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published by “Yadon”

丁　耘 2008年11月 ——————————————————————————–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盖有以焉。人间之事，凡三十年大概可作一小结。检讨这三十年前后的思潮兴替，对于不断流变、纷繁复杂的实际历史过程而言，是一条比较简明的考察线索。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起伏，都同知识界对海外学术文化的理解与态度密切相关。即便是“研究国故”的学术、“保存国粹”的思想，亦莫之能外。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思潮兴替，不失为这条规律的极好例证。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有四位西方思想家产生了超越单一领域的广泛影响——我称之为改革开放时期的“西学四导师”。他们是青年马克思，康德、海德格尔与施特劳斯。如果我们能够关注：为什么恰恰是这四人在这里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他们如何被我们这个时代所解释、各自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这四位导师的教诲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或可获得一个合适的视角，去理解“三十年思想史”的整体气质与发展脉络。 　　改革决不仅是基本国策的调整，它意味着大时代的自新精神。除了大决裂的时刻，新时代当其酝酿期间，必然要同旧时代的正统意识形态发生积极的联系，要从老经典那里挖出新可能。因而毫不奇怪，为了抵消在正统解释下几全无生气的老年马克思，知识界发现了作为《巴黎手稿》作者的青年马克思，他给七十年代末带来的刺激叫做“人”。实际上《手稿》里的这个概念本属费尔巴哈，在当时更是被塞入了不少卢卡奇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与任何形式的人道主义的联姻注定是短暂的。除了少数人取道《手稿》终生周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卢卡奇化的马克思的崇拜者们很快找到了一个更合适的挖掘对象，这就是李泽厚化的康德。 　　李泽厚并不是什么康德专家，他的康德述评也很难说是康德研究的必读书。但在用康德解释把握时代命脉甚至推动时代精神的意义上，李泽厚无人可比。康德在20世纪的某个时刻居然如此激动人心，究其原因，天时地利因素占据泰半。但把这种因素转化为活生生的现实力量，李氏解释厥功至伟。 　　无论正统派们怎么想，时代的要求是从“人”这个概念向前推进。思想的要求如此，社会经济文化的要求也是如此。经李泽厚轻轻一拨，青年马克思对老年马克思之局就变成了康德对黑格尔之局，省却多少麻烦，打开无限生机。经由康德，一方面可以直接继承十八世纪的整个启蒙传统，另一方面绕开了与正统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黑格尔-马克思一系，取道新康德主义奔向原先几乎属于“不可接触者”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奔向现代社会与现代思想的另一种可能。李泽厚发现了一个比“人”更有意蕴的概念——主体性。他试图通过这个概念深入思索改革时代的主要问题：如何论证并建设现代社会？在这个现代化过程如何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主体性”概念还触及了一个当时不那么显著的问题：在那个新旧交替、剧烈变革的大时代，如何确定个人的生活意义？这三个问题可以归约为“社会”、“文化”、“个体生命”；或者也可从另一个角度表述为“现代”、“传统”、“安身立命”。至少在改革的前半段，思想领域是被这样三个问题轴所宰制的。 　　以李泽厚的康德解释为原点，基本上可以确定一个参照系，为这三十年来的思潮起伏绘出一个比较清楚的图景。雄心勃勃的后学们从康德开始了他们八十年代的新长征。甘阳引介了卡西尔。这位提出“人是符号动物”的新康德主义者有助于把关注从“理性批判”转到“文化批判”上。在“社会”问题（或者“现代性”问题）轴上，同新康德主义有密切关系的马克斯.韦伯开始得到重视。韦伯研究者苏国勋、甘阳等参与了社会学的学科重建工作。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也导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崛起。社会学与经济学一同带动了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复兴。逐渐坐大的经济学把社会学重建时那种对现代性的深沉思索简单化为“如何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适应该体制的现代社会”这个问题。不幸的是，当前的中国社会科学主流基本沿袭了现代经济学的这个倾向。社会学复兴时刻的那个关注，除了被年轻的福柯研究者们一度保持之外，主要通过马克斯.韦伯的对方，康德主义的真正终结者马丁.海德格尔得到了最集中的表达。…

