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30年漫长的改革跋涉，中国似乎终于修成了正果。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先进们相比，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了一整套宏、微观市场经济体系，拥有了一大批熟练驾驭这套体系的技术官僚，更拥有让西方前辈们望尘莫及的增长动力。这种看上去似乎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经济活力让西方国家自叹弗如、艳羡不已。在经过了十数年的迷惑、怀疑、苦思而终于不得其解之后，（现有的思想资源似乎已经很难令人信服的解释中国的经济神话），西方的观察者们终于将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而在地球的这一边，中国内部最顽强的怀疑论者也开始销声匿迹。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迷，而是永无休止的高增长的代名词。很多人相信：在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老迈、迟暮之际，中国正在东方续写资本主义新的历史传奇，并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想像力。揆诸中国100多年的现代化历史，这种天时地利的历史境遇还是第一次出现，可谓千载难逢。 虽然仍保留着中国式的克制和低调，但一种乐观主义情绪显然已经在中国的精英群体及官僚体系中开始蔓延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中国的精英们确信：只要凭借过去三十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的调整和应对，中国就能像过去的三十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三十年。然而，这是真的吗？ 一、迟到的幽灵 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以其一贯的平稳风格说到：“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 不仔细体会这个讲话的背景，很多人都会将这个讲话当作典型的官样文章而熟视无睹。但如果人们真正了解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的诡谲，我们就会发现：胡的讲话中其实充满了忧虑与疑惑。 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们的确有充足的理由对2007年岁末的中国经济形势表示疑惑。虽然GDP一如既往的高速增长，并无异样，但一场久违了的通货膨胀却不期而至。中国领导人显然早已经习惯了高速甚至过热的增长，但新世纪以来历久不衰的低通胀高增长环境却让他们对通胀变得相当陌生。在很多技术官僚那里，通货膨胀甚至早已经是货币政策可以轻易降伏的对象而成为现代经济史的遗迹。然而，在人们普遍认为已经彻底消灭了的通胀的时候，这个在中国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问题却陡然卷土重来，这让中国的的技术官僚们颇有点措手不及。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令中国领导人疑惑的“新情况、新问题”。在2007年，原因不详的流动性泛滥、民怨沸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而在中国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也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开始变得陌生起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中国领导人疑窦丛生、惴惴不安。在他们前面，仿佛一个巨大的幽灵已经开始舞动它的翅膀。 是的，中国领导人的直觉非常准确。在一场历时三十年的资本主义狂欢之后，中国可能的确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诡谲的时期。 正如最近几年已经被广泛揭示的那样，在过去三十年沸腾的资本主义实验中，中国不仅缔造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国的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的享受高速增长之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过去三十年中积累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还债高峰期。中国经济在2007年所发生的种种诡异症状，其实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来说，则尤其如此。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中国快速转变成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在所有的认同都烟消云散之后，经济增长就变成这个世俗国家最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之外，经济增长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种种的利益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唯一交集与共识。虽未明言，但中国政府与民间却达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默契：政府许诺经高速经济增长，而民间许诺放弃所有的政治诉求。这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先生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历史由来。作为一个嗅觉及其灵敏的老资格政治家，邓小平显然非常精准的把握了中国在1989年之后的精神脉动。在他看来，高速经济增长可能是继续凝聚这个在精神上已经彻底裂解的国家的唯一法宝。于是，增长不仅成为官方与民间的一种隐性契约，也成为中国官僚系统头上一道紧箍的精神魔咒。