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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道里书院论坛 基督教旨大要 一、缘起 吾困于人生问题，求索于基督宗教多年，不得其旨。2010年师从孟晓路先生，做《佛学与西学》研究，深究基督教义，明基督教属密教法门之普被群机形式，与净土宗类。近日，参金刚经之普贤精神，有契，作此文。二、宗旨基督教之宗旨，要在一信字。信为道源功德母。基督教正是圣人依信设教，以开发内心功德之法门。如何依信开发诸功德呢？要有二门，一曰因果，一曰爱。因果者，知世间上有天堂，下有地狱；知有形身心之内还有无形之灵魂；知身心之衣，灵魂是我；知世间如寄，天堂是我家。知行善升天，造恶下狱。深明此理者，看破红尘，一心向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爱者，爱上帝，爱邻人。爱为一切功德之本。上帝即爱。此爱，人人本具。爱上帝者，依上帝开发自心本具之大爱也。耶稣者，上帝大爱之身教者也。所谓爱上帝，即以耶稣为师，得上帝之灵贯入其心而开启自心本具之大爱。大爱之本能唤醒，自身当下便为爱之化身。人本具大爱，不能爱者，因有原罪。原罪者何，曰我私。我私者，执身心为我，遂起人我之分别者也。此一切罪恶之源，故称原罪。爱邻人者，爱之践行以洗涤内心之原罪者也。故爱邻人，似度人，实自度也。因果以值其基，爱以开发其性德，此两者皆以信为根，故曰基督教者，圣人依信设教，以开发内心功德之法门也。三、实修实修之道至简，即因果与爱两句。因果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爱句，爱上帝、爱邻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句。以生死问题为本，参透教义，验以之日常生活，于因果深信不疑。实修以持戒和忏悔为要。爱上帝句。需借助耶稣之身行，将上帝，作为无形之爱之代表，划出模样来，时时勿忘。借此正念，开发内心之真性。大要有二：一持名；二观想。持名者，即将基督精神摄归一真言，化为言音，无间断熏修自心，直捣原罪之根，直提自心之真性。此基督灵修之正旨，而以东正教无止息祷告为正宗。无止息祷告者，持“基督耶稣，请宽恕我这个罪人吧”句，行住坐卧无间断，至一心不乱，便有大效。观想之法，即通过意识分别力，观想耶稣诸事行之相貌，此将大爱之精神图像化。主要形式：祷告、吟诵、礼拜、默想。爱邻人句。能多爱一人，便去一分我私，能多爱十人，便去得十分我私。能爱一切众生，则一切我私去尽。有一人爱不起来，便存一分原罪；有十人爱不起来，便存十分原罪；所有人都不爱，则原罪深厚，不堪入爱门；当持戒与忏悔植其基。四、效验行者自常情到平等爱一切众生，中必经三关：一曰男女关；二曰名利关；三曰门户关。异性则爱，同性不爱；或异性爱得多，同性爱得少。对我好的就爱，对我不好的就不爱。此皆身欲也。常人之爱每堕身欲，为原罪之根。故基督行者，首过之第一关，便是将爱与身欲分开。此关不过，行不了爱，做不了基督徒。名利分贫福与贵贱。世人爱富贱贫者，为一已之私利也。基督徒以‘爱贫贱富’反之，实亦一已之私利也。贫人易爱，贱人易近，富人难爱，贵人难近。能贫富皆爱，贵贱不分，方是真爱。此将爱与贪心分开。能过此关，堪为人师。基督徒成于信，也最容易执信，而生门户之见。是基督徒我就爱，不是的我就不爱。主是一切人的主，主的爱是平等爱一切人，主怎会有门户之见？基督之行者，当努力修行，做到：你是基督徒，是弟兄，爱；你是佛教徒，是弟兄，也爱；你是儒者，是弟兄，也爱。你是无神论者，是弟兄，也爱。此门户之见，是最深之我私，最深之原罪。必破此门户之见，才能离一切是非之心，得平等之大爱。真到此，堪续耶稣之慧命。五、附论数则（1）要点一信、二门、三关。一信者，信而已；二门者，因果与爱。二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爱上帝爱邻人。三关，男女关，名利关，门户关。（2）与他教之对比信，属土。西方人属金。土能生金。基督教之成就西方文化，道理在此。中国人属土，忠信之道行得最切，能信而不迷。此基督教能大兴于华夏之根由也。因果，类佛家之人天乘，儒释道三教一致之基也。基督扎根华夏，亦当以此。爱上帝，即上师瑜伽法，参照净土宗、密宗。爱邻人，爱瑜伽法，参照印度教爱之瑜伽，与中国伦常道。（3）耶稣精神基督之教要在爱与因果，此皆普贤门摄。圣人心波动凡夫，为灵流，为爱。众生此得灵流而超脱。凡夫之间心与心之波动为气流，互益者为善，互损者为恶；然皆是业力，必落因果。因果与爱，皆人与人之关系也。此普贤门摄。成就此智者，大慈也。大慈即大爱也。故基督教以爱为根本。金刚经云，所有一切众生，无管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我都度尽，让他们到究竟极乐之家。即此大慈精神之体现。耶稣愿人间一切众生皆离苦得乐，同生天堂。