● 南方都市报 编者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比例较大的国家，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所有权、产权一直都是学界争议的焦点，而产权结构与经济发展、社会冲突又密切相关，毫不夸张地说，关照土地制度变迁是关照转型国家制度变迁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土地改革导致经济提升之路有的遭遇挫折（如菲律宾），有的基本成功转型（如中国台湾地区）。本期评论周刊特推出一组讨论土地制度的专题，邀请国内长期关注土地问题的六位学者、台湾知名媒体人南方朔、菲律宾大学社会学教授戈尔登。贝罗（Walden Bello），分别探讨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我们不求共识之达成，但求问题之深入。 土地专题一 改革分割城乡的土地制度正当其时 ——激辩中国农地的制度改革 熊景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前执行主任、曾参与亚洲开发银行赞助的土地租赁制度研究调研 蔡继明：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荣休研究员段琦教授以“改革开放后中国教会发展初探”为题主讲了讲座，当中分析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之形势，以及剖析了中国三自基督教会及家庭教会发展失衡的种种原因。 基于历史的因素，过去基督教在中国曾被视为“洋教”、“精神鸦片”、“帝国主义走狗”等，但如今基督教一贯的“洋教”形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逐渐衰微。段教授从政治含义来看，过去中国官方将宗教定义为毒害人的精神鸦片，后来转为将基督教视为“文化基督徒”，淡化负面的氛围。另一方面在文化含义来看，过去基督教的帝国主义形象所带来与民间宗教的争战仍然在农村地区存在，但在城巿，“洋教”的形象却因全球化而更吸引了崇洋的小青年追慕而来。 除此以外，她认为特别在中国的农村，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做到“本色化”。她将农村的基督教形容为“旧酒新瓶”，仍然保持民间宗教相似形式的社团的关系。她曾参加一个教会的开幕式，他们敲锣打鼓、摆酒席宴请村民等，维持着民间宗教气氛，甚至基督徒家中的摆设亦与民间宗教相似，只是将偶像肖像换成了耶稣像，在下面仍摆放去世的亲人的相片以供奉，与民间信仰无异。他又提到农村教会多注重祷告，并相信神迹奇事及圣灵的追求，亦令教会在民间得以兴旺起来。 再者，基督教的组织及活动形式适合中国老百姓的需要。段教授表示中国是农业社会，重视传统的血缘关系。寻常老百姓多先关心咱家，再扩至社会组织，最后才是国家，因此西方式的公民社会难以建立。而基督教的活动多切合家庭需要，例如关心贫困人，为病人祷告等。此外其家庭教会的聚会形式亦比赴道观寺庙等形式灵活，切合人们的生活，因此基督教能为大众所接受。 “三自”与“家庭”发展的失衡 段教授又提到现时中国基督教教内出现官方的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出现“失衡”现象。估计家庭教会占整体基督徒人口2/3，三自教会占1/3。她分析了不少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中国政府限制基督教发展的态度下，三自教会往往向政府呈报较实质人数为少的数字，到了政府又再被削减；反之家庭教会倾向于多算参与人数，结果不自觉将两者数字拉得更远。 她又表示政府对基督教的活动有所限制，她举例在81年湖南宗教机关规定限制基督教的活动，无论是传道、聚会时间地点、神职人员、讲道内容都必须得到批准，为宗教信仰设下种种障碍。面对政府的规管，三自教会及家庭教会回应截然不同：三自教会为保持与政府关系，会在政府限制的基础上再给信徒限制；家庭教会却把传教看为大使命，无视所有有违圣经教导的权力，因此会巧妙地应对政府的限制。 她更表示三自教会出现欠缺活力及机关化的现象。曾有教会将信徒的奉献讨好政府官员，供他们旅游、桑拿等享乐，或给其亲们买房产，引致信徒不满，并与教会的神职人员决裂，另立家庭教会。当奉献随着信徒的离开而减少时，教会牧师状告到政府，对家庭教会造成压制。 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郭伟联博士回应时表示段教授的研究对香港教会有提醒，特别在教会与社会的互动上有必要多加研究及了解，对教会未来的发展相当重要。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现在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教授。1991年，年轻的克鲁格曼获得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一时名声大噪。至少我们知道，美国经济学家获得克拉克奖的机会，要比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小。随后，他在刘遵义教授等学者关于东亚奇迹没有包含多少技术进步的经济计量研究的基础上，准确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曾经惹得马哈蒂尔十分恼火，却实在是功力的体现。克鲁格曼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把地理因素融合到经济学研究中去，还有历史因素。地域经济方面，他对日本特别关心。大约十年前，他的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也很是风行一时。 　　近读保罗·克鲁格曼教授的新著《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除了著作的主题以外，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一些片段回忆和思考，也悠然浮上心头。 　　 往日的好时光 　　在克鲁格曼看来，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三十年的时间，那时候贫富差距比较小，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享受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包括两党的关系在内，整个社会比较和谐。