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published by “Yadon”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8-10-14 16:57:44 　　中评社香港10月14日电／克鲁格曼24岁就构筑出汇率危机的初步模型，幷成为该领域的开创者。38岁就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为杰出中青年学者而设立的“克拉克奖”。 　　南方网报道，美国民主党老资格人士詹姆斯-卡维尔曾这样评价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假如我拥有保罗-克鲁格曼十分之一的头脑和二十分之一的勇气，那我将成为这个世界最幸福的人。”作为一个天才式的人物，克鲁格曼24岁就构筑出汇率危机的初步模型，幷成为该领域的开创者。38岁就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为杰出中青年学者而设立的“ 克拉克奖”。与这些骄人的学术成绩相媲美的是他无畏的勇气。在小布什上台后不久，出于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和良知，他就拿起了自己的笔在《纽约时报》专栏中以他一贯犀利的文笔和缜密的思维，深入剖析布什政府的政策。从加州能源危机、安然公司事件到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以及倒萨战争，克鲁格曼经常在大众媒体人云亦云的时候一针见血地戳穿布什政策背后各种骗人的小把戏，与华盛顿的“御用”经济学家们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最近，由他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汇集而成的《大破解——我们迷失在新世纪》一书刚一出版就成为了风靡美国的畅销书。 　　著书破解布什经济政策 　　克鲁格曼给人的印象永远是带着一副怀疑的目光，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总是穿着同一件毛衣外套，浓密的胡须常常不修边幅。他生性桀骜不驯，言辞苛刻，有人说他固执己见，但是更多的人对他的所思所想非常感兴趣。如今，距1991年克鲁格曼获得美国经济协会颁发的克拉克奖章(该奖专门奖励那些年轻有为、具有学术潜力的学者)已经十几年过去了，而克鲁格曼身上那种率直的性格却丝毫未变。这促使他成为布什政府政策最严厉的批评人之一。当年以预言“亚洲金融危机”而广为人知的经济学家如今仍然在以他一贯犀利的笔触和精确的思维解析着美国当下的经济现状和迷思，幷对美国总统布什的经济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承认对集体行动自由进行调整乃至限制的必要性，决不意味着可以容忍那些压抑公民基本权利的行政举措。关键在于避免公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过度的制约 为了显示中国的开放性和确保奥运会场的安宁，今年7月23日，北京的有关部门指定世界公园、紫竹院公园、日坛公园为三个专供集会、游行以及示威活动使用的场所。这项举措赢得了各界的好感。但令人诧异的是，在这些已经得到官方承认的自由表达设施里，却始终没有看到集体表达行为的发生。 实际上，截至8月18日，在接待窗口提交集会或游行示威申请的有77起、149人次。但据官方公开信息，其中74起申请因拒发表格或协商、说服而已经“自行撤回”；剩下的三起，一起已经做出不予许可的决定，另外两起正在补办相关手续。甚至还发生了申请者事后遭到拘留的问题。 喟叹之余，记起一段中庸之论。洞察社会机制的底蕴并擅长理性对话的17世纪哲学家斯宾诺莎，曾经在《伦理学》中发出过这样的告诫：“对人们的行为既不要嘲笑，又不要悲哀，也不要诅咒，而要理解。”他似乎有些顺应现实的保守化倾向，但对这段名言，也可以从积极方面进行诠释——所谓要理解，应该是双向的、相互的，既包括政府对异议者的体谅、宽恕以及包容，也包括个人对公权力运作的逻辑的客观认识。从法学的角度来把握斯宾诺莎式的“理解”，以理解的态度来考察公民的自由表达行动与警察的强制性权力之间的对峙，当然要以规范文本及其客观解释为出发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宪法第35条，所有公民都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严格说来，言论、出版的自由与其他各种形态的集体行动的自由是有所区别的。但宪法把从事这些活动的基本权利放在一起规定，表明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自由表达权”的范畴，共性大于特性。对这一点，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二条第2款－4款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即相应的集体行动都是向外部公开表达共同意愿。 尽管如此，以集体行动的方式表达共同意愿（特别是政治性主张）不得不在露天公共场所或公共道路上进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怎样调整与其他人的自由行动、公共场所利用权以及相应的各种合法利益之间关系的问题，为此需要加以适当的限制。