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published by “Yadon”

美国行为的信仰根源–基督教与美国理想主义价值观 张宇燕 高程 引言 60 年前，美国国务院官员乔治·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其经典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在凯南看来，分析美国当时的头号劲敌苏联之行为逻辑，应当成为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之一。他抓住了那个时代美国在全球面临的”主要矛盾”，明确且令人信服地–尽管存在争议–阐述了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所在和化解与制胜之道。凯南断言，1940 年代的美国面对着这样一股政治力量：它狂热地坚信，它和美国之间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协办法；如果苏维埃政权要得以巩固，那么最大限度地削弱美国在其国内社会和国际世界的力量不仅可取而且必要。如何对付苏联这一强大的政治力量，业已成为美国外交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和最艰巨之任务。通过对苏联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效率和对外政策的分析，凯南充满自信地认为：美国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而且不必通过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来解决；解决的主要途径，便是和其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苏”遏制”政策。 凯南写作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成为拥有全球一半以上工业产能的世界超级大国。凯南乃至美国整个决策层，关心的是谁会成为美国霸主地位的挑战者以及如何应对挑战。60 年后的今天，中国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和所面临的问题和当年的美国不同，中美两国之间关系的性质也迥异与彼时的美苏关系。然而至少在一点上我们和凯南的处境有类似之处，那就是必须聚焦中国在当今和未来相当一段长的时期内的国际主要博弈者，探究其行为根源，并以此作为在全球大棋局中进行博弈的战略依据。…

六、行政救济篇 91 、宗教教徒或教会的权利，在宗教活动中经常受到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行为的侵害，那么我们在遵守宪法的前提下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保护我们信仰自由的权利、人身权及财产权呢？ 答：我们一定要记住“无救济就无权利。”面对行政行为的侵权，我们要利用行政救济制度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行政救济，就是当行政权给你的权益造成侵害或者不公平的负担时，根据你的诉求，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一定情况下特定的行政机关或法院来防止和排除对你的侵害或负担，保护和救济你的权益。行政救济，主要包括申诉 / 控告、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申诉 / 控告类，主要包括：（…

【基督时报】 基督徒有“天上的子民，地上的公民”之美称，也就是这两种特殊的身份让基督徒在顺服神和顺服人之间不能很好地平衡。昨日，远志明牧师在自己的博客上从五个层面分享了基督徒顺服神和顺服人的奥秘。 基督徒身处两个国度，一是神的国，一是人的国，顺服神和顺服人就是顺服天上的主和地上掌权的，这两种关系怎样恰当地处理呢？远志明牧师说：“圣经给了很明确的，平衡的教导。” 远牧师从执政掌权者谈到人间的权柄是从神来的不是出于自己，当顺服神和顺服人两者冲突时基督徒就要旗帜鲜明地顺服神。 也有很多信徒问什么叫“冲突 ”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属凯撒的？二者总有混淆怎么办？顺服神和顺服人奥秘的第四条，“凯撒的：税，拿给你，粮，交给你，法，我遵守，社会上一切制度，我都尊重。神的：信仰是不是属神的，灵魂是不是属神的，永生是不是属神的，教会是不是属神的。”远牧师解释到。 最后远牧师从“信仰的超越性”表示，一个坚定的基督徒，是神所喜悦的，也是世人看得起的。 以下是远牧师分享的顺服神和顺服人的全文： 基督徒身处两个国度，一是神的国，一是人的国。…

