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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整合与民主小岗 ——民权论之四 范亚峰 在邓小平自下而上的改革与自外而内的开放两线布局中，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只是邓小平农村改革自下而上的改革路线的起点；而广东番禺的太石村既处于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州市，又对于珠江三角洲的乡村乃至全国的乡村民主法治建设具有示范作用，因而具有合高低之势、内外之势的功能。太石村对于公民维权扩展到和平转型的战略全局，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地位，从而是生成和确立中国政治转型基本模式的战略性事件之一。 太石村事件的演进过程具有维权运动的开放、不平衡、非线性互动、涨落等特征。太石村事件的推进过程生成了一种多中心的复线结构，其中包括中央和地方关系、城市和乡村关系、法治和民主的关系等。太石村事件在空间上体现了内势与外势的交织、低势与高势的交织；在时间上则是慢势与快势交织，全局持久和局部速决的结合；事件的全局则是攻势与守势交织，退隐与复出相互转换。太石村事件中实现了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法律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等维权资源的全面整合，可以说，太石村事件有助于探索出一条中国民主化转型的中道整合路径。维权运动的中道整合可分为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横向整合指法治、民主、技术、专家等现代社会基本模式的整合，纵向整合指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整合。 就横向整合而言，太石村事件的维权运作整合了法治、民主、技术、专家等四种模式，对人治模式进行卓有成效的批判。在太石村事件中，民主、法治、技术、专家模式有机整合，以对抗人治模式，不仅是法治、民主的同时生成，而且是技术、专家模式与法治、民主模式的同时生成、同时整合。而心力建设、实力建设和制度建设同时展开，使太石村事件逐渐向有利于民间的方向转变。在太石村局部，法治、网络民主和村民民主、技术规则、专家意见整合初步实现，但仍然没有形成实力的优势对比关系。太石村事件中资源动员的结构性优势，乃是拥有体制内的有力支持。 维权运动的兴起主要得益于中国社会两对矛盾所构成的博弈空间：多山头权力格局造成的灰色地带，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横一纵构成中国维权运动的成长空间。就纵向整合而言，在2004年权力格局的横向区分弱化之后，维权运动改用另外一种区分技术，就是中央和地方，从而减弱了其面对的压力，使其可能争取到中央政府的部分支持。中央与地方的区分技术带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联邦制想象。在太石村事件中正义规则艰难地生成，民间交往权力与政治权力艰苦博弈，以中央与地方的区分技术撕开权钱关系网络的缺口，迫其作出让步。 太石村事件与其他罢免事件的不同，在于地点、时间、规模、运作方式等的差别。太石村事件意在用太石一点的突破在广东打下角、边的基础，进而争取扩展到全局，期望使维权的基层化地方化司法化、精英与民众的结合等维权主题经过太石村一役获得重大突破。维权运动整合底层民众，和高层的民主话语，遏制中层官僚集团的不正当利益，为太石村事件的基本战略格局。 宪政改革既需要自下而上，更需要自上而下的全局决策，以元规则的修改推动规则系统的重建。在太石村事件中，村级、乡镇级的民权与基层政权尖锐冲突，太石村事件试图通过转变地方政府的权力运作方式，帮助中央政府监督地方政府。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和天心民意是中央政府难以抵挡的真正压力。迫于国内民意和国际舆论，中央政府要两边做好人。但由于政治正确等原因，中央政府被地方政府“绑架”，使得在太石村事件中，地方消费、中央买单已是既成的事实。这一教训中央政府如不认真总结，若在一系列地方层次的维权个案中持续被“绑架”，则其权威与政治智慧将受到很大的置疑，合法性资源也将持续流失。…

关注和帮助甘肃灾区—–(中保代祷团提供资料) 甘肃陇南地区和天水市(成县)在这次地震中有三百多人死亡.近万人受伤,,房屋倒塌严重.,目前灾民大多为露宿 ,,加上近期余震和暴雨,使灾民的住宿和躲雨都困难,尤其是陇南的武都区和文县灾情最重. 目前灾民在开展自救,有关部门发放的救灾物资远远不够,,,当前急需要1,帐篷；2,被褥；3粮油米等(帐篷600——700个，被褥达900——1200床，面粉需在1600袋，米需要在大概1000袋) 来救急.还需要药品,消毒药,消毒器械,生活必需品,手套,口罩,雨衣.床,被褥….. 据武都教会负责人李弟兄王弟兄介绍,灾情严重,道路不通畅,房屋都成危房,.文县教会负责人牛弟兄说,地震造成50多人死亡,信徒有一人死亡,有两人受伤.聚会房子受损严重.,有二十多个聚会点的房子开裂,瓦砾遍地,,,, 代祷团和甘肃教会(含兰州团队,定西团队)呼吁全国各地教会来帮助陇南灾区,经过与兰州教会,陇南教会(武都,文县)协商,成立统一的救灾部,大家同心分工来开展救灾及后灾心灵重建(尤其是对回族,藏族的宣教)事工 救灾方案: 1,由天水教会派谴救灾小组成员及小分队进入灾区进行深入调研及发放救灾物品.…

