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published by “Yadon”

大国崛起的物质主义陷阱　　 秋风 人人都在谈论，中国即将作为一个大国崛起。这些话语中的大国之“大”，基本上指物质性力量的强大。有些人士、尤其是国外人士肯定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国，其依据正是中国人口庞大，GDP规模庞大，经济高速增长，军事实力强大。国内人士普遍不承认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大国，但始终把成为大国作为一个奋斗目标，为达此目的而开列出的对策无非继续快速发展经济，提高GDP规模及人均GDP水平，发展科技，增强综合国力。 　　《大国崛起》电视片肯定了民主、法治、市场的作用，但在其叙事逻辑中，这些制度之所以是必要的，不是因为这些制度本身是值得追求的，而是因为，这些制度可以保证那些物质性力量的快速增长。同样是这样的逻辑，让中国很多人对印度模式大不以为然，某些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民主、法治如果不能让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就没有用处，假如妨碍了经济快速增长，那就不如不要。 　　可以说，物质主义国家哲学在许多人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据此而采取的战略与政策选择完全有可能让中国成为一个国强民也富的国家，但现代大国兴衰起落的悲喜剧表明，如此成为大国的结局，却也很可能让人沮丧。 　　物质主义的国家哲学 　　《大国崛起》所罗列的近代大国，大多数都曾经信奉过当代中国人所信奉的物质主义哲学。这种物质主义乃是一种伦理态度及国家哲学，它与培根之后的近代唯物论、笛卡尔开启的近代唯理主义有密切关系。从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纳的西方主流哲学传统相信，人天生是社会性动物，城邦、国家是自然形成的，对于人实现其最高目的——善或者趋向上帝——是必要的。这一最高目的同样约束着城邦或国家。因而，城邦或者国家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伦理性存在，统治的正当性在于其能增进“公共善”，向人们供应正义。正义是国家的根本特征，圣奥古斯丁曾说：没有对正义的追求，国家就跟盗匪团伙没有区别。所以，中世纪的普遍信念是，国王在上帝与法律之下，暴力本身不足以让一个人成为统治者，他必须服从上帝与法律，才享有统治权。这一点，其实也正是周的“礼治”背后的政治哲学：天子与诸侯的统治权来自于礼，而非力。 　　近代哲学则颠覆了这套宪政主义的国家哲学。人的本质就是自利的欲望，国家只是人为了让自己享有安全、保障生命与财产而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工具，与伦理目的无关。国家的正当性不再来自上帝或法律，而是当权者所掌握的物质性力量：法律之所以有效，仅仅因为法律具有强制力，国民之所以顺服，仅仅因为他们恐惧惩罚。也因此，为遏制众人的欲望及对抗其他国家，国家力量必须足够强大。为此，博丹、霍布斯构造出了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主权”。 　　因此，乍一看也许有点奇怪：近代哲学无不奢谈自由，但最终大多以权力迷信告终，不论是一人独裁的权力，还是某个集团的权力，或抽象的人民的权力，而“权力”一词在古典与中世纪哲学中根本不占重要地位。“权力崇拜”构成了近代国家的精神症状之一。近代国家的精神症状之二是对财富的迷恋：国家把金钱、制造业等视为国家的根本力量所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催生了历史上第一套经济学体系：重商主义，它倡导通过制造垄断、设立专利权、限制进出口、限制本国货币外流等方式，为国家积累财富。此后大多数经济学都继承了这种精神气质。…

王怡：有两种启蒙和复兴摆在眼前——对“呼唤文艺复兴”的回应 　　人性的张扬一直被意识形态化 　　刘军宁先生在学术上是我的启蒙者和恩师。但这场“中国需要文艺复兴吗”的讨论中，我站在比秋风更保守的一侧。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好像逐渐形成了时代的粗浅共识。但具体的分歧却一直难以得到深入讨论。十年前刘先生写作《保守主义》，知识界议论纷纷，好像他错把杭州当汴州了。现在文化保守主义的大潮，又像滔滔江水一样。朱学勤先生很早之前区别了英国与法国两种革命，但自由、民主、启蒙，契约这些观念，在英美和欧陆的不同走向之间，也一直难以得到更深入的、立场坚定的区别。 　　刘先生说，“天地之间、个体为尊”。后半句在政治学和宪政转型的范围是成立的，也就是说在一切世俗的共同体中，在一切涉及强制性权力的场合，个体都必须是对权力的一种限制。呼唤“个体为尊”，就是呼唤一种守望个人权利的、强权最小化的人类共同体生活。