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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寐评论：2008年中国“十灾” 由 moses! moses! 于 2008年 9月 24日 23:54…

圣山网首发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你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罪债， 如同我们免去人的罪债。 ——引自：耶稣基督的主祷文 都说我们现在进入了粮食和石油的危机时代，其实对于当下的我们，更多的应该是人性的危机：如果我们的粮食是有毒的，如果石油是来污染环境的，生产它们的是人，使用它们的也是人，尤其是粮食这古老的养我们性命的食物，有着毒性或者带来对身体的伤害，我们还如何可以生存？所谓“食色，性也”——对于国人，吃食还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么，食物的问题所暴露的就不仅仅是缺少的危机，而是中国人人性本身的危机！中国人之为人本身的危难！ 这一次三鹿奶粉加入三聚氰胺导致大量婴儿泌尿系统结石乃至死亡，成为所谓的结石娃娃，彻底暴露了我们这个时代之为造假时代的本相！ 因此，这并不仅仅是食物的危机，也不仅仅是人性的险恶，而是生命的灾难：我们这个时代，这个2008年历史拐点的时期，从雪灾到地震，已经越来越直接打击生命本身，尤其是地震开始，都是指向孩子们，从不久前黑砖窑的童工伤残事件，到大头婴儿，再到地震中不合格校舍导致成群死亡的孩子们，直到现在的有毒奶粉，孩子们的年龄越来越小了，直到婴儿，刚出生的婴儿，越来越深入孩子们的身体，这是对这个文化剩余生命的再次牺牲式地无情征用！是造假时代所需要的代价和本钱！ 中国文化一直有着一个没有被揭露的剩余生命的悖论：一方面总是相信自然和人事会有着剩余和余地，总是可以再生和延续，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生生之为德的信念，推崇生养也要求养生，因而反复利用生命有着剩余的潜力；可是另一方面，又极力征用甚至盘剥剩余生命，既然有着无尽的剩余，那就以为可以无尽征用，极尽掠夺之能事，对剩余生命的伤害无孔不入！…

任军锋 译 2006年12月 ——————————————————————————–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他的伟大著作《民主在美国》一书接近尾声时指出，在民主时代，“那些真正热爱自由和人类之卓越（human greatness） 的人们”尤其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作者：高华] 近20年来，围绕60年代初大饥荒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关系已出版了若干论著，但学术界却较少论四清运动与大饥荒的关系。本文依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其他相关资料，对这一问题作了初步研究，形成的基本看法是：四清运动虽然初兴于1963年，但是早在大饥荒趋于顶点的1961年初，四清的基本概念及其措施已相继出台，毛泽东认定造成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破坏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并着手部署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只是由于1961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已陷于极度困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事实上将毛泽东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才未使之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1962年下半年，经济复苏已成定局，毛泽东重拾一年多前提出的那些概念，并迫使中央核心层接受了他的意见。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3年春夏之后，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 一、 毛泽东对大饥荒的反应 进入1960年，由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引发的国内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已经全面形成，各地普遍出现粮食紧张、人员外流、浮肿蔓延和＂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等现象。但是对于中央领导层而言，这些并非是1960年产生的新情况，从1958年始若干省份就已出现类似情况，并曾向北京汇报。毛泽东也曾就解决此类问题做过批示，［1］现在毛泽东要求全国各级党组织注意解决此类问题，并研究了解决的办法。 1960年3月，毛泽东针对粮食紧张的问题作出批示，要求全国一切公社推行＂用植物秸、杆、根、叶大制淀粉＂。［2］毛泽东对＂非正常死亡＂现象也作出了反应。1960年3月，毛批阅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在山东的文件中有反映该省农村已出现＂非正常死亡＂的内容。毛批示：＂这些问题，各省、市、区都有，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脱离群众。＂毛指出，用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的方法处理此类问题较好。［3］同月，北京对甘肃通渭事件作出正式判断——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现象，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造成事件的原因是机会主义分子与反革命分子搞在一起，＂从县到基层都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是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4］在此前后，中央也向全国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党委处理中宁事件的意见，认为1959年冬到1960年春发生的中宁县＂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宁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5］ 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6］他要求解决某些缺点和错误，然而毛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类——并不能真正舒缓农村的紧张情况，因为这些会议的主题是贯彻中央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诸如坚持社会主义阵地公共食堂等，在＂继续跃进＂的形势下根本无从解决饿死人的问题。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所有这类消极现象都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不应妨碍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布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会议更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 在全国经济正急剧恶化的形势下，毛泽东的乐观态度客观上助长了省一级领导的新一轮浮夸风。1960年3月，由张平化任第一书记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报告：该省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7］在由舒同任第一书记的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虽然也承认该省存在水肿、饿死人现象，但却把坏事当作好事汇报，这就是，即便有缺点，也是在正确路线上，报告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8］由吴芝圃任第一书记的河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则强调该省如何＂深入学习毛著，系统总结大跃进丰富经验＂，以及如何提高领导水平云云。［9］吴芝圃向毛报喜讯：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66%。吴芝圃且声称该省创造的三级书记进食堂，搞＂试验田＂的措施，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食堂阵地。毛对河南报告大为赞赏，称其＂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和科学性的文件＂，［10］并表扬三级书记搞食堂＂试验田＂：＂这些办法极好＂。［11］1960年上半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由周林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80%。毛又予以赞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的总结＂。［12］…

