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先生： 蒙您向我询问关于不同信仰各教派的基督徒之间互相宽容的想法，我必须坦率地回答您，我把那种宽容誉为纯正的教会基本特征的标志。因为不论一些人如何夸耀其出生地和名字的古老，或其外部仪式的华丽；而另一些人则以其宗规改革相炫耀；其实，他们都无非是为了标榜其信仰的正统性——因为每个人都以自己为正统——这些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都不是基督教会的标志，只不过是人们互相争夺统治他人的权力和最高权威的标记罢了。任何人尽可以郑重其事地以此相标榜，然而，倘若他缺乏仁爱、温顺以及对全人类乃至对非基督徒的普遍的友善，他自己当然也就不配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了。救世主曾对他的门徒说过：“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但你们不可这样”（《路加福音》第22章第25节）。真正的宗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并不是为了制定浮华的仪式，也不是为了攫取教会的管辖权或行使强制力，而是为了依据德性和虔诚的准则，规范人们的生活。不论是谁，如果他愿意置身于基督的旗帜之下，对他说来，首要的和高于一切的，就是向自己的邪恶和私欲开战。任何人若没有圣洁的生活、纯洁无暇的行为，缺乏仁爱和忍让精神而潘取基督徒的美名，都是徒然无益的。“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9节）。我们的救主曾对彼得说过：“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兄弟”（《路加福音》第22章第32节）。一个对拯救自己的灵魂漠不关心的人，要使我相信他特别关心拯救我的灵魂，那的确是很困难的。因为那些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并未真正笃信基督教的人，是不可能热忱地、衷心地献身于使他人成为基督徒的事业的。如果说福音书和使徒们是可信的，那么，任何人若没有仁爱，没有那种不是加之以外力、而是动之以爱心的信仰，是断不能成为基督徒的。这里，我要向那些以宗教为口实，迫害、折磨、屠杀和毁灭他人的人的良心呼吁：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对他人的友善和仁慈吗？我以为，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我才确实相信他们是那样的，这就是说，只有当我能够看到，这些狂热者以同样的方式来匡正其熟人和朋友所犯下的显然违背福音书训谕的罪恶；当我能够看到，他们用火与剑来惩罚那些以大罪玷污他们自己教会、而且若不悔改，便有永遭沉沦危险的同宗教友们；当我能够看到，他们当真用苦刑和一切残酷手段来表示其爱心和救人灵魂的愿望的时候。因为如果真象他们所伪称的那样，他们剥夺人们的财产，施以肉刑使其残废，让人们在令人叫嚷不堪的牢房里忍受折磨最后甚至夺去其生命都是发自爱心和对拯救灵魂的关怀的话——我要问，倘若这一切只是为了使人成为基督徒并保障他们的灵魂得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容忍诸如奸淫、邪荡、欺诈等（据罗马人书第 1章）和异端邪教伤风败俗的丑恶行径在其信徒中间如此充斥与盛行呢？凡此种种，较之那些过着无邪的生活的人们对教会决议所持的任何诚挚的异见，或脱离公共礼拜，当然是更有损于上帝的荣耀、教会的圣洁和灵魂的拯救。那么，为什么这种对上帝、对教会、对灵魂拯救的火一般的狂热——我用火这个字眼，指的是它的字面含意，即用火和干柴来烧——面对这些众所公认的、直接违背基督教信仰的道德败坏的邪恶行为，却视而不见、不加任何惩罚呢？反之，却挖空心思地去致力于推行一些细微繁琐、超出常人的理解力的礼仪并为其制造舆论，这又是为什么呢？关于这些事情的争论各方，究竟谁是正确的，谁犯有宗派分立罪或异端的——是那些统治他人的，还是那些受苦受难的；谁是谁非，在判明了他们各方分离的原因之后，一定会真相大白。一个跟从基督、信奉主的教义、听从主的召唤的人，尽管他离弃父母、脱离他的国家的公共聚会和礼拜，或者不管他遗弃了什么人或什么东西，是不能被宣判为异端的。 虽然，教派之间的纷争对于灵魂的拯救应当承认是莫大的障碍，然而像奸淫、邪荡、污秽、偶像崇拜以及诸如此类无可否认的肉欲行为却是使徒明确宣布过“做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加拉太后书》第21章）。因此，不论是谁，假使他果真是关心上帝的王国，并以努力在人们中间扩大这个王国为己任，他至少应当更加关心并努力根除这些不道德的行为，而不是党同伐异。如果有谁反其道而行之，把同他持有不同见解的人视若仇敌，残酷虐待，那就是怂恿这种与基督徒的名字不相称的不义和不道德的行为。这种人不管他如何喋喋不休的侈谈教会，他的行为已清楚表明：他所追求的，恰恰是另一个王国，而不是为了促进上帝之国。 