1962年初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以后，各地各部门开始纠正1958年以来的“左”的错误。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央政法小组着手起草《关于一九五八年以来政法工作的总结报告》。1962年5月23日，刘少奇同有关起草人员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要点在收入《刘少奇选集》时，标题是《政法工作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载《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50－452页）。今天重温这篇谈话，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刘少奇在谈话中，围绕政法工作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着重谈了四个方面的重要观点。 第一，政法工作“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说：“这几年的政法工作，就问题方面来说，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就是说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没有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清楚地、严格地、细致地区分开来。”“搞错了，就要犯大错误。” 第二，不能“用敌对手段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说：“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说服、民主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压服，只能用来处理敌我矛盾。这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方法。要强调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几年的错误，主要是用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对付敌人的专政的办法来处理自己人的问题，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错误。这不是共产党的方法，而是国民党的作风，是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用压力。”“党和政府中的国民党作风，主要表现在这上面。用敌对手段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甚至党内问题，这样处理的结果，不仅不会解决矛盾，相反会使矛盾更加激化，甚至造成分裂。”“劳动教养本来是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结果用了同处理敌我问题一样的办法。行政拘留本来是有严格的时限的，结果长期拘留，不依法办事。行政拘留、集训、劳动教养，变成和逮捕一样。有的单位还自己搞拘留、搞劳改，这是非法的，不允许的。此外，有的党政负责人，随便批准捕人，根本不要公安局、检察院这一套。甚至有的公社、工厂、工地也随便捕人。这种破坏法制的行为，必须坚决制止。” 第三，政法机关也要“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关”。他说：“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三个机关，是不是只处理敌我问题，不处理人民内部问题？这个观念要好好研究一下。是不是也可以处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这三个机关对敌人是专政机关，对人民来说，要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关。你们叫公安局嘛，名为公安，就是要管公共安宁。公共是谁呢？是人民。敌人怕公安机关，这是应该的。说人民也怕公安机关，那不一定，如果把工作做好了，人民就喜欢你们，认为你们可靠。过去的‘丘八’，人人怕，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人民就不怕。这是个工作问题，态度问题。在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两类矛盾的不同处理方法的前提下，帮助人民，教育人民，保护人民，人民就不怕你们，就喜欢你们。” 第四，“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该干涉他们判案子。”“检察院应该同一切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不管任何机关任何人。”“无产阶级法制，就是人民民主的法制，也就是社会主义法制。法制不一定是指专政方面的，人民内部也要有法制，国家工作人员和群众也要受公共章程的约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社会逐步形成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更为错综复杂的状况。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更是各级政法机关需要作出回应的紧迫任务。为此，我们应当认真回顾和总结历史经验，探寻规律，研讨对策，按照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精心做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大文章。刘少奇的这篇谈话，从理论的高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认真学习领会谈话中提出的重要思想观点，对于做好新形势下的政法工作，一定会大有益处。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附录 2 ：刑事诉讼办案期限表 （1） 刑事强制措施期限表 强制措施类型 法定期限 说明 法律依据…

基督徒维权手册 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编写 中国基督徒维权律师团审订 目录 一、理念篇 4 1、基督徒如何在与政府的关系中看待自己的职分？ 4 2、什么是“政教分离”？…

