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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勇 1． 改革宗神学家华 腓德论 改革宗神学 2．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改革宗神学 3． 卢梭论加…

黄胤隆 / 基督日报记者 2008年09月30日08時03分 Posted. 聚会最后，边云波为举手决志的弟兄姊妹恳切祝福祷告。 (图: 本报记者) 以“面向耶路撒冷”为此次来台培灵会主轴的边云波弟兄27日于台北信友堂再次向在座弟兄姊妹的信仰发声挑战。边云波首先指出启示录中提到的新天新地理应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之人的最终盼望，然而今日许多基督徒却贪爱这世界，席间高龄八十余岁的他说自己不知是否还能再来台湾，所以愿和弟兄姊妹们“直话直说”，盼能同得激励。…

雅各書第二章 三、公平與愛的律法（二1～13） 　　這段經文是雅各書中首次申論一個思想。第一節對偏袒的禁戒清楚掌握了全段。2～4節描述雅各關心的問題，特別提到對窮人的歧視，這種歧視行為歸咎於「邪惡的思想」（和合本：惡意）。至於為何基督徒應規避此類偏袒行為，則在這段經文的下半部提出說明。首先，偏袒富人與神的態度正好全然相反，神選擇窮人「在信上富足」（5～7節）；其次，任何偏愛的表現都被那吩咐我們愛鄰舍（8～13節）的「至尊的律法」所定罪。由雅各討論此問題所花的篇幅，可見此問題是讀者所面對的真實、切身問題，顯然他們受富人壓迫（參6～cs167節）後，不但沒有報復，反而造成對有錢有勢之人過度阿諛，對窮人則輕看貶低。這類行徑表示，他們雖聽到那至尊的律法，卻未能行出來。 　　1.　「偏袒」（partiality，和合本：按著外貌）這字譯自一字義為「接受面子」的希臘字。以這個字來按字面譯舊約希伯來文「偏袒」一字，最早的使用是在新約中。「接受面子」是指以外在考慮作判斷及分別，如外在面貌、社會地位或種族等。舊約一再重複說明，神從不以外貌待人（亦參羅二11；弗六9；西三25），而神的百姓應在這方面倣效祂。有一段經文，在舊約中曾引起多次回響，也談到雅各在一21、二26所關心的許多問題，摩西在該處提醒以色列人：「耶和華你們的神，祂是萬神之神，萬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賄賂，祂為孤兒寡婦伸冤，又憐愛寄居的，賜給他衣食」（申十17～cs1618）。更接近的則是利未記十九15：「你們施行審判不可行不義，不可偏護窮人，也不可看重有勢力的人，只要按著公義審判你的鄰舍」──因雅各在第8節引用利未記十九18愛的命令。對那些「信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人，所要求的基本上與此舊約之吩咐並無差別。依外貌取人的偏袒，與相信那一位為打破國籍、種族、階層、性別及宗教藩籬而來的基督，是不一致的。正如保羅所說：「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西三11）。 　　雅各書二1是此書信中唯一另外一處明白提到耶穌之處（亦參一1）。我們在導論已說明，這一情況導致某些學者認為此書信是一猶太文件，在加上這兩處之後被「施浸」進入基督教文學。然而，雖然雅各可能不常提及耶穌，但正如我們所說明的，本書信處處濔漫著耶穌的精神及教導。雅各固然沒有將基督論發揮得淋漓盡致，但他在此對耶穌的形容，充分顯出他基督論的深度。對雅各而言，耶穌是「基督」，是神所應許以色列人帶來拯救與審判的彌賽亞。祂是「主」，高居神右手邊的超越地位，正在使所有神的仇敵都降服（參詩一一○1）。更甚者，「主」這頭銜在希臘文舊約中一貫指耶和華，因此意指耶穌具有神的地位。耶穌不但是「主」，祂更是「榮耀的主」，這個譯法將 doxe{s 用作「主」的所有格形容詞，可能是正確的翻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二8以相似的方式形容耶穌，而雅各喜好這一類所有格結構。不過，另一可能是以 te{s doxe{s…

