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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高等法院裁判书 — 刑事类 【裁判字号】2004 , 瞩上更(一) , 2 【裁判日期】20051129…

记者：社会政策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请您从广义社会政策的角度，谈谈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政策有哪些调整变化？ 李培林：广义社会政策包括阶级阶层、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反贫困、环保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改革开放30年社会政策发生了很多调整变化。首先谈谈阶级阶层政策的调整。实际上，作为改革的序幕或者说真正的起点，是放弃和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所以改革首先进行的，是围绕着“拨乱反正”对阶级阶层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调整。其中包括平反冤假错案，摘掉“反革命”、“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的帽子，摘掉了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臭老九”帽子，改正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案件，摘掉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以及在大陆的台湾同胞亲属政策，为原80多万工商业者恢复劳动者身份，等等。这些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而进行的阶级阶层关系的重大调整，调动起各个社会阶层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扩大了改革的群众基础，同时这些政策调整也意味着，从此放弃在“文革”中那种简单地把“政治思想”和“历史背景”作为划分阶级阶层的依据。 随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这种巨大变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所有制结构的深刻变化使非公有制经济快速成长，由此产生了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外资和私营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2亿多农民转变了职业身份，成为“新工人”；三是与现代经济社会相联系的社会中间阶层的人员规模快速扩大了，而且社会流动大大加快。 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推动着我国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这种社会结构转变的人口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和程度之深，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空前的。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土地向非农产业的迅速转移，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集中，为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带来强大动力，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和整个社会的面貌。 记者：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显著，但是也存在收入差距悬殊、分配不公等问题。收入分配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其作了哪些调整？ 李培林：在改革初期，收入分配的改革要排除的主要障碍就是“平均主义”的倾向。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指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平均主义思想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并且提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是整个社会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的分配政策。这一政策后来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中被概括为“兼顾效率和公平”，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被概括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重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应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重视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切实采取有利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问题”。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着力点，写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提出“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并第一次系统提出要对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节”，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记者：我国在20世纪下半叶的半个多世纪中，发生了人口增长方式的历史性转变，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过渡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再转变到目前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政策发生了哪些变化？…

无权者的权力——纪念扬·巴托契卡 ——————————————————————————– 作者：哈维尔 　　　　　　　　 哈维尔著 吴小洲、张娅曾、刘康译 　　?? 　　　　　　　　　　　　　　　　　一 　　一个幽灵，一个西方称之为“反叛”的幽灵，正在东欧大地徘徊。这个幽灵并非从天而降，它所困扰的制度，正进入了一个历史阶段，它乃是这个历史阶段不可抗拒的自然产物。千万条理由都注定了现制度依赖纯粹和残暴无理的权力来扼杀一切异端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反叛的幽灵应运而生。现制度在政治上已成一具僵尸，因此在体制内的任何异动、背离都是无法进行的。?…

