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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处境与古代资源 （ 2007 年 8 月 1 日香山卧佛寺“孔子与当代中国”会议发言） 吴飞…

　历经30年漫长的改革跋涉，中国似乎终于修成了正果。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先进们相比，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了一整套宏、微观市场经济体系，拥有了一大批熟练驾驭这套体系的技术官僚，更拥有让西方前辈们望尘莫及的增长动力。这种看上去似乎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经济活力让西方国家自叹弗如、艳羡不已。在经过了十数年的迷惑、怀疑、苦思而终于不得其解之后，（现有的思想资源似乎已经很难令人信服的解释中国的经济神话），西方的观察者们终于将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而在地球的这一边，中国内部最顽强的怀疑论者也开始销声匿迹。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迷，而是永无休止的高增长的代名词。很多人相信：在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老迈、迟暮之际，中国正在东方续写资本主义新的历史传奇，并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想像力。揆诸中国100多年的现代化历史，这种天时地利的历史境遇还是第一次出现，可谓千载难逢。 　　虽然仍保留着中国式的克制和低调，但一种乐观主义情绪显然已经在中国的精英群体及官僚体系中开始蔓延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中国的精英们确信：只要凭借过去三十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的调整和应对，中国就能像过去的三十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三十年。然而，这是真的吗？ 　　一、迟到的幽灵 　　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以其一贯的平稳风格说到：“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 　　不仔细体会这个讲话的背景，很多人都会将这个讲话当作典型的官样文章而熟视无睹。但如果人们真正了解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的诡谲，我们就会发现：胡的讲话中其实充满了忧虑与疑惑。 　　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们的确有充足的理由对2007年岁末的中国经济形势表示疑惑。虽然GDP一如既往的高速增长，并无异样，但一场久违了的通货膨胀却不期而至。中国领导人显然早已经习惯了高速甚至过热的增长，但新世纪以来历久不衰的低通胀高增长环境却让他们对通胀变得相当陌生。在很多技术官僚那里，通货膨胀甚至早已经是货币政策可以轻易降伏的对象而成为现代经济史的遗迹。然而，在人们普遍认为已经彻底消灭了的通胀的时候，这个在中国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问题却陡然卷土重来，这让中国的的技术官僚们颇有点措手不及。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令中国领导人疑惑的“新情况、新问题”。在2007年，原因不详的流动性泛滥、民怨沸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而在中国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也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开始变得陌生起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中国领导人疑窦丛生、惴惴不安。在他们前面，仿佛一个巨大的幽灵已经开始舞动它的翅膀。 　　是的，中国领导人的直觉非常准确。在一场历时三十年的资本主义狂欢之后，中国可能的确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诡谲的时期。 　　正如最近几年已经被广泛揭示的那样，在过去三十年沸腾的资本主义实验中，中国不仅缔造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国的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的享受高速增长之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过去三十年中积累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还债高峰期。中国经济在2007年所发生的种种诡异症状，其实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来说，则尤其如此。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中国快速转变成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在所有的认同都烟消云散之后，经济增长就变成这个世俗国家最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之外，经济增长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种种的利益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唯一交集与共识。虽未明言，但中国政府与民间却达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默契：政府许诺经高速经济增长，而民间许诺放弃所有的政治诉求。这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先生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历史由来。作为一个嗅觉及其灵敏的老资格政治家，邓小平显然非常精准的把握了中国在1989年之后的精神脉动。在他看来，高速经济增长可能是继续凝聚这个在精神上已经彻底裂解的国家的唯一法宝。于是，增长不仅成为官方与民间的一种隐性契约，也成为中国官僚系统头上一道紧箍的精神魔咒。在相当程度上，它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一部隐性宪法。不过，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民间与官方共享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暗含这样了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经济增长必定可以带来普遍而且相对平均的福利改进。199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具有这种特点，这也为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经验基础。然而，这只是一种错觉。我们将会看到，实际上，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福利的改进，更不会自动将增长红利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给全体国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带来福利损害。而当它作为一种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录用标准时候，经济增长就可能被中国各级官僚系统推向极端并成为他们邀功请赏的统计游戏。不幸的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就非常经典的诠释了增长的这种另类意涵。…

北京16名律师请求查处杨佳辩护律师 编者按:北京16名律师联名致信说明了什么,说明有更多的人越来越坐不住了,看不下去了;说明我们是法治国家,同时也说明我们的司法环境还不是尽善尽美,此事可见一斑,尤其是SH.请不要把它看着仅仅是北京律师和上海律师的博弈,公众对此关注度之高不亚于“社保案”.执法越公正越透明越好（如果不涉国家机密的话），要有（北京）律师参与，不谊唱“独角戏”。（唐人） 下面全文转载 记者 罗洁琪文 ： 北京16名律师请求查处杨佳辩护律师 作者： 罗洁琪…