教会历史清楚显示：当《圣经》真道未被传讲、持守时，教会就处于黑暗之中。中世纪教会有一千年之久，被称为是「黑暗时代」，正因《圣经》真道被遮蔽、谬讲。在十六世纪，神兴起马丁路德与约翰加尔文等改教家，带来「宗教改革」，高举《圣经》真道，持守「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因信基督称义，唯独基督是中心，唯独神得荣耀」，带来教会的更新与复兴。 纯正福音信仰的基督教会，都是「宗教改革」的子孙，然而历经四百多年后，今日有的教会彷彿退回到了中世纪：真道不彰，假道横行，世俗歪风吹进教会，人本主义充斥于信徒生活中。华人教会未能倖免于难，一些教会也受到异端、假道的多方侵袭。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以各种狡猾方式渗入教会，使得有些人虽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真道，甚至偏离了真道。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华人教会唯有归回《圣经》，唯有坚守「宗教改革」的真道信仰，才能拨乱反正，才能避免「中世纪时期」的假道迷惑。 一. 论圣经：「唯独圣经」 1. 「神学」是「以信学神」，完全根据信靠神的话来学习神，不是根据人的理性，经验，传统。所以，我们教导的内容就是《圣经》，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凡是《圣经》清楚教导的，我们就高举、坚持到底；凡是《圣经》未提及的，我们就静默，不望文生义（来11:6; 提后3:16; 腓2:16; 犹3;…

雅各書第一章 {Section:TopicID=119}Ⅰ　稱呼與問候（一1） 　　1.　雅各書的作者只簡單的介紹自己為「雅各」（James），或 Jacob；希臘文 Iako{bos；希伯來文 Ya@!qob；英文的“James”是演自義大利文“Giacomo”。這一簡潔的身份證明指向著名的「公義的雅各」，主的兄弟（加一19），那位早期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參徒十二17，十五13～21，廿一18～25）。雖然保羅在加拉太書一19稱雅各為「使徒」，雅各本身並不宣稱自己具有使徒權柄，他情願選用「神及主耶穌基督的僕人」來稱呼自己。雅各稱自己為僕人（doulos，這字可譯成「奴僕」），說明自己的身份是謙卑地事奉地的主人主耶穌，然而身為如此莊嚴主人的代表，自然帶有某種權威。同樣的，在舊約中「神的僕人」、「耶和華的僕人」、「我的僕人」等稱呼，常特別用摩西（參申卅四5；但九11）、大衛（耶卅三21；結卅七25）、以色列（賽四十一8；passim）及一些代表神完成特殊使命的人身上。 　　新約中，這個名稱常加在使徒及其同工身上，（使十六17；羅一1；加一10；腓一1；西四12；多一1；彼後一1；猶1）。雅各書是新約中唯一稱個人為「神及主耶穌基督」的僕人之處。有人認為「基督」在此不是頭銜而是專有名詞，但雅各更可能有意將耶穌的兩種資格都賦予神學份量：耶穌既是神應許以色列人的彌賽亞，又是人該事奉的主。非常有趣的是，雅各唯一提及耶穌的另外一次，也以同樣的兩個頭銜（二1）來形容祂。 　　雅各寫這封信給「散住十二個支派之人」。就實際來說，十二支派已不再存在，但這稱呼已成為一個說法，形容神在「末世」所要塑造的以色列，將之重新聚集，靈性更新（參結四十七13；太十九28；啟七4～8；廿一12）。散住（Diaspora）這字專門指住在巴勒斯坦以外各國中的猶太人（看馬喀比後書一27；約七35）。這兩個名稱在此是否仍然專指猶太人，以及「散住」應以字義解或以比喻解，我們均不確定。彼得前書很明顯是寫給外邦人的，該卷書中「散住」便為第二種用法：基督徒是流散於真正天上家鄉之外的人（一1，註：和合本譯為「分散」）。雅各書較早的寫作日期、猶太氣候及雅各書的收信對象，是使徒行傳十一19那些因迫害而「分散」的（diaspeiro{，此動詞與 diaspora…

