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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司道◎著 赵中辉◎译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 罗 10 ：…

巴刻　　 　 　在新约圣经中， “恩典”一词实具有举足轻重的重大意义。事实上，它可说是基督教的钥词。全本新约圣经的内容就是关于恩典。新约圣经中的神是“诸般恩典的神”(彼前五10)，新约圣经中的圣灵是“施恩的圣灵”(来十29)，新约圣经所展陈的一切盼望完全建基于主耶稣的恩(徒十五11)，主安慰保罗说：“我的恩够你用。”(林后十二9)约翰说：“恩典……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一17)因此，那关于耶稣的信息，就被称为“神恩惠的福音”(徒二十24)，众使徒强烈地相信恩典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到了一个地步，以致他们发明了一种崭新的写信方式。在保罗所写的十三封书信中，他开始时的问安，不是普通一般写信的人所用的“你好”的字句，而是采用一种祷告的形式，祈求父神和主耶稣把“恩惠和平安”或“恩惠、怜悯和平安”赐给收信的读者；每封书信结束的时候，都再用祷告，要“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或只是“恩惠”，与收信的读者同在，以此代替一般人常用的“再见”两字。彼得和犹大的书信，并启示录一书，也有类似的问安(参约贰3)，另外希伯来书和启示录也有类似的结语，而彼得后书则用以下的请求结束：“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有长进。”(三18)每一卷书信，从开首的问安到结尾的祝福，中间所写的一切，都表明-个真理：对众使徒来说，恩典是基督徒人生一个最基本的要素。 　　 　　常常听见人说，新约圣经的主题是救恩，这是真的。但新约圣经中的救恩由始至终是关于恩典的 (弗二5、8)；救恩是神的恩典所带来的(多二11)，而救恩的终结则是“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弗一6 )。这样看来，整套新约神学都包涵在“恩典”这个词内了。新约的信息，不过就是宣告说，恩典已在耶稣基督里面，并且藉着他临到世人；同时，在新约里，神呼召人去接受这恩典(罗五17；林后六1)，认识这恩典(西一6)，不要废掉它(加二21)，而是要继续在这恩典中生活(徒十三43)，因为这“恩惠的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徒二十32)。恩典是新约信仰的总和与实质。 　　…

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 刘小枫 按现代学的认知原则，对现代现象的知识学反省当首先把政治－经济域(现代化论域)、个体－群体社会域(现代性论域)和个体言述思想域(现代主义论域)作分析性的界分，以便确定现代学诸问题的实在位置。1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截然不相干地审理上述三个基本论域。本文将从现代学视域讨论汉语神学，论域定位在现代性问题上，在实际的讨论中，会相关地涉及现代化论域和现代主义论域，因为，无论把现代汉语基督神学作为学科，还是作为思想来讨论，都会涉及到其社会－历史的实在性结构，涉及到汉语思想者在现代语境中的个体性言述。 在我看来，汉语基督神学在明代已经出现，中国士大夫中的第一批基督徒(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在汉语思想的织体申承纳了基督信理，并与儒、佛思想展开思想辩难。2本文的课题是，考察百年来汉语基督神学问题在现代性语境中的位移，具体展开有两个方向：1.在百年来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型、尤其近十五年来汉语世界的政治结构的变迁(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基督教会的社会－政治处境及其问题；2.在百年来汉语学术形态的转型、尤其近十五年来汉语世界的思想文化变迁(现代性生成)中，汉语基督神学的思想－文化处境及其问题。在此分析基础之上，本文将探讨发展汉语基督神学的若干构想。 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基督教与民族国家的紧张 讨论现代化论域中的问题，可有不同的关注点和切入点，例如关注科层制的形成、工业化过程或大众社会的政治机制等。3就本文的论题而言，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的生成及其冲突，会得到首要的关注，因为它构成了中国基督教的现代语境的实在基础。 现代化过程的开端，与民族国家的成形、帝国在理念和政治上被分化瓦解同步：随着霍享史陶芬王朝的衰微，英、法首先强盛起来，随之，一系列其它城市国家提出了主权要求，新舆的欧洲民族国家逐步建构起来，欧洲中古式一统帝国的分化构成了现代化初期的基本政治现实。4 基督教会的教派分裂和教义理论的内在紧张，与欧洲新与民族国家的民族主权的政治诉求有密切的内在关联：欧洲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不存在西欧封建制后期那样的城市贸易和制造业，以及有强大的社团自治体传统的城市政体，也不存在与此经济政治形态相应的较为特异和复杂的群体与阶层的社会分化，当然也缺乏与此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相应的政治体制理念(民主)、社会制度理念(市民)和价值理念(自由)。9因此，所谓后起约含义首先是社会学的，它指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会遭遇到的独特的经济－政治－社会的结构性困难。逼迫的含义，从社会学来解释，乃是指的如下状况：先发现代化国家的殖民扩张，打破了传统的中国文化理念，被迫从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整体中把中国视为一个其中之一的国家政治单位，进而，在民族国家之间的生存对比中，民族精英被迫使国家形态的转型具有急促的步骤。10在这种社会学的处境中，民族主义主张之形成和得到强化，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实际需要的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资源。十九世纪后期，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之形成并日趋高涨，与德国、奥地利、俄国、中欧诸国、日本等国民族主义的出现和高涨一样，与这些国家的后发现代化处境有社会存在论的关联。11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政治形态是「文化取向」的，12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在中国很自然地向文化民族主义论域转移。在欧洲的民族国家问的冲突中，民族主义向两个方面延展：政治独立的民族论和基督教内部的宗派论(如俄国现代化过程中东正教思想与斯拉夫主义的联结对抗西方的基督教)，在中国，冲突成为中西冲突。13先发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展的殖民行为，必然激化中西冲突中的反基督教色彩。…

