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published by “Yadon”

范亚峰：以维权促进社会转型 李卫平 由于家庭经济状况困难，范亚峰初中毕业没有走升高中、考大学的通衢，而不得不先入中等师范学校，工作一年后才上大学。后考上了北京大学宪法学专业研究生。在北京教育学院工作了一段时间，二○○○年，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攻读宪法学博士学位。二○○三年毕业，留在法学研究所工作。 从某种角度来看，维权是律师的日常工作，维权行动中出现大量律师的身影不难理解。但范亚峰是一名学者，他积极参与维权活动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对于笔者的问题，范亚峰表示，维权分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实践。虽然他对做律师不感兴趣，但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他希望在从事宪法学研究的同时，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影响、推进中国宪政建设的进程。 从《公法评论》起步的维权经历 二○○○年五月范亚峰开办了《公法评论》网站，希望借此提升宪政理论研究的品位，扩大宪政思想的传播。他表示，自己从办网站到参与签名，到写文章为受害者呼吁，参与案件的讨论，以及作为公民代理人出庭，这一系列发展十分自然。 范亚峰是杜导斌案第一个五十人声明的发起人之一。该文本修改了二十多次，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范亚峰在修改过程中贡献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这是体制内外知识分子首次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很多人认为，维权不应该援引当局制定的法律，范亚峰有不同考虑。该文本的特点之一是，援引了“八二”宪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二○○四年二月，北京举行了一场修改完善人权保护条款建议的研讨会。范亚峰是两个发起人之一。主题发言和建议文本经过反覆讨论，数十遍修改，范亚峰认为，维权运动受到了他们做事风格的影响，逐步细致化。…

改革与宪政 ——中道论坛之五 （2006年4月10日于北京） 范亚峰：今天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改革与宪政的关系。先请永苗简单说说你最近的想法。 陈永苗：超越改革，开启一个伟大的民权时代 我写这篇文章大致的背景大家都知道——站在时代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包括我们老一辈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内知识分子基本上限于这样一个框架：要么回到社会主义；要么到资本主义社会，就这么无形的笼子笼着跳不出去。我觉得邓小平所谓的改革与革命的关系以及从整个现代社会的精神来看，是一个不断往前进的革命过程，他的主轴是革命，不管背后以什么改革来替代革命，它也是改革的替代物，还是革命的底色之中。那么如果改革搞不下去那么你不是要回到革命的路径那是什么？ 民主革命之后的暴力革命跟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的关系可能不是很大，而更多地跟社会矛盾、社会财产分配有关系，这种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所谓民主、权利可能也依附这个财产分配这一块，经济改革邓小平看到的还是挺对的，吃饱饭问题就绝大部分解决了，政治革命其实还是依附于经济革命。我支持以财产权为中心为了吃饱饭生存的暴力革命。 我谈的第二个问题是改革共识的破裂。很多人认为可以恢复，包括孙立平，他的很多的文章都可以看到这种观点，最主要的办法依赖于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是已经不可能的，改革共识不可能恢复。如果按照现有的政治改革模式：邓小平改革成功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共同富裕，它有这么一个过程。整个改革开放它建立在这样的共同的呼吁：它寻找一个社会契约，这种社会契约会暂时容忍不公，但是最后是要抹平的，我让你先富起来是有代价的，要无偿帮助其他人富裕起来。社会契约依赖于一种相对公平感。现在所谓的改革它都认为各大阶层都有受益，只是相对公平无法满足。即使得到利益的人你也看不满足，觉得别人赚多了。经济学家否定相对公平感，其实就是想暗中废掉社会契约。 我觉得张维迎他们这些的经济学里面，他们的骨子里头老一辈的人确实都是经济民族主义者。张维迎可能说我们四十岁、五十岁了该为国家承担一些责任，改革经济的发展在为中华的崛起的过程中，经济的发展为民主富强创造条件，所以他话讲的那么大与这也有关系的。但是我觉得你现在的发展方式不仅导致中国没办法崛起，反而会造成中国彻底崩盘完蛋，发生了内战还崛起个鬼。…