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 刘小枫 按现代学的认知原则，对现代现象的知识学反省当首先把政治－经济域(现代化论域)、个体－群体社会域(现代性论域)和个体言述思想域(现代主义论域)作分析性的界分，以便确定现代学诸问题的实在位置。1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截然不相干地审理上述三个基本论域。本文将从现代学视域讨论汉语神学，论域定位在现代性问题上，在实际的讨论中，会相关地涉及现代化论域和现代主义论域，因为，无论把现代汉语基督神学作为学科，还是作为思想来讨论，都会涉及到其社会－历史的实在性结构，涉及到汉语思想者在现代语境中的个体性言述。 在我看来，汉语基督神学在明代已经出现，中国士大夫中的第一批基督徒(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在汉语思想的织体申承纳了基督信理，并与儒、佛思想展开思想辩难。2本文的课题是，考察百年来汉语基督神学问题在现代性语境中的位移，具体展开有两个方向：1.在百年来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型、尤其近十五年来汉语世界的政治结构的变迁(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基督教会的社会－政治处境及其问题；2.在百年来汉语学术形态的转型、尤其近十五年来汉语世界的思想文化变迁(现代性生成)中，汉语基督神学的思想－文化处境及其问题。在此分析基础之上，本文将探讨发展汉语基督神学的若干构想。 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基督教与民族国家的紧张 讨论现代化论域中的问题，可有不同的关注点和切入点，例如关注科层制的形成、工业化过程或大众社会的政治机制等。3就本文的论题而言，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的生成及其冲突，会得到首要的关注，因为它构成了中国基督教的现代语境的实在基础。 现代化过程的开端，与民族国家的成形、帝国在理念和政治上被分化瓦解同步：随着霍享史陶芬王朝的衰微，英、法首先强盛起来，随之，一系列其它城市国家提出了主权要求，新舆的欧洲民族国家逐步建构起来，欧洲中古式一统帝国的分化构成了现代化初期的基本政治现实。4 基督教会的教派分裂和教义理论的内在紧张，与欧洲新与民族国家的民族主权的政治诉求有密切的内在关联：欧洲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不存在西欧封建制后期那样的城市贸易和制造业，以及有强大的社团自治体传统的城市政体，也不存在与此经济政治形态相应的较为特异和复杂的群体与阶层的社会分化，当然也缺乏与此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相应的政治体制理念(民主)、社会制度理念(市民)和价值理念(自由)。9因此，所谓后起约含义首先是社会学的，它指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会遭遇到的独特的经济－政治－社会的结构性困难。逼迫的含义，从社会学来解释，乃是指的如下状况：先发现代化国家的殖民扩张，打破了传统的中国文化理念，被迫从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整体中把中国视为一个其中之一的国家政治单位，进而，在民族国家之间的生存对比中，民族精英被迫使国家形态的转型具有急促的步骤。10在这种社会学的处境中，民族主义主张之形成和得到强化，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实际需要的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资源。十九世纪后期，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之形成并日趋高涨，与德国、奥地利、俄国、中欧诸国、日本等国民族主义的出现和高涨一样，与这些国家的后发现代化处境有社会存在论的关联。11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政治形态是「文化取向」的，12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在中国很自然地向文化民族主义论域转移。在欧洲的民族国家问的冲突中，民族主义向两个方面延展：政治独立的民族论和基督教内部的宗派论(如俄国现代化过程中东正教思想与斯拉夫主义的联结对抗西方的基督教)，在中国，冲突成为中西冲突。13先发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展的殖民行为，必然激化中西冲突中的反基督教色彩。…

