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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宗神学论文化使命 选自王志勇《基督教圣约神学原理讲义 》 信仰是文化的根基，文化是信仰的外显，学术是文化的精华。基督徒当立足圣经中所启示的信仰真道，积极地把信仰贯穿在文化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学术方面更要精益求进，为万民树立真理的大旗。 “欲救中国，必先救中国学术。”此语出自中国新儒学大师熊十力先生，反映了新儒家的洞见。对于基督徒而言，更是如此。基督教要在中国扎根立足，既要落实在民间日常生活中，也要体现在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和交流上。 历史证明，基督徒最终只有学术上占有领先地位，使学术领域也归于基督的王权之下，才能全方位地影响、祝福所在文化和社会。基督徒对文化和学术的忽视必然导致严重的后果。梅钦在二十世纪初就严肃地指出：“即使我们用改革者的热情传道，如果我们任凭整个国家或世界众人的思想被所谓的逻辑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驱策，仅仅把基督教视为一种无害的幻想，那么我们的成功之处不过是零零散散地赢得落伍的人……今日学术上的思辨，也许明天就开始驱动大军，推翻帝国。” 诺勒在反思福音派对思想和文化的忽略时指出：“在教会历史的各个高峰时期，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深刻的基督徒生活、深远的基督教影响，都是与深刻的基督教思想联系一起的。同时，在教会历史上也确实有一些严肃持重的人，他们的灵命发展并没有思想上的自觉性。但是，无论如何，通向危险的道路并不一样，但忽视思想的培养却导致一样的结果：基督教信仰蜕化变质，陷落在粗俗的谬误之中，甚至完全消失。” 本文主要从文化使命的角度谈谈自己对基督徒的使命以及恩福基金会文化宣教异象的认识。 一．文化使命的重要性…

刘澎 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参加此次系列讲座，也感谢讲座组织者的邀请。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观》，希望我今天的演讲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有回味的内容。下面我们开始。 第一部分 对伯尔曼的介绍 为什么要选择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观呢？因为我感觉到，伯尔曼这位著名的法学教授不同一般，我们都是学习法律的，对于“法”是什么可能很清楚，但可能感觉法律与宗教没有什么关系。但伯尔曼教授把法律与宗教联系起来做了深刻的剖析，他的分析有没有道理，或者他的分析基于什么样的考虑，作为国内的学者来说，这点很值得我们思考，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和他们的背景不一样。“法”就是“法”，宗教就是宗教，宗教和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宗教和法联系在一起？大家看了屏幕上的内容就会知道，伯尔曼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有着非常辉煌的学术生涯，他的社会教育和荣誉非常多，伯尔曼1918年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1938年达特茅斯大学文学学士；1939年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毕业；1942耶鲁大学历史学文学硕士；1947耶鲁大学法学博士；1942年—1945年，入美国陆军欧洲战区，获铜星奖章；1991年美国天主教大学名誉法学博士；1995年维吉尼亚神学院名誉人道文学博士；1997年根特大学名誉博士；2000年俄罗斯科学院法学院名誉博士。 简单的说，伯尔曼是埃莫里大学的教授，哈佛大学的名誉教授，长期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但更有意思的是，他曾经在苏联做过长期的研究，是美国公认的关于苏联或者说前苏联社会主义法的权威和专家。伯尔曼的著作非常多，可以说是著作等身，写了二十五本专著，三百多篇论文。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73年出版的《法律与宗教》；1983年出版的《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1993年出版的《法律与宗教的互动》；2003年出版的《法律与革命Ⅱ——新教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现在他正在着手写作《法律与革命》的第三卷。其中《法律与宗教》、《法律与革命》这两本书可以说是伯尔曼的代表作，尤其是《法律与革命》这本著作，这本书除了在中国翻译成中文以外，还翻译成了德文、俄文、法文、波兰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在很多国家进行出版。 