　 　　今逢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以及《信仰与生活》发行廿五周年纪念佳期，本人特表祝贺之忱。感谢神过去祝福了贵社在许多年间对改革宗信仰能够作有力而忠实的见证。本人对《信仰与生活》的编辑赵中辉牧师与包义森牧师以及其他一切对本刊物撰稿人的支持者表示贺意。本人也对十四个不同国家《信仰与生活》的读者特中贺忱，因为没有忠诚的读者，一个刊物是不能存在的。愿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国度借着各位的努力得以兴旺！ 　　　 　　 　　 自从《信仰与生活》开始它的见证以来迄今已经廿五年了。差不多每十年都表现它的特殊性格。本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了以后所谓“沉默之年”开始的。这种沉默可以说是由“铁幕”与“竹幕”那个十年期间所造成的，一九六零那一个十年也可以说是沉默的；那个期间是“不安的年代”背叛、骚扰、与亵渎。一九七零年代已经浮出了“纷乱之年”。在神学界的倾向多半也是仿效这个模型。 过去廿五年乃有迅速惊人的发展；那是一个喷射机的时代与太空探险的时代。那是一个太空卫星传播 的时期——多半是彩色的传播。神学的发展也随着喷射机时代速度前进。古老的自由派在过去占优势差不多已经有二百年了。在过去廿五年比较过去的两个世纪已经看到更多神学上的变迁，更多的倾向。 　　…