约翰·牛顿是谁？这个问题在两百年前几乎不需要回答。因为在那个年代，牛顿的故事，其光荣与耻辱的种种细节都尽为人知，它是18世纪那些最轰动、邪恶、属灵、浪漫、影响巨大且历史意义重大的传奇故事之一。 　　在牛顿个人旅程的沙滩上，他留下了两行鲜明的足迹。他凭着一己的良知参与政治活动，帮助威廉·威伯福斯推动废奴贸易运动。从两位社会活动家许多未出版的往来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合作对废奴运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约翰·牛顿在改革政治运动中地位非凡，但在改变世人的精神信仰方面，其作用却更为重要。他经历的比传奇更传奇的归信使其从一个邪恶堕落的奴隶贩子变成了一位获得重生的福音传道人，这让他成为许多福音派基督徒的标志性人物。作为一位畅销书作家、传道人和圣诗作者，他赢得了唯有18—19世纪信仰大复兴运动发起者才会获得的景仰。那场信仰复兴和牛顿的不朽贡献对我们当代社会中福音教会的全球化增长仍然具有极强的推动力。 　　不过，虽然约翰·牛顿在政治史和宗教史上的贡献重大，但非常遗憾，今天大多数人对他已经一无所知。如果说他曾经渗透到21世纪大众的意识当中，那是因为人们只把他当作那位《奇异恩典》的作者，这首歌是美国演唱和录制得最多的属灵歌曲。但除此以外，如今在大街上甚至在书店里随便提问，几乎没有人知道约翰·牛顿是谁了。当我和一位通常被认为见多识广的朋友谈及我要写一本牛顿的传记时，他问我： “你肯定自己有能力应对他的物理和数学知识吗？”我对他的问话深感惊讶，显然他把约翰·牛顿当成那位同名的艾萨克· 牛顿先生（Isaac Newton）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在我们这个世俗化时代，牛顿已经被遗忘到何等地步。 　　约翰·牛顿在他的时代其声名远超过那位发现地心引力的艾萨克·牛顿，也许这是因为只有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才可能关注到《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的作者，而成千上万的人则对约翰·牛顿自述的那个“大罪人”产生认同。他的爱情故事、贩奴生涯、归信的传奇、圣诗创作的故事和50年以基督为中心的服侍生活共同构筑了一部在当时引人入胜且令人大受启迪的个人史诗。…

中道整合与民主小岗 ——民权论之四 范亚峰 在邓小平自下而上的改革与自外而内的开放两线布局中，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只是邓小平农村改革自下而上的改革路线的起点；而广东番禺的太石村既处于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州市，又对于珠江三角洲的乡村乃至全国的乡村民主法治建设具有示范作用，因而具有合高低之势、内外之势的功能。太石村对于公民维权扩展到和平转型的战略全局，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地位，从而是生成和确立中国政治转型基本模式的战略性事件之一。 太石村事件的演进过程具有维权运动的开放、不平衡、非线性互动、涨落等特征。太石村事件的推进过程生成了一种多中心的复线结构，其中包括中央和地方关系、城市和乡村关系、法治和民主的关系等。太石村事件在空间上体现了内势与外势的交织、低势与高势的交织；在时间上则是慢势与快势交织，全局持久和局部速决的结合；事件的全局则是攻势与守势交织，退隐与复出相互转换。太石村事件中实现了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法律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等维权资源的全面整合，可以说，太石村事件有助于探索出一条中国民主化转型的中道整合路径。维权运动的中道整合可分为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横向整合指法治、民主、技术、专家等现代社会基本模式的整合，纵向整合指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整合。 就横向整合而言，太石村事件的维权运作整合了法治、民主、技术、专家等四种模式，对人治模式进行卓有成效的批判。在太石村事件中，民主、法治、技术、专家模式有机整合，以对抗人治模式，不仅是法治、民主的同时生成，而且是技术、专家模式与法治、民主模式的同时生成、同时整合。而心力建设、实力建设和制度建设同时展开，使太石村事件逐渐向有利于民间的方向转变。在太石村局部，法治、网络民主和村民民主、技术规则、专家意见整合初步实现，但仍然没有形成实力的优势对比关系。太石村事件中资源动员的结构性优势，乃是拥有体制内的有力支持。 维权运动的兴起主要得益于中国社会两对矛盾所构成的博弈空间：多山头权力格局造成的灰色地带，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横一纵构成中国维权运动的成长空间。