北京 市东方公益 法律 援助律师事务所上书国务院 请求对《 图书 出版管理规定》进行合法性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于2007年12月26日通过、2008年2月21日公布了《图书出版管理规定》，该规定自2008年5月1日起开始施行。近日，北京市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向国务院上书认为，《图书出版管理规定》的多个条文与《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出版管理条例》等国家法律、行 政法…

汶川剧震奇闻异事录 作者：青松孤月 提交日期：2008-5-21 14:38:00 一、汶川地震 　　 红朝六十年五月夏九日，蜀郡蟾集，荆南塘涸,十二日十四时二十八分，汶川震八度，都江堰、德阳、绵阳、阿坝、什邡四十四州县悉毁，民舍倾覆二百余万间，士民死伤三十余万, 京畿二十八省皆有感，八日乃罢。 　　会党魁、主席涛公幸倭国未归，总理、指挥长温公将疑卒三万巡都江、德阳，自公以下皆荷瓦砾焉，兵民皆感悦。然蜀道危峻，公典兵未久，将佐狐疑不前，公怒日：诸君皆民所养，自思之尔。十六日，涛公始巡幸诸城，益卒八万助之。十七日，倭国、新罗、俄国、狮国遣兵驰援。十九日十四时二十八分国殇，半旗鸣笛，默哀三分，禁乐三日。…

范亚峰：以维权促进社会转型 李卫平 由于家庭经济状况困难，范亚峰初中毕业没有走升高中、考大学的通衢，而不得不先入中等师范学校，工作一年后才上大学。后考上了北京大学宪法学专业研究生。在北京教育学院工作了一段时间，二○○○年，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攻读宪法学博士学位。二○○三年毕业，留在法学研究所工作。 从某种角度来看，维权是律师的日常工作，维权行动中出现大量律师的身影不难理解。但范亚峰是一名学者，他积极参与维权活动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对于笔者的问题，范亚峰表示，维权分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实践。虽然他对做律师不感兴趣，但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他希望在从事宪法学研究的同时，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影响、推进中国宪政建设的进程。 从《公法评论》起步的维权经历 二○○○年五月范亚峰开办了《公法评论》网站，希望借此提升宪政理论研究的品位，扩大宪政思想的传播。他表示，自己从办网站到参与签名，到写文章为受害者呼吁，参与案件的讨论，以及作为公民代理人出庭，这一系列发展十分自然。 范亚峰是杜导斌案第一个五十人声明的发起人之一。该文本修改了二十多次，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范亚峰在修改过程中贡献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这是体制内外知识分子首次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很多人认为，维权不应该援引当局制定的法律，范亚峰有不同考虑。该文本的特点之一是，援引了“八二”宪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二○○四年二月，北京举行了一场修改完善人权保护条款建议的研讨会。范亚峰是两个发起人之一。主题发言和建议文本经过反覆讨论，数十遍修改，范亚峰认为，维权运动受到了他们做事风格的影响，逐步细致化。…

李克强是近20年来最年轻的一位副总理,也是近年来以人文社科背景进入政坛高层的代表人物。从曾经的下乡知青到北大法律系的高材生,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学生干部、团中央第一书记到农业大省、工业大省的地方大员,曾经影响并引领他走向今天的有哪些人和事？《中华儿女》余玮的文章讲述了他的成长历程。 国学大师李诚的得意弟子李克强出身于干部家庭,青少年时代受父亲李奉三的影响较大。李奉三是安徽省一位地方官,曾任凤阳县县长,其后任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直至退休。1955年7月,李克强出生在安徽合肥。小时候,他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中学进入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学学习。合肥八中创办于1956年,以“完善自我、追求卓越”为校训,校风以“尊师、育才、砺志、求真”而著称,是一个有个性、有特色的中华名校。然而,由于李克强成长在政治动乱的年代,步入中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已经爆发。一时间,学校成了马蜂窝,教学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不久,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也被取消。从小好学的李克强虽然成绩优异,但只好辍学在家。当年,父亲李奉三常带着李克强与供职于安徽省文史馆的国学大师李诚谈文论道,李奉三与李诚谈诗论文,并相互唱和,两人常从上午一直谈到傍晚,竟不知疲倦。在旁边的李克强常常为他们吟诗时抑扬顿挫、手舞足蹈,完全沉浸在诗的境界之中的情景所感动。