邵建 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最近北京部分律师要求律协换届民主直选，于是律协在它自己的网站上发布“关于少数律师呼吁所谓‘北京律协直选’的严正声明”。与其说我关注该声明的内容，不如说是它的语言使用让我更感兴趣。语言是思想和时代的直接表现，它既折射语用者内在的思维形态，又能反映语言本身所处的那个时代。 这是该声明的第一段：“呼吁书中打着推动民主的幌子，直接质疑北京市律师协会的合法地位。随后，以降低会费、改变税收制度为诱饵，煽动广大律师声援所谓‘北京律协直选’”。什么叫“打着推动民主的幌子”？那些要求直选的律师，正是为了追求行业自治上的民主，才呼吁直选。他们的诉求很明确，并不阳奉阴违，怎么叫打着民主的幌子呢。套用改革前的语言“打着红旗反红旗”，只有“打着民主反民主”，才合适这幌子的招牌。它不但用反了对象，退而言，这些律师即使打着民主的幌子，难道不是他们的权利？这权利还包括后面遭遇否定的“直接质疑”。一个律师如果连质疑自己协会的权利都没有，那肯定是这个协会本身有问题。可是，我们看到的是，要求直选的权利成了“煽动”，要求降低会费的权利成了煽动的“诱饵”。权利(right)本身即正当(right)，但在这样的语境中似乎成了非法。这样的语句听来惯熟，好像是改革前那个时代的揭露敌情。语言的错位，让我感到语用者与时代够脱节。 北京律协当然也民主，该声明声称，律协是“按照行业规则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很好，但它却疏忽了一条：民主选举。选举是民主的龙头，有龙头才能带动龙身。如果它们身首未一，至少说明该律协的民主还不到位。因此，不是这些律师打着民主的幌子，而是他们想让民主真正落实，并且是首尾落实。律协如果贯彻民主就应该支持他们的呼吁才对。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语言：“任何人利用手机短信、网络等媒介，采取私自串联的方式，以推动民主选举为幌子，发表煽动性言论，在北京律师中制造谣言，蛊惑人心，试图拉拢不明真相的律师支持所谓‘北京律协直选’都是非法的。……其本质是妄图摆脱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这样一个长句无法不让我想起一个时代。凡是在阅读上经历过上个世纪50、60、70年代的人都不会对这种语言陌生，或者说，这是改革前那个时代的语词在今天经典般地重现，而且高密度。 这里有三个语词可以分析： 一、“私自”。要求律协直选，是那些律师以公开信的形式发布在网上，这是在阳光下的阳光作业，追求的是阳光目标，何私自之有？如果不是50年代“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之类的思维，当不会有这样的语言表达，它是威胁性的。然而，过去是一个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的时代，今天，发表不同的声音，比如针对律协，可以公开，也可以私自，两者都是权利。“私自”不外表明它没有获得权力的同意，可是在公共领域，权利并不需要权力的同意，才能自由表达。在我看来，该声明动用“煽动”“蛊惑”这类对权利胁迫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权力意志，是很不应该的。 二、“妄图”。“图”是一个人的内在想法，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想法不可以，以至需要被打成“妄图”？这只有在那个时代，那是个有思想罪的时代。一个人不仅不能乱说乱动，还不能(或不敢)哪怕是私下的胡思乱想(小心日记会泄露)。那个时代只有权力意志，没有权利意志。权利只能服从权力的意志，否则就是“妄图”。这个语词的时代特征如此明显。但，我们知道，一个民主时代是没有妄图可言的。任何人可以有任何想法。哪怕就是想当总统，也是任何一个人的自由，而且他或她并不会受到任何警告。…