正此种精神之小影也。所谓爱邻人者，即以慈无量心破人相我相人生相寿者相也。故基督行者，大可参究普贤之十大愿王。（4）基督教在西方西方人重物质，多外求。属金，好名相，喜分别，不擅行。故难与此法门相应。得其宗旨者少，失其宗旨者多。此其大体也。东正教以爱为本，重实修，归入爱门，得其骨也。天主教以灭罪为本，重忏悔，归入因果门，得其皮。新教者，惟一信而已，实不信也。此基督教之被误会形式也。然则虽实不信亦有一信之形式在，此或为一阳来复之生机也。此其大要也。（5）基督教在中国与三教之互补与互益。基督教为普贤行门，普贤行为基督教之高级形式。普贤法门者，开发大圆镜智之法门也，此密宗之事。故基督教在中国，可为密宗之初门。时下，藏密在西方大兴，非无由也。基督教在中国可为佛家密教之基，而与净土宗并列。基督教可为儒家仁学之补充，下则为一切教化之基，上则为求圣求贤之一法，以求理学重智偏仁之弊。作为出世教，因其离欲，可升色界天。故可与道家并列天道教。一重修身，一重修心，此其别也。景教在大唐得以扎根，非无由也。近代基督教初传，遂能发展到今日达千万之规范，亦非无由也。今日基督教在中国之问题。然今日传入中国之基督教，多为新教，有多带政治种族门户之见，此时下中国基督教之种种问题所由生之根本也。不识者遂以为儒耶水火不容，此不深察之识也。一切圣人之教，必可互益互存，不容者，皆表相也。

　辛亥革命以来，20世纪中国的信仰危机，如同一个始终在游荡的幽灵。表面上，这是各种政治、社会、信任等问题的真实反映，但实际上，它却源自于辛亥革命以来的诸种信仰关系及其互动。梳理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信仰关系的复杂变迁，正可为当下中国信仰的建设提供历史的参照与理论的借鉴。 　　 “汤武革命”模式的改变 　　可以说，从辛亥革命开始的现代中国革命运动，曾给予当代中国的信仰变迁及其重建以非常重要、异常深远的影响，其中的四大“宗教替代思潮”，即伦理代宗教、美育代宗教、科学代宗教以及稍后的哲学代宗教，可说是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然而，这些宗教替代思潮，从其形成伊始就源自于民国初年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主义信仰”及其建构之中，并逐渐在现代政党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的形成中渐次成为“主义建构信仰”、“主义信仰”，乃至“主义代宗教”的政治思潮，进而使此类四大宗教替代思潮渐渐被其“主义的信仰”所整合，深刻制约着现代中国信仰的建构与演变趋势。 　　每当朝代更迭或权力转换的时代，传统的信仰及其信仰形式就会发生相应的危机。因为这些信仰已经成为权力治理术，或者是直接成为了权力统治工具的有机组成部分，每当权力秩序发生动摇的时候，其信仰危机实际上就已经发生了。 　　传统中国的信仰及其实践模式，曾经有“神道设教”，再经“人道设教”，接着是儒教信仰借助于法家统治，以阳儒阴法的形式建构了国家主义的“君道设教”。因为内圣外王的信仰传统，天子被打造为圣人，作为“法天立道”的道义权威，特别是从秦汉到清代，随着专制主义的不断完善，文人士大夫借助于国家权力建构“帝王即圣”、“官员如神”的权力信仰，使历代帝王成为“口含天宪”，集“神”与“圣”于一身，使有限的个人专制权力替代了无限的天命信仰，成为传统中国汤武式革命、顺天应人的信仰核心，使国家权力的“世俗”存在被赋予了超越的性格乃至神性，渗透在政治、法律、伦理诸领域中，进而使王道秩序获得了神圣化的证明。 　　发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乍看一下，好像仅仅是一个传统朝廷被推翻而已，但是，辛亥革命却在中国信仰的历史本质上，改变了顺天应人的“汤武革命”模式，改变了传统信仰伴随天子、天命的传统重建方式，以近代民国共和统治的形式把天子统治天下的形式予以了彻底的否定。自此之后，天子无法重坐皇帝之宝座，传统的“顺天应人”汤武式革命信仰也就无法重建，从此构成了秩序与信仰的双重颠覆与双重危机。所以，20世纪中国历史的宿命就是，谁要是重建权力秩序，谁就必然要担当信仰重建的使命。所以，“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民族国家”取代“天下”，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思想潮流，与此相应，现代中国政治及其“主义”替代“天命”信仰，也成为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主义信仰”…

