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权联盟首发 自九月十一日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的一篇题为《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的报道刊出后，一场牛奶清查活动应运而出，在全国甚至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从最初涉案的三鹿，到蒙牛、伊利等国内的多家知名奶粉企业，“毒奶”事件越来越大，甚至足以颠覆中国目前的制奶业。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心中预料的结果，三鹿的资产也没有被查封冻结，三鹿等企业依然在生产，超市里进行着各式各样的牛奶促销、热卖，到处都能看到各企业保证出产的奶粉不再含三聚氰胺的承诺和保证……这些应当受到严厉处分的企业似乎有恢复了以往的生机。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恢复了，结石患儿都在陆续的接受检查和治疗，企业都改邪归正了，公众对政府的措施似乎也甚是满意。本来一件闹得世人皆知、沸沸扬扬的大事就这么悄无声息的被“摆平”了。 “摆平”思想在中国很是盛行，从个人到单位，从地方到高层，但凡出了事，无论大小，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找人摆平。在他们眼中，什么事都能摆平，哪怕是人命关天；什么对象都可以摆平，从个人到媒体、法院、各级政府乃至更高层。摆平，首先要摆平受害者，让其不要声张；如果第一招不成，事情被传开，第二步就是摆平记者，无论如何不能在媒体上曝光，媒体的力量是强大的，一旦曝光，事情就无法遮掩；如果事情已经败露，那就只能一层一层的摆平各上级机关了。所谓的摆平，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的操控技术［1］。 张鸣在他的《“摆平”、“摆平术”和“摆平文化”》一文中提到，《三十六计》里的每一计都可适用于摆平。这里我们从“上下切割”、“围魏救赵”来谈谈此次毒奶事件的“摆平术”。 早在今年二月份，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的王远萍就质疑三鹿奶粉的质量，与当地三鹿奶粉销售人调解不成后，王远萍借助网络平台，在温州论坛、天涯社区等四处发帖讲述喝“三鹿”遭遇。在发帖过程中，一名自称是三鹿奶粉浙江总代理的人，主动找到王远萍，出示了一张送检的奶粉蛋白质和脂肪含量均合格的检测证明；同时还给了他一张“确认书”，上显示：王远萍将获得三鹿新版儿童钙优、中老年钙优、女士钙优、青壮年钙优各一件，合计4件（约合零售总金额2476.8元），条件是需删除先前发在网站上的涉及三鹿奶粉质量问题的帖子，双方在这份“确认书”上签了名。［2］在“毒奶”事件的最初，三鹿已经开始为自己的罪恶勾当玩着“摆平”的伎俩了。企业发现产品有质量问题，首先想的不是尽快解决，而是如何掩盖真相。 “毒奶”事件曝光后，政府一方面积极响应，表示彻查的决定和声明，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决不姑息袒护，以安民心。然而与政府表明积极响应的背后是有所保留，从始至终都体现其对待公众安全事件的惯用“摆平”伎俩。 有网民将一封有关三鹿集团的内部文件上传到论坛，称三鹿集团有广告公司建议投放300万元，寻求百度协助屏蔽关于三鹿集团的一切负面新闻。百度发表声明：确实收到三鹿的代理公关公司类似要求的电话，但是当时就予以拒绝了。［3］当一个不良企业把用金钱“公关”作为“摆平”媒体，进而欺骗消费者的工具，“公关”也异化成摆弄舆论、掩藏真相的工具。金钱可以“摆平”权力和媒体为自己撑腰或让道，可以使负面信息在公共领域销声匿迹，后果可想而知——社会刚崛起一点，又被“摆平”一点；中国刚崛起一点，又被“摆平”一点。你想建一座大厦，善“摆平”者却要你平地里铺砖。［4］ 三鹿被简光洲指出为毒奶的始作俑者后，三鹿集团通过人民网公开回应：三鹿是奶粉行业品牌产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生产，产品质量合格，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些婴儿是因为吃了三鹿奶粉而致病。