如果有人真诚期望拯救别人，而又认为把别人折磨至死是恰当的，这种情况，即便是在一个不信基督教的国家里，我认为也是非常奇怪的，而且我认为对任何其他的人也是一样。但是，可以肯定他说，谁都不会相信这种行为是出自仁爱、爱心和友善。如果有谁认为，应当用火和剑来强迫人们信奉某种教义，遵从这种或那种外部仪式，而无须考虑他们的道德；如果有谁强迫人们信奉他们不相信的东西，容许他们做福音书所讳禁的事，从而想方设法地把谬误者拉入教内；无疑，这种人是存心要使无数的人们参加到他自己的教派中来。但是所谓诉诸这些手段主要是为了建立纯正的基督教会云云，则是完全不能令人置信的。因此，那些不是真诚地为促进纯正的宗教和基督教会而争斗的人们，要诉诸于非属基督教论战的武器，也就不足为怪了。假使他们也象我们的救主那样，真诚地为了有益于灵魂，他们就会跟在和平王子后面，效仿他的完美榜样。那位和平王子派天兵收服各国时，不是用剑和其他武器把他们武装起来，让他们在教堂里集合，而是以和平福音和堪为楷模的神圣交谈给他们作好准备。这就是救主的方式。假使那些异教徒果真能够因武力强迫而改宗，那些愚顽者能够因全副武装的士兵的胁迫而归正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对于拥有天兵天将的上帝说来，比任何教会的儿子都要更加容易得多，不论后者的骑兵骁将有多么强悍。 对于那些在宗教问题上持有异见的人实行宽容，这与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人类的理智本来完全一致，有些人们对于如此透彻精辟的见解，竟如此愚盲，无视它的必要性和优越性，真是令人吃惊。这里，我不愿对一些人的傲慢和野心，或另一些人的偏激和狂热多所指摘。这些也许是人类难以完全避免的过错。然而，有些人虽然在反常情绪的支配下干下了这些劣迹，却没有一个人不想用虚伪的色彩把自己掩饰起来，骗取别人的赞许，免于承担罪责，但是，为了使一些人不得以关心公众福利和维护法律为名来掩饰其反基督教的残忍和迫害他人的真意：为了使另一些人也不得以宗教的名义为其自由主义和放荡行为寻求赦免——一句话，为了使谁都不得以效忠于君王或竭诚礼拜上帝为幌子，欺骗自己，或欺骗他人。我以为下述这点是高于一切的，即必须严格区分公民政府的事务与宗教事务，并正确规定二者之间的界限。如果做不到这点，那么那种经常性的争端，即以那些关心或至少是自认为关心人的灵魂的人为一方，和以那些关心国家利益的人为另一方的双方争端，便不可能告一结束。 关于国家 在我看来，国家是由人们组成的一个社会，人们组成这个社会仅仅是为了谋求、维护和增进公民们自己的利益。 所谓公民利益，我指的是生命、自由、健康和疾病以及对诸如金钱、土地、房屋、家俱等外在物的占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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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于清同治11年（1872年）提出，欧洲诸国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可谓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话被人认为是19世纪中国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远的一句话。现在看来，这个“大变局”在晚清时才刚刚拉开序幕，此后经历帝制终结、北洋共和、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易帜大陆，社会变迁前赴后继，波澜壮阔，势不可挡。而最近的这30年，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才是这个“大变局”的核心历史情节，百年来人们期待的中国社会变革的高潮正在到来。 作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庞大帝国的缓慢转型，中国下一步怎么走？举国上下普遍关注，社会各方众说纷纭，外部世界也在冷眼观察。在经历过内忧外患、战火频仍、一盘散沙、民不聊生的国家状态之后，中国共产党在60多年的时间里，建立了稳定的统治秩序，形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建设新的民族国家的物质基础；特别是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利用市场和国家的双重力量，共同促进了综合国力的迅猛增长，以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似乎正在成为现实，坐二望一已是中国的下一个目标。 中国的崛起，并未带来民族的普遍狂欢，与那些“中国模式”论者和“中国梦”者的乐观情绪相比，还是有许多具有正常思维和良知的人，并未陶醉在繁荣的表象之中。