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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学生上书北京 要求换中南海标语 （2008-04-08） fieldset { width: 309px; border: 1px…

白宫：借西藏问题抵制奥运开幕式是逃避责任 2008年04月14日 06:06 凤凰卫视 【 大 中 小 】…

戴德生 （ James Hudson Taylor ， 1832年 5月21日 －…

● 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中国官方对于达赖喇嘛的立场昨天出现微妙变化，虽然官方持续抨击“达赖集团”，对于达赖个人似乎出现不同态度。 　　中国总理温家宝昨天表示希望达赖合作。在寮国访问的温家宝在回答记者时，呼吁达赖施加他的影响，停止当前西藏出现的暴力活动。 　　新华社昨天播发的署名文章仍然抨击“达赖集团”在幕后策划拉萨骚乱，但主要矛头却集中针对反对达赖和平主义，主张激进暴力的“西藏青年大会”（简称“藏青会”）。 　　中国广播网报道，温家宝表示西藏局势目前已基本上恢复正常，希望各国能客观和公正地看待这个事件。他也首度呼吁达赖协助停止西藏的骚乱。 　　温家宝说：“我想再重申我们的立场：我们同达赖对话的渠道始终是敞开的，只要达赖喇嘛放弃独立的主张，特别是施加他的影响停止当前的西藏出现的暴力活动，承认西藏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就可以继续和他恢复对话。” 　　虽然温家宝的谈话仍然没有否定达赖与拉萨骚乱有关，这却是中国领导人在骚乱后第一次表现出对达赖的正面态度。 　　新华社昨天发表署名文章《达赖集团是拉萨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策划和煽动者》。文章指出，鼓吹暴力的“藏青会”几乎主导了西藏流亡政府，似乎在暗示他们才是拉萨骚乱的主使者，为达赖在事件中切割政治责任的意味浓厚。…

建国初期北京取缔一贯道工作 作者：郑永华 来源：北京档案史料 会道门是以下层民众为主、以信仰形式为手段结成的封建结社性组织。民国年间，由于政局不定，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以一贯道为代表的会道门在合适的社会土壤滋养下一度泛滥全国。如北京丰台地区在 1940 年前后传入一贯道、九宫道、普济佛教会、正字慈善会、一步好、圣贤道等 19 种会道门后，很快就得到迅速发展。 据初步统计，解放初期全国各类会道门一共达…

历史留给改革的时间不多了 ——2008“两会”后的中国 章立凡 自去年中共十七大以来，我已不大发表时评，今年“两会”期间也是如此。有朋友问起个中原委，我自认对中国政改“话已说尽，事无可为”；即便再言，犹若“知其不可而为之”。 变法：永远的历史悲怆 温家宝在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引用了一句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媒体上一片叫好声，我却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悲凉。以王安石自命，可谁又愿意当宋神宗？旧体制的强大惯性，会令一切革新方案变味，王安石锐意改革，最终竟搞到民不聊生，就是一个著名的悖论。 从商鞅到王安石，从光绪到胡、赵，历代改革者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体制内的非秩序更迭，在前苏联阵营及中国不乏先例，“胡温新政”会不会重蹈历史覆辙？天变（自然灾害）、祖宗（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人言（来自左、右阵营的抨击），恰恰反映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甚至有学者断言“改革已死”，中国已进入“后改革时代”。 改革：最大敌人是自己 1949年的革命和社会一体化整合，消灭了传统的民间社会和地方自治，将党的管制渗入社会的每个细胞，并毫无节制地自我复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车轮未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结果不但造就了势力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从官僚体制内部形成了与之配套的权力寻租机制。…