但制度文明的转变如此艰难，因此文化（文艺），就成了人捍卫和张扬个体尊严的主要方式。所以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个人价值在中国的被发现，也是先从审美开始的，这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也很相似。于是文艺中的人性张扬，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意识形态化了。政治上的“个体为尊”越困难，审美上的“个体为尊”就越泛滥，也越意识形态化，甚至走向撒娇化。就像奥威尔在《1984》中说，“每一次做爱，都是对专制的一次反抗”。这时，文艺的复兴就被过度的神圣化了，审美的价值变成了一种宗教信仰的替代品。所以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会提出“以美学代替宗教”。崔卫平也举布罗茨基的例子，标榜这种看法。越是缺乏信仰的地方，审美的价值就越被“非道德化”，然后就被伪宗教化。最后人们不得不把他们的精神世界交给那些诗人和画家们，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却傲慢的宣称，“艺术就是我的信仰”。于是我们对人性的考量，变得既热情又单一。道德的价值不断被藐视，甚至被怨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图景被抛弃。为了反抗专制，人类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文艺复兴时代之后几百年来，我们好像一直在启蒙，其实也一直走入更深的蒙昧。当马丁 #8226;路德 #8226;金说，“我有一个梦想”，那个梦想不只是政治性的，也不是审美性的，更是宗教性的。今天，中国走到这样一个关头，当知识分子们呼唤“天地之间、个体为尊”式的文艺复兴，看起来是青春少年的热情，其实仍然是一份降书。克尔凯郭尔说人生有三种境界，“审美境界、道德境界和宗教境界”。但这一呼唤却公开的宣称，个体之上没有人类，文化之上没有信仰。 　　不错，原子式的个体本位，的确最大化的消磨了国家的偶像崇拜，但它也同时消磨了历史的意义。历史没有意义，道德也就没有意义。荒谬的是在一个相对主义的世界，人却要把自己绝对起来。个体的绝对化，意味着无善无恶、“天地不仁”。这就是各种权威主义之所以对自由主义不满的原因。尽管在世俗的层面，个人与国家如此针锋相对，此消彼长。你可以在国家面前坚持“个体为尊”，但当你把国家换成“天地之间”时，你会发现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其实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一个人可以在万物中建立他自身的绝对性，一个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建立它的绝对性呢？自由主义政治学之所以宣称个体必须是一个起点，因为它同时谦卑的宣称，终点必须不归政治管。但当“个体”的价值超越政治范畴，被拔高为道德的、文化的和灵魂世界的一个起点时。我们终究要回到高更的问题：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面对人类的制度困境，如果审美中的人性张扬成为唯一的超越之路。如果一个民族经过这么多的灾难和辗转，最后的梦想也不过如此。那么庄子的话听起来就是真正的讽刺，“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新教改革与信仰复兴…

家庭教会的兴起和生存困境 范亚峰 1978年以来，中国家庭教会的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其潜在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家庭教会这一概念是天才的创见，它把家庭与教会两个功能系统连接起来，创造了基督教中国化的组织形态，在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全面转型时期适应了这一变化，并有效地把握了这一战略机遇，在中国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形成了完整的教会组织网络，使家庭教会顺利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民间组织。 家庭教会的迅速兴起，其根源是中国社会的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新文化建设的战略格局中，共产主义、儒家和基督教是有望成为中国社会主流信仰的三种大型意识形态。但共产主义的衰落有目共睹，儒家虽然近年有所复兴，但其缺乏底层民众的坚实网络，又丧失了传统的国家教化体制的支持，且儒家的代表人物热衷于恢复儒家与国家的传统结盟关系，而不是着力于社会建设和道德重建，这使得儒家的复兴趋于浮泛，政府通过官方祭孔等方式扶持儒家，虽然在暂时有利于儒家的表面繁荣，但就长远而言，这对于儒家真精神的一阳来复和其生命力的损伤可能是根本性的。 