伊拉克基督教徒处境艰难 Gro szlig;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伊拉克的难民家庭在德国…

作者 王光良 每一次社会热点事件背后总会有谣言如影随形，这种现象几乎成为社会学上的一个规律，所谓谣言，自然是无中生有、没有事实根据的信息。谣言可能是无害的谈资，也可能会损害他人的名誉，甚至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如果谣言损害了他人的名誉，造成不良后果，则可能会构成诽谤，但因“他人”身份的不同，对名誉权的保护就有了不同的限制，例如对公共关于来说，他们享有的名誉权和普通人就会有所区别。 郏啸寅诽谤案中的“被侵犯者”正是公权机关和公职人员。上海警方声称，郏啸寅捏造事实的动机是为了出名，似乎排除了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和监督权的特征，表面上看，好像没有宪法学上的分析价值。但本文后面的论述将证明，郏啸寅诽谤案是一起典型的宪法案例，该案涉及言论自由、公民监督权利、执法信息公开、公职人员名誉权的保护和限制、公共利益的界定、权利保护和权力限制等众多宪法范畴的内容。 我们关注的重点不是郏啸寅是否构成诽谤罪，也不是杨佳与公安机关交涉过程中的遭遇究竟如何，而是司法机关动用国家暴力机器逮捕郏啸寅的行为代表的权力逻辑，这种逻辑可能引发的后果，以及与郏啸寅造谣行为的内在联系等。本文以公共利益为核心，以言论自由权、公民监督权、公职人员的名誉权、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等为分析对象，以宪法规范为标准，从宪法和法律的层面上说明政府、媒体、公民个人在维护公共利益、建造圣洁公义的社会生活中负有的不同义务，及应该承担的相应后果。 一、权力傲慢与宪政失序 （一）权力傲慢——杀鸡却用宰牛刀 从我们目前已知的信息来看，公安机关殴打杨佳的情况很可能确属郏啸寅捏造，至于该造谣行为是否属于诽谤，甚至是否构成诽谤罪，如果构成诽谤罪，是属于自诉情形还是公诉情形，已经有很多法律学者和律师论及，本文不再赘述，我的看法跟大多数人的看法一致，即郏啸寅不构成诽谤罪。不可否认，郏的造谣对上海警方和办案民警的形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并不一定就是应该动用国家强制力处罚的违法或犯罪行为，关于这一点，后面还会有详细阐述。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上海警方和检方的反应。 如果上海警方认为郏啸寅的造谣是一种诽谤行为，损害了公安机关和办案民警的形象，那么，警方可以利用的救济途径大致有以下四种：…