What is the Gospel? 原文出自： http://www.monergism.com/whatisgospel.html 转自 http://peddrluo.ccblog.net/archives/2011/38883.html 福音不是人捏造出来的看法，或极有见识的意见，而是全能神直接启示的好消息，述说神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事，以拯救一切求告祂名的人。福音是述说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公义的代表——为我们的罪而死，又为我们得以称义而复活，并永远地胜过祂所有的敌人，使相信祂的人不致于被定罪。福音是宣告祂所做的一切，而不是我们该做什么。这是神的救赎，完全的拯救……不是建议，不是一套修身养性的课程，也不是一套人生哲学，因为我们需要的是从神而来的怜悯，不单单只是帮助而已。…

王忠欣 回望人类足迹，不同国度、不同民族曾以刀光剑影、腥风血雨彼此面对。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激烈碰撞，使人类饱受悲苦。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多元文化的交流成为可能。佛与基督，人类最伟大的两大精神导师也开始彼此面对，共聚同存。从2009年开始，佛耶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已举办了三届，会议主办方试图通过学术交流，尝试基督教与佛教之间更深度更积极的对话。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客座教授王忠欣教授在第一届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基督教的罪观与社会公义》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公义就是要有是非观念，要是非分明，要有对人的恶的一面即基督教所说的罪保持高度的警觉，要有批判的精神，要有对罪的憎恶。 西方文化和社会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圣经》中。《圣经》由旧约和新约组成。旧约着重讲述了上帝的公义，新约的重点则为上帝的爱。公义和爱都是针对人的罪性而发，都是为了抑制人的恶。基督教在对人性的认识上是非常深刻的，特别是在强调人的罪性方面。所谓公义就是要有是非观念，要是非分明，要有对人的恶的一面即基督教所说的罪保持高度的警觉，要有批判的精神，要有对罪的憎恶。所以，公义是采取“打”的方式，硬的一手，来批判人性中恶的一面。这是旧约圣经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所谓爱就是远离罪，是与罪完全相反的品格，爱成为新约圣经的主题。新约倡导的爱是给人指出努力的目标，鼓励和敦促人们去实践爱。这样，基督教的罪观就直接影响了西方人社会正义和普世关爱品格的形成。 一、旧约对罪的批判 旧约中的许多书卷都有这方面的教导，如《阿摩司书》，就描述了上帝对罪的愤怒和追讨，对罪的痛恨和惩罚。上帝说，由于人“三番五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上帝的教导是，“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行公义”，“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诗篇》也强调，上帝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他“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惟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中恨恶”。所以人们也常说旧约中的上帝是一个愤怒的上帝。的确，旧约所描述的是上帝对罪不妥协、不容忍的一面。 总结起来，《阿摩司书》中所列举的罪主要包括： 1. 伤害平民，毫无怜悯 2.…

　你来的时候……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 　　一一提摩太后书四 13 　　保罗劝告提摩太“要注意读”，这句话无疑地是指着当众宣读旧约圣经而言。不过，关于其他各方面的阅读工作，他的教训也极为适当。保罗切望提摩太带来给他的书籍，大概是一些精选的作品——注解和说明律法书和先知书的犹太历史书籍，也许还有若干他讲道写信时所引述的异教诗人的写作。他想要利用他一生的最后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时间来读他认为宝贵的书籍一一真是学到老学到死了。 　　据说丁达尔 ( 注 1) 在他坐牢期间和一五三六年殉道之前不久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故事。他曾写信给监狱总管，请求他准许人把他的一些东西送来给他：…