　 　　今逢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以及《信仰与生活》发行廿五周年纪念佳期，本人特表祝贺之忱。感谢神过去祝福了贵社在许多年间对改革宗信仰能够作有力而忠实的见证。本人对《信仰与生活》的编辑赵中辉牧师与包义森牧师以及其他一切对本刊物撰稿人的支持者表示贺意。本人也对十四个不同国家《信仰与生活》的读者特中贺忱，因为没有忠诚的读者，一个刊物是不能存在的。愿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国度借着各位的努力得以兴旺！ 　　　 　　 　　 自从《信仰与生活》开始它的见证以来迄今已经廿五年了。差不多每十年都表现它的特殊性格。本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了以后所谓“沉默之年”开始的。这种沉默可以说是由“铁幕”与“竹幕”那个十年期间所造成的，一九六零那一个十年也可以说是沉默的；那个期间是“不安的年代”背叛、骚扰、与亵渎。一九七零年代已经浮出了“纷乱之年”。在神学界的倾向多半也是仿效这个模型。 过去廿五年乃有迅速惊人的发展；那是一个喷射机的时代与太空探险的时代。那是一个太空卫星传播 的时期——多半是彩色的传播。神学的发展也随着喷射机时代速度前进。古老的自由派在过去占优势差不多已经有二百年了。在过去廿五年比较过去的两个世纪已经看到更多神学上的变迁，更多的倾向。 　　…

田海华 本文探讨《申命记》与《出埃及记》中的十诫及其立约语境，通过历史批判与文学批判的方法，指出约的结构与表达受到古代西亚盟约的影响，同时，基于被掳的现实处境，是申命学派与祭司典的作者，将约的观念编修进入希伯来圣经中，建构以色列与耶和华之立约关系，并使之与十诫整合，由此，十诫即是约，是话语，也是责任。 希伯来圣经著述的一个卓越特点，就是故事叙述与律法的紧密结合。在以色列宗教的发展历史当中，探讨古代以色列人同耶和华建立关系的立约叙述，是如何同作为律法的“十诫”相整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学整体，是揭示“十诫”与约之关系的关键。“我们今天所谓的‘历史’与‘律法’，在以色列自身历史的起初，就密切相关，幷整合进入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中。” 历史与律法是整合在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中，但是，这一整合幷非如门德豪尔所称的，是发生在以色列的起初，而是后来文学创作的产物，这个“后来”是指关于以色列起源的神话被创制的时期。 这样，二者相结合的历史被推至较晚的时期。正如科罗斯（Frank M. Cross ）指出：“在君王制的最后时期与被掳时期，约的意识形态﹑律法以及礼仪实践得以复兴。由于社团与亲族关系的结构需要存续的因素，还有传统宗教与律法的教导，申命学派与祭司学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努力，重构与复苏‘摩西时代’，也就是社团时代约的制度。毫无疑问，他们想要恢复过去的努力幷非无可挑剔，他们对那个时代怀旧式的建构被视为是规范性的。他们的努力受到他们自身特定的时代关怀所塑造，因为他们设想了改革的规划，或者为一个理想的未来作了安排。比如，约的律法利用了古代的传统律法，但这将属于后来的因素同真正古代的东西幷列，幷使之系统化与理想化地组合，幷重新表述。” 《申命记》中十诫的叙述语境…

　 　　 　　在过去二十四期，《今日华人教会》双月刊的编辑同工为笔者开辟「近代华人神学发展」的专栏，让我有机会与读者分享点滴的研究成果，于此先向他们衷心致谢。 　　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中国经历史无前例的变动：义和团事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党北伐、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一连串事件，中国传统社会的面貌完全改变了。中国教会在这动荡的时局中挣扎求存、历尽沧桑，虽然年日尚短、资源薄弱、人材缺乏，但仍能在历史洪流中矗立不倒，不断增长，继续为福音作见证。 　　 　　这半世纪的中华神学并不是从一九○○年才开始。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基督教的传教事业日益发展，早为中国教会播下了种子，不过当时教会成长缓慢，神学思想停留在襁褓阶段。到了庚子年间（1900 ）义和团事变之后，国内出现了宣教的新局面，在一股倾慕西方的热潮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兴趣油然而生，使信教人数急剧上升。民国成立之后（1912 ），宗教自由载于宪法，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中国教会的身分和形象渐次建立起来，而基督教甚至被视为救国的途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