来自奇虎网 （一） 今天是孩子们特别不开心的一天。她们吃饭的时候一反这几天奥运会带来的兴高采烈和对我这个论敌的胜利的喜悦，眼里泪光闪烁，嘴角紧紧的一言不发。她们不再给同学打电话炫耀“中国的伟大”，因为今天CBC电视台象全世界所有的主流媒体一样，以头版头条的方式播出了关于大脚印和小女孩儿杨沛宜的新闻，这新闻还捎带谈到了“删”的运动。长期以来，我和两个女儿一直对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持针锋相对的观点，为了显示自己很民主，我从来没有强迫她们和我的思想保持一致。而且我相信，她们的反美情绪与法国文化狭隘的教育导向有关，而她们对中国文化的亲近一方面出于生物本能，另一方面则因为距离产生的美感。我相信时间和经验会给人更权威的知识。然而今天我没有任何幸灾乐祸的感觉，我和祖国一起觉得很抱歉。我为自己缺乏解释这一现象的能力而充满了内疚，仿佛这一切是我导演出来的。空气实在太沉闷了，她们终于摔了一句话给我，然后绝望地逃到楼上去了——“爸爸，怎么会是这样？！” 　　（二） 这个问题象钉子一样把我钉在客厅里，久久说不出话来。最后我只能放弃今天原本预备好的两篇证道的写作，乘着蒙蒙细雨独自来到河边。我需要一小段时间把这件事情反复想一想，然后能够不偏不倚给孩子们一个公正的回答。事实上这些新闻，特别是小女孩儿杨沛宜的故事，这两天给我内心造成了一种难以言述的伤痛，使我很久也不知道那种疼痛是什么。我甚至厌恶自己趁机利用这件新闻表达自己一贯政治文化立场的冲动，因为我觉得在那种发泄中，我自己也参与到自己所批评的利用这个孩子的大义工程之中了。面对杨沛宜圆圆的小脸，我觉得所有评论应该小心翼翼的，因为她再也不应该遭遇任何性质的利用了。我不敢说什么，如同不敢面对自己女儿的目光。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在她们面前是一个罪人。昨天国内一个孩子问我：“若你是张先生，你会怎么导？”我今天的问题则是：“如果我是杨沛宜，我该怎么办？”雨水落在河面上，我听不见自己的回答。 　　（三） 杨沛宜活在我们心里，她是每一个人里面的童年和自我。换言之，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都经历过杨沛宜的遭遇，所以对杨沛宜的广泛同情有着深刻的心理学基础：如不谈政治文化因素，人们在自我同情。由于一种传统，由于生活现实的格局，我们都曾经是各种样式的杨沛宜。或者因为我们生理上长的不如别人，或者我们道德上长的不如别人，或者我们生存竞争方面技不如人，或者因有权势者的各种私欲而封锁、打压、抵制我们，我们被以各样闪光的理由抛弃、拒斥、替代、压在底层，屡遭冷落，走投无路，出版无门。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并不公平，因为杨沛宜被拒的理由实在经典，她的牙齿因年龄的缘故还有些“缺陷”，而那“缺陷”根本不是缺陷，而是任何“别人”都必然有的。这缺陷是别人或某种文化制造出来的，是无中生有。伤害本是无缘无故、或用来掩盖真实目的的。更具有悲剧色彩的是杨沛宜的反应：她很感恩，因为她为自己的声音能够出现已经心满意足。杨沛宜的感恩比义愤更让我难过，我觉得自己不该欺负这样一位绝对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和意识的小小孩儿。这种欺负是不成比例的：绝对的强大，绝对强大而伪善的理由，面对绝对的弱小，和对绝对弱小的完全无意识。 　　（四） 然而我们不仅仅是杨沛宜，我们更是伤害她的力量，或者其中一部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对这样经典的不真实痛心疾首，然而，问题不仅仅如此。我们象伤害杨沛宜的大人物一样，在生活中一直在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理由去分别、拒绝或伤害其他缺乏抵抗能力或无力还手的人，我们习惯于落井下石。阿娇算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因为她道德上长的没有章子怡好看，道德王国已经同仇敌忾将她驱逐出境。阿娇的缺陷就是牙齿的缺陷，而这牙齿的缺陷在章子怡身上，在我们自己身上，都是生命的内在组成部分。如果这个例子很极端，我们可以耐心想象一下生活本身，当我们象神一样论断善恶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由无数压抑、践踏、遮蔽杨沛宜的个案组成的。我们缺乏这种问题意识，仅仅因为我们对于谎言和强盗逻辑已经习以为常。做假都正常了，不相信这样既严重地伤害了观众，也严重伤害了那个小小孩儿，正是这样的天真无罪、甚至以狡猾为成熟的文化，将我们变成了受害者和伤害者的二位一体。在猛烈抨击导演们的队伍中，我看见刚刚拒X风波中的花生米们，看见了同样的大义名份怎样理直气壮地压过个体，碾碎一个孩子。——俄国有一位作家说过：压倒一个孩子仅仅是压倒一个孩子，任何伟大的理由都是说谎。…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许纪霖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36.00元。 　　 段炼 　　 □自由撰稿人，上海 　　1895年的北京，康有为和他那些激进的强学会成员们，还没法在这座城市的任何一家书店里，找到一张像样的世界地图。然而，到了1917年，同样在昔日王朝的都城里，蔡元培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却开始聘用一批从西方大学归来的毕业生，并且设立了欧洲文学、历史、科学以及哲学课程，大胆地包容着怀疑派和反抗者的叛逆思想。 　　这短短20年，在中国思想史上，是读书人与儒家价值观决裂的一道分水岭。在这道分水岭背后，呈现的是一幅传统社会分崩离析的近代中国历史图景。资本、人口和知识，开始在通商口岸迅速聚合，新兴城市逐渐取代摇摇欲坠的乡村，充当起社会文化和公共关系的枢纽，并理所当然地成为培养现代知识精英的摇篮。20世纪初，随着八股文连同皇帝的宝座一并成为历史陈迹，读书人也走出“耕读为本”的土地与书斋，聚集到了北京、上海、广州和天津的屋檐下。当知识分子遭遇城市，他们未来的人生将被引向何方？ 　　正如许纪霖等人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知识分子“以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为背景，开始自身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并施加公共影响”，学术与生活的诸多可能性在他们眼前延伸。不论是林徽因“太太的客厅”，还是陈寅恪笔下“景物居然似旧京”的西南联大，20世纪的现代知识分子，怀揣一颗驿动的心，在曾经陌生的城市中，催生了一大批声名远播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1917年3月，即将归国投奔北大的胡适，在日记中写下了这句话———借用形容现代知识分子闯入城市时的勃勃雄心，或许刚刚好。 　　…