来自奇虎网 （一） 今天是孩子们特别不开心的一天。她们吃饭的时候一反这几天奥运会带来的兴高采烈和对我这个论敌的胜利的喜悦，眼里泪光闪烁，嘴角紧紧的一言不发。她们不再给同学打电话炫耀“中国的伟大”，因为今天CBC电视台象全世界所有的主流媒体一样，以头版头条的方式播出了关于大脚印和小女孩儿杨沛宜的新闻，这新闻还捎带谈到了“删”的运动。长期以来，我和两个女儿一直对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持针锋相对的观点，为了显示自己很民主，我从来没有强迫她们和我的思想保持一致。而且我相信，她们的反美情绪与法国文化狭隘的教育导向有关，而她们对中国文化的亲近一方面出于生物本能，另一方面则因为距离产生的美感。我相信时间和经验会给人更权威的知识。然而今天我没有任何幸灾乐祸的感觉，我和祖国一起觉得很抱歉。我为自己缺乏解释这一现象的能力而充满了内疚，仿佛这一切是我导演出来的。空气实在太沉闷了，她们终于摔了一句话给我，然后绝望地逃到楼上去了——“爸爸，怎么会是这样？！” 　　（二） 这个问题象钉子一样把我钉在客厅里，久久说不出话来。最后我只能放弃今天原本预备好的两篇证道的写作，乘着蒙蒙细雨独自来到河边。我需要一小段时间把这件事情反复想一想，然后能够不偏不倚给孩子们一个公正的回答。事实上这些新闻，特别是小女孩儿杨沛宜的故事，这两天给我内心造成了一种难以言述的伤痛，使我很久也不知道那种疼痛是什么。我甚至厌恶自己趁机利用这件新闻表达自己一贯政治文化立场的冲动，因为我觉得在那种发泄中，我自己也参与到自己所批评的利用这个孩子的大义工程之中了。面对杨沛宜圆圆的小脸，我觉得所有评论应该小心翼翼的，因为她再也不应该遭遇任何性质的利用了。我不敢说什么，如同不敢面对自己女儿的目光。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在她们面前是一个罪人。昨天国内一个孩子问我：“若你是张先生，你会怎么导？”我今天的问题则是：“如果我是杨沛宜，我该怎么办？”雨水落在河面上，我听不见自己的回答。 　　（三） 杨沛宜活在我们心里，她是每一个人里面的童年和自我。换言之，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都经历过杨沛宜的遭遇，所以对杨沛宜的广泛同情有着深刻的心理学基础：如不谈政治文化因素，人们在自我同情。由于一种传统，由于生活现实的格局，我们都曾经是各种样式的杨沛宜。或者因为我们生理上长的不如别人，或者我们道德上长的不如别人，或者我们生存竞争方面技不如人，或者因有权势者的各种私欲而封锁、打压、抵制我们，我们被以各样闪光的理由抛弃、拒斥、替代、压在底层，屡遭冷落，走投无路，出版无门。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并不公平，因为杨沛宜被拒的理由实在经典，她的牙齿因年龄的缘故还有些“缺陷”，而那“缺陷”根本不是缺陷，而是任何“别人”都必然有的。这缺陷是别人或某种文化制造出来的，是无中生有。伤害本是无缘无故、或用来掩盖真实目的的。更具有悲剧色彩的是杨沛宜的反应：她很感恩，因为她为自己的声音能够出现已经心满意足。杨沛宜的感恩比义愤更让我难过，我觉得自己不该欺负这样一位绝对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和意识的小小孩儿。这种欺负是不成比例的：绝对的强大，绝对强大而伪善的理由，面对绝对的弱小，和对绝对弱小的完全无意识。 　　（四） 然而我们不仅仅是杨沛宜，我们更是伤害她的力量，或者其中一部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对这样经典的不真实痛心疾首，然而，问题不仅仅如此。我们象伤害杨沛宜的大人物一样，在生活中一直在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理由去分别、拒绝或伤害其他缺乏抵抗能力或无力还手的人，我们习惯于落井下石。阿娇算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因为她道德上长的没有章子怡好看，道德王国已经同仇敌忾将她驱逐出境。阿娇的缺陷就是牙齿的缺陷，而这牙齿的缺陷在章子怡身上，在我们自己身上，都是生命的内在组成部分。如果这个例子很极端，我们可以耐心想象一下生活本身，当我们象神一样论断善恶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由无数压抑、践踏、遮蔽杨沛宜的个案组成的。我们缺乏这种问题意识，仅仅因为我们对于谎言和强盗逻辑已经习以为常。做假都正常了，不相信这样既严重地伤害了观众，也严重伤害了那个小小孩儿，正是这样的天真无罪、甚至以狡猾为成熟的文化，将我们变成了受害者和伤害者的二位一体。在猛烈抨击导演们的队伍中，我看见刚刚拒X风波中的花生米们，看见了同样的大义名份怎样理直气壮地压过个体，碾碎一个孩子。——俄国有一位作家说过：压倒一个孩子仅仅是压倒一个孩子，任何伟大的理由都是说谎。…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许纪霖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36.00元。 　　 段炼 　　 □自由撰稿人，上海 　　1895年的北京，康有为和他那些激进的强学会成员们，还没法在这座城市的任何一家书店里，找到一张像样的世界地图。然而，到了1917年，同样在昔日王朝的都城里，蔡元培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却开始聘用一批从西方大学归来的毕业生，并且设立了欧洲文学、历史、科学以及哲学课程，大胆地包容着怀疑派和反抗者的叛逆思想。 　　这短短20年，在中国思想史上，是读书人与儒家价值观决裂的一道分水岭。在这道分水岭背后，呈现的是一幅传统社会分崩离析的近代中国历史图景。资本、人口和知识，开始在通商口岸迅速聚合，新兴城市逐渐取代摇摇欲坠的乡村，充当起社会文化和公共关系的枢纽，并理所当然地成为培养现代知识精英的摇篮。20世纪初，随着八股文连同皇帝的宝座一并成为历史陈迹，读书人也走出“耕读为本”的土地与书斋，聚集到了北京、上海、广州和天津的屋檐下。当知识分子遭遇城市，他们未来的人生将被引向何方？ 　　正如许纪霖等人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知识分子“以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为背景，开始自身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并施加公共影响”，学术与生活的诸多可能性在他们眼前延伸。不论是林徽因“太太的客厅”，还是陈寅恪笔下“景物居然似旧京”的西南联大，20世纪的现代知识分子，怀揣一颗驿动的心，在曾经陌生的城市中，催生了一大批声名远播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1917年3月，即将归国投奔北大的胡适，在日记中写下了这句话———借用形容现代知识分子闯入城市时的勃勃雄心，或许刚刚好。 　　…

