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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光沪 　　梵二会议要求普世教会“跟上时代”、开放革新，同各大宗教对话，适应各个地方的文化，以利和平共处，以利世界和平。由于从孔汉思到斯威德勒、从潘尼卡到保罗 #8226;尼特等一大批天主教神学家、哲学家，以及新教和整个基督宗教的理论家和活动家的大力推动，从20世纪后期至今，宗教对话运动逐渐兴起。现在，文明对话与文化和谐，成了各大宗教的主流和历史进步的方向。 　　这一切，同中华文化主张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同我们正在追求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当然是一致的。 　　 一 　　一个时期以来，以“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为代表的不少言论，反映出部分学者在基督宗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方面有某些误解。这种误解当然会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对社会产生实际影响，并引起某些不必要的纠纷。 　 　关于基督宗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从宗教学角度作一些澄清，也许会有利于二者关系更加健康、和谐地发展，有利于发挥基督宗教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文/哈瑞德 #8226;梅尔（W. Harold Mare） 译/以诺 校/煦 在《西方思想之黄昏》一书中，Herman Dooyeweerd 以如下的观点作为“历史感与历史性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这一章的结论：…

保罗·巴尼特 近年许多国家对宗教的态度日渐转变。以前正式挂名为”基督教”国家的英国、加拿大和澳洲，现在不但奉行”多元文化”，甚至宗教也多元化。他们敬拜神的庙宇和房子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回教徒和印度教徒不再是住在偏远地区、需要我们派遗宣教士去他们那里的人，现在他们都在这里，和我们一起。 与此同时，在以前殖民地的社会例如加拿大和澳洲，愈来愈多人支持本土人的一个观点，就是他们体认到过去所碰到的邪恶罪行，是由那些（有人断言）帝国殖民主义者的宗教–基督教所策动的。本土的宗教和精神上的东西愈来愈被人欣赏接纳。简言之，基督教曾有过一枝独秀的势头已不复存在，这在在显示出其势头一如大江东去，永不回头。移居我们海岸的新移民，和他们的宗教一样可以得享各种平等的权利。这新的民政部意味着：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是平等的，耶稣只是”其中一条道路，其中一个真理，和其中一个生命”，而”除此以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的说法已不再被人接受。 很明显，基督徒和其他宗教信徒的关系是重要的。人类普遍认为，礼貌和礼节是所有的群体都应该有的。回教徒曾饱受十字军屈辱的记忆历久常新。印度教徒则紧记着”基督徒”在殖民地区的家长主义。不过，现在各群体的地位已差不多平等。基督徒现在要纡尊降贵，从一个平等的地位，向不同信仰的市民，以爱和关怀的行动来见证主耶稣。可是，以基督徒的态度去看待他们的宗教是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该否企图以”我们的才是真理，他们的是错误”去说服他们呢？我们该否向不同信仰的人传福音呢？我们该否在神学上迎合他们呢？ 一、 神学上的适应 近年来不同的神学回应，针对着日见兴盛和有影响力的宗教而发出。(1) 1.包容主义 自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后，有一撮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教人说：非基督教的其他宗教中那些虔诚的信徒，其实是真正敬拜基督的，即使连他们自己也没留意到。接纳（Karl…

刊于《大使命》双月刊，第九十五期，2011年12月 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经济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教会似乎也随之扬眉吐气，许多“激荡人心”的想法在无形中成为大多数教会的共识，比如：21世纪是中国教会的世纪，中国将成为宣教的大本营等。福音出中国固然是最大的梦想，但中国教会要想加入宣教的行列，还将要面对漫长的旷野之旅。不过，希望总会在前头。 本文中的“中国教会”特指中国家庭教会。 一、概念之思：中国的宣教不等于宣教的中国 这是两个常被人混淆的概念。“中国的宣教”顾名思义就是中国教会所做的宣教工作，“宣教的中国”则是指中国教会已经成为宣教的教会，中国是福音的输出国，类似于200多年前的欧洲，及当今的美国和韩国等。 二、异象之思：赞美诗歌中的中国式宣教 中国教会是有宣教意愿的教会，这从所唱的诗歌中可见一斑。 