来源：大公报 张忠文（资深评论员） 中/纪/委、监/察/部等四部委局最近发布关于信访工作的《解释》和《规定》，可算是对2005年施行的新《信访条例》的补充和完善，意在强化信访纪律，严惩渎职违纪行为，保护信访人合法权益，避免群体事件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意图是好的，但效果如何，大可怀疑。因为“信访制度”本身就充满弊端，不是好办法，再怎么修补，也难成大器，难出正果。 《解释》和《规定》的出台，显然与瓮/安李/树/芬暴亡案、上海杨佳杀警案等恶性事件直接相关。李案情节复杂，但省委书记已判定其重要原因是“当地政府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中侵犯群众利益，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治安事件重视不够。”这里不难想见，处处都闪现著“信访”的画面。杨佳案情节简单，袭警杀人，其罪当诛，谁都没法为之辩护。但也必须指出，从他在上海被“误抓”到他作案，中间多半年时间，也是在不停地向有关部门诉冤，也是“信访”的常客。如果在这期间，有关部门认真倾听了他的陈述，与之进行了善意的沟通，作出合情合理的调解，他该不至于抛下老母，拿年轻生命去铤而走险吧。 群体事件有增无减 信访制度的初衷是好的，是要“保持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让起于青萍之末的不和谐之风止于源头，把社会矛盾消弭于肇始之初。可惜往往事与愿违，信访过程成了误事过程、搓火过程，不但没能平息事端，反而把事态闹大了。有专家统计，2005年20人以上的上访达8万多起，2007年全国共发生游行示威集会6万多件，参加人数达千万，其中5千人以上者17次，100人以上每天平均百多次，与公安冲突造成伤亡的7百多次。不难想象，所有这些事件必定都是“先礼后兵”，都在信访系统转了多少回合了。如果信访能有效而快捷地化解社会矛盾，何至于群体事件越闹越多、越闹越凶，难道中国百姓真的是蛮不讲理、给脸不要脸、惯爱犯上作乱的刁民吗。 实践证明，信访制度并不像浙江论者刘永华所说，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我们国家的基本民主制度”“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恰恰相反，这套制度与民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体现的是“官贵民轻”的“官主”思想。 信访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民众利益受损后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诉”，而这有关部门往往就是侵害民众利益的当事方（或助成侵害的关键环节）。弊端正在这里：官民双方分明是利害攸关方，却不能站在同一平台上，当面锣对面鼓地讲理交涉，而偏要由受害百姓通过繁琐程序，仰著脸向对方提出申诉，祈求对方“开恩”，停止侵权。至于对这申诉受不受理、如何定性、如何结论，全在高高在上的官方的一句话。这分明是“官主”，哪里有半点“民主”的影子？特别不妥的是，条例还明确规定“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这就是说，即使受害人向上级反映，也还要退回“原矛盾制造部门”来解决。这就连封建时代“拦轿告状”“击鼓鸣冤”的路也给断了。结果就是大量本不复杂的案件，在原当事官员手里推拖搪塞，甚至变本加厉，对信访百姓加以迫害，制造出越来越多求告无门的“上访专业户”。…