就纵向整合而言，在2004年权力格局的横向区分弱化之后，维权运动改用另外一种区分技术，就是中央和地方，从而减弱了其面对的压力，使其可能争取到中央政府的部分支持。中央与地方的区分技术带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联邦制想象。在太石村事件中正义规则艰难地生成，民间交往权力与政治权力艰苦博弈，以中央与地方的区分技术撕开权钱关系网络的缺口，迫其作出让步。 太石村事件与其他罢免事件的不同，在于地点、时间、规模、运作方式等的差别。太石村事件意在用太石一点的突破在广东打下角、边的基础，进而争取扩展到全局，期望使维权的基层化地方化司法化、精英与民众的结合等维权主题经过太石村一役获得重大突破。维权运动整合底层民众，和高层的民主话语，遏制中层官僚集团的不正当利益，为太石村事件的基本战略格局。 宪政改革既需要自下而上，更需要自上而下的全局决策，以元规则的修改推动规则系统的重建。在太石村事件中，村级、乡镇级的民权与基层政权尖锐冲突，太石村事件试图通过转变地方政府的权力运作方式，帮助中央政府监督地方政府。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和天心民意是中央政府难以抵挡的真正压力。迫于国内民意和国际舆论，中央政府要两边做好人。但由于政治正确等原因，中央政府被地方政府“绑架”，使得在太石村事件中，地方消费、中央买单已是既成的事实。这一教训中央政府如不认真总结，若在一系列地方层次的维权个案中持续被“绑架”，则其权威与政治智慧将受到很大的置疑，合法性资源也将持续流失。…

太石模式与程序政治——民权论之三 范亚峰 2005年12月27日，郭飞雄和冯秋盛等太石村相关人士被释放的背景，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我们知道‘汕尾事件’引起的反响很大，广东地方同时出现了两个模式，一个是和平的，一个是暴力的。如果不向这种和平的抗争模式让步的话，那麽在网络上，民间对中国政治民主化转型的暴力革命手段的采用、暴力倾向、革命倾向迅速占主流。当权者考虑到汕尾事件之后，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反弹非常大，足以使中国政府的高层决策者理解到，没有任何人能够承受再一次大规模镇压的代价。可以说，太石村事件是沿着汉源、定州两个事件的让步的路线，在第三个事件上所作的让步。这个让步背后有他的思想脉络可寻，就是‘软的更软，硬的更硬’两手的处理方式。软的更软、硬的更硬虽然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的策略，但事实上，近期对维权运动和整个社会的控制策略，都可见到这一两极原则的指导地位。硬的更硬，体现在对许万平等民运力量的残酷、严厉的打击…… 许万平被判刑十二年的这天，是郭飞雄先生和六位太石村民获释的前四天。软的更软体现为在必要的时候，为了缓和矛盾，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下，向和平的、非暴力的、依法维权的抗议作让步，所以这强化了中国未来维权运动中的非暴力原则。而郭飞雄在被释放后提出的不流血、无敌人、非暴力的维权三原则具有立宪规则的意义，这三不原则与当局“软的更软、硬的更硬”的两极原则构成鲜明的对比，但维权政治的生命力恰恰在于通过激烈、艰苦的权利和利益博弈生成和积累中国活生生的立宪规则。可以认为，通过太石村和汕尾事件，立宪规则的最低共识：不大规模死人已初步确立。 经过几个月的过渡期，2006年3月太石村事件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太石村民乡镇人大代表选举中再次勇敢地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利，第一轮选举冯秋盛得票第一，第二轮选举成功地阻止了选举舞弊可能造成的失利。太石村民在2005年9月16日罢免委员会成员选举和2006年3月乡镇人大代表选举中两次出人意料的选举行动都牢牢抓住了选举程序这个根本环节，坚持依法维权、按正当程序行动。维权政治的太石模式所揭示的精髓乃是程序政治。 2006年3月的太石村人大代表选举将真正考验张德江的改革诚意，并对中央政府十几年来苦心推行的基层选举的民主试验橱窗构成强大的挑战。广东省和中央政府在这一问题上面临痛苦的两难选择：如果向村民让步，重新选举等则扩展了太石村的选举经验，为06－07年的全国基层选举提供了良好的起点；如果镇压则进一步使广东省的政治法律形象恶化，加剧法治和民主程序的正当性资源亏空。如果处置不当、一味强力弹压，则广东省地方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将为太石村一点付出沉重的和不必要的代价。 而通过2006年3月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行动，太石村作为民主小岗的命题正在逐渐自动实现、自我生成。无论政府肯定还是镇压太石村的新一轮选举行动，太石村的经验都不可避免地扩展到全国，其和平、理性、坚韧、不屈不挠、屡败屡战的维权意志给中国社会和世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民风柔弱的番禺太石村村民在维权行动中转化为不可征服的公民群体，这一事实展示了中国农民生命中内在的自由精神，以及这种自由精神所激发的巨大创造力，对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论者提供了有力的反证。 