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published in “教会历史”

盐光沙龙 第十七期 三自教会的现状与走向——对 M 市基督教三自教会的调研报告 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马可福音： 12 ：…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9-09-29 08:04:33 　　中评社北京9月29日电／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正在率先走出危机阴霾。但与此同时，一种忧虑也正在蔓延，因为人们看到，政府四万亿投资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令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政策和资源支持，而民营企业，尽管未被遗忘，却也难以获得更多的支持。 　　经济危机使得“国进民退”已成趋势。对此，著名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在接受东方早报理财一周报专访时表示：“国进民退”和我们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背道而驰，需要尽快地停止这一趋势。文章如下。 　　宏观调控与“国进民退” 　　问：您怎样看待宏观调控与“国进民退”之间的关系？ 　　许小年：宏观调控增强了“国进民退”的势头，主要原因在于，拉动内需几乎全靠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来实现，很自然的，政策和资源就会向政府项目倾斜。 　　今年前几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多，但是以政府为主的基础设施投资，即我们常说的“铁（路）公（路）机（场）”，增长速度达到60%多，远高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而在一些民营企业较多的领域，如制造行业，投资增长速度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房地产投资，显着低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由此可见，拉动内需的宏观政策所调动起来的资源，相当大的部分进入了国有部门。这是第一个原因。…

使万民得福 —— 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宣教 应明 按照中国的民族划分体系，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境内55个少数民族的总人口为10449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41％。其中人口在100万以上的民族有18个，人口在100万以下10万以上的民族有17个，人口在10万以下1万以上的民族有13个，人口在1万以下的民族有7个 。尽管这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比较而言是不折不扣的“少数”，但是其绝对数字却是绝对不容忽略的，并且其中相当多的族群仍然属于“未得之民”。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教会来说，基督福音所关注的“万民”，乃是不以其人口数量来决定是否“值得”付出宣教努力的，何况，基督的心肠乃是不愿有一人沉沦，而愿“人人”悔改得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欣喜地看到海内外教会（不仅仅是华人教会）近年来对少数民族事工的关注日渐增长。一些海外教会直接派遣宣教士或支持中国传道人到少数民族中宣教，而一些国内的教会也开始有意识地针对少数民族展开宣教事工。这些努力和实践无疑都是值得称道和感恩的，但是我们也意识到，如果我们希望能更快，并且是更好的在少数族群中传福音、建教会，我们还有必要从历史中有所学习，不重复曾经的错误，承继前人卓有成效的策略，效法先辈为福音摆上的心志，因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事实上，近年来广为讨论的“归回耶路撒冷”运动的异象就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1940年代向西北边疆宣教的“遍传福音团”和“西北灵工团”。 历史上的边疆布道 在整个中国教会方面，除了内地会等西方差会和宣教士一直致力于福音传遍中国，包括边疆地区的努力之外，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一些中国本土的教会和传道人也开始参与到这个宣教运动中来，其中边疆布道事工在四十年代还成为其中一个热点。…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转型发展方式 (新闻稿) 2009年9月25日，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与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主办，《领导者》杂志社特别支持的“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与改革——董辅礽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研讨会于北京胜利召开。 　　来自国内100多位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上，与会代表对我国在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与改革等问题进行了热烈、深入地探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与会专家认为，尽管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不确定因素还很多，但是，挑战与机会并存，我们要及早为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发展与改革进行谋划，推动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一方面，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更多挑战。国际上，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形势尤其美国的经济结构有可能发生大的变化，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萎缩对出口增长形成了明显的压力。资源瓶颈和低碳经济发展对我国工业化进程形成双重约束。国内的老龄化、发展转型和深化改革等问题的压力日益紧迫。 　　另一方面，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和国际分工格局的重大变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给我们提供了后发先至、迎头赶上的机会，应当认真研究、积极应对。国内的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启动内需的发展空间很大，人力资源总量优势突出，外汇储备充足，资金相对充裕，发展转型和深化改革的潜力明显。 　　与会专家认为，传统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型。一是应将出口主导型模式转化为内需与外需并重模式，二是将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转化为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模式，三是将高消耗、高污染发展模式转化为资源、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将低碳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四是将工业化为主的模式转化为工业化与信息化互相促进的发展模式，五是加快自主创新、加快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全面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 　　与会专家认为，应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上，进一步深化改革。与会专家指出，认真总结中国式渐进改革的经验和不足，应当完善包括土地、能源、资本等在内的全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尽快建立环境产权制度，推进新一轮价格改革。应当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快符合国情的金融创新。应当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改进分配体制，增加公共服务支出，促进消费的扩大。积极探索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和手段，充分发挥政府的特别重要作用和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改进完善投融资机制，进一步推进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的改革。

作者：周瑞金 发布时间：2009-9-29 经济实力的巨大增长，与贫富分化、贪腐蔓延、社会不公的发展，这些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相关，现在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到了需要认真对待、切实解决的关口了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60年前的开国大典，我还是一个10岁的小学生，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迎来家乡的解放。共和国成立10周年时，我已是读新闻系的大学生了，经历过大跃进年代的激荡，体验过困难时期挨饿的情景。共和国成立20周年，我当了7年新闻记者，经受了“文化大革命”风雨的煎熬，目睹了共和国精英被摧残。共和国成立30周年，迎来改革开放春风荡漾，我为改革开放鼓与呼，充满希望。共和国成立40周年，我已主持上海《解放日报》工作，经受了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又面对着改革开放被诘难。共和国成立50周年，我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身份登上天安门观礼台，看到三代领导人大幅画像通过广场和盛大阅兵式，感慨万千…… 　　今年迎来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我已到古稀之年。30年艰难探索，30年改革开放，我国终于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经济实力的巨大增长，与贫富分化、贪腐蔓延、社会不公的发展，这些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相关，现在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到了需要认真对待、切实解决的关口了。 　　意外事件打乱政治改革部署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按照中国国情，以政治协商会议和《共同纲领》为构架，以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目标，建立了以中共为核心的多党合作政治体制，民主党派许多重要人物进入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层。 　　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以后，虽然政治协商会议还在，但多党合作情势发生了较大变化。经过反右派斗争，不少民主党派人士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自此形成，民主党派成为在共产党领导和管理下的政治协商性的团体。…

