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published by “Yadon”

中国，似乎已经成为永无休止的高增长的代名词。很多人相信，在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老迈、迟暮之际，中国正在东方续写新的历史传奇，并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想象力。 　　很显然的一种乐观主义情绪，已经开始在中国的精英群体及官僚体系中蔓延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中国的精英们确信：只要凭借过去30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地调整和应对，中国就能像过去的30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30年，乃至更久。然而，这是真的吗？ 　 　30年增长的隐“协定” 　　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以其一贯的平稳风格说到：“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 　　如果人们真正了解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的诡谲，会发现胡锦涛的讲话中其实充满了忧虑与疑惑。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们有充足的理由对2007年岁末的中国经济形势表示疑惑。虽然GDP一如既往地高速增长，但一场久违了的通货膨胀却不期而至。中国领导人显然早已经习惯了高速甚至过热的增长，但新世纪以来历久不衰的低通胀高增长环境却让他们对通胀变得相当陌生。在很多技术官僚那里，通货膨胀甚至早已经是货币政策可以轻易降伏的对象而成为现代经济史的遗迹。 　　然而，通胀这个在中国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问题却陡然卷土重来，让技术官僚们颇有点措手不及。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令人疑惑的“新情况、新问题”。在2007年，原因不详的流动性泛滥、民怨沸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而在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经济变得陌生起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国家领导人疑窦丛生。 　　一场历时30年的走向“市场”的狂欢之后，中国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诡谲的时期。 　　正如近年已被广泛揭示的那样，在过去30年沸腾的实验中，中国不仅缔造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国的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地享受高速增长之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积累下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还债高峰期。中国经济在2007年所发生的种种诡异症状，其实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

杨凯乐 今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要求我们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同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我们今后的宗教工作，要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格局中统筹安排，稳中求进，逐步推进。加强宗教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是我们总的目标。所以，我们要提高宗教管理能力，创新宗教管理体制机制，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着力解决影响宗教领域和谐稳定的源头性、基础性、根本性问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各种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和充满活力。 宗教组织的健全发展，是社会建设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年社会管理的突破口就在宗教管理。各级宗教管理干部必须集思广益，担负起这个人民交给我们的伟大重任。 一、树立正确的宗教工作指导思想，消除敌视宗教、利用宗教的错误观念 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必须有助于社会和谐稳定。面对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需要与时俱进地创新，才能更好为人民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加强和创新宗教事务管理，贵在创新。 然而，某些地方政府的领导干部，一方面，延续封建传统思维，把民间自发形成的宗教组织一律视为“邪教”或“非法宗教”，另一方面，保留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际政治关系领域的“冷战”思维，将基督教尤其是其民间自治的教会组织看成“洋教”及“和平演变”的工具。在这两种陈旧思维的影响下，这些领导同志总是担心或幻想宗教团体尤其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宗教组织，会威胁到现在或将来的社会稳定、文化安全甚至国家安全。所以，这些地方政府经常对宗教团体进行限制，甚至是打压，从而造成政教关系的不稳定局面。上述两种思维都是极其有害的，极大地阻碍和限制了我们宗教工作的创新思维。 另外，有些地方政府在宗教工作上长期习惯于利用宗教：利用宗教为经济建设服务，利用宗教为旅游经济服务，利用宗教为招商引资服务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却让宗教团体丧失了自己应有的内涵和功能。我们不要以经济利益来诱导信教群众、利用宗教活动场所，宗教组织不是营利组织。我们政府在公共政策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不能要求宗教团体、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否则我们无法有效开展我们的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我们总是限制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诱导信教群众投身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围绕在政府权力和政府支配的资源周围。这种不合适的限制或诱导，使得信教群众不是以宗教信仰而是以赚钱营利为中心。这种关系，不仅是目前不正常宗教热现象的重要原因，而且成为中华民族道德重建和文化繁荣的根本障碍。 更有些领导干部与宗教人士来往密切，公开参与宗教活动，或信奉宗教，甚至滥修寺庙、大佛，成为地方宗教势力的代言人，同时限制或打压其他宗教。甚至出现宗教徒负责宗教管理工作，热衷宗教活动，歧视其他宗教，并以此为工作成绩的现象。这些思维和作法，都极大地伤害了广大信教群众感情、影响了目前宗教领域的和谐稳定。…

发表在《南方周末》 　　 　　1 “叛国者” 　　 　　　　有一本朋霍费尔的传记，叫《力阻狂轮》。这名目，令人立即想到中国的一个古老的成语：“螳臂挡车”。书名出自朋霍费尔书信里的话，表达的是一种自我牺牲的决心和勇气；换成我们的成语，意思却刚好相反，变成对一个人的信念的讥嘲了。 　　 　　　　不过，从朋霍费尔的行为来看，委实是一只不自量力的螳螂。他抵挡的，全是以个人能力根本无法战胜的庞大的事物：国家政权、帝国教会和战争。 　　…