在相当程度上，它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一部隐性宪法。不过，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民间与官方共享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暗含这样了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经济增长必定可以带来普遍而且相对平均的福利改进。199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具有这种特点，这也为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经验基础。然而，这只是一种错觉。我们将会看到，实际上，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福利的改进，更不会自动将增长红利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给全体国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带来福利损害。而当它作为一种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录用标准时候，经济增长就可能被中国各级官僚系统推向极端并成为他们邀功请赏的统计游戏。不幸的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就非常经典的诠释了增长的这种另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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阚保平 文化是一个民族和社会文明的个性气质和生命力，一个文化如果失去了个性气质和生命力则意味着消亡。如何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性气质和生命力，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未来命运的问题。这一文化任务不仅仅是社会的，也是中国教会的，因为中国教会作为一个宗教群体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同时也因为教会本身就是文化发展的结果。因此，教会必须通过自身的反省和自身的文化建设来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承担起自己的文化责任。 今天，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非常迅速，日新月异。但从文化建设角度看，今天的文化状况却并不容乐观。当前我们的文化形势比较严峻。大规模的冷战结束了，但是冷战思维还在。境外一些势力继续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与文化渗透。同时，国内有些人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大加低毁。例如，有些所谓的文化精英竭尽全力低毁中国文化，低毁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 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最彻底的征服是文化的征服，因此一个民族最核心的安全是文化安全。建立一个民族的安全基础必须从文化开始。今天当我们面临全球化的文化威胁的时候，必须意识到建立文化安全才是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 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以及把和谐社会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中国政府经历多年经济发展后总结出来的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方向，也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在和谐社会的理念中，文化是基本概念。因为文化安全决定了公共安全，有了文化和谐才可能有公共和谐—社会和谐。 任何一个宗教在任何社会中都具有文化作用和文化责任。中国教会的文化任务是双重的：一个是教会内部要完成的文化任务，另一个是教会在社会中的文化任务。中国教会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一种尴尬状况：一个历史悠久的宗教在中国有着不太悠久而且比较复杂的历史；处在一个悠久、丰富的文化环境中却没有有效表达自己的方式。其中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之一乃是因为中国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并没有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某些西方文化的观念上。传教士们把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中对于信仰的认识和理解方式作为标准，原封不动地带到了中国。他们中很多人的最终目的有意无意地是要用西方文明来“拯救野蛮的中国”，而不是把基督教带人中国，并将其作为一种宗教认识的选择方式之一。传教士们这种思想方法的根源还是来自其欧洲文化中心论产生的排他性，以及其文化传统中固有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想。 过去，我们继承西方的神学理解导致了我们在中国社会中进行社会实践的障碍，因为我们从前人那里所继承下来的残缺不全的基督教社会伦理思想和基督教政治伦理观念并不能够指导我们今天在中国的社会中和国情下所要从事的社会实践。因此，中国教会必须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领悟和理解自己的信仰，而不能把西方的带有其文化传统、历史背景、政治因素的对于信仰的解释作为我们信仰的标准和社会实践的准则。 今天当我们要进行神学思想重建的时候，我们面对的首要问题是文化问题，而不是信仰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从1998年开始的神学思想建设是中国教会的文化重建任务。