太石村事件非常像一部电影，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太石村事件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启动了中国农村法治民主变革的新的路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强化了中国和平转型的可能性，使官民双方良性互动成为一种可能，就是在双方不断变化的控制方式和抗争方式过程当中，在各种变数云集的情况下，仍然可能开拓出一个和平转型的路径。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对中国企业家的影响并非全是正面的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这一点相信大家都会认同，在这个博大精深的外衣之下谈谈小问题，我认为中国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投机取巧（或者叫智谋）。 　　大家应该都看过《三国演义》这本书，它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投机取巧。在《三国演义》里面有一位男主角——诸葛亮同志，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最著名的是赤壁之战、空城计。可能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马上想到这两个，别的估计大家都想不起来了。一想到诸葛亮，就会想到赤壁之战、空城计。 　　赤壁之战和空城计，不但大多数人想到，还经常在京剧、各种章回小说和古典小说中提到。当然历史上不一定有这两件事，但是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历史真相，而是《三国演义》对我们思维方式的影响。 　　三国演义怎么演绎这两段呢？赤壁之战的决战因素是什么？东风！因为当时是冬天，刮西北风，那么曹操的战船在北面，东吴的水军在南面，如果用火攻刚好逆风火烧到自己，所以得等到东南风才行。于是故事的男主角诸葛亮上场了，七星宝剑一挥，终于弄来了东风，然后就简单了，孙刘联军猝然发难，这就是赤壁之战。谁看着都觉得精彩。 　　但如果来个逆向思维，想一个问题：万一我们的诸葛亮同志没借到东风呢？如果东风没借到，浓烟滚滚的可就变成孙刘联军的大营了。那诸葛亮害得自己的董事长大耳刘“扑街”不说，估计曹阿瞒都会被他玉成了“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好事。这是什么事件？标准的小概率事件。 　　第二件是空城计。诸葛亮敞开城门，偃旗息鼓在城楼上弹琴。他赌什么？赌司马懿的多心，因为司马就是一个多心的人，可是诸葛亮有没有想到，万一司马那天没有多心呢？拔营出发前不小心和老婆吵了一架，被老婆臭骂一顿，脑门上挨了两鞋垫，到了城下正气得头晕脑胀，后果就是二话不说甩开膀子挥军攻城，那乐不思蜀的好戏搞不好就会换男主角了。 　　想这个事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吵架是天经地义，司马懿真的把诸葛亮抓走的话，我们今天看的就是《二国演义》了。堂堂一国的宰相，怎么可能冒这种风险。什么概念？小概率事件。 　　中国人听得最多的就是杀鸡不用牛刀、四两拨千斤等等，起码我认为这些看似有道理的基本上都是片面的。四两拨千斤，如果拨不了怎么办？估计得被千斤给压坏了。为什么中华文化不喜欢千斤拨四两呢？为什么杀鸡不用牛刀呢？回过头一想，真正有必胜把握的其实是千斤拨四两，是狮子拨兔。…

作者：雷颐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已晚清。 　　如果不是曾国藩回乡组织湘军拼死镇压太平军，不是他开启引进西方“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晚清不可能出现所谓的“同治中兴”，清王朝可能更早就寿终正寝了。然而，尽管曾国藩对清王朝忠心耿耿，效尽犬马之劳以保其江山社稷，但与机要幕客赵烈文的一次小小论辩，看得出他开始忧虑清王朝究竟还能支撑多久、其寿命到底还有多长。在《能静居日记》中，赵烈文详记了他与曾的这次谈话及此后曾国藩对清王朝命运的思索。 　　只要没有紧急繁忙的军政事务，曾国藩晚上往往喜欢与幕客聊天。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 　　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祼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回答说： 　　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就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