一、瓮安事件的性质 据报道，6月28日下午，贵州省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事件引起中央和省领导的高度重视，在武警的处置下瓮安县城秩序恢复正常，瓮安县党政主要负责人和公安部门负责人被查处。 ( http://www.tecn.cn ) 瓮安骚乱是近年发生的又一起严重群体性事件。根据目前的报道，可以看出该事件具有四个特点。第一，对于政府来说，它起因偶然，升级剧烈，失控迅速，后果惨重。瓮安事件的直接起因是一个女学生非正常死亡，这是不可预测的偶然事件。从命案发生到群体性事件爆发，时间短促，矛盾和冲突急剧升级，类似于不可控制、不可逆转的连锁反应。事件发生后，学生家长和他们的支持者采取了上访申诉行动，但他们似乎根本就不指望上访申诉有效，也根本不相信有关部门提供的回应和解释。在民众已经表现出强烈不信任的情况下，当地公安部门和政府没有意识到危机已经迫在眉睫，而是墨守成规，逐级出面解释，渐次增强控制。结果适得其反，越解释，民众越不相信政府的说词；越压制，群众的对抗情绪越强烈。由于政府没有采取恰当有效的应对，局面迅速全面失控，最后爆发严重冲突。 ( http://www.tecn.cn )…

有个叫苏格拉底的老头，你大概不认识。 他已经七十岁了！深凹的眼睛，白花花一把胡子。在牢里关了好几天了；明后天等船回来，死刑就要执行。这天清晨．他刚睡醒，一小格窗子透着一点光，非常希腊的天空。 克瑞图是个有钱的老朋友，已经滔滔不绝用尽了口舌，恳求苏老头逃狱。 “ 钱，包在我身上， ” 他说， “ 更何况，你死了，谁来照顾你的小孩？…

陈志武： 中国高增长能否持续 　　 记者： 赵灵敏 来源： 《南风窗》2008年7月8日 　　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创造的经济奇迹，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的资深顾问乔舒亚 #8226;库珀曾发表调查论文，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在他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落后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种模式。…

（一） 我们为什么要爱国？ 这似乎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毕竟我们从小就被教育着要这么做。至于为什么要爱，什么才是国，谁才可以代表国，则是讨论不深，乃至有些“敏感”的话题。 其实，只要稍加留意，我们还是可以把各种爱国的理由粗略地分为两大类的：一是报恩式的伦理关系所决定了的，二是这么做对我们的现状及将来有好处。前者跟古代的忠君思想一样，喜欢拿我们的爸妈打比方，动不动就列出一大堆有恩于我们的“壮举”，最后偷换一下概念，说爱国就是爱君主、爱政府乃至爱政党。后者则稍显高明些，说这么做是对我们有益的，至少不会让社会无秩、让个体受到最大的伤害——这跟丧失了宗教基础的道德教育如出一辙。它的常见腔调是：“只要人人都……，世界就会变成……”“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那这个社会……” 我不得不承认，这两种说辞都有一定的道理，如果前者所提供的史实是准确的，而后者的统治秩序是正义、公平的话。可是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抛却了这两个重要前提的言论。前者的典型例子是：“它再怎么样，也是你 XX 啊，你怎么可以……”然后是一大堆能把人压死的帽子。这里的 XX 可以是国家、家乡、学校、单位等共同体组织，言下之意是它对你的权威跟伦理关系一样，是天生的、绝对的，只有你对不起它的情况，没有它对不起你的可能，只有它开除你的资格，没有你宣布脱离它的权利，否则你便是忘恩负义、白眼狼、汉奸、走狗。后者的典型例子是：“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那我们这个国家……”在这种语境下，双方所代表的价值观都是纯粹的、极端的、对立的，说话者自以为代表了公众的道德与利益，而对方只是代表私人道德与权益。两相比较，胜负立判：要是让你所代表的私德、私利得以存在，那我所代表的公德、公益岂不是要受到损害？结论自然是“此例断不可开”。…