刘澎 鉴于我国建国以来在宗教工作上的历史经验和目前宗教方面面临的问题，根据党中央关于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建议国家立法机构加快宗教法制建设、改革现行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将宗教事务由政府行政管理为主改为依靠法律处理，同时鼓励宗教团体积极参与社会服务。 　 　为此，需做以下调整： 　　一、 在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和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以下简称《宗教法》），作为国家处理政教关系和地方各级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法律依据，做到在宗教问题上，有法可依，健全和完善我国有关宗教的法律体系。 　　二、宗教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所有宗教团体与宗教信仰者均应提高法律意识，依照《宗教法》处理宗教团体与政府、宗教组织之间、宗教团体与宗教信仰者、宗教团体与社会各界其他团体、宗教信仰者与非宗教信仰者、国内宗教界与国外宗教组织及个人的关系。 　　三、改革现行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将宗教事务由依靠政府行政管理为主改为主要依靠法律处理。强化国家执法机构，建立健全涉及宗教事务的有关法律法规（公安、民政、外交、教育、文化、出版、文物、旅游、土地、环保、建设、卫生、劳动、工商、税务等），保证执法主体的合法性，提高政府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宗教问题的能力。 　　四、允许和鼓励宗教团体与宗教信仰者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兴办各种社会慈善、公益事业。…

阳春暖暖 http://sun333violet.fyfz.cn/blog/sun333violet/index.aspx?blogid=392865 世界上有一种叫作书的缘分在我看来是最美丽的相遇，哪怕是在错的时间，但碰到一个对的人，一切都对了。走入《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走近玛丽 #8226;安 #8226;格伦顿这位哈佛大学的法学知名女流，走进她所构造的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的权利话语帝国。走进，不仅是聆听，也是比照，形成我国当代权利语境的一种简短反思的映射。 中央大厅的司法技艺 如果说美国是一处“权利之地”，最高法院无疑就是它的“中央大厅”。美国人对法律的笃信使其具备同样的能量进行怀疑，一直渗透到社会底层的思维习惯和言论方式让美国人具备世界最强劲的权利话语的影响力。法学界的创新者不断的将个人权利的方兴未艾作为法律发展的重大剧目，最高法院的判决如灯塔般照亮了人们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之路。 最高院 1989…

　　对金融危机最普遍的官方解释是次贷问题，然而次贷总共不过几千亿，而美国政府救市资金早已到了万亿以上，为什么危机还是看不到头?有文章指出危机的根源是金融机构采用“杠杆”交易;另一些专家指出金融危机的背后是62万亿的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 CDS)。那么，次贷，杠杆和CDS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通过什么样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今天的金融危机?在众多的金融危机分析文章中，始终没有看到对这些问题的简单明了的解释。本文试图通过自己的理解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答案，为通俗易懂起见，我们使用了几个假想的例子。有不恰当之处欢迎批评讨论。 　　一。杠杆。目前，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 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 　　二。CDS合同。由于杠杆操作高风险，所以按照正常的规定，银行不运行进行这样的冒险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把杠杆投资拿去做“保险”。这种保险就叫CDS。比如，银行A为了逃避杠杆风险就找到了机构B。机构B可能是另一家银行，也可能是保险公司，诸如此类。A对B说，你帮我的贷款做违约保险怎么样，我每年付你保险费5千万，连续10年，总共5亿，假如我的投资没有违约，那么这笔保险费你就白拿了，假如违约，你要为我赔偿。A想，如果不违约，我可以赚45亿，这里面拿出5亿用来做保险，我还能净赚40亿。如果有违约，反正有保险来赔。所以对A而言这是一笔只赚不赔的生意。B是一个精明的人，没有立即答应A的邀请，而是回去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发现违约的情况不到1%。如果做一百家的生意，总计可以拿到500亿的保险金，如果其中一家违约，赔偿额最多不过50亿，即使两家违约，还能赚400亿。A,B双方都认为这笔买卖对自己有利，因此立即拍板成交，皆大欢喜。 　　三。CDS市场。B做了这笔保险生意之后，C在旁边眼红了。C就跑到B那边说，你把这100个CDS卖给我怎么样，每个合同给你2亿，总共200亿。 B想，我的400亿要10年才能拿到，现在一转手就有200亿，而且没有风险，何乐而不为，因此B和C马上就成交了。这样一来，CDS就像股票一样流到了金融市场之上，可以交易和买卖。实际上C拿到这批CDS之后，并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亿，而是把它挂牌出售，标价220亿;D看到这个产品，算了一下，400亿减去220亿，还有180亿可赚，这是“原始股”，不算贵，立即买了下来。一转手，C赚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