少年的李克强聪明好学,天赋过人,使得李诚将其视为门生,谆谆教诲,向他讲授中国的国学、治学的方法以及古今逸事,有时还认真地给他说文解字。此后,李克强常来李诚家听他说文解字。李诚则不顾体衰视弱,常给李克强开读书目录,就文风、为学及至持身应世都给以谆谆教导。他要李克强读《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国史,并给李克强整段整段地背诵《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古文选。李克强每有看不懂或听不明白的地方,他就用平和的语调给他讲解。有时还专门给李克强讲授唐诗,一天讲一首,而每讲一首他可以用一小时的时间来旁征博引,几乎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都使李克强渴望知识的心得到一种意外的收获和满足。拜李诚为师的5年时光,李克强在“停课闹革命”的日子里学业不但没有荒废,相反学识与日俱增。到农村去,插队“帝王之乡”1974年3月,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李克强与其他同学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中,乘坐大客车向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进发。到农村插队,是李克强第一次离家,刚刚踏出院门,就看见李诚站在巷口,一副依依不舍之情。告别时,李诚叮嘱他不忘学习,向农村学习、向社会学习、向书本学习。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有“帝王之乡”之名。从城市来到这块偏僻贫穷的地方,李克强可谓历尽艰辛。由于水土不服,他曾经一度全身皮肤溃烂。然而,他照样坚持田间劳动,一年到头大都用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装着干粮和咸菜下地劳动。渐渐地,农村生活习惯了,农活也大多会做了。那年头劳动强度大,加之缺少油水和蔬菜,他的饭量显得特别大。革命加拼命精神,着实锻炼了李克强的筋骨,磨砺了他的意志。插队期间,李克强每天从田间披着晚霞归来,心底铭记李诚教诲,自学起从合肥带来的书籍,夜幕降临之后还往往挑灯夜读。同时,他还尝试着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实践,带领农民科学种田,推广水稻良种,深得农民的拥护和公社党委的赏识。 1976年5月,他终于站在党旗下,举起了右手,庄严宣誓。这一刻,他意识到自己真正长大成人了。自己已从一个城市里“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学生娃变成现在跟农民能亲切谈天,了解农村农民农业的知识青年,变成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这一刻,李克强开始在一个红色起点上起跑。20世纪70年代末,李诚去世。正在凤阳插队劳动并已任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李克强得到噩耗后,悲伤不已,痛定思痛后,立志成才以慰藉远去的灵魂。1997年5月15日,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在《安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追忆李诚先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追忆了与恩师交往的点点滴滴,“李先生每天总是端坐在桌前,手不释卷。或执笔圈点,或颔首低吟,日复一日,年年如此。”李克强对李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先生有着“吃冷猪肉、坐热板凳”的治学态度,有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原则。李诚的言行品行穿越了李克强的青少年时代,以致李克强学识渊博、通晓古今诗书,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恢复高考,第二志愿才是北大1977年8月,邓小平拍板决定当年恢复高考。通过广播听到这一消息,李克强喜不自禁,庆幸自己将赶上一个新时代。李克强立刻着手准备课本,加紧自学的劲头,如饥似渴地“备战”。在劳动之余,他积极备考,起早贪黑,为的是那个年代一个似乎遥远的梦———上大学。这年12月,那场在冬日里举行的考试,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转折点。李克强成为570万人中的一员,走进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考场。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毕竟,这一年高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听说录取比例是29：1,他担心北大录取分数线太高,尽管心仪燕园,于是只能作为第二志愿备选。一般人实在难以理解他填报志愿的矛盾心理,李克强怎么了？高考志愿怎么能这么填？紧接着,是难熬的等待。20天、10天、5天……高考录取通知终于收到,悬了多日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让李克强兴奋的是,自己被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这在凤阳轰动一时。