核心提示：乐黛云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也是20世纪中国文人的优秀代表，在她身上沉积了很多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四院·沙滩·未名湖:60年北大生活(1948－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她用散文的方式呈现自己成长、学术、生命之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汤用彤先生是在1952年全校 乐黛云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也是20世纪中国文人的优秀代表，在她身上沉积了很多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四院·沙滩·未名湖:60年北大生活(1948－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她用散文的方式呈现自己成长、学术、生命之路。 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汤用彤先生是在1952年全校学生毕业典礼上。当时他是校务委员会主席，我是向主席献花、献礼的学生代表。 就在这一年，我进入了汤用彤先生的家，嫁给了他的长子汤一介，他1951年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我们的婚礼很特别，即便是在50年代初期，恐怕也不多见。结婚典礼就在小石作胡同汤家。按照我们的策划，婚礼只准备了喜糖、花生瓜子和茶水。那是一个大四合院，中间的天井能容纳数十人。晚上8点，我的同班同学，共青团团委会的战友们和党委的一些领导同志都来了，气氛热闹活跃，如我所想。这是一个“反传统”的婚礼，没有任何礼仪，连向父母行礼也免了，也没有请父母或领导讲话。汤老先生和我未来的婆母坐在北屋的走廊上，笑咪咪地看着大家嬉闹。后来，大家起哄，让我发表结婚演说。我也没有什么“新娘的羞怯”，高高兴兴地发表了一通讲话。我至今还记得大概的意思是说，我很愿意进入这个和谐的家庭，父母都非常慈祥，但是我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是“左派幼稚病”！两位老人非常好脾气，丝毫不动声色，还高高兴兴地鼓掌，表示认同。为了“划清界限，自食其力”，我们的“新房”不在家里，而是在汤一介工作的北京市委党校宿舍的一间很简陋的小屋里。 第二天，汤老先生和老夫人在旧东单市场森隆大饭店请了两桌至亲好友，宣布我们结婚，毕竟汤一介是汤家长子呵。汤老先生和我的婆母要我们参加这个婚宴，但我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家庭的做法，结婚后第一要抵制的就是这种旧风俗习惯。我和汤一介商量后，决定两个人都不去。这种行为现在看来确实很过分。一定很伤了两个老人的心。但汤老先生还是完全不动声色，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 毕业后我分配到北大工作，院系调整后，汤老先生夫妇也迁入了宽敞的燕南园58号。校方认为没有理由给我再分配其他房子，我就和老人住在一起了。 汤老先生确实是一个不大计较名位的人！像他这样一个被公认为很有学问，曾经在美国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学者，在院系调整后竟不让他再管教学科研，而成为分管“基建”的副校长！那时，校园内很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缓慢的脚步和不高的身影。他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常说事情总需要人去做，做什么都一样。 可叹这样平静的日子也并不长。阶级斗争始终连绵不断。1954年，在《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的那个会上，领导要他发言。他这个人是很讲道德的，不会按照领导意图，跟着别人讲胡适什么，但可能他内心很矛盾，也很不安。据当时和他坐在一起的当年哲学系系主任郑昕先生告诉我们，晚餐时，他把面前的酒杯也碰翻了。他和胡适的确有一段非同寻常的友谊。当年，他从南京中央大学去北大教书是胡适推荐的。胡适很看重他，临解放前夕，胡适飞台湾，把学校的事务就委托给担任文学院院长的他和秘书长郑天挺。《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对他的打击很大，心理压力也很大。当晚，回到家里，他就表情木然，嘴角也有些歪了。没想到第二天他竟昏睡不醒，医生说这是大面积脑溢血！立即送到协和医院。马寅初校长对他十分关照，请苏联专家会诊，又从学校派了特别护士。他就这样昏睡了一个多月。 这以后，他手不能写，腿也不能走路，只能坐在轮椅上。但他仍然手不释卷，总在看书和思考问题。我尽可能帮他找书，听他口述，然后笔录下来。这样写成的篇章，很多收集在他的《饾饤札记》中。…

授权发布:《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 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新华网北京７月２４日电（李亚杰　余庆红）中国有关部门日前颁布实施《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规定指出，违反规定使用警力处置群体性事件，或者滥用警械、强制措施，或者违反规定携带、使用武器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２４日，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信访局，就颁布实施《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和《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就信访工作责任追究作出规定。”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张恩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有利于落实责任主体的责任，有利于促进信访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 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信访工作。２００８年初，中央纪委、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信访局组成联合起草组，研究起草《解释》和《规定》。６月３０日、７月４日，《规定》和《解释》分别印发。 《解释》和《规定》明确界定了信访工作的“领导责任”，归纳概括了十六种信访工作中需要追究领导责任的违纪行为，并规定了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量纪标准，增强了责任追究的可操作性。 《规定》指出，对于因决策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引发信访突出问题或群体性事件的；主要领导不及时处理重要来信、来访或不及时研究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导致矛盾激化，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疑难复杂的信访问题，未按有关规定落实领导专办责任，久拖不决，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规定》指出，对于在处理信访事项过程中，工作作风简单粗暴，造成严重后果的；对信访事项应当受理、登记、转送、交办、答复而未按规定办理或逾期未结，或者应当履行督查督办职责而未履行，造成严重后果的；在处理信访事项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导致矛盾激化，造成严重后果的；对重大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应到现场处置而未到现场处置或处置不当，造成严重后果或较大社会影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