月，《今日基督教》 报道 说：“福音派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北美宗教界的老大。”盖洛普调查集团和《新闻周刊》都把这一年称为“福音派之年”（“The Year…
福音联盟 1721年，一种可怕的病毒侵袭了波士顿。天花病毒（variola virus；更常见的名字是smallpox）在当时并不是新事物：对此最早的文字记载来自四世纪的中国。天花的死亡率大约是30%（相较而言，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新冠病毒的死亡率是2.7%）。 天花是一头猛兽。 制伏天花的努力始于两位清教徒牧师，他们开始考察神是否在自然界提供了天花的解决方法。因着那场疫情的爆发，有些清教徒开始试验疫苗接种，这样的试验引起了强烈的反对。 清教徒牧师与引痘 清教徒传道人例如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 1663–1728）与本杰明·柯尔曼（Benjamin…
本文于2020年9月4日完成，今天做了少许修改。文章作为温州教会史研究的一个小话题，对被普遍认为的“中国的耶路撒冷”之称的历史做简要追溯，但其实温州教会许多牧者与信徒并不完全接受这个称呼，甚至有人根据现状反思温州教会更像是现代的”老底嘉“。因此，本文只是对这一名词的历史追溯，并非一种立场的表达。 “温州教会是‘中国的耶路撒冷’”源流考 身为温州人，走到哪里，只要介绍自己是温州人，回应自然是“东方的犹太人”。若再说自己是基督徒，那自然会联系到“温州教会是‘中国的耶路撒冷’”。不管温州人是否接受，似乎成了一种惯例，且被许多人认同 。且近年来，学界出版的两本著作都是以“中国的耶路撒冷”命名，分别是曹南来的《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基督教与城市现代性变迁》 和舍禾的《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基督教历史》 ，更是巩固了这个概念。 那要问“为什么温州教会是‘中国的耶路撒冷’？”“是谁给温州教会有如此的定义？”“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什么时候？”大概极少人能够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答案。带着问题，笔者访问十数位可能知道此源流的牧者、学者，翻查无数史料，却未能找到一个确切地答案，只好根据可能的线索去顺藤摸瓜，希望给予一个较为清晰地考察。 何人？何时？ 在笔者的印象中，较早提到“中国的耶路撒冷”的，就是现任温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的欧阳后增于1996年在《天风》发表的文章〈温州教会一瞥〉，其中提到：“由于教会密集，信徒人数众多，故温州教会又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