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或许正面临着晚清社会转型以来最急邃的变化和最深刻的危机：执政党的制度腐败前所未有，社会不公日趋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道德全面沦丧，人类文明底线屡被突破，社会大规模冲突的条件日渐成熟。这绝非危言耸听。在中国社会转型是继续以改革形式进行还是重新被纳入革命轨道，人们都应冷静思考，在历史、理论和现实结合的层面上认真面对中国当前的迫切问题。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时曾精辟指出：“对于一个坏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法国大革命并非起源于法国最坏的时期，相反，在革命的前夜，路易十六统治的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法国已成为当时欧洲大陆最开明、最自由的国家；但恰恰就是旧制度的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因为人民的欲望、激情和权利意识已经被旧制度的改革充分激发出来了，当旧制度不能进一步满足人民要求时，它就必然成为人民革命的对象。中国现在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时刻，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解放，而且也是人的精神世界的解放，是人的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对一个更合理的更公平的社会的不可阻挡的追求。人的权利意识、生活欲望和政治诉求的“魔鬼”已经从潘多拉匣子里放出来了，还能再收回去吗？ 2001年，一个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在美国预言“中国即将崩溃”，一时引来轰动，应者附和之声如潮而来。当这个说法流传到中国国内时，朝野上下对此都不以为然。这倒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障碍阻止人们承认一个即将成为现实的预言，而是因为这个号称在中国生活了十余年的作者，近距离观察到的那些足以导致中国体制崩溃的因素，其实在中国并未构成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比如，他着重谈到中国银行体系因巨额坏账实际已濒临破产，这个结论显然没有估计到中国国有银行依赖于国家信用而存在的巨大优势。就是在近十年里，中国的几大国有银行通过公开的资本市场，迅速修复了其治理结构中的问题，累计挣到的利润差不多占据了整个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一半以上。中国的银行已经成了全世界最挣钱的银行，资产质量之优离破产岂止十万八千里？章家敦在他的书中还断言，中国一旦加入WTO，关税将大幅度降低，贸易逆差成为必然，经济下滑近在眼前。除此之外，政府无力支付的退休金和银行系统的坏帐，总额为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7%。他把中国加入世贸看作是毛泽东曾经说过的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它将决定 “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中国经济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之前”。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章家敦的书，并不是要看他的笑话，而是想表达这样一个看法：预测中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谁都不要轻易断言，他掌握到了破解中国秘密的钥匙。中国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在世界史上前所未有，中国制度的独特性和有效性，在其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重要关口，都一再重现。章家敦发出预言的第二年，即2002年，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执政时期，“胡温新政”在人们的期待、怀疑和观望中启动中国这艘大船驶入全球化的汪洋大海之中，迄今正好十年。这十年，有人说是中国的“黄金十年”，事实或许可以无可辩驳地支持这个说法。就是在这十年里，中国经济进入迅猛起飞阶段，人力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和各种后发优势在国家主导的社会（市场）发展模式的整合下，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国家和市场两个巨轮共同推动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创造了震惊于世的经济奇迹。