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published by “Yadon”

IMG src= http://www.my1510.cn/files/my1510_125/0768877092.gif P P 　　我们车间的党支部书记李头儿有句著名口头禅，說出來嚇死你“别把执政党搞成了地下党”。这话原是对着车间工会主席，共 产党员赵头儿说的。却后来不胫而走，成了李头儿的党训。 BR 　　赵头儿——优秀共…

FONT face=Verdana 　不久之前，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一篇署名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强烈关注。俞可平的特殊身份，以及文章对民主正面、直接的肯定，为人们营造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时成为流行语。 /FONT P FONT face=Verdana 　　今年49岁的俞可平出生于浙江绍兴，初中毕业后就在农村的生产队里参加劳动，并做过生产队干部。1977年高考恢复后，“不脱产复习”的俞可平考入绍兴师专(现绍兴文理学院)，毕业后，先在厦门大学读哲学硕士，后在北京大学读国际政治关系专业博士。取得博士学位后，俞可平选择留在北大，不久调入中共中央编译局。 /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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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2010-07-20 16:39:48)转载 /div div 标签：文化 /div div 第一次听到刘沙沙女士的名字是在网路上，知道其为了抗议一位异议人士的逮捕，绝食19天，后被强制灌食。当时世道一片白色恐怖，此举足以让我这个七尺男儿汗颜。…

DIV class=t_msgfont id=postmessage_2822912 黄 芳：以上帝的名义——读《五月花号公约签订始末》 BR 时间:2008年11月11日 作者：黄 芳（…

连岳：政府为啥出钱让人告自己 成都出了件奇事。当地政府强制拆迁以后，与被强制者协商不成，大方的掏出十万元请被拆迁者到法院告自己，还免收了诉讼受理的费用。这种匪夷所思的新闻居然能够出现，让人觉得自己确实生活在一个神奇的地方。 而细读新闻就会发现，这也不能怪成都有关部门浪费公帑或者夸奖他们为了进行公民普法教育而鼓励“民告官”。盖因拆迁协商不成，那兄弟实在是有点一根筋，认准了自己没钱打官司，就是有钱也打不赢这个理儿，然后准备炸了有关部门。甚至拿出拆迁给的钱买了车，准备制造一下交通事故。据说这兄弟已经掐算好了各种因素，有关部门也知道他打算这么干，但就是拿他没办法——在这里倒是应该夸奖一下现在的法制观念确实是有进步的，至少不会因为他有这个念头就直接抓他进去。不过我倒是怀疑确实这兄弟是把对方给吓坏了，怕将来他出来以后做出更可怕的事情。 您看，要是政府给钱找人告自己是出于这么个原因的话，我是不敢把其意义归结到亲民与法制建设教育之类的科目里面去，这完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嘛。传说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现在悬在了头上，花点钱走正常途径恐怕也是保命的不二法门。 问题有两个。其一，这钱恐怕是公款吧。转了一圈以后，政府不但担心害怕不说，还要借钱给人家来告自己。我们知道，诉讼这事儿耗时费力不说，政府输了赔钱也不说，万一政府赢了，这位仁兄不知道对于法官的公正度是否有个正面的判断。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估计还是个炸药包，如果是肯定的——这事儿我不信，不然他早就去告了，也不会说出“民告官”没有信心这种话。前期的处理不好，最后付出更多代价已经成为某种常态，倒霉的是那些纳税人的血汗钱。 其二，为什么总是要出到这种手段才能解决问题？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告御状就有滚钉板一说，那是说民间想要申冤的话，其代价是颇为高昂的。但就是这种高昂的代价，才是很多部门能够放心大胆的侵害百姓利益的原因，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问题是您不能总指望碰到打掉牙齿吞落肚的良民吧？这个从概率上也是说不通的嘛。结果碰上这种硬茬子，只能出公款请他来告自己了。 而老百姓谁不想好好的生活呢？弄出个“吾与汝携亡”不是什么好事儿。可是，往往不到这个地步，就是有人能够不把老百姓的利益与诉求放在心上。这个倒也不能全怪他们，毕竟他们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里很难碰到这样的人。当然，这次碰上算他们倒霉，傻眼了吧。 这个倒不是我在幸灾乐祸，其实作为一个同样普通的老百姓，即使写着这些看上去调侃的文字，心里感到的也是一丝一丝的寒意与悲凉。当一个社会中，普通人必须要走到这一步才能为自己讨到一个可能的公正之时，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我们为了平静的生活，到底应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是足够的？ 这个代价是我们支付不起的，也是我们不应该支付的。匹夫之怒、流血五步，这种景象或者这种威胁，不该出现在现代社会里。我想，这件事最该深思的是某些掌握政柄者，那把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用细若游丝的民意之发吊住的。…