1977年底,李克强荣幸成为“七七级”的一员。后来,李克强回忆：“在填写高考志愿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识的学者的来信。他早年毕业于北大,深以为那里有知识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诫我,要珍惜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唯一的选择。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乎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填写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学院读书是不必付钱的。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大概是因为北大有优先权,她没有计较我这几乎不敬的做法,居然录取了我。”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代表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联名签订了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由此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而这一年的3月,李克强已带着憧憬告别了4年的插队生活,离开了日后有中国农村改革“大包干”发源地之誉的凤阳,走进北京大学。老师称他们是“黄埔一期”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法科学生的选拔标准。尽管政治气候回暖,开始解冻的法科仍是绝密专业,颇有“阵地”意味。所有的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字样,军人、农村支部书记、中小学教员、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专业聚集了又红又专的各路英雄。北大法律系拥有良好的师资和设备,名师中最著名的当推学贯中西的宪法行政法学家龚祥瑞。龚祥瑞早年专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对西方政体、法治有亲身体味,兼具政治学与法学的素养。聪明勤奋的李克强很快成为龚祥瑞的得意门生。李克强也崇拜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素养的龚祥瑞。“文革”期间,公检法被砸烂,宪法沦为废纸。教学中一些老师对宪法话题噤若寒蝉。然而,龚祥瑞在课堂上畅谈民主宪政真义,让李克强等深深感受到“恰似天降甘霖”。在龚祥瑞那里,李克强知道了何谓真正的自由主义和宪政精神。龚祥瑞主张,宪法具有最高性,即使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须遵守。在宪法之上再也没有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或“正确领导”。龚祥瑞告诉李克强他们,宪政道路就是法治的道路,法治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这些宪政主张,对于刚刚经历过“文革”的李克强犹如石破天惊,也让他热血沸腾。在龚祥瑞的引领下,李克强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在校期间,李克强已经在学术上崭露头角,曾经提交一份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同时也得到龚祥瑞的好评：“它是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型科学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的一次尝试。”与此同时,李克强翻译的《英国宪法史纲》由法律系打印,作为教学的参考资料。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涌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并且向社会领域侵袭,计算机也在与法律联姻。龚祥瑞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于是便草拟了一篇文章。但同时又以为自己的学生作为面向未来的一代,应该对此有更浓的兴趣。为此,他把文稿交给了得意门生李克强,并要求他作补充及至修改。李克强后来撰文回忆：“大概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更因为我常受先生们那种寻常心态的感染,竟然毫无顾忌地按龚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还给他。龚先生收到修改稿后当即认可,并把我和他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当时的法学杂志种类还很少,可以推测,编辑部之所以愿意很快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有龚先生的名字。”李克强感慨地写道：“在北大,学生与先生所具有的某种平等关系,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真理的崇尚。