按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话说，这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它自公元960年以来长期经济表现中的一次伟大“复兴”，是它与史俱来的强大和繁荣的又一次体现。对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和经济总量迅速膨胀的事实，不管站在何种立场加以评价，都不能轻易否认。中国近代以来衰退和衰弱的历史，人们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带着这样的记忆来看待中国当前的发展，不能不为中国的“崛起”或“复兴”而深感鼓舞。 按理说，经济发展了，中国强大了，人民理应安居乐业，歌舞升平，普天同庆，共享改革成果，共赴美好明天。但是，这种景象并未出现，相反，社会上下普遍弥漫着不满和焦虑，在强大的维稳机制下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各种潜在的和现实的危机显而易见，社会动荡和动乱的因素正在不断积聚，执政党的统治和治理面临着从未有过的难题与困局。这是何种原因造成的？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会出现如此之多的问题？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人均达到3000美元之后必然会遇到的发展陷阱？这是发展经济学的一般问题呢？还是中国特有的问题？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表明，每当改革取得一个重要进展或取得一个重要成果时，人民对改革的要求会进一步提高，进而对社会发展设置一个更高的标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以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进而引领城市改革，在短时间里即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和资源的短缺问题，人民有肉吃了，取消了票据，市场初步繁荣，改革的第一个红利瞬时兑现，全民共享。这和文革时民不聊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社会状态相比，已是一个重大进步，执政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由此获得人民支持，深入人心。但是，随着经济改革进入所有制领域和价格领域，不仅党内分歧涌现，而且激发出社会对改革的更高要求，“骂娘”声开始高涨，执政党内部所谓“保守派”囿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种种做法，尤其是不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行为，遭致尖锐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来自于知识界，但集中地表达了社会各界对现有制度弊端的不满和对改革的广泛要求，他们期待执政党同时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任务是邓小平在1981年所主张的“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具体体现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依法治国，实行民主。可见，民间的批评和呼声，在当时执政党的最高层，是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并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完全符合执政党和社会的共同利益。一个看起来朝野上下都有共识的事情，在执政党“十三大”上却浅尝辄止，受制于党内路线之争和理念之争，无法有效展开，引来汹涌物议，最后是党内斗争和知识界的不满纠缠在一起，酿成一场巨大风波，让八十年代的改革进程戛然而止，进而不得不重新设置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路径。 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以一己之力再次启动中国改革进程，同时规定了改革的具体路径：终止意识形态争论（不争论），坚决制止左的思想对改革的干扰（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确立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全面转向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中止政治体制改革，以发展为首要目标（发展是硬道理），在发展中解决问题。