1、诗歌《宣教的中国》中的春蚕精神 林和成弟兄来自台湾，他凭借《宣教的中国》在大陆教会一举成名。诗歌说：“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187; 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 在中国，无数家长正以爱孩子的名义、彼此攀比，破坏子女身心的健康成长，而家长们对此却浑然不觉或无能为力。近日，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行的一次教育沙龙中，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批评了家庭教育当中普遍存在的反教育现象，认为整个家庭教育被应试教育绑架，家长成为应试教育的帮凶。 杨东平提问道：“你的家庭到底是给孩子提供避风港还是第二战场，是让孩子多睡一个小时还是让他多上一门课？”在暂不能改变的应试教育大环境下，家长依然是有选择余地的。 杨东平认为，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孩子个性的培养与发展主要是家庭的功能，只有父母才能“一对一地、深入地、无微不至地观察、发现和培养孩子的个性发展”。学校提供的是面向所有学生的基本教育，无法像家长一样可以“专”。 西方教育为家庭教育留出了足够的时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孩子没有足够的时间休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中小学生的平均睡眠时间比国家规定的时间少1小时23分，比美国、意大利、瑞士的同龄孩子每天要少睡四五十分钟，而在高中阶段，这个差距甚至扩大到了一个小时以上。 杨东平说，在分数和考试面前，许多中国家长可以不顾孩子的身体健康，本来小孩子都聪明可爱，可惜很多孩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当中，逐渐被毁掉了。一半是被学校毁掉的，一半是被家长毁掉的。 有的家长望子成龙心切，揠苗助长，对子女提出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高标准，已经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杨东平反问道，“但这能帮助孩子成才吗？其实很多情况恰恰相反，在好的教育中，人格养成、身体健康恐怕是第一位”。杨东平指，家长所要改变的主要就是不正确的教育价值观。淡化分数竞争，破除名校崇拜，不要被“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些奇谈怪论所迷惑。 他续举例解释了“第十名现象”，表明学生在中小学的学习成绩与他今后的社会成就没有直接关系，综合素质能力更重要。对于小学生来说，考60分和考90分没有什么区别，保持他们的身体健康、学习兴趣和良好的学习习惯远比考试成绩更重要。…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是得到全党公认的首屈一指的学问大家。毛具有党内无人企及的极其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他不仅极其熟悉并爱好唐诗宋词、《昭明文选》、红楼、水浒、三国、野史稗记一类古典文学，同时也嗜读鲁迅杂文，然而毛对鲁迅之外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却很少涉猎，一是兴趣不大，二是长年深居军中无机会阅读。毛对外国文学作品就知之更少。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有两个来源，一是他的助手为他准备的列宁、斯大林有关文艺问题的部分论述，第二是他在周扬、胡乔木等向他提供的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上海左翼文艺活动的背景资料基础上所作的总结。 毛泽东在文艺方面的主要顾问是周扬和胡乔木这两个新朋友，而不是昔日的熟人冯雪峰。和张闻天、博古、杨尚昆等人完全不同，毛在1937年以前与上海左翼文艺界几乎毫无联系。1933年底，与鲁迅关系密切、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冯雪峰从上海到达江西瑞金，毛泽东曾约见冯雪峰，两人进行过一番有关鲁迅的著名谈话。 但是，1933年底到1934年10月，正是毛泽东在政治上最为失意的时候，毛除了向冯雪峰打听鲁迅的情况，对上海左翼作家的活动并无很大兴趣。毛与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的冯雪峰也很少接触，更谈不上彼此间已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在这个时期，中共文艺工作的元老、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长的瞿秋白虽和毛泽东偶有接触，但彼此都是被冷落的人物，心境不佳，加之双方性格并不投合，因而也无雅兴讨论文艺问题。遵义会议后，面对繁重的军务与急剧变化的形势，毛泽东更是无暇顾及文艺问题。