消失的大学 　　教会大学在中国前后遭遇了两次劫难。首难非抗日战争莫属。 　　日本的侵略对教会大学造成了严重冲击，战乱使得学生大量减少。开始时还能因为有欧美背景，搬迁入租界内寻求保护，但很快连这种生存也不得了，学校进入所谓“流亡时期”。 　　这些教会学校大多跟着中国军民大撤退，迁往云南、四川、贵州等大后方，在漫长的岁月中与中国人一起承受了战时的困苦与艰险。 　　例如1937年底南京失陷后，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仓促撤离。大部分师生长途跋涉来到成都，避难于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内。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都搬到租界内继续开办，东吴大学与之江大学也分别迁到上海租界，这几所学校联合成立了基督教联合大学。 　　但是，缝隙里生存很快被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参战而打破，这些大学不得不又开始动荡的大迁移。后来仅有圣约翰大学有后台撑腰，才得以不受太多干扰。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因为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在抗战中被投入集中营3年多时间。战后他被放出来立即着手复校事宜。这位勤劳的校长主持开学典礼后，又立即飞往美国给学校筹款。 　　这次劫难随着抗战胜利结束而结束，其他教会学校像燕京一样纷纷复校，并迎来了大发展的几年。 　　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些教会大学又遇到了致命打击。…

作者：周为筠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22期 本站发布时间：2009-9-27 0:55:20 阅 images/article_img_3.gif 　　燕京大学90周年纪念活动前不久在北大校园隆重举行，近千名燕大校友欢聚一堂共叙旧情，缅怀这所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学。过去的莘莘学子如今已成垂垂老者，最年轻的也已古暮稀年，可能这是他们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聚会了。 　　这些老人的到来使得宁静的“燕园”忽然热闹起来，很多年轻的学生感到好奇而新鲜，因为从来只知道北大而不知燕京，没想到“燕园”里还隐藏着这么一段历史。 　　不过，老人们再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大学，只有在未名湖畔铭刻“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的石碑上，才能找到熟悉的“燕京大学”四个字。…

吕沛渊 　 　　 罗马皇帝提尔多修二世，於主後431年的五旬节，在以弗所召开《第三次大公会议》，目的是要解决“聂斯多留派之争”。由於康士坦丁堡主教聂氏对於主基督神人二性的看法，几乎到了“神人两位格”的地步，招致亚历山大主教屈利罗的严厉反对。屈氏获得罗马主教克力斯丁的支持，然而聂氏有安提阿主教约翰的撑腰。皇帝看到东方教会陷於分裂之际，盼望藉著“以弗所会议”能平息争端。 以弗所会议 在会议召开之前，聂氏在康堡与小亚细亚已经失去民心，以弗所当地的主教麦美农（Memnon）支持屈利罗，反对聂斯多留。聂氏由皇帝派兵护送赴会；然而，安提阿主教约翰与叙利亚主教们，因路途遥远，未能如期赶到。屈氏不愿等候他们，也不顾皇帝代表的抗议，於6月22日召开会议，共有160位主教出席。聂氏经三次传唤，仍然拒绝开会，理由是要等到全部与会主教到齐。 屈氏由麦氏协助，在聂氏缺席情况下，定罪开除聂氏。聂氏於次日得知结果，不服判决，上书皇帝。四天之後，约翰与叙利亚主教们（共42位）来到会场，在皇帝代表与卫队保护下，立刻召集对抗的会议，开革屈氏与麦氏，定罪同意屈氏立场之人。接下来，两边人士互相定罪咒诅，使得“以弗所会议”成为混乱失控的局面。 最後，罗马主教的代表团於7月10日抵达，他们视自己为裁判，不参与辩论。屈氏再度召开会议，正式定罪聂斯多留派与伯拉纠派为异端。由於两批主教对立，双方都上书皇帝陈情。皇帝原先支持聂氏，後来发现大多数主教与民心反对聂氏，面临两难。最後，皇帝下诏，依照两边会议的表决，将聂氏、屈氏、麦氏三人监禁。 皇帝派遣其行政官，赴以弗所宣判其谕令，并调停两边促成和好。他召唤双方各派代表八人，到皇帝行宫迦克墩面谈。屈氏与麦氏继续被扣留在以弗所狱中，而聂氏自愿退隐，归回安提阿的修道院中。皇帝同意聂氏退隐，康堡主教空缺，由双方都能接受的麦克西免（Maximian）继任。皇帝看到经过多次努力，双方仍然无法和好，就於10月宣布“以弗所会议”结束，屈氏与麦氏得到释放，主教们各自打道回府。…

　　 　　 伯拉纠 Pelagius (360 — 420) 　　　 英国神学家，为一基督教修道士兼神学家，居于罗马、迦太基及巴勒斯坦等处。极力反对奥古斯丁派人类完全堕落之教义。提倡一种异端的自由意志教义，否认原罪；且谓上帝恩典非人所不配得的恩赐，亦非得救所必须。他常说：『如果我应该做，我就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