邓的这个改革纲领在其后的二十年间，得到了基本的贯彻和执行。从党内来看，八十年代的改革路线之争进而演化为权力之争的情况已不复再现，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同时退出历史舞台，党政最高层次的分工大致明确，各守其职，各行其是，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从社会上来看，来自知识界的反对声音已基本销声匿迹，社会各阶层踊跃投入到市场化和世俗化的大潮之中，尽享消费主义带来的快感和满足，还来不及或无意发现权力在无所制约的情况下和资本联姻所产生的新问题。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改革，大致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政治和社会背景下展开的。…
亚伯拉罕 · 凯帕尔 亚伯拉罕 · 卡艾帕博士是著名的荷兰加尔文主义神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他于1901-1905当选为荷兰首相，任荷兰议会议员三十多年。卡艾帕博士才华横溢，精力充沛。他以加尔文主义为基础，对他的祖国的社会结构进行全面改革，影响涉及几乎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他担任两任基督教杂志的编辑长达四十五年。1880年他奠立了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并亲自任教，任职。此外他出版了两百多卷著作。其中包括著名的“圣洁神学百科全书”，“圣灵的工作”，“靠近神”等。在他七十岁生日的庆祝会上，有人这样说：“四十年来，荷兰的教会，政府，出版业，教育界和科学界的历史上，每一页几乎都有他的名字”。 我的第三讲从宗教信仰转到国家政权，从神圣的范畴进入世俗生活。从现在起，我会从总体上、原则上来与那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论调来论战，此论调说加尔文主义只是一种救赎上的、教义上的运动。 加尔文主义在宗教信仰上的动量也为社会与政治定下了根本性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修剪枝子、清理枝干，它也触及了我们人类生活之根。 任何一个人只要理解这样一个事实：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体制不是建立在一个特殊的宗教概念或一个特殊的反宗教概念之上，就不难理解上面的这句话。历史上发生在荷兰、英国和美国政治上的改变就是加尔文主义给这三片土地所带来的政治上的自由。…
（美）巴刻 甚督徒生活中有一种以非而是的现象：一个人更深关切天堂，他就会更关切上帝的旨意是否行在地上。在今世表现出最大的热忱来服事他人的基督徒，通常就是那些对于另一个世界最有把握的人。无论是牧师、宣教士、政冶家、改革家、企业家、医生、有钱有势之人，或一般的信徒，他们的生活都可证明此事。 服事他人是基督徒的第一要务，从对人的服事可以看出基督徒的爱心。公民身分也是一种服务的形式，就像起初大部分的基督徒所领会的。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宣称宗教使人对于世上的需要麻木不仁，我们却发现，那些公民籍设在天上的人，他们在任何国家中都是最好的公民，不论在民主国家或极权国家、基督教国家或异教国家、世俗化国家或无神主义国家。 公众活动参与的圣经基础 新约圣经十分强调遵守公民义务，且把遵守公民义务视为事奉上帝。当耶稣回答纳税问题时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这不是巧妙的规避，乃是一清楚的认定：纳所当纳的给执政的政府，是基督徒蒙召的一部分。当彼得说“敬畏上帝，尊敬君王”时，他注意到同样的真理。保罗亦然，他认为基督徒应该存感恩的心来过每一天的生活，那是基督教的真精神，因之，他教导罗马基督徒“当顺服在上有权柄的”，并且告诉他们“为著良心的缘故”，他们应当“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保罗说到每一个政府官员是“神的用人，与你有益”。注意那是个外邦罗马政府，他所提的，从皇帝以下都包括在内。而且他进一步地解释道，上帝如此设立国家，为要维持法律、秩序、公正和“益处”。这里显然含括了保护和福祉；这样说来，并没有挪开追求幸福的机会，那是美国宪法所奉为圭皋的。 所以，虽然基督徒没有将今世视为自已的家，而是视自已为寄居者、路过外地的客旅，正往他们存实之处迈进。然而圣经亦告诫他们，不对从好政府而来的利益，漠不关心。同时他们对于尽己方为别人谋求最大的福利，也不可迟疑，就像为自已谋福一样。经由守法的生活来支持稳定的政府，并且经由个人参与，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协助政府扮好它的角色。这样的态度当日如何适用于约瑟、摩西、大卫、所罗门、尼希米、末底改和但以理，在今日同样适用于我们。这样的行动是服事上帝，也是服事邻舍。…