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张闻天等决定启用冯雪峰，让其秘密赴沪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此时中共生存乃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文艺工作一时还排不上主要议事日程。1936年 4月上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指派冯雪峰携电台和活动经费秘密返回上海，临行前，周恩来、张闻天向冯雪峰交待的任务是，在上海建立电台，与沈钧儒等上海救国会领袖取得联系，重新恢复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和情报系统。“附带管一管”左翼文化活动。 1936年1月 25日，冯雪峰抵沪，遵照张闻天的吩咐，第二天即移居鲁迅家中。出于特殊的谨慎，冯雪峰返沪后，没有立即与以周扬、胡乔木为首的中共文委系统取得联系（冯雪峰相信陕北有关中共在沪地下组织已全部被国民党破坏的说法），4月 27日冯雪峰与鲁迅、胡风商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随即以鲁迅为一方，和以周扬为另一方的“两个口号”的论争正式爆发。…

作者：庄树雄 来源：南方都市报 中国大学诊断书 临床表现： 1、道德滑坡，学术泡沫 2、教育质量下降 3、专业设置跟社会需要错位 症状：大学合并、扩招狂潮，改名、升格、校庆泛滥 诊断：狂躁病…

转自道里书院论坛 基督教旨大要 一、缘起 吾困于人生问题，求索于基督宗教多年，不得其旨。2010年师从孟晓路先生，做《佛学与西学》研究，深究基督教义，明基督教属密教法门之普被群机形式，与净土宗类。近日，参金刚经之普贤精神，有契，作此文。二、宗旨基督教之宗旨，要在一信字。信为道源功德母。基督教正是圣人依信设教，以开发内心功德之法门。如何依信开发诸功德呢？要有二门，一曰因果，一曰爱。因果者，知世间上有天堂，下有地狱；知有形身心之内还有无形之灵魂；知身心之衣，灵魂是我；知世间如寄，天堂是我家。知行善升天，造恶下狱。深明此理者，看破红尘，一心向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爱者，爱上帝，爱邻人。爱为一切功德之本。上帝即爱。此爱，人人本具。爱上帝者，依上帝开发自心本具之大爱也。耶稣者，上帝大爱之身教者也。所谓爱上帝，即以耶稣为师，得上帝之灵贯入其心而开启自心本具之大爱。大爱之本能唤醒，自身当下便为爱之化身。人本具大爱，不能爱者，因有原罪。原罪者何，曰我私。我私者，执身心为我，遂起人我之分别者也。此一切罪恶之源，故称原罪。爱邻人者，爱之践行以洗涤内心之原罪者也。故爱邻人，似度人，实自度也。因果以值其基，爱以开发其性德，此两者皆以信为根，故曰基督教者，圣人依信设教，以开发内心功德之法门也。三、实修实修之道至简，即因果与爱两句。因果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爱句，爱上帝、爱邻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句。以生死问题为本，参透教义，验以之日常生活，于因果深信不疑。实修以持戒和忏悔为要。爱上帝句。需借助耶稣之身行，将上帝，作为无形之爱之代表，划出模样来，时时勿忘。借此正念，开发内心之真性。大要有二：一持名；二观想。持名者，即将基督精神摄归一真言，化为言音，无间断熏修自心，直捣原罪之根，直提自心之真性。此基督灵修之正旨，而以东正教无止息祷告为正宗。无止息祷告者，持“基督耶稣，请宽恕我这个罪人吧”句，行住坐卧无间断，至一心不乱，便有大效。观想之法，即通过意识分别力，观想耶稣诸事行之相貌，此将大爱之精神图像化。主要形式：祷告、吟诵、礼拜、默想。爱邻人句。能多爱一人，便去一分我私，能多爱十人，便去得十分我私。能爱一切众生，则一切我私去尽。有一人爱不起来，便存一分原罪；有十人爱不起来，便存十分原罪；所有人都不爱，则原罪深厚，不堪入爱门；当持戒与忏悔植其基。四、效验行者自常情到平等爱一切众生，中必经三关：一曰男女关；二曰名利关；三曰门户关。异性则爱，同性不爱；或异性爱得多，同性爱得少。对我好的就爱，对我不好的就不爱。此皆身欲也。常人之爱每堕身欲，为原罪之根。故基督行者，首过之第一关，便是将爱与身欲分开。此关不过，行不了爱，做不了基督徒。名利分贫福与贵贱。世人爱富贱贫者，为一已之私利也。基督徒以‘爱贫贱富’反之，实亦一已之私利也。贫人易爱，贱人易近，富人难爱，贵人难近。能贫富皆爱，贵贱不分，方是真爱。此将爱与贪心分开。能过此关，堪为人师。基督徒成于信，也最容易执信，而生门户之见。是基督徒我就爱，不是的我就不爱。主是一切人的主，主的爱是平等爱一切人，主怎会有门户之见？基督之行者，当努力修行，做到：你是基督徒，是弟兄，爱；你是佛教徒，是弟兄，也爱；你是儒者，是弟兄，也爱。你是无神论者，是弟兄，也爱。此门户之见，是最深之我私，最深之原罪。必破此门户之见，才能离一切是非之心，得平等之大爱。真到此，堪续耶稣之慧命。五、附论数则（1）要点一信、二门、三关。一信者，信而已；二门者，因果与爱。二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爱上帝爱邻人。三关，男女关，名利关，门户关。（2）与他教之对比信，属土。西方人属金。土能生金。基督教之成就西方文化，道理在此。中国人属土，忠信之道行得最切，能信而不迷。此基督教能大兴于华夏之根由也。