因为今天的神学思想不可能建立在旧的思想基础上（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和旧的“文化基础”上，它必须打破过去因为没有文化根基及没有文化思想根基的状况，在中国教会中从思想上建立与中国社会中主流文化的联系，并以此来重新进行文化反省。我们要在教会中进行文化更新，我们要明白如何抛弃过去那些来自西方文化意识的，使我们能够扎根于中国社会，在中国的具体处境中使基督教的存在具有社会意义，而不仅仅是针对宗教自身特殊性而言的宗教意义；使教会有能力通过其文化努力为主流文化服务，而不是使教会在中国成为一个与社会、与人群、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特殊的次文化群体。所以说，神学思想建设是今天中国教会的文化重建任务，因为我们直至今天仍然未能在中国社会中把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建立在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基础上。 我们常讲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但如果我们由于文化观念的限制而已经落后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并且已经不能够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在社会中发挥作用，我们如何适应？适应首先应该是文化的适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形式下，一个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教会也需要在这一新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来使自己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在新的社会存在中发现自己新的社会意义和信仰意义。上世纪50年代开展的三自爱国运动具有这一意识，上个世纪末开展的神学思想建设也是这一努力的延续。但是，正如上面所说，神学思想建设不可能在旧的文化基础上进行，因为旧的神学思想是没有文化基础的，即使有，它的文化基础也是假设的，它建立于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和对西方某些文化观念的借用。这使中国教会几百年来一直处于中国主流文化的边缘，处于中国社会的边缘。中国教会要在中国为福音作见证，要在中国社会中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就必须把自己的根基建立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磐石上。…
北京16名律师请求查处杨佳辩护律师 编者按:北京16名律师联名致信说明了什么,说明有更多的人越来越坐不住了,看不下去了;说明我们是法治国家,同时也说明我们的司法环境还不是尽善尽美,此事可见一斑,尤其是SH.请不要把它看着仅仅是北京律师和上海律师的博弈,公众对此关注度之高不亚于“社保案”.执法越公正越透明越好（如果不涉国家机密的话），要有（北京）律师参与，不谊唱“独角戏”。（唐人） 下面全文转载 记者 罗洁琪文 ： 北京16名律师请求查处杨佳辩护律师 作者： 罗洁琪…
［文章导读］中国的宗教复兴是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之一。与此相伴，中国历史上是否有成熟的宗教，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族群如何在一个民族国家中共存等老问题，又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前一问题实则与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的冲击相关，是中国面对西方，重新为自身传统树立合法性这一焦虑感的延续；而后者更涉及到一个大国，如何继承和统合其内部丰富的文化差异性的问题。方文此文，正对关乎这两大问题的种种误解和偏见做出了修正，从任一宗教认同提供的伦理基础中，我们都可发现其通向公民认同的关系模式。 中国社会正经历宏大的历史转型，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其肇始远可追溯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近则始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意涵，堪比波兰尼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以及布洛维的“第二次大转型”（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波兰尼的大转型，历经漫长的历史过程，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体制对于封建体制的优势。其结果是市场和商品原则水银泻地似的渗透在西方社会生活中，但同时也激发了自主社会空间的抵抗、发育和自我保护。而1980年代末期以来的东欧和前苏联的崩溃解体，则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转型。其结果是权力、资本和社会等所有领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中国社会转型，正发生在波兰尼的第一次“大转型”和布洛维的“第二次大转型”的交汇点上。或者说，中国社会转型，浓缩了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变革。它超越了常规的社会变迁，具有文明转折的意涵。…