另外，多数人聚集在一起会产生较强大的物理性力量，情绪也容易互相感染进而形成共振或暴徒化现象，进而构成对社会治安的潜在威胁，因此，警察部门的办事逻辑势必倾向于加强控制以防不测。在这两层意义上，暂时性的群众集会以及作为“移动性集会”的游行示威的自由并非绝对的，至少与单纯的言论、出版自由相比较难免要受到较多的约束。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承认对集体行动自由进行调整乃至限制的必要性，决不意味着可以容忍那些压抑公民基本权利的行政举措。这里的关键，在于怎样避免公权力进行过度的制约。 中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规定的自由界限包括遵守宪法和法律、禁止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第4条）；不容许使用暴力或煽动使用暴力（第5条）；必须事先取得主管的公安机关的许可（第7条）；不许可申请的标准是对现行政治体制表示异议以及对公共秩序具有直接的、严重的危害（第12条）；主管机关在接到申请后，可以通知有关机关或单位同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协商解决问题并将申请的举行时间推迟五日（第10条），等等。 在上述限制规定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集体表达意愿的申请的处理方式是许可制，而不是报备制。按照现代宪法思想，既然基本权利是个人防御国家权力侵犯的坚固屏障，那么，对表达自由之类基本权利的事先审查或者事先压抑只能在极其例外的情况下偶尔一用，原则上是要被摈斥或否定的。但在中国，许可制并没有设置“必要的和最小限度的”这样极其严格的标准。不仅集会游行示威法第12条第（1）项和第（4）项很容易被扩大解释，而且第10条的非正式协商规定还为“不许可”判断的不透明化、任意化打开了方便之门——北京奥运会期间“自行撤回”的74起集会游行申请，已经证明了第10条为裁量权张目的实效。…

一 这是美国丹佛市的露天体育场。8万人将这里塞得满满当当，光媒体就涌来15，000人。 无数面星条旗在空中挥舞，无数个条幅标语汇成起伏波动洋流，掌声、口号声、口哨声、欢呼声如疾风暴雨般一遍遍扫过人头攒动的会场。人们穿着奇装异服，头上、帽子上、脸上和身上印着各种符号，他们尽情地喊着，开情地笑着，有人摆着屁股扭动着腰肢，有人晃着脑袋如醉如痴。人们或相互交谈，或握手拥抱，或自娱自乐。在彩色灯光闪烁摇曳之中，在客串歌星和乐队烘托起来的热烈气氛中，一个个superstar（超级明星）相继登场，而会场便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高潮。 这是一个盛大的party(派对)，但这是什么样的party？是流行歌王的演唱会吗？是奥斯卡的颁奖晚会吗？是最让美国人激动的橄榄球、棒球或NBA的决赛吗？是美国的奥运会开幕式吗？不是，这是美国民主党08年的全国代表大会。 我们刚在北京经历了一个世界上最盛大的party，这与政治毫无关系的party却无处不投下政治的阴影，而政治是那样强横，那样令人畏惧。人们不得不伴着担忧欣赏，从压抑中愉乐，在规矩中狂欢。这party开得太累、太沉重。party结束了，人们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接着我们便有机会欣赏美国人的另类party。 二 party本来是个洋玩意儿。字典上说，它指的是“聚在一起参加一项活动的一群人”，可以是生日聚会，可以是婚礼，可以是庆功。如果为政治，为了选举而聚在一起搞活动，那就是政党（Party）。所以顺理成章地，美国人将确定总统候选人的党代会也开成了party。 但政治是何等严肃的事情。政治涉及的是政权，中学课本就告诉我们，政权之争如何生死攸关，如何血腥，如何残酷。历史上一次次国家残破、血流成河，无非为了政权的争夺。而潜藏在场面壮观的阵发性的政权之争下面的，是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权而在平常的生活中对人民的压制和戕害。它使人民无知、无欲、无能，它让一个民族成为智障的群体，它让社会在高昂的政治成本重压下几乎窒息。几千年来，政权为人类之罪，政权为人类之轭，政权为人类之累，政权为人类之祸。人类的苦难如果不是全部由它造成的，至少大部分是它造成的。…

2008年的国家叙事，遭遇了语文的狭隘瓶颈。这是早期意见社会所要面对的必然困境。本次奥运会的最大败笔，就是一对央视解说员的解说。他们的陈旧理念和文艺腔抒情，显得如此酸腐可笑，跟人类的普世价值离蹄万里，从语词内部分裂了中國观众与世界的关联。与此同时，张艺谋等人对传统符号的误读，也已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作为开幕式的第一乐章，2008名武士击缶而歌，向我们出示了一个典型的语义错误。自先秦以来，击缶之歌就是丧礼之乐，主要用于悲伤的葬礼，而不能出现于喜庆场合，除非设计者有更深远的用意——蓄意把它变成一种政治诅咒。 　　除了奥运会开幕式，各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在针对突发事件的宣示文本中，也出现过大量语文错误。