来源：大公报 张忠文（资深评论员） 中/纪/委、监/察/部等四部委局最近发布关于信访工作的《解释》和《规定》，可算是对2005年施行的新《信访条例》的补充和完善，意在强化信访纪律，严惩渎职违纪行为，保护信访人合法权益，避免群体事件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意图是好的，但效果如何，大可怀疑。因为“信访制度”本身就充满弊端，不是好办法，再怎么修补，也难成大器，难出正果。 《解释》和《规定》的出台，显然与瓮/安李/树/芬暴亡案、上海杨佳杀警案等恶性事件直接相关。李案情节复杂，但省委书记已判定其重要原因是“当地政府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中侵犯群众利益，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治安事件重视不够。”这里不难想见，处处都闪现著“信访”的画面。杨佳案情节简单，袭警杀人，其罪当诛，谁都没法为之辩护。但也必须指出，从他在上海被“误抓”到他作案，中间多半年时间，也是在不停地向有关部门诉冤，也是“信访”的常客。如果在这期间，有关部门认真倾听了他的陈述，与之进行了善意的沟通，作出合情合理的调解，他该不至于抛下老母，拿年轻生命去铤而走险吧。 群体事件有增无减 信访制度的初衷是好的，是要“保持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让起于青萍之末的不和谐之风止于源头，把社会矛盾消弭于肇始之初。可惜往往事与愿违，信访过程成了误事过程、搓火过程，不但没能平息事端，反而把事态闹大了。有专家统计，2005年20人以上的上访达8万多起，2007年全国共发生游行示威集会6万多件，参加人数达千万，其中5千人以上者17次，100人以上每天平均百多次，与公安冲突造成伤亡的7百多次。不难想象，所有这些事件必定都是“先礼后兵”，都在信访系统转了多少回合了。如果信访能有效而快捷地化解社会矛盾，何至于群体事件越闹越多、越闹越凶，难道中国百姓真的是蛮不讲理、给脸不要脸、惯爱犯上作乱的刁民吗。 实践证明，信访制度并不像浙江论者刘永华所说，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我们国家的基本民主制度”“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恰恰相反，这套制度与民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体现的是“官贵民轻”的“官主”思想。 信访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民众利益受损后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诉”，而这有关部门往往就是侵害民众利益的当事方（或助成侵害的关键环节）。弊端正在这里：官民双方分明是利害攸关方，却不能站在同一平台上，当面锣对面鼓地讲理交涉，而偏要由受害百姓通过繁琐程序，仰著脸向对方提出申诉，祈求对方“开恩”，停止侵权。至于对这申诉受不受理、如何定性、如何结论，全在高高在上的官方的一句话。这分明是“官主”，哪里有半点“民主”的影子？特别不妥的是，条例还明确规定“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这就是说，即使受害人向上级反映，也还要退回“原矛盾制造部门”来解决。这就连封建时代“拦轿告状”“击鼓鸣冤”的路也给断了。结果就是大量本不复杂的案件，在原当事官员手里推拖搪塞，甚至变本加厉，对信访百姓加以迫害，制造出越来越多求告无门的“上访专业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