雷丽华 国家对宗教团体的财政支持是国家与宗教之间财政关系的体现，也是国家对宗教事务管理的表现形式之一。各国对宗教团体的财政支持政策有显著差别。一些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不资助任何宗教，实际上也不给予宗教任何财政支持；一些国家虽然明确不给予宗教团体财政支持，但却在一些领域与宗教团体发生一定的财政关系；还有一些国家宪法明确规定资助宗教团体。本文通过部分国家对宗教团体财政资助方式的梳理，进一步理解各国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一、国家对宗教团体的直接财政支持 国家对宗教团体的直接财政支持，是指政府通过某种方式直接给予宗教团体财政资助，用于其开展宗教活动、支付教职人员薪水、修建和维护宗教场所等。 （一）直接财政支持的范围 1.资助国教会、向国教会的神职人员提供薪水 资助国教会和向国教会的神职人员支付薪水，是目前拥有国教的许多欧洲国家较为普遍的做法。 在基督教传统有国教的国家中，希腊政府对国教会的财政资助最为丰厚。希腊正教会是希腊的国家宗教，是希腊唯一拥有“公共法人”资格的宗教团体，国家不仅向高级教士、服务于教区的牧师以及受雇于希腊正教的执事、传教士和普通信徒提供薪水，甚至这些人员退休后还可以向国家领取退休金，国家还对宗教培训提供补贴、为正教会的教堂和维修提供资金。 在丹麦和冰岛，福音路德教是国教，受国家的支持。国家不对宗教提供全部资助，但国教会神职人员薪水由国家支付，其他宗教不享受这一待遇。…

最近看到很多关于辛亥革命与基督教关系的文章，更加清楚基督教与基督徒对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孙中山的基督徒身份是非常确实的，基督徒的良知、正义和牺牲精神是推动他一生革命的主要动力，而且基督徒的身份、教会组织、教堂、弟兄姐妹等主内关系，在革命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辛亥革命的基督教色彩是怎么也抹杀不了的。但是我们看到，孙中山及其同是基督徒的接班人蒋介石由于对基督真理把握的不彻底、也由于疏忽了灵命的造就，不仅最后败退大陆，而且使无神论者最后主宰了中国。 　　 　　首先，孙中山、蒋介石缺乏一个基督徒军事领袖的应有风范，没有在军队中提倡上帝的带领，没有象美国开国的华盛顿将军在军队中高度重视信仰的建造和上帝的保佑，华盛顿不仅每次打仗前要与士兵一起祷告，而且巩固了著名的随军牧师制度。随军牧师制度可能首创于英国，在克伦威尔时代已经很兴盛了。这个制度，在思想信仰上极大的保证了军队的统一性和凝聚力，也保证了军队在上帝方向的指引下前进不止。孙中山、蒋介石根本没有意识到要做军队的思想、信仰工作，他们军队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建立起随军牧师制度。在这方面，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把党支部建立在连队上，以思想信仰教育来统领军队，从思想上控制军队和军人、在思想上达到高度的统一，这是毛的高明之处。也是蒋的军队失败的关键所在，蒋既不会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更忘记了在军队中也要仰赖上帝的帮助。当然这个责任更大程度上要孙中山来承担。他一开始就没有在军队中落实信仰。 　　 　　其次，孙中山由于对圣经真理认识的不够彻底、原则性不强、信仰上不坚定，最后竟然与基督教有天壤之别、可以说是敌基督的共产主义结盟，这对一个基督徒来说，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决不应该的。因为基督徒认定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人是有罪性的、人不能靠自己在地上建立天国，而马克思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演化、绝没有神、人是猿猴进化的、人有足够的理性在地上建立天国。这样两套对立的、水火不容的思想，我们就想不通作为基督徒的孙中山居然大抛橄榄枝，引为同志。孙中山难道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教义吗？难道不知道这个教义与他自己信仰的巨大冲突吗？也许他不了解，但更大的可能性是他非常了解，但为了现实的功利而作下了明显违背信仰的憾事。 　　 　　我们说的功利就是他一直主张的暴力，当人使用暴力的时候，暴力也挟持了人，为了拥有暴力，孙中山也开始不择手段，只要你提供枪支、经费，不管你的信仰原则是什么，都可以视为同志。圣经上反对“以恶胜恶”主张“以善胜恶”是对的，因为暴力的手段最后压倒的是最初的目的。孙中山也被暴力所挟持，违背了基督徒最起码的信仰原则，所以在这点上我们看不出孙中山基督徒的职分。但蒋介石在这点上做的还不错，在孙中山派他去访问苏联后，在全国亲苏的大背景下，蒋毅然认为违反基本信仰原则的事情还是不应该做。 　　 　　最后,孙与蒋忘记了基督仆人式领导的特色,有意无意地进行个人崇拜,并且没有落实权力监督弹劾等制度,又陷入在圣王统治观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