可惜在又一个三十年以后，美国的贫富差距又变得很大，绝大多数居民对于现状表示不满，两党的对立也比较严重。 　　按照克鲁格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比较和谐的“中产阶级社会”，不是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的结果。这其中除了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以外，还包括强调对富人征税以支持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包括工会的力量得到加强，这样从两头来“压缩”贫富差距。但是自从里根时代以来，共和党明显右转，为富人减税，例如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就下降了一大半，遗产税也在下降甚至叫嚷干脆取消，还有就是削减和侵蚀社会福利，打击和瓦解工会。右转的结果，使得随后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只让极少数人受惠，而大多数美国人却被远远地抛在后面，结果贫富差距急遽扩大升。在这个过程里面，共和党以金钱和“黑手党那样的忠诚”维系的院外活动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克鲁格曼还尖锐地指出，以当今的共和党为代表的这种“保守主义”，源自骨子里面的白人种族主义，虽然他们有本事从来不那么说。 　　 政治经济孰因孰果…

20年06月18日 10:55 科学大家 放大字体 收藏 微博 微信 分享 3,510…

连岳：政府为啥出钱让人告自己 成都出了件奇事。当地政府强制拆迁以后，与被强制者协商不成，大方的掏出十万元请被拆迁者到法院告自己，还免收了诉讼受理的费用。这种匪夷所思的新闻居然能够出现，让人觉得自己确实生活在一个神奇的地方。 而细读新闻就会发现，这也不能怪成都有关部门浪费公帑或者夸奖他们为了进行公民普法教育而鼓励“民告官”。盖因拆迁协商不成，那兄弟实在是有点一根筋，认准了自己没钱打官司，就是有钱也打不赢这个理儿，然后准备炸了有关部门。甚至拿出拆迁给的钱买了车，准备制造一下交通事故。据说这兄弟已经掐算好了各种因素，有关部门也知道他打算这么干，但就是拿他没办法——在这里倒是应该夸奖一下现在的法制观念确实是有进步的，至少不会因为他有这个念头就直接抓他进去。不过我倒是怀疑确实这兄弟是把对方给吓坏了，怕将来他出来以后做出更可怕的事情。 您看，要是政府给钱找人告自己是出于这么个原因的话，我是不敢把其意义归结到亲民与法制建设教育之类的科目里面去，这完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嘛。传说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现在悬在了头上，花点钱走正常途径恐怕也是保命的不二法门。 问题有两个。其一，这钱恐怕是公款吧。转了一圈以后，政府不但担心害怕不说，还要借钱给人家来告自己。我们知道，诉讼这事儿耗时费力不说，政府输了赔钱也不说，万一政府赢了，这位仁兄不知道对于法官的公正度是否有个正面的判断。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估计还是个炸药包，如果是肯定的——这事儿我不信，不然他早就去告了，也不会说出“民告官”没有信心这种话。前期的处理不好，最后付出更多代价已经成为某种常态，倒霉的是那些纳税人的血汗钱。 其二，为什么总是要出到这种手段才能解决问题？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告御状就有滚钉板一说，那是说民间想要申冤的话，其代价是颇为高昂的。但就是这种高昂的代价，才是很多部门能够放心大胆的侵害百姓利益的原因，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问题是您不能总指望碰到打掉牙齿吞落肚的良民吧？这个从概率上也是说不通的嘛。结果碰上这种硬茬子，只能出公款请他来告自己了。 而老百姓谁不想好好的生活呢？弄出个“吾与汝携亡”不是什么好事儿。可是，往往不到这个地步，就是有人能够不把老百姓的利益与诉求放在心上。这个倒也不能全怪他们，毕竟他们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里很难碰到这样的人。当然，这次碰上算他们倒霉，傻眼了吧。 这个倒不是我在幸灾乐祸，其实作为一个同样普通的老百姓，即使写着这些看上去调侃的文字，心里感到的也是一丝一丝的寒意与悲凉。当一个社会中，普通人必须要走到这一步才能为自己讨到一个可能的公正之时，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我们为了平静的生活，到底应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是足够的？ 这个代价是我们支付不起的，也是我们不应该支付的。匹夫之怒、流血五步，这种景象或者这种威胁，不该出现在现代社会里。我想，这件事最该深思的是某些掌握政柄者，那把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用细若游丝的民意之发吊住的。…