伯尔曼主要学术活动是，曾经担任埃莫里大学卡特中心成员。1952—1984年，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行政委员会成员。1974—1991年，美苏经贸立法委员会成员。1961—1962年，在莫斯科大学教授美国法。1982年，再次到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美国法。1955年至今，访问俄国40余次。同时，在世界各国广泛演讲，听众包括法律学者，历史学家，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学家、大学教授和学生。伯尔曼的学术活动除了教书以外，还推广法学的教育，写过大学的教材，他编写《法的本质和功能》，作为法学教材在美国大学中被广泛使用。伯尔曼现在是埃莫里大学世界法研究中心的主任，负责引导研究的方向和资助世界法的教育项目。这里我再说明一点，为什么我来讲伯尔曼教授的思想呢？因为我本人也是埃莫里大学的客座研究员，我和伯尔曼教授也认识很长时间了，并且有幸接触到伯尔曼教授本人的一些想法，并且和他有过长时间的交流、探讨，使得我能够清楚的地知道他本人的学术思想。伯尔曼并且还是著名法学期刊《法律与宗教》共同创始人与社论部成员。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伯尔曼教授在法学或者宗教学领域中的贡献，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他帮助我们理解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宗教与法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对西方的法律传统重新追根溯源，引起读者的再思考。” 第二部分 《法律与革命》概述…

市场化与法治唇齿相依，所以现在面临同样的指责是毫不奇怪的。现在存在的腐败蔓延、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不是市场化改革导致的，而是完全相反，是改革不到位的问题，是市场化还没有达到彻底程度造成的问题。同样，现在存在的司法不公等问题，也不是司法独立取向的改革方向有问题，而是司法改革没有完成、是司法不独立的结果。 　　 　　 贺卫方：不走回头路 　　 记者： 马国川 　　 来源：…

作者：雷颐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已晚清。 　　如果不是曾国藩回乡组织湘军拼死镇压太平军，不是他开启引进西方“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晚清不可能出现所谓的“同治中兴”，清王朝可能更早就寿终正寝了。然而，尽管曾国藩对清王朝忠心耿耿，效尽犬马之劳以保其江山社稷，但与机要幕客赵烈文的一次小小论辩，看得出他开始忧虑清王朝究竟还能支撑多久、其寿命到底还有多长。在《能静居日记》中，赵烈文详记了他与曾的这次谈话及此后曾国藩对清王朝命运的思索。 　　只要没有紧急繁忙的军政事务，曾国藩晚上往往喜欢与幕客聊天。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 　　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祼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回答说： 　　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就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 甘阳 墨未白 甘阳：前后左右之争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甘阳每每以“意见领袖”自任，而纵观他20年的文章言论，前后不同阶段颇有左右互搏之感。但甘阳可能比对手更清楚自己转变的得失 　　本刊记者…

雷丽华 国家对宗教团体的财政支持是国家与宗教之间财政关系的体现，也是国家对宗教事务管理的表现形式之一。各国对宗教团体的财政支持政策有显著差别。一些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不资助任何宗教，实际上也不给予宗教任何财政支持；一些国家虽然明确不给予宗教团体财政支持，但却在一些领域与宗教团体发生一定的财政关系；还有一些国家宪法明确规定资助宗教团体。本文通过部分国家对宗教团体财政资助方式的梳理，进一步理解各国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一、国家对宗教团体的直接财政支持 国家对宗教团体的直接财政支持，是指政府通过某种方式直接给予宗教团体财政资助，用于其开展宗教活动、支付教职人员薪水、修建和维护宗教场所等。 （一）直接财政支持的范围 1.资助国教会、向国教会的神职人员提供薪水 资助国教会和向国教会的神职人员支付薪水，是目前拥有国教的许多欧洲国家较为普遍的做法。 在基督教传统有国教的国家中，希腊政府对国教会的财政资助最为丰厚。希腊正教会是希腊的国家宗教，是希腊唯一拥有“公共法人”资格的宗教团体，国家不仅向高级教士、服务于教区的牧师以及受雇于希腊正教的执事、传教士和普通信徒提供薪水，甚至这些人员退休后还可以向国家领取退休金，国家还对宗教培训提供补贴、为正教会的教堂和维修提供资金。 在丹麦和冰岛，福音路德教是国教，受国家的支持。国家不对宗教提供全部资助，但国教会神职人员薪水由国家支付，其他宗教不享受这一待遇。…