面对知识与真理,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师道。”教过七七级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亲切地称呼当年82位法律系学生为“黄埔一期”。杨敦先回忆说,“黄埔一期”思想活跃,“一般学生不能比”。杨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强,他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治问题。同学之间的讨论也相当积极,同学陈兴良说,他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后,偶尔也回到北大和李克强讨论相关的理论问题。从主掌“学生人大”到始建“政治代表队”1982年1月,“黄埔一期”毕业,李克强等27位学生被评为北大优秀毕业生。毕业前夕,李克强面临人生选择。他的很多同学选择了赴美或赴法留学,李克强用两个月的时间复习了有关课程,雄心勃勃地准备留美考试。这时,上下左右都说：“李克强这次稳拿！”但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看中他的领导才能及沉稳性格,先后十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他留校担任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领导学校近万名共青团员。经过马石江的多次思想工作动员,李克强终于选择了留校。这一消息震荡北大校园,议论四起。有的说：“克强,你可亏了,留学变留校,当个团干部。”“做那工作,把块材料给可惜了。”其实,作学生工作,对于李克强是轻车熟路。作为学生时,李克强是校园里一位思想活跃、言词犀利的学子。在跨学科小组讨论中,李克强常常妙语连珠,灵感如涌泉。在校学习时,李克强热心于社会活动,很快成为校内活跃的学生骨干,曾被选为北京大学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当时北大学生会学习香港一些高校学生会的制度,也尝试创立了权力很大的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专门监督和制约学生会。常代会由每个系、每个年级推选一名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是全校学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被誉为“学生人大”。李克强担任过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主席,他的校友回忆说：“在（学生会）常代会上……在文科学生中,李克强发言较多,而且见解尖锐深刻。”担任团委书记后,李克强将北大的共青团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非常活跃。他组织了北大首届文艺周,9天内演出了7台105个文艺节目,在学校与社会上引起良好反响,营造出浓厚的校园文化气氛,培养了学生情操,增强了学生自身的时代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大共青团出现干部数量匮乏、业务素质差、基层组织不健全等问题。李克强心想：要设法挽回10年浩劫的损失,全面提升共青团事业。他决心加强团组织的队伍建设,为各级团组织培养骨干,为共青团事业培养人才。于是,他着手创建北大团校。1982年,北大团校的开学典礼简单而热烈,李克强在讲话中说：开办团校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具有较高理论修养和工作能力的共青团干部。很快,北大团校成为学生心目中响当当的“政治代表队”。最吸引大学生的,是团校每项活动都与学生的实际密切相联。学生们说,在团校不仅学习了理论、锻炼了能力,更重要的是解决了我们不同时期遇到的各类认识问题。终身难忘“马、季”两师当时,李克强仍然师从龚祥瑞,专攻《外国商法》,写出过经济论文《经济改革中市场的法律控制》,翻译了《改进法律机制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并在龚祥瑞指导下,与杨百揆、刘庸安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名著《法律的正常程序》。该译著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如今仍然一版再版。李克强是第一译者。在翻译《法律的正常程序》时,英国的法律著作中常有一些古词语,既难懂且难译。一天,李克强遇有一词,实在弄不通,恰好因为参加校外一次会议,与国学大师季羡林同住在西苑饭店,就向季先生请教。季羡林先生当即做了回答,但同时又说：“你可以先这样。”李克强当时还不理解他说的意思,当天晚上又发现季先生没有住在饭店,次日季先生返回,即向李克强说明了这个词的由来,多种含义解释得十分详尽。“我不敢想象季先生是否因为这件事而返校,但我敢肯定季先生当晚认真地查阅了这个词。也许,季先生并不是一定要向我传授某种知识,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诠释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含义。”多年之后,李克强回忆起这件事,仍然感慨不已,在他看来,马石江把自己带入了共青团事业的工作之中,而季羡林让自己懂得了如何为学与处世。