从”内参”到”第一大报” 如果国外发生的事情对这个国家大多数公民来说都是秘密，那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国家一定出了什么问题。曾经，《参考消息》是一份仅限”一定级别”的人阅读的秘密。 　　这是一种特殊的新闻报道，是专为各级领导采写和编译的国际国内新闻。这些报道属于国家秘密，有多种秘密等级，只供相应级别的官员阅读，普通人看不到。 　　它叫“内参”，中国一种独特的新闻产品。 　　《参考消息》——这份由新华社主办、目前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就曾经是一份内参。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57号这座大院的记者编辑们，肩负着两项特殊使命——党的“耳目”和“喉舌”，这是新华社成立第一天就被赋予的使命。 　　1931年11月7日，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在江西瑞金成立，《参考消息》于同一天创刊。当时，红中社被赋予的任务和功能，是党的“耳目喉舌”。“喉舌”指的是，对外播发宣传共产党、苏区和红军的新闻，编印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耳目”则指编印供领导决策的内部参考消息。《参考消息》的名字，也是在那时出现的。 　　当时的《参考消息》主要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以及少量外文电讯，每期油印四五十份，为中央苏区和红军领导层判断形势、做出决策提供参考。 　　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仍然沿袭过去的办法，继续编印出版《参考消息》，只是阅读范围稍有扩大，也不过两三千份。稍有扩大的原因是，领导层扩编，又要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对民主党派高层领导人不能不提供一定的外部信息，以取得政策上的共识。…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格兰诺维特早年一篇论文所揭示的“社会不稳定原理”——该原理被通俗地称为“多米诺效应”——即社会骚乱往往只需要第一个人参与，然后，由于集体行为可能非常敏感地依赖于个体行为，“集体意识”被这第一个人的行动激活，迅速卷入骚乱，后者于是升级为“社会动乱”。 通常，一个社会由三类群体组成——中产阶级、上层和底层。其中，中产阶级最不愿意有社会动乱。但在转型期中国社会，中产阶级不是一个稳定的群体。于是，心态的包容性取代财产稳定性成为防止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当民众的心态日益偏激时，社会动乱特别容易被触发。 我们深知，在目前的舆论条件下，对每一篇文章的作者而言，或许最好的选择是回避讨论这类敏感议题。可是对群体而言，每一个人的这种回避态度最终会导致灾难性的结局。针对辽宁西丰县进京拘捕记者事件，许多作者已经发表了许多见解。这些见解衬托着一个更根本的见解——自由舆论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自由的舆论当然要包含各种我们不喜欢的舆论，难道我们可能只允许我们喜欢的舆论“自由”吗？ 任何一位社会成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例如那位县委书记，在一个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已经多元化了的社会里，必须学会适应多元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换句话说，他必须学会“宽容”——对异端的宽容。对主流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反叛行为，每一社会成员都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这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最本质的特点。洛克在他的名篇“论宗教宽容”里有所论证，但更雄辩的论证来自社会实践的历史。宽容的态度导致了政治温和的中产阶级立场，后者构成了社会顶层和底层之间尖锐冲突的缓解区域，有效地防止了社会动乱。 最愚蠢的是所谓“愚民政策”。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趋同，并由这一趋同而形成价值观单一的社会网络。这样一种政策将把最大多数社会成员改造为“愤怒青年”，他们将以微不足道的借口参与骚乱，因为他们的头脑不能想象任何更温和的批判手段。 一位普通记者的报道，无论如何应算是“温和的批判手段”。那些下令拘捕“温和”的干部，其实是在欢迎“骚乱”和“革命”，他们的头脑恰好是他们长期愚民政策的产物。 所以，转型期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仅必须防止严重不公的收入分配，而且必须防止愚民式的宣传。明智的政策是尽量开启民智，让宽容态度成为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原作汪丁丁） http://blog.gmw.cn/u/31171/archives/2008/36188.html

作者： 刘义昆 　　近年来，湖北大冶市一些路段“黑的”泛滥，但市民投诉无门。近日，署名“文明冶人”的市民在该市一些路段张贴“寻官启事”，希望以此引起相关部门重视。有热心网友将“文明冶人”的这一创意发到了黄石当地的东楚论坛上，引起网友热议。 （11月18日《长江商报》） 　　又见“寻官启事”。就在一个多月前，因一根水泥电线杆被大货车撞成两截、悬在空中10天无人管，海南文昌市锦山镇的居民就曾贴出“寻官启事”，呼吁解决。大冶市的 “寻官启事”估计是受到了文昌市“寻官启事”的启发。遗憾的是，文昌市的“寻官启事”被媒体报道后，虽有网友关注、论者抨击，但却未见下文，问题是否已经解决让人好奇。因此，大冶市的 “寻官启事”能否还能管用，无疑让人担忧。 　　“寻官启事”的背后，是政府部门低下的行政效率。水泥电线杆存在安全隐患，原本只需要市民打个电话，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却推脱拖延了10天之久，可见相关部门之拖延；大冶市 “黑的”泛滥已有几年，应该早有市民举报，到现在却仍未解决，可见当地政府部门之无能或懒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