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８日，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因贪污受贿2千余万元，被当地检察机关批捕。在侦查中，发现了徐与146名二奶的“日记”等证据，其中写给儿子的一封信，畅述做官心得，总结为官原则，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实为官场“金科玉律”，符合“付诸史馆”的标准；该信观点鲜明，论述坦率朴实，语言精炼，警句频出，振聋发愦，境界高超，足可编入教科书当范文，聊以纠正当今假话空话套话充斥的文风。当然,该信有感而发，属即兴之作，逻辑上欠推敲，然白玉微瑕，瑕不掩瑜也！ 下为该信全文: “孩子：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对你在大学里的表现，我很欣慰，你要再接再厉。 既然你选择了一定要走仕途这条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劝告铭记在心： 1、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 把探索真理这这类事情让知识分子去做吧，这是他们的事情。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 2、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 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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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人：范亚峰 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持人：王 磊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005年4月21日，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二会议室 今天很激动，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在这里谈一点自己对中国宪法问题，也就是中国宪政之路的看法。我今天的题目就是 “政法系和中国宪政之路”。我最近写了两个东西，一个是“2004–政法系主导社会转型”，破折号表示的是从2004年开始；另一个是“政法系与社会和谐”。这两篇都是报纸的约稿，第一个是《瞭望东方周刊》去年年末的约稿，邀请我写，写完之后他们也很满意，结果拿到了总编审稿的时候，总编具有非常强的政治嗅觉，一看我的题目，“政法系主导社会转型”。编辑说这个很好啊，我这个题目还可以，总编还是觉得不是很对劲，到最后关头说，这个不行，后来这稿子就枪毙掉了。然后，第二篇“政法系与社会和谐”是广州的《21世纪经济报道》的约稿，听说约完稿之后，也是到总编那里，编辑觉得没问题啊，到总编那里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然后我的稿子就被枪毙掉了。在现在看来，我主要是以这两篇稿子为基础，来和大家进行交流。我想，今天晚上遵循一种我认为比较好的形式。首先，我花5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大致讲一下我的想法，然后再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大家彼此之间进行交流。写条子，或者主动站起来提问，我觉得都可以。这样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互动的方式来带动人们达到这样一个认知。我前两次到北大来讲都是在我的一个朋友，陈端洪教授的课上。这一次呢规模比较大，人数比较多，我觉得这个机会更是难得。…
P “拒服兵役之良心自由”比较研究 /P P /P P /P P BR…
BR BR DIV class=t_msgfont id=message1551702 FONT size=4 在发表于一九八一年七月的一篇文章中，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提到了一个幻想故事。一群阿根廷人决定在一片适宜的平原上建造一座城市，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知道盖房子的地方是一块墓地，它一点昔日的痕迹也没留下来。只有头头们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保持着沉默，因为这是他们整体计划的一部分。 BR…
余世存：游戏结束了——奥运观摩的心得体会 一． 我没有全看“内廷供奉班头张氏艺谋”（饕餮先生语）的作品，但晃了几眼，感觉可以打上八、九十分。可以了，还是个东西嘛。那些指责开幕式糟蹋传统文化、宣扬暴力美学、推广唯漂亮主义之类的看法，都太学者了。 但知识分子也是生产力，学者多是人民大众的朋友，他们这样说肯定有他们的理由。甚至我自己给开幕式打了九十分后，心里丝毫没有电视画面上的国人那样”与有荣焉”的自豪，更没有上海文人那”人人都是李宁”的认同。我的心理难以言喻，一如我的生存难与人分享。我的朋友毛喻原先生晃就没晃一眼，他大概是我所知道的唯一没有看热闹的朋友。 即使可得一百分又如何？是的，人人都看见了开幕式的顺利进行，不少人称颂开幕式的成功。但当夜我们获得的快讯却是：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宣布:鉴于中国的热情和周到和开幕式的巨牛B,下届奥运会仍在北京举办！消息一经传出，中国上下官员几乎全部晕厥，北京警察率先暴怒：老罗,我操你大爷!!!对这样的玩笑我只能苦笑，由衷地同情北京警察。我几年前就听说，警察阶层是我们社会有严重心理疾病的三大阶层之一。时过境迁，他们不仅没有盼头，而且常规工作和非常任务更多了。但愿他们为人夫为人父为国民时，还是一个个正常的中国人。 但谁来同情我们自己，我们十几亿同胞的身心安泰？十几亿人或提心吊胆：人分三六九等，或关闭企业：社会不再为你服务，或不能进首善之区：即使是良民也得为国家减负，或仓皇”避孕”出京城，……就为了那么一个时刻？十几亿人几乎人人出让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从吃穿住行，到眼耳视听，到身意心力，人人都让渡了一部分，来接受奥运的盘踞、轰炸、洗礼，就为了那么一个时刻？ 一个纯粹的体育活动，即使是国家的游戏，也不应该上升到末日般辉煌的最后演出，以至于忘记了刚刚献祭牺牲的千千万万的童男童女，忘记了刚刚闭眼、坟头并没有送上电视机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冲喜也不是这个冲法啊。因为真正的冲喜，是不应该有所掩饰，有所屏蔽的。因为真正的冲喜，参与者是庄重的，肃穆的。但这一次的体育冲喜活动，奇怪地残酷化也喜剧化了。一次体育活动，被上升到大喜的人人有份的高度。残酷得一切为奥运让路，喜剧得一切都跟奥运相关。非喜勿听，非喜勿视，非喜勿言。一次体育活动，奇怪地为一般常理难以理喻地被上升到国家政治的高度，中国、中华民族、国家荣誉、百年衰败，等等，那些自大的名词，全被借用来打压卑微渺小的国民个体的生存。这样的国家游戏实在让人捏一把汗。 关于人权化政治化的指责，新华社、国新办、外交部发言人等机构和个人已经代表人民表达了中国观点。关于人权化政治化的斗争，针锋相对得如戏如剧。从未有过的护送圣火活动已非游戏，而如黑社会老大们争抢火龙棍一样充满了阴谋、血腥、惨烈；充满了正义、权利、英勇。