家庭教会的兴起得益于民间社会的分化与整合过程，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后，中共的组织资源因乡村村级政权和城市单位制度的衰落而大量流失，中国公民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乡村已经初步生成替代性的宗教组织家庭教会，城市也在迅速扩展之中。乡村的权利贫困和精神贫困是家庭教会崛起的背景：温州教会本属于对台作战的前线，1949年后政府对其很少投资建设；河南、皖北福音比较复兴的地方也多经济贫困、文化落后。从全国范围来看，家庭教会复兴的地方多是极为偏僻落后的乡村。1978年至今，教会的多数信徒也以老年人、妇女为主，然而正如圣经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 在全国的家庭教会中，温州教会和河南教会具有突出的地位。温州地处海边，教会拥有150年－170年左右的历史，生命根基稳固、神学教导纯正，从未出过大的异端教派；温州传道人与温州商人携手，同时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商人网络和教会网络；温州教会对于全国家庭教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改革宗神学通过温州教会传播到全国，成为年轻一代传道人的基本共识，而在神学培训、教会治理等方面，温州教会的尝试都领风气之先。而把握温州的经济繁荣与教会复兴之间的关系让人思考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命题的丰富含义。 河南教会则地处中原内陆，是华夏文明或者说中原文化的核心地带。河南教会人数众多，但传道人文化素质相对不足，缺乏培训，教会领袖容易形成个人崇拜等倾向。近10多年主要的异端教派都出自河南教会。河南的一些农民因卖血而得艾滋病，以及河南教会的复兴和危机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以血换钱而致病，与气的转换而异端叠出似乎喻示着古老文明自我更新的艰苦过程。政府的打压和乡村教会的内部弱点是异端多出的主要原因。河南教会的宣教方式象蒲公英一样，因躲避逼迫而漂泊到外地，福音的种子也因此散播到各处。河南教会的一首赞美诗唱道：“不是没有家，不是不想家，只是还有许多的人漂流在天涯。”河南基督徒的流亡与归回几乎是一个古老文明精神命运的缩影。 目前家庭教会处于几个战略转折之中，第一是从以乡村宣教为中心向以城市事工为中心转变。乡村教会的四个优点是生命传统、基本正确的神学、教会网络和经济自治。而城市教会在崛起过程中的新特征是第一注重神学，第二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不回避政治法律问题，以清教徒的神学观念把世界看作修道院，在职业中荣耀上帝。 第二是从混乱的神学向更为清晰的宗派认信和本土化、处境化神学转变，标志是近几年改革宗神学逐渐从温州扩展到全国，已经成为年轻一代传道人的主流认信；第三是年轻一代传道人逐渐崛起，在20多年教会迅速扩展中居功至伟的老传道人已逐渐让位于教育背景、文化素质等更为良好的青年人；第四是教会的治理体制也在逐渐转型，温州家庭教会拥有中国家庭教会中联邦共和制的教会治理框架，其教会组织对于处境化、本土化的教会体制的启发意义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掘。…

曼德 也许如何让中国这个大国崛起的话题是唯一一个既让大陆当权者也让平民百姓深感兴趣的话题，无论是何种政见、是否站在当政者的对立面，在大国崛起这个话题上，各方都愿意坐下来倾听对方的意见。作为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谁不想让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呢？当政者也愿意在这个话题上与一切真诚探讨崛起之道的人士切磋、交流，也许这就是《大国崛起》一片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幕后原因。 《大国崛起》在国内引发的巨大反响是让外国人匪夷所思、大跌眼镜的，因为该片在外国人看起来就是一部中学世界史教材配套音像资料，它几乎没有什么深刻、独到和新颖的地方，更没有政治上的寓意。但是外国人不理解，在当下中国这个铁屋子一样的环境中，这部“中学教材”却如一枚炸弹，炸开了自 1988 年《河殇》以来中央电视台、全国观众乃至思想界、政治界的沉闷僵死和固步自封。 《大国崛起》是在近年来大陆持续“妖魔化”西方的背景下首次让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作品，是近乎附和“现代化就是西化”、“西方中心论”等命题的一部反主流作品，其中对荷兰、英国、美国等国发展较为真实、完全区别于大陆中学大学西方史教材的首次揭露，确实给蒙了眼睛的国人一次震撼。优美奇异的西方风光、多次扑面而来的教堂画面、精彩纷呈的西方文明成果，配上最高水平的现代电视语言，该片确实给闭塞多年的中国人一次振聋发聩的视觉和思想的冲击。 《大国崛起》的最重大意义乃是标志着中国自《河殇》后首次以开放的、学习的眼光来审视西方文明也既蔚蓝色文明，乃是摆脱 1989 年以来民族主义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无端批判西方的落后思维，用一种几乎赞颂、羡慕的口吻解释西方现代化国家先进性的首次公开言说，乃是不用老套官方政治术语而用学术语言在官方平台上言说官方关注的政治话题的先例。…