为此,“马（石江）季（羡林）”两师同样让李克强终身难忘。王照华的点将与两位经济学家的点拨当上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后,李克强保持不少求学时的锐气,虽然在北大莘莘学子中受到欢迎,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校外其他行业背景不同的团干部中,就常常鹤立鸡群,显得“另类”。他经常在一些场合对一些重大政治、社会议题发表思想相当解放的独立看法,招致其他领域的团干部的非议。在1982年北京市共青团七大上选举全国共青团十一大代表时,这名北大团委书记居然落选。不过,李克强本人似乎并不太介意这些,但是,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王照华点将干预,李克强仍然列席团十一大。1982年12月2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新中国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精英,掌管了共青团的工作。共青团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17人组成常务委员会,王兆国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李克强被选为团中央常委。曾有评论说：至此,李克强进入政坛快车道。不久,李克强被正式调到团中央工作,由燕园来到前门东大街10号楼。他出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全国学联秘书长。1983年12月8日,共青团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增补李源潮、宋德福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克强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书记处分工中,他分管学校口。两年后,共青团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增选年仅30岁的李克强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90年3月,李克强作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考察组,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春风未融的冰雪,来到安徽省金寨县这个当年刘邓大军战斗过的地方,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选址。老区的现状震撼着李克强等考察组同志的心灵,也更坚定了他们实施“希望工程”的决心。李克强说：“希望工程”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要用这炭火燃起老区孩子的希望。两个月后,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安徽金寨诞生,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新生事物！很快,“希望工程”已经成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和享有崇高声誉的民间社会公益事业。一般人不知道,“希望工程”的一些重要管理制度出台都是李克强亲自督办的,在他后来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任内,是“希望工程”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管理水平全面提高的时期。共青团十三大闭幕以后,李克强当选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当时,李克强把实施“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和“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作为青年工作再上新台阶的突破口。“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从青年志愿者、青年文明号、青年文化园等三个方面展开。“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从培养合格的青年劳动者、造就优秀的青年科技和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开创2l世纪大业的生力军、推广普及新知识新技能4个方面展开。有人说,李克强总能先人半拍。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李克强当过知青,知道农村经济凋敝,每到年初许多地方就闹“春荒”,没有饭吃农民就成群结队出去讨饭。在读北大在职研究生时,他关注中国农村经济。1988年,他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指导老师是经济学家萧灼基。后来,师从经济学家厉以宁,在1995年拿到博士学位。