从华南虎事件、瓮安事变到杨佳血案，有关部门的告示、新闻发言和答记者之问，其中隐含的逻辑错误和叙事漏洞，都已遭到民众的普遍质疑与批评。 　　国家叙事的好坏，取决于政府官员讲故事的能力。对有关事件来龙去脉的表述，首先必须符合事实真相，其次应当符合基本逻辑和生活常识，否则就只能成为公众取笑的对象。华南虎照片的造假（“修辞”）破绽，从一开始就被民众识破，而地方官员还要振振有辞地加以辩解。瓮安事变的官方叙事，至今无法就少女自杀动机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俯卧撑”之说，已成为低级谎言的代名词。杨佳的杀人动机，更是有关部门的叙事漏洞。这些官方叙事的语文错误，正在对政府的公信力形成伤害。 　　就在文官作文屡屡犯错的同时，官方作家叙事也出现了严重病兆。走红于90年代的散文作家的“含泪劝告”、山东作协副主席的“坟墓颂歌”，以及某军旅作家的“死者礼赞”，都曾遭到互联网民众的广泛批评。但与官方发言人有所不同，他们的错误不在逻辑层面，而是在于修辞过度。他们不仅滥用拟人（以鬼拟人）、象征（以坟墓象征天堂）、隐喻（以眼泪隐喻忠诚）和夸张（“含泪”）手法，由此引发互联网民众的正义怒气，而且还时常滥用小说虚构技巧来自我表扬。余姓作家是玩弄这种技巧的行家，但他在博客上发表的所谓网友“赞美信”，却被人当即识破——那不过是一堆伪造的赝品而已。网民就此判处其作文“不及格”，评语是“编造书信”。这是一场奇特的角色置换游戏：名作家沦为语文不及格的小学生，而网民成了嬉笑怒骂的老师。 　　这无疑是一场官方语文的叙事危机。语文，这件寻常的交际工具，从反面证明了自身存在的重大意义。所有那些行政官员和官方文人，在庄严悠久的语文先生面前，突然变得滑稽可笑起来。 　　在意见社会的初级阶段，基于民众语文水准（阅读和书写）的大幅度提升，国家叙事开始丧失原有的霸权优势，变得左支右绌、捉襟见肘起来。这是一种令人喜悦的社会进步。在意见社会尚未形成之前，国家叙事曾经是唯一的声音，它垄断了全部公共意见，尽管破绽百出，却不必担心来自民间的挑错行为，因为民众根本没有表达意见的基本媒介（平台）。他们的零星看法，被限定于街谈巷议的卑微范围。但互联网技术改变了这种图景，它向民众提供博客（私媒体）的精致平台，从而把中國推入“有限的意见社会”的大门。 　　有限的意见社会，无非就是意见社会的某个初级阶段，它的主要特征是：1、各种民间意见在互联网上出现和流传，监督着政府及其御用文人的言行；2、民众意见揭示并放大了政府叙事中的语文裂缝；3、民众的意见表达，还有各种不成熟的表现，例如未能自我过滤各种攻击性语词，使民间批评染有浓厚的暴力色彩等等；4、民众意见的发布空间，受到“敏感词系统”的严密呵护。但无论如何，这是“数码技术民主”带来的伟大成果。“意见主体”曲折地繁殖起来，犹如旷野上的稗草。 　　民众成为语文老师和语文考官，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坐标。他们放肆地点评文官的行藏和言说，探查其中的逻辑错误，给他们的作文打分，高声嘲笑其修辞水平的低下。这几乎成为2008年民众娱乐的重大项目。仅以“俯卧撑”为例，这个“关键词”的表演空间，从最初的语词范围，一直扩散到图像和行为艺术。民众站在滑稽语词的台座上，跳起令人晕眩的语文舞蹈。他们是找乐子的专业哄客，也是严肃追寻真相的业余侦客。中國语文经历长期冷遇之后，再次被意见社会送上了无限炽热的云端。 　　不错，“语文”既是一种批评性隐喻，也是一种真切的文官技能。行政表达的语文弱势，业已成为民主建设的严重障碍。落后的语文水平，拖了政治改革的后腿。为此，重新恢复大学语文公共课的呼声，正在变得日益高涨。那些新闻发言人、官方新闻稿的写手，政府文件的起草者，有必要率先作大学语文的教育回炉，重修逻辑、语法和修辞课程。只要通过严格的测试，他们就能重返工作岗位，继续从事官方叙事和公共言说。这种基础能力测试，应当被列入全体公务员的考核体系。毫无疑问，公务员在具备政治良知的同时，必须兼备基本的语文能力，据此讲述合格的故事，维系政府言论诚信的底线，而不至于被民众误解为拙劣的谎言机器。在意见社会，只有穿越这狭小的语文瓶颈，行政体系才会有自我进化的希望。…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13日 02:26 新华网 　　本报讯 (记者 钟晶晶) 多年来一直在油源问题上受控于两大石油巨头的民营油企准备“揭竿”反抗。昨日记者从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举办的“2008流通论坛”上获悉，在《反垄断法》正式实施后，民营油企正计划以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起诉 中石油…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 DW 点更新时间：2008-10-13 最苦最累是农民 10月12日结束的中共中央17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是农业和农村改革。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的通过，被称为自78年11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最重大的土地改革措施，但有关具体内容尚未公布。 谈到土地改革，必然涉及到土地支配权，至少是使用权有所变化。