因果，类佛家之人天乘，儒释道三教一致之基也。基督扎根华夏，亦当以此。爱上帝，即上师瑜伽法，参照净土宗、密宗。爱邻人，爱瑜伽法，参照印度教爱之瑜伽，与中国伦常道。（3）耶稣精神基督之教要在爱与因果，此皆普贤门摄。圣人心波动凡夫，为灵流，为爱。众生此得灵流而超脱。凡夫之间心与心之波动为气流，互益者为善，互损者为恶；然皆是业力，必落因果。因果与爱，皆人与人之关系也。此普贤门摄。成就此智者，大慈也。大慈即大爱也。故基督教以爱为根本。金刚经云，所有一切众生，无管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我都度尽，让他们到究竟极乐之家。即此大慈精神之体现。耶稣愿人间一切众生皆离苦得乐，同生天堂。正此种精神之小影也。所谓爱邻人者，即以慈无量心破人相我相人生相寿者相也。故基督行者，大可参究普贤之十大愿王。（4）基督教在西方西方人重物质，多外求。属金，好名相，喜分别，不擅行。故难与此法门相应。得其宗旨者少，失其宗旨者多。此其大体也。东正教以爱为本，重实修，归入爱门，得其骨也。天主教以灭罪为本，重忏悔，归入因果门，得其皮。新教者，惟一信而已，实不信也。此基督教之被误会形式也。然则虽实不信亦有一信之形式在，此或为一阳来复之生机也。此其大要也。（5）基督教在中国与三教之互补与互益。基督教为普贤行门，普贤行为基督教之高级形式。普贤法门者，开发大圆镜智之法门也，此密宗之事。故基督教在中国，可为密宗之初门。时下，藏密在西方大兴，非无由也。基督教在中国可为佛家密教之基，而与净土宗并列。基督教可为儒家仁学之补充，下则为一切教化之基，上则为求圣求贤之一法，以求理学重智偏仁之弊。作为出世教，因其离欲，可升色界天。故可与道家并列天道教。一重修身，一重修心，此其别也。景教在大唐得以扎根，非无由也。近代基督教初传，遂能发展到今日达千万之规范，亦非无由也。今日基督教在中国之问题。然今日传入中国之基督教，多为新教，有多带政治种族门户之见，此时下中国基督教之种种问题所由生之根本也。不识者遂以为儒耶水火不容，此不深察之识也。一切圣人之教，必可互益互存，不容者，皆表相也。

　辛亥革命以来，20世纪中国的信仰危机，如同一个始终在游荡的幽灵。表面上，这是各种政治、社会、信任等问题的真实反映，但实际上，它却源自于辛亥革命以来的诸种信仰关系及其互动。梳理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信仰关系的复杂变迁，正可为当下中国信仰的建设提供历史的参照与理论的借鉴。 　　 “汤武革命”模式的改变 　　可以说，从辛亥革命开始的现代中国革命运动，曾给予当代中国的信仰变迁及其重建以非常重要、异常深远的影响，其中的四大“宗教替代思潮”，即伦理代宗教、美育代宗教、科学代宗教以及稍后的哲学代宗教，可说是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然而，这些宗教替代思潮，从其形成伊始就源自于民国初年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主义信仰”及其建构之中，并逐渐在现代政党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的形成中渐次成为“主义建构信仰”、“主义信仰”，乃至“主义代宗教”的政治思潮，进而使此类四大宗教替代思潮渐渐被其“主义的信仰”所整合，深刻制约着现代中国信仰的建构与演变趋势。 　　每当朝代更迭或权力转换的时代，传统的信仰及其信仰形式就会发生相应的危机。因为这些信仰已经成为权力治理术，或者是直接成为了权力统治工具的有机组成部分，每当权力秩序发生动摇的时候，其信仰危机实际上就已经发生了。 　　传统中国的信仰及其实践模式，曾经有“神道设教”，再经“人道设教”，接着是儒教信仰借助于法家统治，以阳儒阴法的形式建构了国家主义的“君道设教”。因为内圣外王的信仰传统，天子被打造为圣人，作为“法天立道”的道义权威，特别是从秦汉到清代，随着专制主义的不断完善，文人士大夫借助于国家权力建构“帝王即圣”、“官员如神”的权力信仰，使历代帝王成为“口含天宪”，集“神”与“圣”于一身，使有限的个人专制权力替代了无限的天命信仰，成为传统中国汤武式革命、顺天应人的信仰核心，使国家权力的“世俗”存在被赋予了超越的性格乃至神性，渗透在政治、法律、伦理诸领域中，进而使王道秩序获得了神圣化的证明。 　　发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乍看一下，好像仅仅是一个传统朝廷被推翻而已，但是，辛亥革命却在中国信仰的历史本质上，改变了顺天应人的“汤武革命”模式，改变了传统信仰伴随天子、天命的传统重建方式，以近代民国共和统治的形式把天子统治天下的形式予以了彻底的否定。自此之后，天子无法重坐皇帝之宝座，传统的“顺天应人”汤武式革命信仰也就无法重建，从此构成了秩序与信仰的双重颠覆与双重危机。所以，20世纪中国历史的宿命就是，谁要是重建权力秩序，谁就必然要担当信仰重建的使命。所以，“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民族国家”取代“天下”，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思想潮流，与此相应，现代中国政治及其“主义”替代“天命”信仰，也成为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主义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