中 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不停地问自己，也不停地在寻找答案。从鸦片战争开始，中西的碰撞，西方就是要拉中国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但 是，中国人对此，却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辛亥革命之后的全盘西化，西方的拉扯，产生了直接的效力。但是，20世 纪，作为牵引者的西方，自己发生了分裂。在现代化的问题上，似乎出现了好些岔路。德国道路，日本道路，以及后来苏俄道路，都是足以诱惑中国人的终南捷径。 作为选项，日本的军国民主义，苏俄的社会主义，甚至德意的法西斯主义，都曾经被国人考虑过。其中前两项还进行过大规模的试验，苏俄的社会主义，到1956 年中共才松口要做局部的修订，直到改革开放全面推行，才算勉强放弃。 改革开放30多年，外面的世界一直认为中国是要去美国。中国人自称摸着 石头过河，但实际上却一直在比照着纽约建设现代化，害的大规模城市化的结果，无论哪个中国城市，看上去都像纽约。像纽约的中国，看上去令人不舒服，但却让 世界放心。89年的事，让世界吓了一跳，好在时间不长，中国似乎加快了迈向纽约的步伐。在江时代，又传出革命党要转型建设党，资本家可以入党了，西方就更…
威胁与机会：考验执政者的智慧与能力 / 杜光 ( 博讯北京时间 2008 年 4 月…
杨凯乐 治理基督教私设聚会点，一直是我们宗教工作的重中之重。各地政府相关部门，为有效治理当地基督教私设聚会点，每次都要设立专门的宗教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各村（居）委会对其辖区内人员调查摸底，摸清、摸透、摸出基督教私设聚会点的活动特点及存在的问题。然后，宗教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方案、动员培训、组织实施，最后验收并形成专题总结报告。 近年来，全国不少省市制定了“依法治理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工作方案”，在当地开始全面推行。各省治理方案，在纲要、内容和工作方法上基本统一，与以往的治理思路相比，更强调私设聚会点与政府关系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聚会点的治理被纳入到社会管理创新的轨道上来。 上述方案认为基督教私设聚会点，是指未经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登记，经常举行基督教聚会活动，活动内容和人数超过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聚会范围的场所。其实，一般而言，私设聚会点就是社会上所称的“家庭教会”，有点多、人少、面广、发展快、活动隐蔽、成因复杂、派系林立、反复性强的特点。 上述方案，将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大致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基督教原教派背景的聚会点；主要有聚会处、安息日会、真耶稣教派等背景的聚会点；二是由公安部门认定的非法组织下属的聚会点；三是境外基督教渗透组织下属的聚会点；四是因合法登记场所内出现矛盾分离出来的和一些年老体弱的信徒就近活动形成的活动点。 “依法治理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工作方案”总体要求是：疏堵结合、区别对待、分类处理、纳入管理。治理目标是：区分不同情况，通过分类处理的方法，将私设聚会点纳入依法管理范围，并建立长效管理的机制，促进基督教活动正常化。 该方案提出坚持依法处理、稳妥推进，采取“四个结合”的原则，即“疏”与“堵”相结合、常规管理与创新方法相结合、集中治理和长效管理相结合、政府职能部门的主导作用和发挥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积极作用相结合。工作方法则是根据各私设聚会点的不同情况，做到“一点一策”分类处理： 第一种是“登记一批”：对信教群众需要、符合合理布局原则、活动正常、愿意接受当地宗教团体领导的私设聚会点，要帮助他们完善登记条件，依法补办设立批准、登记手续。对有教派背景的、愿意接受通过基督教“两会”组织接受登记，又基本符合登记条件的私设聚会点，依法办理设立批准、登记手续。 第二种是“合并一批”：对因登记场所内出现矛盾而分离出来的、超过家庭聚会范围的、或因就近活动而形成的私设聚会点，原则上不再设立新的场所，可以采取与附近登记场所合并的办法，将其纳入依法管理的范畴。…