田海华 本文探讨《申命记》与《出埃及记》中的十诫及其立约语境，通过历史批判与文学批判的方法，指出约的结构与表达受到古代西亚盟约的影响，同时，基于被掳的现实处境，是申命学派与祭司典的作者，将约的观念编修进入希伯来圣经中，建构以色列与耶和华之立约关系，并使之与十诫整合，由此，十诫即是约，是话语，也是责任。 希伯来圣经著述的一个卓越特点，就是故事叙述与律法的紧密结合。在以色列宗教的发展历史当中，探讨古代以色列人同耶和华建立关系的立约叙述，是如何同作为律法的“十诫”相整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学整体，是揭示“十诫”与约之关系的关键。“我们今天所谓的‘历史’与‘律法’，在以色列自身历史的起初，就密切相关，幷整合进入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中。” 历史与律法是整合在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中，但是，这一整合幷非如门德豪尔所称的，是发生在以色列的起初，而是后来文学创作的产物，这个“后来”是指关于以色列起源的神话被创制的时期。 这样，二者相结合的历史被推至较晚的时期。正如科罗斯（Frank M. Cross ）指出：“在君王制的最后时期与被掳时期，约的意识形态﹑律法以及礼仪实践得以复兴。由于社团与亲族关系的结构需要存续的因素，还有传统宗教与律法的教导，申命学派与祭司学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努力，重构与复苏‘摩西时代’，也就是社团时代约的制度。毫无疑问，他们想要恢复过去的努力幷非无可挑剔，他们对那个时代怀旧式的建构被视为是规范性的。他们的努力受到他们自身特定的时代关怀所塑造，因为他们设想了改革的规划，或者为一个理想的未来作了安排。比如，约的律法利用了古代的传统律法，但这将属于后来的因素同真正古代的东西幷列，幷使之系统化与理想化地组合，幷重新表述。” 《申命记》中十诫的叙述语境…

　 　　 　　在过去二十四期，《今日华人教会》双月刊的编辑同工为笔者开辟「近代华人神学发展」的专栏，让我有机会与读者分享点滴的研究成果，于此先向他们衷心致谢。 　　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中国经历史无前例的变动：义和团事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党北伐、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一连串事件，中国传统社会的面貌完全改变了。中国教会在这动荡的时局中挣扎求存、历尽沧桑，虽然年日尚短、资源薄弱、人材缺乏，但仍能在历史洪流中矗立不倒，不断增长，继续为福音作见证。 　　 　　这半世纪的中华神学并不是从一九○○年才开始。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基督教的传教事业日益发展，早为中国教会播下了种子，不过当时教会成长缓慢，神学思想停留在襁褓阶段。到了庚子年间（1900 ）义和团事变之后，国内出现了宣教的新局面，在一股倾慕西方的热潮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兴趣油然而生，使信教人数急剧上升。民国成立之后（1912 ），宗教自由载于宪法，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中国教会的身分和形象渐次建立起来，而基督教甚至被视为救国的途径之一。 　　…

作者：孙毅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的教会有了很大的复兴。而在中国城市的家庭教会中，90年代以来建立起来的那一批教会，开始在今天的城市教会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并且，随着神学思想的普及，这一批的教会越来越明确自己的神学立场，以至我们可以说，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开始显示出一个新生代，其与传统的家庭教会有着明确的继承关系，但又表现出自身的特点。这种相对于教会传统来说，既有传承又有转型的关系所带来的张力，使我们在这里的神学反思显得十分重要。 一、基本神学立场的承继 1、传统家庭教会的神学传统 中国家庭教会的出现始于上世纪的50年代。然而其主要的教会传统则可以追溯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建立起来的本土教会。如果从普世教会的发展历史来看，那个时代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教会，传承了教会历史中两种神学思想的传统，即敬虔派传统及灵恩派传统。这两种神学思想传统我们都可以再向前追溯到19世纪的教会历史。在这两种神学传统中成长的中国家庭教会，形成了所谓传统家庭教会的神学立场。这个立场相对于那个时代的自由派的神学而言，可以一般地概括为基要派的神学立场。 2、90后教会的神学思想 上世纪90年代后建立起来的城市家庭教会，可以简略地称为90后教会。相对于已有传统家庭教会在90年代自然派生出来的家庭而言，这里所说的90后教会更多地是指由新一代的传道人新建立起来的教会。这些教会的神学立场，在基本的方面与传统家庭教会的神学立场完全一致，但在神学思想框架上更接近于一种福音派的神学立场。这种福音派神学思想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教会历史，但这里特别是指20世纪50年代以来与稍早的基要派区别开来的神学思想传统；其信仰告白可以在1974年的洛桑信约中看到。不过，与一般意义上的福音派神学所不同的是，在中国90后教会的这种福音派的神学传统中，我们可以辨识出一种改革宗的神学基调，所以也可以称为“改革宗基调的福音派神学”。 3、历史的传承关系 新一代教会与传统家庭教会是很难区别开的，这主要在于两者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可能只有部分90后教会符合我们这里所说的新生代教会，但不管是新建立的家庭教会还是以往传统家庭教会的自然延续，这个时期的绝大多数家庭教会都承继传统家庭教会中好的传统。例如：（1）对福音真理的忠诚：具体表现在对圣经是神话语的坚持，这是福音派的一般立场；（2）对于个人灵性生命成长的重视：一种灵修的传统；（3）对教会自主性的坚持：坚持教会乃是建基于耶稣基督这块房角石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