在当今中国的某些地方，真假的判断，归根结底几乎完全取决于权力意志，在政府的金口玉言之外已经无理可言。如此条件、如此背景，哪怕纠正一桩很小的错误，也不得不付出极大的代价、不得不等待某位上峰的拍板决断。只要组织的内部手续不启动，无论多么正确的主张也难以成立 　　“华南虎照片”这样一起稚拙的诈骗案，居然能拖延八个多月，真可以去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众所周知，几乎在陕西省林业厅公布镇坪县“华南虎”照片、颁发周正龙奖金的同时，就有很多网民质疑其真实性，并指出了破绽所在。2007年底的舆论调查，提前半年就得出了与姗姗来迟的官方处理报告相吻合的结论。因此，如果有关机构打算要查明真相、纠正错误，本来是易如反掌的。 　　但“纸老虎”却反咬一口，居然还能吓退很多有责任、也有能力追究真相的人们。以致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傅德志这样的身在象牙塔里的专家也悻悻然，不得不与那个图利造假的刁民同样打赌发誓，以自己的脑袋来担保实话实说的可信度。 　　可以说，那台佳能相机拍摄出来的，远不只是一种与《战国策》里庞恭对魏国君主讲述的“三人成虎”寓言相类似的社会怪象。那几十张“华南虎”照片还定格了一系列盛世危言：掌权的各级官员依然可以像秦代权臣赵高那样指鹿为马、指年画为大虫。 　　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的某些地方，通过专业机构和技术手段识别真伪、校对正斜的机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失灵了。真假的判断，归根结底几乎完全取决于权力意志，在政府的金口玉言之外已经无理可言。如此条件、如此背景，哪怕纠正一桩很小的错误，也不得不付出极大的代价，不得不等待某位上峰的拍板决断。只要组织的内部手续不启动，无论多么正确的主张也难以成立。 　　在虎照疑点暴露后，国家林业局不仅没有主动承担调查处理的责任，相反，还与陕西林业局合伙把更大的财力和物力投入更不着边际的寻找真老虎的方面，寄希望于弄假成真的奇迹，试图靠侥幸来掩饰假老虎的真面目。最近宣布的对13名当地涉案干部的行政处分，不仅制裁很轻微，其理由也很奇妙。例如前陕西省林业厅信息宣传中心主任关克被免职的原因居然不是“护假”，而是所谓“违反组织纪律，开设个人博客，参与争论”，简直匪夷所思。由此可见，自上而下的部门监督、内部问责机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失灵了。 　　“打虎”派法律学者郝劲松接二连三启动外部问责程序，要求依法公开有关信息，指陈当地公安部门以其他名义拘留周正龙的根据和期间存在正当性瑕疵，直至提起公益诉讼，但都被置之不理或拒之门外。即使在按照组织手续宣告处理结果的6月29日，警方发言人也特意强调：“虎照造假事件系周一人所为，没有发现公职人员和其他村民参与造假的事实”，竭力把追究法律责任的范围仅仅限定在周正龙一个人身上。由此可见，自下而上寻求司法救济的诉讼机制也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失灵了。 　　当各种制度化纠错的可能性都被大打折扣的时候，理应受到广泛尊重的权威就会分崩离析，因而社会的诚信度也会大幅度下降，风险则会大幅度增加。在这样的境况里，抵抗无序化的力量只能到制度之外去寻找、到人民当中去寻找。这次“虎照事件”表明，网民的相互作用和集体作用构成了发现和追踪违法行径的主要动力，网络舆论构成了一种非正式的、至关重要的民主监督机制。该事件的处理尽管已经延宕大半年，但并没有不了了之，应该归功于互联网政治。…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对中国企业家的影响并非全是正面的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这一点相信大家都会认同，在这个博大精深的外衣之下谈谈小问题，我认为中国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投机取巧（或者叫智谋）。 　　大家应该都看过《三国演义》这本书，它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投机取巧。在《三国演义》里面有一位男主角——诸葛亮同志，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最著名的是赤壁之战、空城计。可能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马上想到这两个，别的估计大家都想不起来了。一想到诸葛亮，就会想到赤壁之战、空城计。 　　赤壁之战和空城计，不但大多数人想到，还经常在京剧、各种章回小说和古典小说中提到。当然历史上不一定有这两件事，但是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历史真相，而是《三国演义》对我们思维方式的影响。 　　三国演义怎么演绎这两段呢？