吴澧 3月3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对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的专访，里面提到“ 宗教的全球化，基督教的普世性”。 指出这一点，很有必要也很及时。我们有很多同志，仍然认为基督教是西方宗教，其实，基督教在今天更是第三世界的宗教。即使教廷仍然设在梵蒂冈的天主教，如今也有了新肤色——与其说是白的，还不如说是棕的。而引导这一肤色改变的，正是于三年前的4月2日去世的前任教宗约翰·保罗二世。 约翰·保罗二世本籍波兰，是近五百年来的第一位非意大利人教宗。他能够在1978年的教宗选举中脱颖而出，原因之一是拉丁美洲的红衣主教不愿再选西欧人。约翰·保罗二世即位后，提拔了大量亚非拉籍神职人员。例如，2001年封赐的二十四名红衣主教中，十一名来自南美，两名是印度人，非洲也有三位。约翰·保罗二世在位的二十六年期间，天主教的组成发生了深远的变化。 今天的天主教，我们已经很难称之为“西方宗教”，就像我们现在很难说佛教是“印度宗教”。按比较保守的估计，全世界超过10亿的天主教徒中，4.9亿在南美洲，1.2亿在非洲，1.1亿在亚洲。也就是说，70％的天主教徒如今生活在第三世界。 世界上做礼拜人数最多的天主教堂在韩国；在修女特蕾莎的葬礼上，教宗特许印度少女们跳她们的民族舞蹈；单是菲律宾一国的天主教徒人数，就超过了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波兰这欧洲四国的总和。而且亚非拉的教徒总数增长更快。我手头有份资料，里面提到，在1998年接受洗礼的1800万教徒中，800万在南美洲，超过300万在非洲，近300万在亚洲——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占了当年入教人数的3／4强。 同样，新教现在也是世界性宗教。《纽约时报》专栏作者纪思道某年复活节时在非洲津巴布韦采访，他写道：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任一国家庆祝复活节的圣公会（英国国教）教徒，都超过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总和。纪思道见到整个黑人村庄的男女老少在星期日集体步行几十里路上教堂。 很多人仍然认为，亚非拉的基督教是西方人强加的，是应该而且必须排斥的体内异物。但是，正如已故坦桑尼亚前总统、非洲独立运动著名领袖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雷尔先生（他有一张与毛泽东热烈拥抱的照片很有名——通常只跟外宾握手的毛，被热情的尼雷尔闹了个措手不及）所说：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基督教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宗教。…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雄史诗《贝奥武甫》，是英语文学的鼻祖，王佐良先生称之为“欧洲俗文学中第一部杰作”。法学家冯象先生的译笔公认是最好的，冯先生译了这首诗后，又去译旧约圣经。就像当年另一位才华横溢的法学家吴经熊一样，一个人以骈文，从希伯来文译《诗篇》。充满现代诗语感的句子，“耶和华阿，求你仰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在吴先生笔下，成了“吾心惟仰主，愿见主容光。人情乐丰年，有酒多且旨”。 大约10世纪初，文法高超的修士，修撰了日耳曼蛮族中代代相传的史诗《贝奥武甫》。就如吴经熊将一位敬虔似火的以色列先知，译成一位敬天知足、温文尔雅的儒士。修道士的笔法，也在北欧多神崇拜时期半人半神的屠龙英雄身上，浓淡不均地，抹上了一层基督信仰的世界观。以至于这一基督教化的北欧神话，终于呈现出与希腊神话迥异的气质。就是这气质，后来令托尔金入迷，激发他写出了《魔戒》三部曲。 贝奥武甫的时代，距离奥古斯丁被差遣到英格兰传教，差不多已有400年。北欧海盗的后裔们，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像英国人。《贝奥武甫》代表着一个英雄时代的结束。事实上，人类哪有过比维京海盗更英雄的人呢。可几年前我在斯德哥尔摩海边，听当代瑞典人的故事。那里生活稳妥，人们行走海洋，如履平地。一种确定性极高的生活方式的表现，是我认识的几个瑞典家庭，都在一年之前，就将第二年圣诞假期全家人的船票订好了。我回头再看靠在海边、尖锐如刀的维京海盗船，直吐舌头。心想，一个全世界最剽悍的海上民族，怎么能够变成这样子。连我老家山沟沟里亲戚的生活方式，若和贝奥武甫的今日传人比起来，都显得过于高风险。 就如电影中说的，“基督的十字架终结了英雄时代和黑暗时代”。当贝奥武甫击杀了那大蛇，就如当初老国王的预言，“魔鬼将永远退回到黑暗之中”。 我是一再忽略了这部电影。看见海报上贝奥武甫的肌肉，就倒了大半胃口。最后鼓起勇气，心想能拍出《阿甘正传》的导演，再不济，又能把一部古英语时代的史诗折磨成什么样呢。结果看了，喜出望外。严格说，这是一部动画片。但原始镜头都由真人出演。演员们从脸到脚，插满了感应针头，将他们的表情动作一一捕捉到电脑中，然后改换完美形象，依据真人表演，制作出亦真亦幻的动画效果。 目前这技术，大概是最适合神话叙事的一种镜像方式了。上帝按自己的形像造人，人按自己的形像造英雄偶像。前面是信仰，后面是神话。前面是神迹，后面是特技。 诗歌中，贝奥武甫有三场大的战斗。首先杀死巨魔格兰道尔。再杀死格兰道尔的母亲，解救了丹麦国王后，回去瑞典作了国王。暮年时，他又廉颇不老，杀死了残害民众的火龙，自己也伤重不治。这样一一道来，跟孙悟空不厌其烦地降妖伏魔，似乎也差别不大。一个是“如神”，人人都想栩栩如神，英雄拯救人民，伟人澄清宇内。一个是“齐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齐天大圣。齐物论妖，欲与天公试比高。这样拍出来，就比希腊神话着力于刻画高于诸神之上的命运还不如了。 但电影的编剧非常出彩。把一个拥有完美身体的贝奥武甫，刻画为一个和你我差不多的骄傲、虚荣、贪婪和情欲勃发的人。他描述和海妖搏斗，上次说杀死三个，这回说杀死了七个。想起曾在美国听一位牧师见证，讲到发光处，一个朋友在我耳边嘀咕，“上回不是这么说的”。 结果编剧用人性的软弱，与魔鬼的契约，把三次战斗勾连起来了。诗歌中，格兰道尔被描述为该隐的后裔。而电影把他母亲设计为一个魔鬼般的尤物。当初老国王与她缔约，得到黄金、王国和英雄的荣耀，却生下了怪兽格兰道尔。搏杀格兰道尔的时候，丹麦的大地上正在流传关于“罗马的新神基督”的消息。老国王说，我们要屠龙的英雄，不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先知。可是，同样一幕又在贝奥武甫身上重现了。他深入巢穴，却无法抗拒海妖的身体和允诺。贝奥武甫与她缔约，却在人前吹嘘自己如何杀死了她，成为不可一世的英雄。…