特雷西(David Tracy)/陈佐人 译 　　 　　1. 引 言 　　 　　我们身处在无以名之的时代。有人认为我们仍在现代性…

现在很少有人谈圣经政治哲学，因为《新约》中只有少数几条关于政治与宗教关系的教导(马太福音22：21，罗马书13：1-7)，而《旧约》记载的以色列王国历史似乎与现在所知的中东地区古代王国无异，没有什么深刻的理论可言。为了解除这种观念的遮蔽，有必要重温这样的历史事实：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三部开山之作——霍布斯的《利维坦》、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和洛克的《政府论》，都依据了圣经诠释而奠定它们的理论基础。《利维坦》考察从亚伯拉罕经摩西到以色列王国的历史，得出结论说：“政治与宗教的权力虽然全都操在国王手中，但除开由于自己天赋特厚或享有至福而福泽逾恒的人外，运用这两种权力时没有不受辖制的。” (P385)这一结论与霍布斯用社会契约论为王权辩护的学说相吻合。洛克为反驳保皇党菲尔麦从《旧约》中引申出的“父权政府的直系继承权”，在《政府论》上册详细考察上帝赋予亚当管辖权的意义，以及族父和以色列史中的继承权问题，得出结论说：“这个古老而首要的父权政府的直系继承权”只适用于500年的以色列王国，在1700年的以色列史中，“他们保有世袭君主政府的时间不到三分之一”。 (P137)斯宾诺莎分析了圣经记载的神权政治的优点和缺点：优点在于最高裁判者是上帝，只有上帝拣选领导者，如果他违犯神权，别人就以敌人对待他，合法地压服他；缺点在于因利未人作祭司的特权而引起的纷争和内战；斯宾诺莎认为现代政治制度应汲取神权政治的教训，实施政教分离和思想自由的原则。 (P239-250、258-279) 上述说法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常识。现代人大概以为上述哲学家不过是利用圣经，认为他们的理论其实与圣经历史并无必然联系，再加上启蒙运动和现代圣经批判运动否定了圣经的权威，出于这些和其他一些原因，现代政治哲学家不再把圣经作为新理论的历史资源，即使涉及近代政治哲学的历史背景，也宁可回到古希腊和中世纪。 人们承认社会契约论近代政治哲学的传统，但任何传统都不只是理论本身，建立理论的资源和论证方式更为重要。我们认为应该重视和恢复社会契约论的创始人从圣经出发立论的传统，这不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契约论，更重要的是解决现代政治哲学中的一些难题。比如，卡尔·施米特这样试图建立天主教政治神学，但却不诉诸圣经，他的学说停留在描述层面而不能解释理由。再比如，罗尔斯虽然自称继承洛克、康德的社会契约论，对正义原则加以论证，但没有“正义”、“公平”等概念的词源学考察，甚至连justification都讲不清楚。 本文从《撒母耳记》开始阐释圣经政治哲学，不仅是因为霍布斯、斯宾诺莎和洛克都重视这部经书记载大卫取代扫罗的政治哲学含义，①而且是因为从《撒母耳记上》开始，圣经中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可称之为政治哲学的观念。霍布斯、斯宾诺莎和洛克花费大量篇幅讨论的“摩西五经”中的政治的确是神权政治，但神权政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只是从《撒母耳记上》记载的以色列王权政治开始，圣经中才出现了可用政治哲学的术语和方法谈论的话题。当然，我们不能不顾《撒母耳记》之前的神权政治的历史背景，但重点在以色列王权政治的起源、特征和体制等话题中探讨圣经政治哲学。 一、《撒母耳记上》反映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