［5］当晚，中国卫生部发布消息，高度怀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6］紧跟其后，一直宣称自己的产品没有问题的三鹿集团,快速变脸,发布产品召回声明，称经公司自检发现2008年8月6日前出厂的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声明召回２００８年８月６日以前生产的三鹿婴幼儿奶粉。［7］几个小时前三鹿集团还拒不承认自己生产的奶粉存在问题，卫生部发布消息后，三鹿集团却一改常态，主动承认，转变之快令人汗颜。 九月十二日，三鹿集团发布消息，此事件是由于不法奶农为获取更多的利润向鲜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并宣称通过对产品大量深入检测排查，在8月1日就得出结论：是不法奶农向鲜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造成婴儿患肾结石，不法奶农才是这次事件的真凶，并立即上报，而且通过卫生部发布会召回婴幼儿奶粉的声明。［8］16时50分，河北省石家庄市政府首次露面，称经调查了解初步认定，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生产的婴幼儿“问题奶粉”是不法分子在原奶收购过程中添加了三聚氰胺所致。并为三鹿辩解，“三鹿集团经过多层次、多批次的检验，在8月初查出了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物质。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要求立即收回全部可疑产品，对产品进行全面检测，确保新上市产品批批合格，绝不能再含有三聚氰胺成分，同时各有关部门展开调查工作，确定事件性质。”［9］石家庄市政府动用政府威信力，为三鹿的未来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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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居民曝料：备受全球关注的“ 杨佳袭警案 ”，于今天8月26日下午1点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秘密 开庭 。一直持续到约晚上7时30分结束。杨佳出来时约有8辆公安和法院的车辆一起开出。包括其它各种车辆至少有 35辆以上。从四扇门分别开出。法庭外聚集了海内外媒体、上海居民及全国各地人士约200人。上海市区各重要领导、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等都有到庭，上海市电视台上海市文广传媒全程跟踪。中央电视台车辆被拦在外，领导的轿车约10辆。据知情人报，上午10点时杨佳被押送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所在地。法院外杨佳的朋友和上海人说没有发一张旁听证。门口公安便衣，警察四处游荡。 佳案开审未宣判媒体被拒入内旁听 (图)…
（ 作者：劉澎，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北京普世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 （轉載自《領導者雙月刊 Leaders》） 一、家庭教會的基本情況 (一)家庭教會概述 （二)家庭教會的成因 (三)家庭教會的分布…
刘同苏 “公开化”已经成为与城市家庭教会密不可分的一个概念。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不仅由城市家庭教会最先提出，而且迄今为止一直由城市家庭教会所主导。“公开化”不是一种策略，一个口号，甚至也不是一场局部或片面的教会运动。“公开化”是家庭教会在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之下生命形态的整体更新。所谓“新的社会文化条件”就是家庭教会可以进入的主流社会。在后-共产主义时期，公民社会正在中国孕育；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使得家庭教会可能走出被挤压的社会边缘状态，进入社会文化的主流。