追寻开封犹太人 易大旗 古代开封犹太人族群的兴亡史，是一段湮邈的轶事。 　　犹太人是历万千劫而岿然屹立不倒的民族。他们前仆后继，直至上世纪四十年代才建立起自己的家园———以色列。此前，没有祖国的犹太人一代代颠沛流离，到处抛洒下血泪与白骨，依然不堕其志。这种坚忍不拔、笃诚宗教、恪守传统和百折不回的凝聚力，使得犹太人被公认为最不容易被同化的族群。 　　恍如宿命，犹太人的家园以色列就地理划分而言，虽属于亚洲，却恰在亚非大陆的边缘，人们在亚运会上从未见过他们的旗帜。“入籍”非洲，亦非他们之所愿。历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均与亚非两大洲的国家开战。到底此身何属，“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他们仿佛仍是一个悬浮于尘世的流浪者。 　　据史载，自唐代便有犹太人经波斯进入中国经商。他们被称为“石忽”人，即新波斯语JAHUD（犹太人）之音译。唐朝之高度开放，文化兼容之胸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据《唐书》记载，唐末黄巢农民军入粤屠城，尽诛广州数十万胡人。鉴于中国史家之为“乱臣贼子”立耻辱柱的春秋笔法，我们无妨采用阿拉伯人的记载，在商埠广州被屠的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拜火教徒约为12万。 　　伊斯兰教徒在中国自成社区，也是始于唐朝。犹太人的社区则要晚一些，是在北宋灭亡后的金朝，女真人治下的汴梁（开封），有了第一家犹太会馆，他们的宗教名称是充满汉语韵味的“一赐乐业”，读起来音节颇近“以色列”。犹太人聚族而居，在汴梁古都中与汉人、穆斯林相处和谐。 　　开封犹太人在北宋时有70个家族姓氏，金朝建立教堂后，为犹太人居华的鼎盛时期，共有500多家、4千多人。无论是汉人或是女真人，对开封犹太人均无歧视。他们可以平等地参加科举，封官食禄。当然他们最擅长的是经商，和居华立业的阿拉伯人一样长袖善舞。由于金朝与南宋的连绵战争，又历黄河水灾，犹太社区几经兴废，至元朝时已无他们的记载。再到明朝，据户籍记录，开封犹太人仅剩十余户。 　　清朝降世，连续逢上几代勤勉治国的君主，天下太平，犹太人亦陆续回迁开封。然而，对于移民来说，“盛世”也有一种阳融与阴柔的渗透力，长时间的安居乐业，令人却认他乡是故乡。不巧犹太教堂在清朝毁于水灾，能识希伯来文的宗教领袖“拉比”后继乏人，便无法实行割礼仪式。渐渐，犹太人普遍与汉人通婚，已丧失了自己的宗教文化。…

当代西方民主体制的基础问题 谢文郁 　　五四运动要请“德先生”和“赛先生”进入中国文化。我们看到，“赛先生”基本上在中国安居乐业。但是，“德先生”则总是被拒于门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有相当大的市场。然而，人们对民主政治的了解往往只是停留在就政治论政治的水平上。而对民主政治的文化背景和宗教背景则鲜有涉及。在这里，我想对当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问题进行一些分析，以冀我们在谈论西方民主时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 I. 　　中国文化中的政治思想严格说来并没有民主因素。它强调的两个方面是：统治(从上到下)和服从(从下到上)。在服从方面，如果出现对抗力量，则必然诉诸实力决定胜负。但是，中国政治思想对统治的艺术则有深刻的研究和见地。 　　孔子的政治思想，简略来说可以这样表达：一个社会的治理首先得有一套好的秩序或礼仪；根据这一秩序规定各种职位的名份或职责。对于每个人来说，重要的是控制自己(克己)以符合自己的名份。当各人各司其职时，统治者做统治者的事，被统治者做被统治者的事，社会就太平无事。这种想法发展为政治统治的“三纲”，即，臣以君为纲，妻以夫为纲，子以父为纲。因此，社会治理的关键是人人都能在自己的位置上尽自己的本分。当然，君王作为最高统治者，臣民不能不服从他。但是，这只是关系的一方面。一个君王的统治稳固与否，在于他能否让人们真心实意地服从他。孟子为此提出民亲、民贵、民本的政治原则；并把把君与民的关系比喻为舟与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统治者作为人也要克己以符合秩序给他的名份。