自然，这种火而圣的传递到了国内，各地各级政府也像是做烫手山药的甩手游戏一样，人力物力全用来接手，全用来欢送。乡村的线人都调动起来，狙击手布满道路两旁，至于新开一条山路传递圣火，则需要官员们亲自上山用竹棍一类的武器打蛇。这样的国家游戏实在让人好奇。它的想象力匪夷所思，非凡俗如我者、升斗小民如我者所能理解。 一个国家请求举办一次体育活动，得意的也许是”利维坦”一样的国家，跟大多数人没有关系，但一个前现代国家有办法让大众感觉到荣辱攸关。给国家一个机会，国家还世界一个奇迹。一时间，一切的宣传、舆论、民意民情，似乎都同意，举国奥运是值得的，是应该的。能够上媒体的国民都在谈论为奥运做贡献，为国争光。这样一种国家集体的氛围孤立、打击了不合作者、持自己意见者，连达赖都为奥运致意。而人们的口头和心里支持就是一种参与，与有荣焉、咸与奥运的国民们多年没有参与类似的大事喜事了。一个寂寂无名的人，一个少不更事的人，只要他在亲友中谈论起奥运，他就觉得一阵阵的充实，一种类似高潮的兴奋和宣泄，他就感觉到了生活意义的降临。我们中国人太孤独寂寞了，每隔一段时间都有着政治参与社会参与的冲动和要求，每隔一段时间都需要一种狂欢或发泄。我们中国人太聪明太有才了，不少人都需要国家层面的项目来供自己研究、分析，来展示自己的智慧、才华和谋略。国家立项的奥运就是这样的一次机会。这样的国家游戏实在让人叹息。…
南方人物周刊 在1978年前，中国人阶层身份的获得是先赋性的：工人、贫下中农、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或者其他，不同身份的人有着明显不同的社会地位。而且，频繁的政治运动使得社会流动处于失序的状态之中。正如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所言，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政治运动连绵不绝，经济剧烈变动，社会政策多变。这样的制度、政策和社会结构变动，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个人、家庭乃至某个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的获得和沉浮，都不能由他们自己掌握，而是由当时的制度、政策的变化来决定。 1977年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个年头，显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年冬天，全国有570万考生走进了被关闭十多年的高考考场，迎来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时刻。而从整个社会结构来看，恢复高考这一举措，使得原本几乎完全凝固的社会阶层重新获得分化与流动的生机。尽管，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并不能够挤过那道刚刚连接上的独木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了第二次重大制度变革。对大多数人来说，觉察游戏规则变化时间的先后、手中资源占有的多少，以及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与能力，逐渐成为了塑造他们生活品质的根本因素。随着政治从社会生活缓慢抽离，个人得以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 粗略说来，我们可以大致将这30年改变命运的重大机会罗列如下： 高考——1977年是中国才子们的狂欢年，高考的大门重新开放，这仍是中国人改变命运的最重要路径。以200 8年高考的录取率为例，最高的省份达76.8%，即使是最低的省份，也有33%。这和30年前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倒爷——1979年后，国家实行原材料价格改革，形成了所谓价格“双轨制”。“双轨制”是“倒爷”阶层形成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中俄边境贸易的开放，造就了“国际倒爷”。当年一句流行的谚语是“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倒爷”虽被人诟病，但在客观上融化了计划经济的坚冰。 打工潮——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20多年严苛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此后几年间，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乡镇转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沿海地区的开放，农民涌向沿海的大城市。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打工潮呈波澜壮阔之势。最新的《经济学人》杂志预测，中国剩余劳动力10年内不会枯竭。…
“神佑美利坚” 任军锋 2006年1月 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深层结构中，伴随着政治领域的日趋世俗化，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张力便构成了其中最为核心的哲学命题。尽管随着民族-国家的崛起，政治与宗教开始在建制上走向分离，但这并未缓解神圣与凡俗两种视野之间的紧张。如何在上帝与恺撒、教士与帝国、教会与国家、良心与权威之间形成一种“建构性张力”？仍然是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所力图索解的基本问题。在世俗领域摆脱教会的羁缚之后，不可避免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如何确立一种新的权威？而如果没有这种权威，世俗领域将无法获得一种新的自身所特有的威严，将失去先前教会支持下的派生的重要地位。” “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正是在这一语境中被提出的。它承接了古典政治理念，即任何城邦（国家）要强大且持久，公民群体的道德共识和神祗认信是不可或缺的。公民宗教为现世的政治国家提供了某种超世的维度，赋予政治社会以恒常性，它强调的首先是信仰的社会和政治功用，而非某种宗教真理。在西方政治传统中，罗马贵族正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他们看来，政治社会的维系首先在于民众养成服从的习惯，而只有当民众将这种义务视为某种神圣意志的要求，这种服从的习惯才能养成。而如果各社会阶层放弃了宗教认信，这种乐于服从的习惯将遭破坏，政治体也会随之走向崩溃。 1967年，社会学家罗伯特 #8226;贝拉（Robert N.…
P BR /P P 著名书籍《我为何不是基徒》的大陆作家范学德最近在《大使命》月刊中发文，指出当今基督徒在网络的公共空间上几乎没有声音，教会亦忽略网络这块大好的宣教土地，呼吁兴起「网络宣教士”以收复这片失地。 /P P 他自变量据表示，中国网民数量已居世界之冠，今年6月底已达至2.53亿之多，互联网是神为中国打开的福音大门。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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