论到世界观（作为一种哲学范畴和特殊信念体系的世界观）方面的书，可谓层出不穷。例如，过去二十年里就有许多文章和著作讨论世界观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正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特点，但具讽刺意味的是，第一本把世界观当作一种哲学范畴来全面处理的书，是在最近才出现的，这就是大卫·诺格尔的分析性著作《世界观的历史》（David Naugle, Worldview: The History of a Concept, Grand…

黄剑波 数年之前，道风书社曾经推出过吴飞的《麥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中的信仰和生活》（2001年），这种田野调查报告式的研究成果在那个以神学、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研究为主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丛刊”系列中显得颇为有些异类，而这也显示了以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等香港的相关研究机构的眼光和承担。 事实上，在本书推出之后，道风书社于最近又推出了高师宁的《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宗教社会学个案研究》（2006年）。据说，道风书社还有继续推出实证性研究报告的计划，而《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也计划于2007年推出一期“实证性基督教研究”专题。与此同时，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也积极推动这种关注现实状况的研究，在“专文报告”系列中出版了范丽珠的《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变迁：深圳特区研究报告》（2002年），并计划在“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丛书”系列中推出张先清的《官府、宗族与天主教：明清时期闽东福安的乡村教会发展》（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6年）。研究中心主 任吴梓明教授还联合三位国内学者进行合作研究，在山东泰安地区展开田野调查，其成果就是这本《圣山下的十字架》。这些在香港展开的学术活动与国内整体的宗教社会科学研究的进展是互为呼应的，国内近些年来已经出现了一批有志于实证性宗教研究的学者，也分别展开了一些富有意义的田野调查研究。 一、“圣山下的十字架”：空间概念与文化相遇 显然，书名是经过作者的精心考虑之后才选定的。“圣山”是指泰山，乃五岳之首，上古之时即被视为神山加以崇拜。汉魏之后，泰山崇拜演化成“主召人魂魄”的“司命之神”（39页）。民间对其的崇拜多为祈福饟灾，而历代王朝为求得四海安宁，社稷永保，对泰山更是多方崇拜，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对泰山的大规模封禅祭祀。据统计，从公元前61年汉宣帝“制五岳礼”至清宣统元年（1909年）“礼岳”，历代皇帝先后遣使123次祭祀泰山（41页）。 “圣山下”是一个地域性概念，指的是泰安，由于其“庙多神全”，在历史上有“神州”、“神府”之称（42页）。作者特别花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泰山以及泰安地区具有深厚的宗教性，隐约中暗示了基督教作为外来者势必要面对地方早已形成的宗教文化传统。 “十字架”当然是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书中的主体部分其实就是由对泰安地区的一间天主教会（满庄）和两间新教教会（北新庄和青年路）的田野调查而形成的三个调查报告组成。作者指出，“本书涉及的三个不同的教会也可以作为三个独立个案研究，供日后学者作为参照或与其他的基督宗教个案一并作比较研究。”（30页） 可见，“圣山下的十字架”所要表达的不仅是一个空间的概念，更有一个文化相遇的假设。事实上，作者用了一个有趣的概念来比喻在华基督教：“新移民”。作者对此的解释是，其意在“说明与本土的传统信仰相比，基督宗教是后来者，而不是说其在华传播历史之短暂。”（53页）…

