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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门制”的政改意蕴 胡舒立 《财经》杂志 /总第206期　 仅从“两会”前十七届二中全会公报观察，可知此项改革牵动面大，其核心价值当与公众期盼已久的民主政治建设相关联 　　北京的3月春意渐浓。继半年前的中共十七大之后，将于此间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连同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下称“两会”），再度令人翘首又充满悬念。新一届“两会”的人事悬念事前已多少有所释放，最终不会带来太多震动；更值得关注的是民间简称为“大部门制”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下称《方案》）亮相和评议——其内容，其实施，必将影响中国近中期的改革走向、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 　　《方案》及与其同时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目前还难窥其详。不过，仅从“两会”前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公报观察，可知此项改革牵动面大，其核心价值当与公众期盼已久的民主政治建设相关联。公报不仅重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目标，而且首次提出“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不仅承认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而且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仅将行政体制改革视为政治体制改革之内涵，而且强调了“重要性和紧迫性”。据此，我们有理由对行将启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有更高远的期待和更深刻的期求。 　　 部门利益…

浅谈宗教工作与反宗教渗透 宗教是一种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传统文化模式和具有观实渗透力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各种政治势力都可以借助宗教把自己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理念传播出去，在更大范围内发生影响。宗教渗透与宗教传播、宗教交流有着本质的区别。宗教传播是以宗教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手段，跨越特定的空间和时间界限争取信徒、扩大宗教影响的一系列宗教性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宗教主要是作为一种信仰资源而被宗教组织或传教者个人所使用的。宗教交流是以宗教自身作为媒介开展的一系列旨在促进交往双方的友谊、加深相互理解的宗教间双方面的文化友好性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宗教是一种良性的文化资源。宗教渗透是在宗教名义下进行的政治破坏的活动，其目的不在于争取更多的个体信仰者，而是消融异质社会的信仰基础，是针对异民族的社会整体进行的一种单方面的政治霸权行为，能够给目的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宗教渗透的主要特征是：政治恶意性、文化侵略性 “ 、活动国际性、手段多样性、细织秘密性、破坏严重性。其中最核心的特征是政治恶意性与文化侵略性。任何一种良性的宗教活动， 只要加入了恶意的政治目的和文化目的就可能演化成宗教渗透。 “ 从宗教信仰到政治行动只有一小步距离 ” 。…

盐光沙龙第九期：秩序、规则与自由——基督徒法律人看师生冲突事件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他使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人子啊，我照样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哪，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你自己脱离了罪。” 旧约以西结书 33 ： 1 － 9 什么是世界观与圣经的关系？基督徒对该问题的回答清晰明确：必须由圣经来塑造和检验我们的世界观。惟有圣经才能对我们的生活给予正当的引导。这意味着在世界观事务上，那些相信圣经是神话语的信徒与非信徒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鸿沟。它亦意味着基督徒必须不断反省其世界观信仰是否与圣经相符合，因为，如果在这一点上失败，就会使我们难以抵挡地陷入这样一个境地：我们的许多信仰，甚至是基本信仰，挪用自好几代以来就已经越来越世俗化的文化（观念）。…

李向平：大寨造大庙，信仰大转型 　　 虎头山上建起了普乐寺，这对于精心打造了半个世纪的大寨精神如何是好？ 媒体上的议论纷纷，引发了有关中国人精神信仰的一场不小的争论。究竟如何看待大寨精神？大寨人建造的大佛庙，它能给大寨和中国带来什么精神激励呢？ 当我带着这些问题，步入大寨村庄、脚登虎头山、参访普乐寺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世人议论纷纷、大寨人讳莫如深的佛教普乐寺，的确是以一个缩影的形式，揭示了一个经由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而层累积成的中国信仰难题。这使我深深感到，解读大寨人半个世纪以来的精神结构，无异于就是重新解读中国人的信仰变迁。 不能建庙的大寨精神 大寨人建造佛教寺庙，这还是大寨吗？还是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吗？ 媒体上面的各种议论和批评，几乎众口一词，出自于上述批评立场。曾经被视为是“一公二公” 的共产主义新农村，半个世纪之后，著名的虎头山上建起了一座佛教寺庙。奇哉怪也？…