他必须尊重人民的权利，人民的生活，人民的财产，使人民安居乐业。 　　不难发现，儒家的政治思想是反民主的。在它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思想、感情。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让自己的利益、思想、感情来指导自己的决定和行动，从而指导自己的社会活动和人事处理，结果只能是，人人都以自己利益为重，各自为政，互相争斗，最后导致社会动乱。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社会被划分为许多小集团、小党派。它们自有自己的政令和社会管理。这种状况已经让孔子疾首痛心了，更何况要是人人都自作主张，天下岂不大乱。因此，孔子认为，政治统治必须克己，从上到下都一律如此，称为“克己复礼”。 　　儒家的这一反民主的政治思想，我们看到，是有深刻洞察力的。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一政治思想和同时代的希腊世界中的雅典民主政治作比较。雅典民主政治在以雅典为首的反抗波斯帝国入侵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之后，曾在希腊世界风流一时。它的主要形式是，公民选举执政者，公民大会决定城邦政策制定，公民陪审团对危害城邦利益者的判决权，等等。它的根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只要是大多数人同意，雅典人就可以作任何决定，包括处决军政领导人。历史上，雅典的民主政治有两个著名的污点：判处哲学家苏格拉底和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中打败仗的十大将军的死刑。 　　柏拉图在谈论这种政治时，指出，它实质上是由两个因素来决定，即个体利益和煽动性言论。可以说，雅典的民主政治最后断送了雅典的政治生命。柏拉图在他的《国家篇》（也译为《理想国》）分析各种政治体制时，对雅典民主制的弊病进行了深刻的暴露，认为这种暴民政治会给社会带来混乱，并不得不依靠寡头或精英来维持秩序。为了寻找一种好的政治体制，柏拉图提出了和孔子的“克己复礼”政治理想相近的国家模式。在柏拉图构想的国家模式中，社会被分为三个阶层：统治者，保卫者，和生产者。一个社会，如果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本性在这三个阶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本位置上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好的公正的。然而，柏拉图对“克己”在治理社会中的重要性重视不够；他更多强调的是理想的社会秩序。我想，这恐怕是他的政治思想后世影响远不如孔子的影响大的主要原因。…

以色列：宗教政治化 □徐向群 政治，当然不是缥缈天国中的圣事，而是人世间的俗物。在犹太教世俗化进程中，以色列的宗教政治化是一个亮点。今天的以色列，犹太教不像中世纪教会那样干预或操纵政治，它是一种政治势力，结成政党，直接参与政治生活。 犹太教与复国运动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之初，它的领袖一再宣示：犹太国将是一个世俗国家，犹太教作为一部分犹太人的信仰，只应存在于犹太会堂中和需要它的家庭里；宗教可以分享国家带给它的荣誉和物质利益，但不应干预国家政治。然而犹太人长期受宗教束缚，救世主思想根深蒂固，虔诚教徒认为，以世俗力量复国救世有悖教义。犹太教与犹太人在历史中形成的这种特殊关系，命使世俗的复国运动如没有宗教的支持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正是世俗政治与现实利益迫使宗教界必须对救世说做出新的解释。? 拉比们从神学上完成了把宗教与复国运动结合起来的使命：世俗的复国运动是上帝救世行动的开始，参加复国运动是宗教义务。犹太人的思想解放了，纷纷投身复国运动。随着大批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宗教势力要不失去群众就必须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阵地，特别是当一个犹太国有可能最终建立时，宗教势力如不参与其中很可能在建国后没有一席之地。现实利益推动了宗教势力赞同并参与了复国运动。但仍有一批宗教极端分子激烈反对复国运动，自称“守城者”，他们要守住圣城耶路撒冷不让世俗玷污。在复国史上，反对犹太复国最强烈的，很多时候不是阿拉伯人，而是戴黑帽、穿黑袍、留络腮胡子的正统犹太人。他们反对犹太人的一切世俗活动，反对世俗的犹太国，在以色列建国后很久，他们还致函美国尼克松总统，吁请他把他们从世俗的以色列国中解救出来。 以赫茨尔为首的前期复国领袖们多数出身中欧富有的、半同化的犹太家庭，不能正确估量犹太教对犹太人的影响；而后期的领导人大多属俄罗斯和东欧移民的工人政党，他们眼界更加开阔，认为复国运动不只是复国主义者的运动，而是全体犹太人的运动，包括宗教力量。1935年，劳工运动与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建立“历史的联合”，劳工运动承认巴勒斯坦的宗教现状，宗教力量则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支持劳工运动。打开门户、吸纳宗教力量参与复国运动有利于复国运动的发展，也确立了建国后宗教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宗教政治化…