核心提示：乐黛云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也是20世纪中国文人的优秀代表，在她身上沉积了很多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四院·沙滩·未名湖:60年北大生活(1948－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她用散文的方式呈现自己成长、学术、生命之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汤用彤先生是在1952年全校 乐黛云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也是20世纪中国文人的优秀代表，在她身上沉积了很多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四院·沙滩·未名湖:60年北大生活(1948－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她用散文的方式呈现自己成长、学术、生命之路。 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汤用彤先生是在1952年全校学生毕业典礼上。当时他是校务委员会主席，我是向主席献花、献礼的学生代表。 就在这一年，我进入了汤用彤先生的家，嫁给了他的长子汤一介，他1951年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我们的婚礼很特别，即便是在50年代初期，恐怕也不多见。结婚典礼就在小石作胡同汤家。按照我们的策划，婚礼只准备了喜糖、花生瓜子和茶水。那是一个大四合院，中间的天井能容纳数十人。晚上8点，我的同班同学，共青团团委会的战友们和党委的一些领导同志都来了，气氛热闹活跃，如我所想。这是一个“反传统”的婚礼，没有任何礼仪，连向父母行礼也免了，也没有请父母或领导讲话。汤老先生和我未来的婆母坐在北屋的走廊上，笑咪咪地看着大家嬉闹。后来，大家起哄，让我发表结婚演说。我也没有什么“新娘的羞怯”，高高兴兴地发表了一通讲话。我至今还记得大概的意思是说，我很愿意进入这个和谐的家庭，父母都非常慈祥，但是我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是“左派幼稚病”！两位老人非常好脾气，丝毫不动声色，还高高兴兴地鼓掌，表示认同。为了“划清界限，自食其力”，我们的“新房”不在家里，而是在汤一介工作的北京市委党校宿舍的一间很简陋的小屋里。 第二天，汤老先生和老夫人在旧东单市场森隆大饭店请了两桌至亲好友，宣布我们结婚，毕竟汤一介是汤家长子呵。汤老先生和我的婆母要我们参加这个婚宴，但我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家庭的做法，结婚后第一要抵制的就是这种旧风俗习惯。我和汤一介商量后，决定两个人都不去。这种行为现在看来确实很过分。一定很伤了两个老人的心。但汤老先生还是完全不动声色，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 毕业后我分配到北大工作，院系调整后，汤老先生夫妇也迁入了宽敞的燕南园58号。校方认为没有理由给我再分配其他房子，我就和老人住在一起了。 汤老先生确实是一个不大计较名位的人！像他这样一个被公认为很有学问，曾经在美国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学者，在院系调整后竟不让他再管教学科研，而成为分管“基建”的副校长！那时，校园内很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缓慢的脚步和不高的身影。他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常说事情总需要人去做，做什么都一样。 可叹这样平静的日子也并不长。阶级斗争始终连绵不断。1954年，在《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的那个会上，领导要他发言。他这个人是很讲道德的，不会按照领导意图，跟着别人讲胡适什么，但可能他内心很矛盾，也很不安。据当时和他坐在一起的当年哲学系系主任郑昕先生告诉我们，晚餐时，他把面前的酒杯也碰翻了。他和胡适的确有一段非同寻常的友谊。当年，他从南京中央大学去北大教书是胡适推荐的。胡适很看重他，临解放前夕，胡适飞台湾，把学校的事务就委托给担任文学院院长的他和秘书长郑天挺。《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对他的打击很大，心理压力也很大。当晚，回到家里，他就表情木然，嘴角也有些歪了。没想到第二天他竟昏睡不醒，医生说这是大面积脑溢血！立即送到协和医院。马寅初校长对他十分关照，请苏联专家会诊，又从学校派了特别护士。他就这样昏睡了一个多月。 这以后，他手不能写，腿也不能走路，只能坐在轮椅上。但他仍然手不释卷，总在看书和思考问题。我尽可能帮他找书，听他口述，然后笔录下来。这样写成的篇章，很多收集在他的《饾饤札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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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时论（社会时评） 第962篇 三种思维 从网络上看到对周有光老先生的访问记，这位生于1906年的老人，今年已经107岁了。依然思维清晰，用电脑从事写作。他出生地是江苏常州，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1927年毕业。1933年赴日本，先后就读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1935年回国任教于光华大学，1955年前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1955年以后从事文字改革工作，是汉语拼音方案的提出人之一。 最近看到周老的一篇《感悟》，谈到社会的发展规律，在文化方面是从神学思想到玄学思想，再到科学思想。一个民族的多数人的思想会经历（这）三个步骤。他又解释说，神学思维就是信仰宗教，玄学思维就是各种主义了。 他又说，科学不需要信仰，信仰不许批评否定的，科学天天希望你否定它。科学是一步一步发展的，现在整个世界上的问题只有一部分能由科学来解决，大部分不能解决。所以宗教能够站得住，主义能够站得住。 我们认为周老的三种思维的说法，有贬低‘神学思想（思维）’的意思，并且立论不够严谨。但他说的‘整个世界上的问题只有一部分能由科学来解决，大部分不能解决’是正确的判断。 我们首先查考一下什么是‘神学’，‘玄学’，‘科学’？也就是它们的定义。不同学者对其定义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阐述。我们选择一些词典和辞海的解释列在下面： ‘神学’是认识上帝的学问。…
附录 2 ：刑事诉讼办案期限表 （1） 刑事强制措施期限表 强制措施类型 法定期限 说明 法律依据…
基督徒维权手册 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联合会编写 中国基督徒维权律师团审订 目录 一、理念篇 4 1、基督徒如何在与政府的关系中看待自己的职分？ 4 2、什么是“政教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