非常规行动与社会变迁：一个社会学的新概念与新论题* 张兆曙 　　原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p172-200 　　提要：非常规行动就是在社会行动过程中“不按套路出牌”，尽管它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但向来关注社会行动的社会学反而对此缺乏应有的敏感与把握。本文的目的是把非常规行动带回社会学的理论视野，讨论其生成、类型、形态、普遍化和常规化过程及其对社会变迁的意义。文章认为，当例行化程序和路径无法支持行动者的自主性欲求时，行动者将会筹划出新的行动程序和路径，借助非常规行动实现自主性欲求；就社会行动的规范性而言，非常规行动可分为规范的非常规行动和失范的非常规行动两种类型，不同的类型意味着不同社会遭遇和行动策略；非常规行动在初始形态上的个案性决定了它不足以导致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但是它的普遍化和常规化过程将会带来行动程序和路径的“固定化”，进而生成社会生活新规则（包括反规则、潜规则、损规则和益规则），新规则对旧规则的接替和促变构成了社会变迁的基本脉络。 　　关键词：非常规行动；例行化行动；结构性原则；行动程序和路径；社会变迁 　　一、引言 　　非常规行动（non-routine action）就是行动者在安排社会行动的过程中“不按套路（或常规）出牌”，或者在例行化的行动程序和路径之外“另起炉灶”。尽管非常规行动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向来注重社会行动研究的社会学对此反而缺乏应有的敏感与理论上的把握。中外社会学家们构建了一系列经典的社会行动概念，却没有一个概念是指向“非常规行动”的。如果一定要在社会学理论中找到一个与非常规行动比较接近的概念，只有默顿讨论的“革新”（innovation）。但默顿的这个概念属于失范行动的一种类型（Merton，1938）。失范行动与非常规行动并不是同一个范畴的概念：前者是以社会的公共性要求和制度化手段为衡量标准，特征是就社会（规范）论行动（渠敬东，1999a ）；后者则是就社会行动展开的程序和路径而言的，讨论的是社会行动的实践状态和组织方式。现代社会学比较注重与“非常规行动”相对应的一种行动方式，吉登斯称为“常规或例行化行动”（routine…

贺卫方 ：陈(忠林)教授强调“常识常理常情”，强调对于法官进行“良心教育”，但是这“三常”以及“良心”的含义如何，如何进行良心教育…终究不明就里，颇给人一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感觉。 陈忠林 ：他(贺卫方)是一个想为“奴隶”造福、但是“奴隶”必须服从“精英”才可能得到自己利益的人。卫方老师想为“奴隶”谋利益，我是想让每一个人自己解放自己。 张千帆 ：我们所面临的其实不是真正的“人民”或“大众”，而只是他们当中声音被不成比例放大的一小部分人…真正的大众化可以说从来不存在，司法大众化更是某些学者脑袋里子虚乌有的虚拟存在。 何兵 ：司法民主化批判者津津乐道的一个理由是，司法活动如此复杂…普通人民无法理解，遑论参与。此言的实质是，人民水平不行…这是历史上多次被批判的司法神秘主义的再一次抬头… 高一飞…

今天下午，经过河北省委研究决定，免去冀纯堂同志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由石家庄市委提请市人大按照法定程序免去冀纯堂市长职务。新华社的新闻中提到，河北省委做出免职的原因是“根据对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重大安全事故调查的进展情况”。 在处理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的过程中，石家庄市政府知而不报，隐瞒事实，最终造成了三名婴儿死亡，上千人患病，以及其他的社会稳定等重大负面影响，相关责任人理应受到处罚。冀纯堂先生被免职这一结果，确实是政府用于担当责任的表现。 但是处罚应该有处罚的依据，免职应该有免职的原因。对于党政机关的任免，理应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结果的正确也应该保证过程的规范。对于党政机关干部的任免，尤其是市委干部的任免，当然不能想当然尔，否则就有威权任免干部的嫌疑。 但是我们在河北省通过新华社发布的任免新闻中，并没有找出河北省省委作出这一免职决定的依据，仅仅是一条：“根据对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重大安全事故调查的进展情况”，但是这种情况进展到了何种程度，致使河北省委做出免去一省省会市委副书记的决定？当中经历了怎样的程序？是谁最终决定的？组织部还是省委书记或者是市委书记？现在所看到的信息中，都不能回答如上的种种疑问。 对于重大问题，实行官员问责，当然是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一种尊重和负责的态度，也是政府摆脱人治，走向法治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官员问责显然不仅仅是 “问责官员”这么简单，还应将问责的原因与程序公之于众。处置一名官员或者几名官员，只是对当下问题的一个解释，是政府对当下问题的一个态度。但是严格遵守问责的程序，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作出的问责过程，才能显示一届政府在吏治上尊重法律，摆脱维权执政的态度和决心。 对于一件重大的决策失误，重要的不是结果的正义。结果的正义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而程序的正义才是维护党政机关健康运行的重要因素。但愿我们过两天能知道冀纯堂先生的职务是谁罢免的，以及为何罢免的。