“公开”就是走出“地下”。“地下”就是不为众人所知，就是隐蔽于主流社会的秘密状态。“公开化”就是在主流社会里面堂堂正正地显明自己。“生命形态的整体更新”意味着从里到外的全面转变。“公开化”听起来好像仅仅涉及家庭教会生存的外部关系，而实质上却是包含着内部关系的转变。家庭教会必须更新自己的教导体系与治理结构，更重要的是重新设立灵性生命培训的主要方向与形式，才有可能在主流社会里面生存与发展。以新的形式活出生命本质（白色殉道），以新的形式培育携带该本质的生命（以堂会制为背景的牧养），以新的形式表述生命的本质（教义的建立及其相关的神学发展），这些是家庭教会公开化的内部方面。 一、白色殉道 “白色殉道”是相对于“红色殉道”而言的一个概念。首先，在“殉道”的意义上，两者是同一的。“殉道”的背景是天国与尘世之间对抗性的对立。“道”就是天国的真理；“殉”则是自我牺牲，即是圣经中所说的“舍己”；“殉道”就是为了天国的真理而自我牺牲。如果天国的真理与尘世的生活是同一的，则殉道就完全没有必要。天国与尘世之间此长彼消的对立关系是殉道的前提。“道”是“殉”的目的；所有自我牺牲只有指向天国真理的时候，所“殉”的才是“道”。“殉”是必要的手段；没有牺牲，“道”的实现就是自然，而不是“殉道”。殉道的牺牲一定指向自我；殉道就是舍己，即自我牺牲；牺牲别人而达到“道”的完成，就是权谋，所实现的也一定不是“道”。殉道是主体性的，殉道的牺牲永远是主体的自愿选择。殉道的象征就是“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以自我牺牲彰显了天国在此世的表现形式，从而，成为了殉道的最高表现。“道”是被尘世所弃绝的，所以，才需要“殉”。尘世对天国的逼迫是殉道的外部条件。如果天国已经对尘世取得绝对胜利，则殉道也就不会发生。当下是属于尘世的，所以，尘世在当下总是对天国具有外形上的进逼之势。于是，在此世持守天国的真理，就必须付出代价。“殉道”是天国在尘世生活的常态。殉道是天国与尘世对抗的产物，是两者张力的表现。殉道以激烈冲突的形式完成了天国对尘世的超越。殉道是天国在尘世存在的必然表现形式；没有殉道，天国就不可能建立于此世之中。不管“红色”“白色”，只要是天国的生命，在尘世里面就得“殉道”。对于基督教信仰，“殉道”以天国为目的，以牺牲为手段，以自愿舍己为主观要件，以尘世逼迫为外部条件；总括而论，“殉道”就是为了天国真理而在尘世逼迫时自愿选择舍己牺牲的信仰生命形态。 对于基督教信仰，殉道是绝对的或无条件的，而殉道的具体形式却是相对的或有条件的。“红”与“白”的色彩指的就是殉道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具象形式。“红色”象征着“流血”；“红色殉道”是指基督教在与尘世的剧烈外部冲突中为了坚持信仰而做出的自我牺牲。“红色殉道”具有外在的鲜明性。“红色殉道”具有惨烈的鲜明形式，所以，可以外在地直接感知。以残酷的形式剥夺肉体生命和施加生理或心理的痛苦，强制性地剥夺财产，名誉，职位，人身自由，正常居住环境，工作或学习的机会，等等，承受这些逼迫是外在感官立即可以知晓的。在十字架上钉死，斩首，用石头砸死，火刑烧死，在斗兽场被野兽咬死，鞭打，刀砍，棍击，监禁，流放，苦役，示众，游街，辱骂，禁绝饮食，没收财产，禁止就业，开除公职，拆散家庭，等等，都是基督徒为了坚持信仰而曾经付出过的具体代价。“白色”则象征着“圣洁”；“白色殉道”指的是基督教信仰在与尘世外部和平的情形下为保守信仰而做出的自我牺牲。就自我牺牲的形式而言，“白色殉道”具有间接性，不分明性，内在性。“白色殉道”的外部环境是教会与尘世的外在和平。但是，外在和平并不意味着教会与尘世的同一。“外在和平”仅仅意味着教会可以与尘世共享同样的外在社会文化条件，但是，在同样的外在社会文化条件之下，教会却活出了完全不同的生命形态。“共享同一的外在社会文化条件”仅仅造成了“外在和平”；彼此完全对立的价值观却使双方处在“内在争战”的对抗状态。在“白色殉道”时期，教会与尘世之间实际上进入了交织扭杀的白刃战；由于共处于同一的外在环境，各自都迂回到了对方的腹地，潜伏在敌人的内部。以往由于外在的分离，彼此的战斗更多地带有外在的意义，打呀杀呀的都是外伤；现在双方混杂在一处，外在的隔绝不存在了，彼此的生命全都敞开，无遮挡地进行着贴身的“肉搏”。外在的击打难以致命，内在的绞杀才真正要命。在此搏杀里面，对教会一方，获得了内在改变世界核心价值结构的机会；于世界一方，处在了俘获教会灵魂的地位。