赤壁之战的决战因素是什么？东风！因为当时是冬天，刮西北风，那么曹操的战船在北面，东吴的水军在南面，如果用火攻刚好逆风火烧到自己，所以得等到东南风才行。于是故事的男主角诸葛亮上场了，七星宝剑一挥，终于弄来了东风，然后就简单了，孙刘联军猝然发难，这就是赤壁之战。谁看着都觉得精彩。 　　但如果来个逆向思维，想一个问题：万一我们的诸葛亮同志没借到东风呢？如果东风没借到，浓烟滚滚的可就变成孙刘联军的大营了。那诸葛亮害得自己的董事长大耳刘“扑街”不说，估计曹阿瞒都会被他玉成了“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好事。这是什么事件？标准的小概率事件。 　　第二件是空城计。诸葛亮敞开城门，偃旗息鼓在城楼上弹琴。他赌什么？赌司马懿的多心，因为司马就是一个多心的人，可是诸葛亮有没有想到，万一司马那天没有多心呢？拔营出发前不小心和老婆吵了一架，被老婆臭骂一顿，脑门上挨了两鞋垫，到了城下正气得头晕脑胀，后果就是二话不说甩开膀子挥军攻城，那乐不思蜀的好戏搞不好就会换男主角了。 　　想这个事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吵架是天经地义，司马懿真的把诸葛亮抓走的话，我们今天看的就是《二国演义》了。堂堂一国的宰相，怎么可能冒这种风险。什么概念？小概率事件。 　　中国人听得最多的就是杀鸡不用牛刀、四两拨千斤等等，起码我认为这些看似有道理的基本上都是片面的。四两拨千斤，如果拨不了怎么办？估计得被千斤给压坏了。为什么中华文化不喜欢千斤拨四两呢？为什么杀鸡不用牛刀呢？回过头一想，真正有必胜把握的其实是千斤拨四两，是狮子拨兔。…

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建设法治国家 ——15339名中国公民提出违法行为矫治法(公民建议稿) 一、起草背景 最近几年，社会各界强烈呼吁废除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要求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保安处分或违法行为矫治制度，违法行为矫治法(公民建议稿)的起草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进行的。废除一项旧有制度难，但要建立一套替代制度更难。社会转型时期，违法犯罪现象大量涌现，对于那些“习惯犯”，甚至有一定心理疾病的违法犯罪对象如何进行改造，是我们必须面临的现实难题。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从2003年开始着手起草《违法行为矫治法》，甚至将该法列入2007年立法计划，《违法行为矫治法》（意见稿）也曾进入常委会讨论议程。但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一法律的出台显然并非易事。 二、劳动教养的弊端和违法行为矫治的现状 简单来说，劳动教养的弊端包括：合法性不足，容易导致行政权力滥用，不能适应新时期条件下，以权利保护为本位的立法精神，，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救济严重不足等。 劳动教养制度虽然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其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只笼统地规定检察机关对劳动教养机关的活动实行监督，而对劳动教养的审查批准没有真正的法律监督。名义上，劳动教养的审批权为劳动教养委员会行使，但由于劳动教养委员会不是实体，所以事实上，公安部门既是劳动教养的审批机关、执行机关，同时也是对劳教决定申诉的复查机关和错案的纠正机关。这种缺乏应有的制约和监督的办案制度直接导致了劳动教养审批的随意性，使得现实中许多不够条件的人被错误决定劳教，导致了劳动教养制度缺乏严格的程序和规范。有的地方官员随意将自己不喜欢的人、正当申诉的人、上访维权的人进行劳动教养，而不需经过任何司法程序；有的把属于道德调整或民事纠纷范畴的人送去劳教；有的把法规禁止收容的精神病人、残疾人、严重病患者和怀孕或哺乳未满一年的妇女，以及丧失劳动能力者送去劳教；有的突破劳教对象年龄的限制将未满16周岁的人送去劳教；有的将取证困难、证据不足，怕移送起诉后被退查的案件，或办案经费紧张、办案人手有限，畏于追查的案件，或案情复杂根本无法查清的案件，都以劳教代替刑罚了事；有的公安机关对一些在法定羁押期限内无法侦查结案提起刑事诉讼的犯罪嫌疑人，以劳动教养的方式继续关押，使超期羁押合法化；有的混淆劳动教养与治安处罚的界限，把因民事纠纷引起的一般打架斗殴，情节显著轻微的予以劳动教养；有的徇私枉法，蓄意报复，对不应劳教的予以劳教；有的地方形势一紧就把一批人送去劳教，甚至一律劳教三年；有的地方对违法人员只由办案人员一人进行讯问，或由联防队员盘问，由办案人员事后签名，匆忙将人处以劳教；甚至有的办案单位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创收指标，或受自身利益的驱动，对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以高额罚款代替劳教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