北京出版社近年出版的“百年人生丛书”，是一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从最早出版的韦君宜《思痛录》到晚近才出的杨宪益《漏船载酒忆当年》中，我们可以看出丛书编辑者的追求，他们想通过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自己人生的回忆，反思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从目前已问世的七本知识分子回忆录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已体现出了编辑的历史视野，可以这样说，在近年出版的诸多各种类型的回忆录中，“百年人生丛书”是产生较大影响，并在知识分子当中引起震动的一套丛书，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来说，这套丛书的意义将越来越突出。 观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可以选择一种较为概括的方法，那就是把二十世纪以后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以三个较为突出的历史事件来把他们分为三个群体，这样在评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时候，大体上就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思想线索。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概括并不十分准确，因为三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状况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归类就可以说明完全的历史真象。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我在这里评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三大群体，较为偏重于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状况，而对于像胡适他们那一代人的情况就不多着墨了，从出生年龄上来说，主要是 1910 年到 1920 年前后的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我以这一代知识分子人生中最具特征的三个历史现象，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延安知识分子群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群。 关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和衰落，我曾在《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书中作过一些分析，而延安知识分子的情况，我在最近一篇论文《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以〈学习〉杂志事件为例》中，也有涉及。而关于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的提法，我是受到了何家栋先生的启发，他在《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一文中，分析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何先生最早在他的文章里使用了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的说法，我以为是富有启发意义的。现在我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三大群体作一个大致的界定。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抗战爆发以后，集中在昆明的北方三校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教授和学生两部分人。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非常复杂，但大体可以说主要是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它的传统延续，如果我们一定要以一个人的历史命运来说明的话，可以后来到了台湾的殷海光为代表；而延安知识分子主要是三十年代走向延安的左倾知识分子，它的传统延续，可以胡乔木为代表；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指那些在九一八以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献身革命的青年学生，它的传统延续，可以韦君宜为代表。殷海光、胡乔木和韦君宜虽然同出于清华，但他们最终的思想状况却代表了不同的方向。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前者有留学欧美的经历，而后者则没有，前者的选择在学术，而后者的选择则在政治，他们早年的人生经历有许多是重叠的，有些人甚至可以说是既出身于清华，又参加过一二九，还选择了延安。 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从时空上来说，大体是在同一时空中活动。他们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也大体相同。从时间上排序，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在前，延安知识分子形成稍后，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则是在抗战以后才引人注目的。我要再说一次，这种概括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从那些知识分子最后的理想和思想状况上着眼的一种观察方法，而不是说只有那些历史事件发生以后才出现了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或者还可以这样来观察，这些知识分子本来是一个群体，而在三十年代初期以后，表现出了不同的人生追求，不是说直接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才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同样道理，也不是只有到了延安的才是延安知识分子，到了西南联大的才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而是注意他们的思想倾向。吴世昌就认为，九一八是一二九的前凑，没有九一八，就没有一二九，吴世昌是九一八后青年学生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也可以把他算作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人生命运中，最中心的事件是抗战，是救亡。四九年以后，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是不同的，虽然个别知识分子的情况有例外，但从整体上来说，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是有明显差异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这时已从中心退向边缘；而延安知识分子则由边缘走到了中心；特别是在思想文化和新闻教育部门（包括高层的秘书人选），可以说主要是延安知识分子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天下，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完善，主要是他们来完成的。一二九知识分子虽然最后有许多人走向了延安，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变成延安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早年的教育背景和延安知识分子还有较大不同，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当时的延安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陕北公学和鲁艺，直到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是欧美自由主义，而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主要是马列主义。这就是一二九知识分子群的复杂性，他们本来是一群有理想的青年学生，在抗日救亡的民族生存关头，他们选择了较为激进的革命方式，他们的理想和勇气，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永远令人感动，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最终选择的历史道路和他们的理想追求出现了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四十年代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已很突出，到了五十年代初期，一二九知识分子与延安知识分子在知识背景和生活态度上也有很大不同，像蒋南翔，他是一二九知识分子，但在他身上，还有早年清华的影响，一二九知识分子和延安知识分子的不同，主要不是政治立场，而是人生态度和知识眼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九十年代以后，一二九知识分子群当中出现了较强的反思历史的思潮，像韦君宜、李锐、李昌、李慎之、王瑶、赵俪生等，我们在他们的回忆录中看到更多的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否定性评价，对于当年一二九运动中的“右倾投降主义者”，赵俪生、韦君宜等人，都有重新认识，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就说过，对于像徐高阮这样的学生，“大家伙不要用过分‘恶劣’的印象和言词，去追忆他们。”比起蒋南翔、杨述五十年代回忆一二九运动时对徐高阮他们的认识和评价，已完全不同，晚年一二九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大体有一种返回自由主义原点的倾向，这从他们对胡适的重新认识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李慎之先生曾对我说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是根本看不起胡适的。这一点，从九一八之后，吴世昌写给胡适的信中完全可以得到应证。…

北京人民不得随便娱乐 http://www.bullog.cn/blogs/ranyunfei/archives/162120.aspx 冉云飞 @ 2008-7-30 7:49:40 阅读(13151) 引用通告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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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密的保安措施以及11万军警的布防使北京奥运的气氛日趋肃杀，但却让北京市上半年的治安状况明显改善。 　　中国政府昨天再度强调奥运保安的重要性，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安全的问题实际是奥运会成功与否的基本保障，所以是中国政府、北京奥组委在组办这次奥运会的时候优先考虑的一个问题。” 　　刘建超否认本月21日发生在云南省会昆明的巴士爆炸案与北京奥运安保有关。昆明的两起巴士爆炸案共造成两死13伤，当局已经悬赏30万元人民币（约6万新元）缉拿元凶。 　　中国官员和学者都把国际恐怖主义当成北京奥运的头号威胁，但他们也注意到对现实不满的中国民众将会是威胁奥运的另一个不稳定因素。 　　中共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说，“借奥运说事、具有极端行为倾向的个人成为一个突出的不安全因素”，这些人会“借表达利益诉求之机，行聚众滋事之举”。 严密的保安措施以及11万军警的布防使北京市上半年的治安状况明显改善。 　　他认为暴力恐怖活动仍然是最大威胁。“当前，境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活动猖獗，各种敌对势力沆瀣一气，勾联聚合，企图借奥运之机制造恐怖事件，损坏我国形象，冲击国家政权和政治体制，削弱执政基础，破坏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陈冀平警告：“随着北京奥运会日益临近，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的渗透破坏分裂颠覆活动还将进一步加剧，发生各种风险的可能性增大。” 　　最新一期的《瞭望新闻周刊》刊登了对他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