这一争战的外在形式远不如“红色殉道”时期那么激烈，但对彼此生命本质的杀伤力却要大得多。可以说双方都正在从内部绞杀对方的灵魂。世界对待教会的首要战略不再是较力，而是诱惑；不是将教会驱赶出自己的阵地，而是诱使教会离开自己的阵地。从外在形式看，世界对教会不再是夺取，反倒是给予；透过外在的给予，达到内在的俘获，所以，攻击不是直接的，由此，也就不分明，更加难以防御，不声不响地就中了招，受了内伤。功名，利禄，酒色，权势，这些外在的重负掏空了教会的内在生命活力。这就是著名的“红豆汤”战略。相比较于“红色殉道”的浓重血色，“白色殉道”的力量在于淡泊的定力。克制“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面对世界价值观所推崇的金钱，权力，名声，女色，说“不”，这些就是“白色殉道”的主要内容。“白色殉道”就是在声色犬马物欲横流的世界里面保持圣洁的天国形态。“白色殉道”的外在形式似乎并不激烈，这并不减低其生命的力度，因为“白色殉道”较量的是内功。“白色殉道”与“红色殉道”的区别仅仅在于外在形式，两者的“殉道”本质却完全一致。 教会的“殉道”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因为那就是基督生命的永恒本质；离开了“殉道”，教会就已经变质，换言之，不会“殉道”的教会根本不是教会。然而，“殉道”的形式却会发生变化；无论以什么形式为了基督而舍弃世界或老我，那都是“殉道”。从“红色殉道”到“白色殉道”的转变，是回应世道的变化。当教会进入主流社会以后，教会与世界的外部对抗消失了，争战由外转入内，“殉道”的形式也由“流血”变成“圣洁”。“进入主流社会”是“白色殉道”的外部条件。如果教会依然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则“圣洁”就不是征战的主要内容，因为教会的圣洁已经被外在的隔绝守着呢，并不需要特别的内在牺牲。只有生活在主流社会之中，不圣洁的属世之物可以唾手可得，“保持圣洁”才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于是，“保持圣洁”才是“殉道”。在“红色殉道”时代，金钱，权力，名声，女色并构不成对教会的诱惑，因为只有可能得到的东西才构成对主体的诱惑，而那时的基督徒已经外在地被隔绝于金钱，权力，名声，女色。没有诱惑，就无需为拒绝诱惑付出代价。那时的教会确实圣洁，但那是不知不圣洁之诱惑的圣洁，从而是无需为拒绝不圣洁而付出代价的圣洁。单就圣洁而言，那时的教会有“道”，却无需“殉”。进入主流社会，一切不圣洁之物被置于随手可取的身旁；圣洁不再由外在的隔绝来保护，而要取决于主体的选择，由此，“放弃不圣洁之物而选择圣洁”才是一种自我牺牲，圣洁的“道”才需要“殉”来守护。在整个家庭教会里面，城市家庭教会由于其文化构成而率先进入了主流社会，从而，她首先经历了从“红色殉道”到“白色殉道”的转变，由此不得不担负起为整个家庭教会探索“白色殉道”道路的任务。 目前的教会发展正处在从“红色殉道”到“白色殉道”的转换阶段，“红色殉道”和“白色殉道”实际上是混合地构成了教会生活的内容。在家庭教会内部的流行观点认为：世界仍然零星地实施外在逼迫是一件好事，因为外在逼迫提醒教会与世界的区别。这种观点忽略了目前教会的一个盲区：外在逼迫已经不是世界进攻教会的主要手段，从而，“红色殉道”也不再是教会“殉道”的主要形式。外在逼迫已经成为了撒旦的佯攻，至多只是其攻势的侧翼。在北京，实际发生过以下这样一个笑话式的事件。一个家庭教会成员对前来干涉教会活动的警员说：“那你就抓我走吧！”该警员回答道：“你别想让我给你这个荣耀”。可见，对峙的双方都清楚地意识到：外在逼迫已经不再作为教会发展的主要威胁。只有真正付出“殉”的代价，被逼迫才具有“殉道”的意义。现在“被外在逼迫”往往成了炫耀的资本，这既表明外在逼迫的力度在下降，也显示了其中的“殉道”意义在减少。在此种情形之下，教会依然把“红色殉道”放在教会生活的首位，必定会忽略撒旦侵袭教会的主攻方向，而将失去教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即“白色殉道”）。 二、全人牧养 牧养的对象应当是整个人。“牧”来自牧羊。在古时，所牧的羊都是个性化的，从而，每一只羊都是一个具象的整体，甚至都有自己的名字（所以，耶稣说：“我也认识我的羊”，那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认知，而是一种个性化的具象关系）。