郭义贵 　　一、两希时期：法律与宗教的二元并存 在《16世纪迄今的宗教法与世俗法的互动关系》一文中，当代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写道：”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我们所有的一切法律无疑都可以说具有宗教的一面。”对于这种法律所具有的宗教的一面，国内有的学者称之为”西方法律的宗教性”。”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法律与宗教长期而紧密的联系似乎可以追溯到西方文明的源头――希伯来文化。一种观点认为，产生于公元前12至公元前5世纪的希伯来法，是由摩西首创”十诫，”后经历代帝王、祭司的修订、扩充而成的。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希伯来法受更为古老的汉谟拉比法典的影响较大，同时也从埃及、亚述、波斯等文明古国的律法中吸取了许多养料。但对其影响最大的，还是希伯来人的宗教思想。故而，希伯来法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点：（1）保留着一些氏族习惯规范；（2）与希伯来一神教密不可分，兼有宗教戒律和道德规范的性质。这便造成了法律、宗教和道德三者的杂糅和融合，”摩西十诫”可谓是这种”三合一”的典型；（3）上帝是正义的化身。希伯来法把立法说成是上帝耶和华的意志，先知、国王只是代天立法、治理世人，所以，运用法律惩罚犯罪亦称为”神罚”。 由于种种原因，古希腊虽无相对独立、系统的法律科学，但却不 乏西方最早且极为丰富的法律思想。当时的著名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噶学派的创始人等，均对政治、法律等问题有所论述，赋予其后的罗马法学以理性的基础，并因此而影响了两千多年来西方法学的发展。在古代希腊文化中，宗教神话具有超常的影响力，如从人们所熟悉的荷马史诗中，我们不难感受到这一特点。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在分析这一时期希腊的法哲学时指出：”当时的法被视为是由诸神颁布，通过神意的启示为人类所知”。而罗素的观点是：”在荷马诗歌中所能发现与真正宗教感情有关的，并不是奥林匹克的神祗们，而是连宙斯也要服从的’运命’、’必然’与’定数’这些冥冥的存在。运命对于整个希腊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影响，而且这也许就是科学之所以能得出对于自然律的信仰的渊源之一。”这样看来，荷马史诗中的希腊法哲学明显地渗透出一种混合的宗教信仰：既承认奥林匹克山众神，尤其是宙斯对人的权威，又相信人和神都受某种运命的支配。 宗教法与世俗法并存的二元论思想，是古希腊法哲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著名悲剧《安提戈涅》即生动地描写了这两种法发生尖锐冲突的场面：国王克里奥禁止安提戈涅为她的哥哥波利尼克斯举行葬礼，原因是波利尼克斯触犯了国法。但是，安提戈涅勇敢地违抗君命，冒着将被处死的危险，按照希腊的宗教仪式为其兄举行了葬礼。当国王命令她陈述理由时，安提戈涅义正辞严地回答：她的行为虽然违背了国王的法律，但是并未违反不成文法即自然的法则或神的法则。 博登海默认为，在早期希腊，法律与宗教是无甚区别的。著名的特尔非神谕（Oracle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