而今,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二楼展厅陈列着该院前院长厉以宁的诸多著作,其中一本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为厉以宁与他的3名弟子合著。那是1991年8月,厉以宁把李克强、李源潮、孟晓苏3位在职博士生以前的硕士论文整理成一本书,并为书的其他章节作了补充,加上股份制的内容,定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当年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后,备受经济学界关注。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本书的所有论点后来完全被认同,渐渐变为正在实行的政策。得到全面历练的“50后”稳健务实1998年6月,李克强调往中原,出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一个月后接任代省长,半年后转正,时年44岁。李克强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长,也是第一位“博士省长”。2002年,又出任河南省委书记。2004年12月底,中央宣布李克强调任辽宁担任省委书记。于是,他拥有一份丰富而完整的履历：从北大法律系求学开始担任学生干部,并进入共青团系统,再由团中央第一书记转任地方大员,仕途可谓“平顺”。对李克强来说,由中央到地方,由农业大省到工业大省,不仅完善了履历,更重要的是能在不同的挑战前接受全面的历练,可以帮助他更有信心地应付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2007年10月22日,在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上,李克强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由此,李克强告别辽宁进入北京中南海,去为整个中国谋略施政。3月1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李克强等4人为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是副总理中唯一的政治局常委(其他3人均为政治局委员),也是4人中最年轻的一个。李克强不仅是首位“50后”的副总理,而且是近20年来最年轻的一位副总理。很明显,他是中国未来政治领军人物之一。出身法学和经济学专业的李克强,也成为近年来涌现出的人文社科背景官员的代表人物,这种趋势也正好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国理念的转向相契合。

濯缨转到“基督徒”小组的评论： 　　 　　发信人: v3 (通臂神猿巴将军), 信区: Belief 　　　　标 题:…

夏可君百年宪政讨论的发言 这是上个周六参加的一个纪念1908年光绪年间钦定宪法的讨论会的发言：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只是想把问题激进化，宪法不是我的专业，这里几个博士的思考在理论上都很到位，但是我想既然我们回到钦定宪法上，我觉得有着几种的可能性：第一，为什么它不是从中国传统文化长出来的，也许我们应该回到明末，而不是清末，更有希望从历史的可能性上讨论中国发展宪政的可能性？也许也不一定！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内在性地长出自己的宪政诉求——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第二，我们眼前的这个宪法主要还是君主立宪式的，当然它后来没有彻底持久实行，这可能包括排满、革命等等历史状况。第三，是不是走向大家所期待的，我也期待的自由化，保障国家主权和限制政府权力以及尊重真正的个人权利的宪法，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但可惜现实的历史告诉我们，似乎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知道，中国一百年历史就是“党国”的政治和宪法。这是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的第四种情形。 此外，我想补充的一点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礼法的社会格局，中国传统文化是“礼”和“法”并重，从来不把“法”当成至高的，非常不同于西方的希腊-罗马-唯一神论的犹太-基督教传统，一直把“法”当作至高准则，中国文化从来不把法当成最高的，大家讨论宪法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困难的悖论，中国人骨子里不把法当成最高的，不会认真对待法，那么，作为根本意义上的宪法如何可能？如何面对这个文化传统的根子上的问题？如果是礼法，怎么可能转型出现代民主国家？ 第二个问题，直接接着现实性思考，为什么现在是党国的宪法或宪政？从“家”推到“国”，传统上，是由科举制度等等来关联起来的，传统文化是君主官僚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君主专制，大致是一个君主官僚制国家，借助于士绅和文官制度进行共通治理，通过士绅等等所谓的中间阶层在“家”与“国”之间形成一个关联，沟通所谓的民间小传统和皇家的大传统。但是1840年以来，中间阶层力量被削弱，基本被“党”或党争所取代，所以大家都知道，党国的政治主宰了二十世纪宪政的历史。