一群羊并不等于一批羊；“批”仅仅是一个划一的抽象，是一个数量的凑合，每一只羊仅仅据有凑个“羊头”的数量意义。“群”则是一个一个作为具象整体（从而具有个性）的全羊的集合。牧养就是在基督徒身上培育基督的生命。牧养的目的是活出基督的生命。生命永远是一个具象的整体，所以，基督才被耶稣所承载。只是传递关于基督的理念，或者基督生活的程序或技巧，都还不是牧养，因为那仅仅涉及了基督生命的某个片面；牧养就是让人具象地或实际地活出基督的生命，牧养传递的是活生生的基督，是有血有肉地实际活着的基督。牧养的对象是基督徒的全面生命。生命是整体性的，所以，必须由全面的生活展开。不涉及生命的各个方面，就不可能建立整体性质的生命。牧养就是在基督徒的全面生活里面建立基督的生命。基督不仅化作一个人（耶稣）的生命来牧养我们，也把我们作为一个人的生命来牧养。所传的既然是一个全面的生命，承接的就必须是一个全面的生命。牧养就是被传的整体生命与承接的整体生命之间的全面连接。所传的既然是一个个性化的生命，承接的就必须是一个个性化的生命。对于每一基督徒，只有还原为具象的个人，才可能作为整体生命存在；涉及一个个人的全面，只有在这个个人的具象存在里面才完成。牧养就是落实到具象个人的个性化生命传递。…
阳春暖暖 http://sun333violet.fyfz.cn/blog/sun333violet/index.aspx?blogid=392865 世界上有一种叫作书的缘分在我看来是最美丽的相遇，哪怕是在错的时间，但碰到一个对的人，一切都对了。走入《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走近玛丽 #8226;安 #8226;格伦顿这位哈佛大学的法学知名女流，走进她所构造的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的权利话语帝国。走进，不仅是聆听，也是比照，形成我国当代权利语境的一种简短反思的映射。 中央大厅的司法技艺 如果说美国是一处“权利之地”，最高法院无疑就是它的“中央大厅”。美国人对法律的笃信使其具备同样的能量进行怀疑，一直渗透到社会底层的思维习惯和言论方式让美国人具备世界最强劲的权利话语的影响力。法学界的创新者不断的将个人权利的方兴未艾作为法律发展的重大剧目，最高法院的判决如灯塔般照亮了人们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之路。 最高院 1989…
孙笑侠 郭春镇 【该文章阅读量：326次】【字号： 大 中 小 】 一、引言 从婚前体检制度的存与废谈起…
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消息：于是一个新的俄罗斯“国父”的形象被建构起来，斯大林有铁腕作风，不拘泥于西方人道主义的条条框框，行事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这些都让普京的政治魅力展现的毕露无遗。 根据俄罗斯《新闻时报》的报道，日前，俄罗斯教育部向历史老师介绍了一本《俄罗斯历史（1900-1945）》的教科书。在这本教科书中，关于斯大林的评价已经发生一些根本上的改变。认为他的行为要从具体历史处境去判断，而他的行为“完全是合理的”，“他是确保国家迈入工业社会的体系的维护者，他是一个濒临战争的国家的领袖。” 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在关于像“大清洗”这样敏感的历史事件上，这本教科书也试图用其他说法为其翻案。 比如会认为这场运动是为了促进工业化的发展，提高经济水平。 其实这种说法的出现，并非是平地而起。就在2007年，一本名为《俄罗斯历史1945年-2007年》的教科书也同样给了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以积极的评价，并且为镇压寻找到了正当性的理由。 为什么斯大林的形象会有如此转变？如果要追溯斯大林形象被颠覆的起源，我们首先要回到1956年2月25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从此拉开在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序幕。不过就在这份措辞严厉的报告中，赫鲁晓夫虽然将“大清洗”的主要责任归结到斯大林身上，但是同时也承认了斯大林对于重工业发展以及卫国战争的重要性。