五月花号公约：认识与理解美国的源头和钥匙 亦忱 央视的超级震撼大片《大国崛起》所谈论的美国，是一个世界上亘古未有的最为独特的国家。它的国民几乎99%都是来自外国的移民及其后裔。前些年，我阅读美国人丹尼尔·布尔斯廷写的《美国人：开拓历程、建国历程、民主历程》三本砖头样厚的书时，那种阅读的感受，与阅读中国历史学家写的历史著作迥然不同。美国人那短短的200多年的历史，在布尔斯廷的笔下极为鲜活，简直比小说都好看。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美国人：民/主/历/程》这本书中，布尔斯廷给读者讲了一个早先从爱尔兰移民到美国的人，是怎么样写信劝说留在爱尔兰的亲友也移民美国的故事：那个捷足先登的移民为了描述在美国所过的美好生活，不是像我们所常见的中国人所做的那样，虚夸自己所过的好日子是如何像活在世外桃源，却是将自己所过的好日子打很大的折扣，写信告诉自己远在爱尔兰家乡的亲友。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把自己的亲友给引到美国来。比如，他在美国所过的好日子，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每周都可以吃几回牛肉。可是，他就绝对不可以实话实说，而要改说成为每个月可以吃一回，否则，他在爱尔兰的亲友们就一定会以为他在骗他去遥远的美国受苦，因为那个时代的爱尔兰农民一年都难得吃上几回牛肉。自然，这个故事是在资讯传播非常不发达的年代才会成为社会的真实图景。如今的美国，就是中国一个穷乡僻壤的中学生也知道它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在我看来，美国之所以会在“五月花号”帆船登陆后的近400年来，成为世界各国移民的天堂，我认为是它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成就的。 史载，1620年11月11日，在经过在海上六十六天的漂泊之后，一艘从欧洲驶来名为“五月花”的帆船已经可以看到美洲的陆地了。船上幸存的一百零二名乘客，其目的地原本是哈德逊河口地区，但由于海上风浪导致帆船偏离航向，他们错过了既定目标，于是，就在现在的科德角外普罗温斯顿港抛锚。船上的全体乘客，为了建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新社会”制度这个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在上岸之前，由船上的四十一名成年男性乘客在船舱里签了一份简短的公约。在这份被后人称之为《五月花号公约》的文件里，签署人立誓要创立一个不同于欧洲的自治社会，这个社会最核心的理念是：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而创立，且将依法而行自治。 这就是美国在建国之前，其历史上第一份极为重要的政治文献。 好在《五月花号公约》全文不长，照录如下也不需要什么篇幅： 《五月花号公约》（Mayflower…

《离异与融会——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 今天在圖書館借到這本書： 内容簡介： 在很一段时间，传教士一直都是外学者研究基督教在历史的主体，而中基督徒则一度成了中国成了中国基督教上“看不见的人”（费正清语）；另一方，“本色教会”或说“基督教本色化”问可以是中国基督教史上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中国基督徒最为关心的议题。在最近十多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已经意到这些问题，研究重点开转移，本书即是近期中外学者的对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最新研究成果。按内容本书分中国基督徒身份认同、走向本色教会之路、中国教会人研究和中国女基督徒群体研究四个方面，其中的不少文章在研究方面和史料的发掘方面都有示意义，是大学历史、哲学、社会学专业的广大师生及相关研究人员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 目錄： 编者前言 序一“中华归主”与“主归中华” 序二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