历史留给改革的时间不多了 ——2008“两会”后的中国 章立凡 自去年中共十七大以来，我已不大发表时评，今年“两会”期间也是如此。有朋友问起个中原委，我自认对中国政改“话已说尽，事无可为”；即便再言，犹若“知其不可而为之”。 变法：永远的历史悲怆 温家宝在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引用了一句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媒体上一片叫好声，我却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悲凉。以王安石自命，可谁又愿意当宋神宗？旧体制的强大惯性，会令一切革新方案变味，王安石锐意改革，最终竟搞到民不聊生，就是一个著名的悖论。 从商鞅到王安石，从光绪到胡、赵，历代改革者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体制内的非秩序更迭，在前苏联阵营及中国不乏先例，“胡温新政”会不会重蹈历史覆辙？天变（自然灾害）、祖宗（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人言（来自左、右阵营的抨击），恰恰反映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甚至有学者断言“改革已死”，中国已进入“后改革时代”。 改革：最大敌人是自己 1949年的革命和社会一体化整合，消灭了传统的民间社会和地方自治，将党的管制渗入社会的每个细胞，并毫无节制地自我复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车轮未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结果不但造就了势力庞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从官僚体制内部形成了与之配套的权力寻租机制。…
作者： 金陵狼嚎 提交日期：2008-4-6 20:06:00 也许很多人都不会想到，吴侬软语的江南水乡苏州，却也是一块可与燕赵大地相提并论的慷慨悲歌之地。吴越争霸时期有刺吴王僚的勇士专诸，秦末有带着八千江东弟子起而抗暴的项羽，晚明有为保全苏州市民挺身而出的五义士，而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在这块古老而却血性不灭的土地上，又诞生了一位“因为爱我们而被杀”的伟大女性——林昭。 今年是林昭遇难40周年，40年前的4月29日，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年代，林昭倒在了“四人帮”集团罪恶的子弹下。直到今天，她圣洁而不屈的灵魂依然活在反对专制极权、渴望自由民主的国人心中。对于一个几乎是独自一个人与黑暗时代（汉娜.阿伦特语）对决的伟大女性，人们又怎能忘记？ 到苏州这么久了，居然一直不曾去拜祭过这位伟大的女性，真的是非常惭愧。清明的前一天晚上，我饱含着热泪看完了胡杰先生的《寻找林昭的灵魂》纪录片，6点30分左右，天刚亮，我就想，该是做点什么的时候了，林昭遇难40周年的清明，我一定要做第一个去祭奠她的人。在网上找到了林昭墓的位置图，6点50分，踏着清晨的轻风，我挤上了开往灵岩山的游4公交车。时间太早，花店还没有开门，想起纪录片中林昭的好友张玲女士曾经提到过林昭很喜欢喝酒，于是在金枫美地站中途下车，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已经开门的超市买了一瓶茅台镇的“小醉仙”白酒。…
● 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中国官方对于达赖喇嘛的立场昨天出现微妙变化，虽然官方持续抨击“达赖集团”，对于达赖个人似乎出现不同态度。 中国总理温家宝昨天表示希望达赖合作。在寮国访问的温家宝在回答记者时，呼吁达赖施加他的影响，停止当前西藏出现的暴力活动。 新华社昨天播发的署名文章仍然抨击“达赖集团”在幕后策划拉萨骚乱，但主要矛头却集中针对反对达赖和平主义，主张激进暴力的“西藏青年大会”（简称“藏青会”）。 中国广播网报道，温家宝表示西藏局势目前已基本上恢复正常，希望各国能客观和公正地看待这个事件。他也首度呼吁达赖协助停止西藏的骚乱。 温家宝说：“我想再重申我们的立场：我们同达赖对话的渠道始终是敞开的，只要达赖喇嘛放弃独立的主张，特别是施加他的影响停止当前的西藏出现的暴力活动，承认西藏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就可以继续和他恢复对话。” 虽然温家宝的谈话仍然没有否定达赖与拉萨骚乱有关，这却是中国领导人在骚乱后第一次表现出对达赖的正面态度。 新华社昨天发表署名文章《达赖集团是拉萨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策划和煽动者》。文章指出，鼓吹暴力的“藏青会”几乎主导了西藏流亡政府，似乎在暗示他们才是拉萨骚乱的主使者，为达赖在事件中切割政治责任的意味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