因此尽管斯大林的形象受到严重挫折，但是他在政治生活中并未绝迹，而且随着普京政府的上台，斯大林的形象几乎是“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 如果再回到赫鲁晓夫的那份带有摧毁性力量的秘密报告，我们也可以发现，对于斯大林的清算其实一直相当的表层化和暧昧化。在前苏联的批判的思想脉络里，斯大林只是作为社会主义政权里“独裁者”形象来被清算，但是另一方面，“大清洗运动”的残酷性仍然会被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所掩盖，前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与卫国战争的胜利，都作为斯大林的政治功绩而被保留下来，由此也为今天斯大林形象的“平反复兴”埋下了伏笔。 因此当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一个被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冲刷的摇摇欲坠的政权后，他首先致力于的是恢复国家政治与经济秩序。在他打击寡头的强力政策下，俄罗斯迅速地摆脱经济困局，而且还迎合了普通民众反感贫富分化的想法。 于是一个新的俄罗斯“国父”的形象被建构起来，他有铁腕作风，不拘泥于西方人道主义的条条框框，行事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这些都让普京的政治魅力展现的毕露无遗。…
家庭教会维权法律政策实用知识问答 ? ? ? 青橄榄树 …
作者：朱学勤 雷颐 朱学勤教授对中国30年左右之争作出剖析，他认为：这是一个有深刻含义的话题，它不仅仅触及改革30年来的历史，还触及改革前史，触及改革和“文革”之间的关系。朱教授认为，这也许是中国人对世界思想发展历史最后的贡献。雷颐对其发言进行点评，提醒说：概念也会产生异化，对左右的概念要抱有警惕性。 30年左右之争触及中国百年革命史 朱学勤：1980年代，左右之争在党内，1990年代在党外。1980年代是党内的意识形态阵营的分化，1990年代已经进入了学术领域、知识领域。我觉得在中国，提供一个较长期的左右之争的思想舞台，也许是我们中国人对世界思想发展历史最后的贡献。 主持人郭道晖：下面请朱学勤教授发言。 朱学勤：所谓的30年来的“左”“右”之争，是一个有深刻含义的话题，它的深刻程度不仅仅是触及改革30年来的历史，而且还触及了改革前史，触及改革和“文革”之间的关系。“文革”当年在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时，在政治上画了一个句号。但是我一直有一句话：“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文革”是被解散的，而不是被铲除的。既然是被解散的，那么就非常容易重新召集起来。“文革”和改革，大家想想，就是一个字之差嘛。所以，这就是30年来为什么会有反反复复的左与右的拉锯。 这个“左”，实际上大家都很熟悉。在中国的条件下，在话语内部，左不可避免地要援引大家熟悉的“文革”语言，为什么援引“文革”的语言可以横行无忌？ 这个题目是一个深刻的题目，它触及的不仅仅是改革前期和“文革”的关系，而且它触及了1949年以来将近60年的共和国历史。我们现在看到，左与右之争隐隐约约要涉及这60年的历史的评价。这个题目深刻还在于，它不仅仅触及1949年以来60年的历史，恐怕还会触及1949年以前，至少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将近100年的革命史，触及这部革命史内涵中一些很多人不愿意触及的侧面。…
风雨中的磐石 在飓风五号（中国官方全国性逼迫城市家庭教会的内部代号）肆虐北 京之际，北京的家庭教会中出现了某些随风俯伏的事例。一是某某某 教会迫于压力考虑到“三自（即官方教会）”登记；此事立即被官方 广泛引用，作为典型诱导家庭教会前往“三自”登记。二是某某教会 在风潮中到“三自”登记，也引起一些教会的疑虑。近来又有所谓的 海归团契登记为“北京基督教两会加略山聚会点”；其教会在2007年 11月18日首次主日聚会时，更有北京“三自”的主要领导前往祝贺。 相对北京家庭教会数千个聚会点，这三个教会只是极少数。但这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