但从有关17届三中全会以及相关议题的媒体报道看，这一改革到底改在何处，似乎还十分模糊。前不久，胡锦涛在视察安徽小岗村时表示，土地承包制要长久不变。在目前为止发表的会议公报中，人们看到的表述也是”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北京法律学者范亚峰对德国之声表示：”从公报来看，还都是一些比较抽象的宣誓，看不到具体的措施。” 按照以往的惯例，中共中央全会上通过的有关决定的文件，将在一周之后才公诸于众。 此前媒体和分析人士所期待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在会议公报中并没有得到体现。根据会议前就已公开的消息，新的政策将赋予承包土地的农民更多使用权限，例如允许土地转租，或以土地为抵押申请贷款。甚至还有消息说，迄今为止实行的30年承包期限将延长为70年。…

大榔头写给蠹木的煽情书——第七封信 作者：鲁益师(C. S. Lewis) | 出处：道声出版社 《地狱来鸿——大榔头写给蠹木的煽情书》初版于1942年，以老魔鬼（ Screwtape ）和他的小魔鬼侄子（…

　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早在2006年10月10日，市府相关负责人即表示正在调研是否取消暂住证，而由居住证取而代之的相关事宜。这是关系到北京６００万新市 民的命运何去何从的重大公共议题，我们作为北京市民一员也非常关注，但鉴于市府有关的调研、改革方案尚未公之于众，我们谨以公民建议 的方式表达我们对居住制度改革的观点和诉求。 　　自从我国确立市场经济以来，人力资源的流动日益频繁。但原有社会体制解构后却迟迟没有替代性的机制予以跟进，新市民一直被视为“ 暂住人口”，所居住城市还克隆出一套新的以有无当地户籍为划线并分而治之的居住管理体制。 　　如果北京现行居住制度维持不变，新市民承受的差别待遇将继续存在并进一步代际继承。与此同时，北京新市民的定居趋势与被排斥感同 时与日俱增，以同城待遇为指向的居住制度改革显得更加的迫切和必然。诚然，新市民作为北京市民的一员，同等履行市民义务，北京的公共 政策当然不能忽视或漠视他们期待得到社会认同、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的热切渴望。…

——关于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表述的国际标准问题 刘澎 “宗教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是一个概念，还是两个概念？它们之间有无区别，如果有，是什么？这个问题对许多人来说，也许根本不是一个问题，有人也许想当然地以为“宗教信仰自由”就是“宗教自由”，二者似乎并无什么实质性的区别。但有关的国际文书、公约在表述公民有宗教或信仰的权利时，与某些国家的宪法、法律对此问题的表述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那么，这种法律文件表述上的差异，是不是无足轻重的语言风格的偏好呢？不是的，不同表述的背后有着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在实际生活中，在宗教立法中使用不同表述的国家的公民在公民基本权利方面享受的待遇是不同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权利分配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如何对待人权、对待宗教组织和宗教信仰者的态度问题；是公民基本权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落实的问题。因此，对这种差异的比较分析不是学究式的咬文嚼字或办公室官员之间的文字游戏，而是如何看待各国在有关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立法中适用国际规范与标准的严肃的原则问题。 一、表述公民信仰宗教之自由权利的国际文书 所谓“国际标准”，不是某一个或几个国家制定或使用的标准，而是国际社会中得到联合国全体成员或大多数成员国认可的、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文书或公约中通行的标准。这些标准代表了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是联合国成员国应该遵循的普遍原则。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涉及人权、宗教、信仰的国际文书或公约主要有： 《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10日通过）； 《取缔教育歧视公约》（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十一届会议1960年12月14日通过）；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16日通过）；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16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