● 南方都市报 编者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比例较大的国家，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所有权、产权一直都是学界争议的焦点，而产权结构与经济发展、社会冲突又密切相关，毫不夸张地说，关照土地制度变迁是关照转型国家制度变迁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土地改革导致经济提升之路有的遭遇挫折（如菲律宾），有的基本成功转型（如中国台湾地区）。本期评论周刊特推出一组讨论土地制度的专题，邀请国内长期关注土地问题的六位学者、台湾知名媒体人南方朔、菲律宾大学社会学教授戈尔登。贝罗（Walden Bello），分别探讨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我们不求共识之达成，但求问题之深入。 土地专题一 改革分割城乡的土地制度正当其时 ——激辩中国农地的制度改革 熊景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前执行主任、曾参与亚洲开发银行赞助的土地租赁制度研究调研 蔡继明：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荣休研究员段琦教授以“改革开放后中国教会发展初探”为题主讲了讲座，当中分析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之形势，以及剖析了中国三自基督教会及家庭教会发展失衡的种种原因。 基于历史的因素，过去基督教在中国曾被视为“洋教”、“精神鸦片”、“帝国主义走狗”等，但如今基督教一贯的“洋教”形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逐渐衰微。段教授从政治含义来看，过去中国官方将宗教定义为毒害人的精神鸦片，后来转为将基督教视为“文化基督徒”，淡化负面的氛围。另一方面在文化含义来看，过去基督教的帝国主义形象所带来与民间宗教的争战仍然在农村地区存在，但在城巿，“洋教”的形象却因全球化而更吸引了崇洋的小青年追慕而来。 除此以外，她认为特别在中国的农村，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做到“本色化”。她将农村的基督教形容为“旧酒新瓶”，仍然保持民间宗教相似形式的社团的关系。她曾参加一个教会的开幕式，他们敲锣打鼓、摆酒席宴请村民等，维持着民间宗教气氛，甚至基督徒家中的摆设亦与民间宗教相似，只是将偶像肖像换成了耶稣像，在下面仍摆放去世的亲人的相片以供奉，与民间信仰无异。他又提到农村教会多注重祷告，并相信神迹奇事及圣灵的追求，亦令教会在民间得以兴旺起来。 再者，基督教的组织及活动形式适合中国老百姓的需要。段教授表示中国是农业社会，重视传统的血缘关系。寻常老百姓多先关心咱家，再扩至社会组织，最后才是国家，因此西方式的公民社会难以建立。而基督教的活动多切合家庭需要，例如关心贫困人，为病人祷告等。此外其家庭教会的聚会形式亦比赴道观寺庙等形式灵活，切合人们的生活，因此基督教能为大众所接受。 “三自”与“家庭”发展的失衡 段教授又提到现时中国基督教教内出现官方的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出现“失衡”现象。估计家庭教会占整体基督徒人口2/3，三自教会占1/3。她分析了不少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中国政府限制基督教发展的态度下，三自教会往往向政府呈报较实质人数为少的数字，到了政府又再被削减；反之家庭教会倾向于多算参与人数，结果不自觉将两者数字拉得更远。 她又表示政府对基督教的活动有所限制，她举例在81年湖南宗教机关规定限制基督教的活动，无论是传道、聚会时间地点、神职人员、讲道内容都必须得到批准，为宗教信仰设下种种障碍。面对政府的规管，三自教会及家庭教会回应截然不同：三自教会为保持与政府关系，会在政府限制的基础上再给信徒限制；家庭教会却把传教看为大使命，无视所有有违圣经教导的权力，因此会巧妙地应对政府的限制。 她更表示三自教会出现欠缺活力及机关化的现象。曾有教会将信徒的奉献讨好政府官员，供他们旅游、桑拿等享乐，或给其亲们买房产，引致信徒不满，并与教会的神职人员决裂，另立家庭教会。当奉献随着信徒的离开而减少时，教会牧师状告到政府，对家庭教会造成压制。 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郭伟联博士回应时表示段教授的研究对香港教会有提醒，特别在教会与社会的互动上有必要多加研究及了解，对教会未来的发展相当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