难道党国不是一个死结？从“家”到“国”之间有一个死结——这就是“党”，而我们知道，在当前，“党”是拿不掉的，不可能把“党”拿掉。 如果“党”拿不掉，我们能够做什么？宪政改革到底怎么下手？我关心这个问题，怎么减弱它，我也不知道。如果以党国为中心，势必走向以“国家主义”为中心的宪政改革或革命，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说这里有着更加内在的困难：党国为核心的宪政如何走向对自身的改变？但是离开了党国，宪政改革又如何可能？如何解开这个死结？当前的历史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吗？我们处于一个转机的时代？我知道这里的大多数朋友都抱着乐观的态度，似乎认为宪政改革是大势所趋，但是，问题更加复杂！ 回到2008年，我同意范亚峰博士的基本观点和时事的分析判断。我试图更加直接地说出我的想法，我把当前的中国可能变化的路线分为三派，是的，有着三条不同的路线，我想说，区分开这三条不同的路线至关重要，这可能关乎中国未来的命运和走向：一是和平演变派，他们抱着良好的愿望，希望党国变得善良一点，希望自己的努力可以是党国朝着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似乎中国的民主开放不可避免，但是，这些都假定了中国需要自由民主，中国可以走向自由民主，这是意志力的信念问题或者历史演变的进步发展观，显然这些都有些想当然。第二条道路，第二种可能性，那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一个灾变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已经进入灾变的现代性——即现代性的历史进步和平面的发展观使中国历史处于灾变不断的不确定时代，灾变使根基全部崩溃，灾变不仅仅指自然的灾难，也是指人为的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尤其是对个体生命的征用，对生命权的剩余征用，直到蚕食剩余的生命。比如矿难事件，比如雪灾，比如当前的大地震，等等。灾变使我们的生活进入不稳定不确定之中，不再以前面的乐观主义和发展观来看到中国的发展，因为灾变可能在一瞬间使我们的所有努力化为泡影，抽调我们所建立的所有基础。从2008年开始，我们就总体上进入了如此的阶段，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被迫处于震荡之中。第三条道路是：在灾变之中形成突变的可能性——或者说不可能性，因为灾变的力量如此强大，几乎没有给我们以可能性，如何思考中国新的生活方式的形成，如何打开新的公共空间，这些都一直还是严峻的问题，显然如此思考的人并不多，虽然以前有过很多类似的诉求。 一方面，我尽量试图同意乐观主义态度，通过“自由主义”（当然什么样的自由主义还要斟酌）寻求对中国个体生命权利的尊重，形成真正的宪法，虽然我认为这是非常难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上反复发生过灾变，当前宪法的根本敌人，就是党国的政治，是“国家主义”，这是以民族主义、加爱国主义、以及党国主义——隐含着党民一体，还有人民主义这个泛人民主义的宗教，所一起建构起来的国家主义！所以简单说它是民族主义是不够的，都已经被当前意识形态耦合成真正的党国中心论，还可以包括以狭隘的爱国主义为主导的网络暴民，都以泛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我们一定要注意区分开！但是，怎么可能把人民民主和民族主义的当前社会转变成一个公民社会？形成新的公民？我觉得这是非常困难的。在一个灾变时代，也许国家主义面对西方社会和全球压力，更加有势力，更加得势，也更加危险，这让我们想到德国1930年代德国纳粹之为国家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上台的！ 在灾变时代有没有可能打开新的缺口，解决社会秩序问题，有助于塑造新的公民性格，党国的体制是非常困难的，怎么解开党的死结，如何减少它的控制力？一直是一个问题！党国政治的兴起恰好是借助了对生命的征用，利用了生命政治的力量。党国的生命权已经包含了人民、国民、农民等等身份的确立，而且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有过贡献！因此，党国是以生命的政治征用来成功的，这可以给我们以启发，为什么我们也不同样以生命权来要求党国呢？…

彩虹重建行动 第1号简报080519 简讯 “彩虹重建行动”是成都的一些基督徒以彩虹之约的异象，在512汶川大地震之后，定意参与四川灾后的心灵与家园重建的服务平台。 5月16日晚，成都14间教会的同工，召集了救灾信息与异象的分享会，邀请从救灾前方回来的机构同工、基督徒记者和志愿者，分享了在灾区的经验。并邀请一对台湾基督徒夫妇，分享了“台湾921”大地震后参与当地教会近10年来灾后心灵与家园重建的经验。 与会者有以下的看见： 1、在生命救援的第一阶段，我们鼓励基督徒以各种方式，积极配合、参与政府主导的、有各类民间组织辅助的救援系统。 2、但在目前，救援物质在总体上已不匮乏，除医疗等专业志愿者外，政府也不鼓励一般志愿者大量自发前往灾区。参与物质与生命救援，仍然是部分基督徒个体的负担，但已不是教会主要关注和急迫投入的方向。 3、随着第二阶段，数百万灾民心理创伤、情感与关系的恢复及家园重建的展开，物资性的救助将日益退场，基督徒有责任、有能力、更有应许与使命，与其他民间机构一起，预备自己，积极参与灾后重建的巨大而持久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