余世存：游戏结束了——奥运观摩的心得体会 一． 我没有全看“内廷供奉班头张氏艺谋”（饕餮先生语）的作品，但晃了几眼，感觉可以打上八、九十分。可以了，还是个东西嘛。那些指责开幕式糟蹋传统文化、宣扬暴力美学、推广唯漂亮主义之类的看法，都太学者了。 但知识分子也是生产力，学者多是人民大众的朋友，他们这样说肯定有他们的理由。甚至我自己给开幕式打了九十分后，心里丝毫没有电视画面上的国人那样”与有荣焉”的自豪，更没有上海文人那”人人都是李宁”的认同。我的心理难以言喻，一如我的生存难与人分享。我的朋友毛喻原先生晃就没晃一眼，他大概是我所知道的唯一没有看热闹的朋友。 即使可得一百分又如何？是的，人人都看见了开幕式的顺利进行，不少人称颂开幕式的成功。但当夜我们获得的快讯却是：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宣布:鉴于中国的热情和周到和开幕式的巨牛B,下届奥运会仍在北京举办！消息一经传出，中国上下官员几乎全部晕厥，北京警察率先暴怒：老罗,我操你大爷!!!对这样的玩笑我只能苦笑，由衷地同情北京警察。我几年前就听说，警察阶层是我们社会有严重心理疾病的三大阶层之一。时过境迁，他们不仅没有盼头，而且常规工作和非常任务更多了。但愿他们为人夫为人父为国民时，还是一个个正常的中国人。 但谁来同情我们自己，我们十几亿同胞的身心安泰？十几亿人或提心吊胆：人分三六九等，或关闭企业：社会不再为你服务，或不能进首善之区：即使是良民也得为国家减负，或仓皇”避孕”出京城，……就为了那么一个时刻？十几亿人几乎人人出让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从吃穿住行，到眼耳视听，到身意心力，人人都让渡了一部分，来接受奥运的盘踞、轰炸、洗礼，就为了那么一个时刻？ 一个纯粹的体育活动，即使是国家的游戏，也不应该上升到末日般辉煌的最后演出，以至于忘记了刚刚献祭牺牲的千千万万的童男童女，忘记了刚刚闭眼、坟头并没有送上电视机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冲喜也不是这个冲法啊。因为真正的冲喜，是不应该有所掩饰，有所屏蔽的。因为真正的冲喜，参与者是庄重的，肃穆的。但这一次的体育冲喜活动，奇怪地残酷化也喜剧化了。一次体育活动，被上升到大喜的人人有份的高度。残酷得一切为奥运让路，喜剧得一切都跟奥运相关。非喜勿听，非喜勿视，非喜勿言。一次体育活动，奇怪地为一般常理难以理喻地被上升到国家政治的高度，中国、中华民族、国家荣誉、百年衰败，等等，那些自大的名词，全被借用来打压卑微渺小的国民个体的生存。这样的国家游戏实在让人捏一把汗。 关于人权化政治化的指责，新华社、国新办、外交部发言人等机构和个人已经代表人民表达了中国观点。关于人权化政治化的斗争，针锋相对得如戏如剧。从未有过的护送圣火活动已非游戏，而如黑社会老大们争抢火龙棍一样充满了阴谋、血腥、惨烈；充满了正义、权利、英勇。自然，这种火而圣的传递到了国内，各地各级政府也像是做烫手山药的甩手游戏一样，人力物力全用来接手，全用来欢送。乡村的线人都调动起来，狙击手布满道路两旁，至于新开一条山路传递圣火，则需要官员们亲自上山用竹棍一类的武器打蛇。这样的国家游戏实在让人好奇。它的想象力匪夷所思，非凡俗如我者、升斗小民如我者所能理解。 一个国家请求举办一次体育活动，得意的也许是”利维坦”一样的国家，跟大多数人没有关系，但一个前现代国家有办法让大众感觉到荣辱攸关。给国家一个机会，国家还世界一个奇迹。一时间，一切的宣传、舆论、民意民情，似乎都同意，举国奥运是值得的，是应该的。能够上媒体的国民都在谈论为奥运做贡献，为国争光。这样一种国家集体的氛围孤立、打击了不合作者、持自己意见者，连达赖都为奥运致意。而人们的口头和心里支持就是一种参与，与有荣焉、咸与奥运的国民们多年没有参与类似的大事喜事了。一个寂寂无名的人，一个少不更事的人，只要他在亲友中谈论起奥运，他就觉得一阵阵的充实，一种类似高潮的兴奋和宣泄，他就感觉到了生活意义的降临。我们中国人太孤独寂寞了，每隔一段时间都有着政治参与社会参与的冲动和要求，每隔一段时间都需要一种狂欢或发泄。我们中国人太聪明太有才了，不少人都需要国家层面的项目来供自己研究、分析，来展示自己的智慧、才华和谋略。国家立项的奥运就是这样的一次机会。这样的国家游戏实在让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