吴茂华 早年读欧美的小说、诗歌，书中描述人物内心灵魂、涉及到宗教情怀的地方，常常引起我的好奇和兴趣，由此对基督教衍生出来的西方文化，如巍峨的教堂建诛、精美的绘画艺术，欣赏不已。尤其对天籁般的教堂音乐、赞美诗，心往神驰。 　　然而，当我几十年后真正进入教堂，第一次祈祷、敬拜、开口唱赞美诗时，突然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这种顶礼膜拜，和拜希特勒、拜斯大林，以及文革时期的毛崇拜，何其相似？譬如，称上帝为大君王、元首，信徒自称是奴仆、子民！天哪，怎厶仁慈的上帝，也长了一张专制者的面孔？ 　　最终，我还是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只是充满了质疑和保留的∶崇拜上帝是否与崇拜领袖或英雄相同？基督教信仰和共产意识，有无共通之处？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时，为什厶要批判宗教？ 　　随着进一步的读经、过教会生活，我的感悟和思考一点一点地渐进深入。现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基督教信仰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异同。 　　方面一∶崇拜神与崇拜人 　　崇拜，意味着一种向上仰视的心理态势。在崇拜的对象面前，甘心降卑、俯首颂赞，希望渺小、软弱的自身，藉此提升到更高的境界┅┅汤因比就说过，人类的宗教情怀是不可剥夺的。这是人的本能情感。 　　古代中国人在《诗经》里颂唱∶“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翻译出来就是∶伟大呵上帝，洞察人间一切。世人相信 “举头三尺有神明”，不管有无宗教信仰，遭遇困顿、绝境，都会喊∶“天哪！天哪！”人们还常说“天时”、“天道”、“天命不可违”、“天理不容”、“天机不可泄露”等，不都说明，从古到今，人在灵魂深处是承认神“上帝”的权柄和大能的！…

　　在国学盛行、大国意识崛起的时势下，为促进汉语神学与中国现代社会密切相关，致力时代主题的讨论，第四届汉语基督教研究圆桌会议于二○一○年三月二十一至二十七日在上海、苏州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三十馀位学者共聚一堂，共谋汉语神学之发展。大会以「汉语基督教研究的传承与发展」为主题，下设三个分议题：「汉语神学：传承与发展」、「汉语神学与中国当代学术」、「汉语神学与中国社会之变革」，历时七天，共举行十二场讨论。 一、汉语神学：传承与发展 　　在第一部分，不少学者就着汉语神学运动过往十多年来的方方面面作出评论。新加坡学者锺志邦教授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宗旨与方向作出了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张旭教授重阅十年前刘小枫所撰的「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探求汉语神学的自我定位与发展方向，而清华大学王晓朝教授则广泛地梳理了何光沪、刘小枫、李秋零等人对「基督事件」的不同理解，强调基督事件作为信仰来源的公共性。顺此，香港中文大学赖品超教授倡导把汉语神学看为一种既文化又神学的运动，由于参与者的背景、兴趣等不同，加上文化、社会、政治等因素影响，令这运动在发展上更为健康。 　　除了回顾以外，汉语神学的参与者也是首节的焦点。北京大学吴飞教授指出汉语神学首要是对文明而不是对教会负责，为非基督徒的基督教研究的合法性创造空间。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林子淳博士则以社群性为视角，追问汉语神学人的特殊社群性身份。华东师範大学李向平教授进一步指出汉语神学形成了「无形的教会」与「公共的信仰」，其「去教会性」恰好是其公共性得以建构的基本要素，更从这公共关怀讨论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公共理性应如何实践的问题。上海师範大学谢志斌教授探究汉语神学中基督教伦理研究的基本思路问题，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黄保罗教授则从多角度梳理「汉语学术神学」这个概念，并其发展所具有的活力。而香港中文大学温伟耀教授则通过比对西方神学历史的发展来讨论中国有没有神学、怎样做汉语神学及汉语神学的公共性等问题。 二、汉语神学与中国当代学术 http://www.iscs.org.hk/News/1624/2.1_s.jpg 　　在第二部分会议中，学者从历史、经典和思想家为题反思汉语神学与中国当代学术的关系。复旦大学 李天纲教授 深入讨论了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