李向平 中国当代民营企业家的信仰问题受到大众关注（资料图片） 在一般社会舆论看来，中国当代民营企业家对社会责任漠视的原因之一是信仰缺失。然而，进一步观察，我们会发现并不是他们没有信仰，而是他们的私密式信仰难以进入公共行动领域，建构一种信仰共同体，进而在一个职业共同体之中，发挥公共信仰的群体制约功能。 　　 老板们并不缺乏信仰 　　与中国老板普遍没有信仰的说法正好相反，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如今中国工商企业界的老板们，几乎都有自己的信仰。这些中国社会的强势群体——老板阶层，他们或者是信仰中国人普遍信仰的财神、风水、面相……，或者是信仰佛教道教，或选择了基督教。虽然他们的选择精神关怀方式和信仰路径有所差异，但他们在自己选择和委身的信仰之中，应当说已经为自己找到了“安身立命”的一席之地。但是，不同的信仰，就会产生不同的信仰实践方式；而不同的信仰实践方式，就有可能导致对社会责任的不同回应，也会导致极其不同的社会效应。 　　当代中国老板作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阶级阶层结构变迁中逐步发育起来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崛起和构成，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具有异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他们的成败得失，他们的信仰及其实践方式，对于中国人的经济生活、精神生活、信仰重建和社会重建等方面，无不具有重大影响。 　　依照中国人的信仰模式，往往有私人信仰与公共信仰的差别。信仰方式不同，信仰的实践方法和信仰的最后效果就会大相径庭。私人信仰，仅仅关注个人的功利得失，关注个人的心神是否安定，关注个人的财产能否得以安全，甚至是以一种非常隐秘的方法，求神保佑他们的各种钱财收入。公共信仰与此相反。它不仅仅关注个人的精神安定、价值皈依，同时还要以个人的信仰为基础，把个人的信仰与他人的信仰共享。 　　笔者曾经观察过若干家一度发展却最终倒闭的工商企业。他们的老板不是没有信仰，而只是私人的信仰。他们的信仰局限在个人的烧香拜佛、风水大师的秘密指点以及私人的精神安定层面；甚至不顾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规范，过于依赖“大师”的秘密指点，以八卦、风水、算命等方法来左右公司、企业的决策。这种私人信仰及其实践方式，当然不可能去建构一种以公司、企业为共同体的休戚与共的信仰模式。言其为信仰缺失而导致腐败堕落，其实也不为过，但企业管理层面的问题应当更重要。至于什么都信的老板，当然比什么都不信的老板要好一些。他们毕竟是心存敬畏，精神向往。但是，什么都信，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信仰。特别是那些私密式的信仰，实际上还是私人的东西，仅关乎私密的自己，难以进入公共行动领域，建构一种信仰共同体，进而在一个职业共同体之中，发挥公共信仰的群体制约功能。…

从体制到体制：改革三十年知识分子的转型史 屈指一算，改革如今已过三十年。在这样的时间点上，各种梳理与检讨改革三十年经验的讨论会与出版物已经为数不少，但是笔者所在意的问题却是，在这三十年的过程里的知识分子，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因为观察一个时代的特征，或许最为便捷的方式是观察知识阶层的状态，比如他们的心志状况、与社会、政治体制的结合方式以及提供的文化与知识内容等等。 总体而言，1978年以前，知识分子经过几次政治运动之后，基本上和体制融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当时的“知识分子”只是整个一元体制下的“知识工作者”，他们只负责对一套政治话语进行不断的论证、转述与传播。但是由于1978年所启动的改革进程与当时的政治需要，政府开始动用体制内“理论工作者”来炮制新的党内意识形态给予改革以正当性，如1978年5月10日所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由中央授意，由体制内的“理论知识分子”起草发表的，从此之后，改革开放的实用主义逻辑得以基本奠定。 改革的实用主义逻辑也诱发了体制内的许多知识精英开始对过去封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反思与矫正。1983年3月，由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上海宣传部部长王元化、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顾骧与《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联合起草的“周扬报告”，掀起了体制内的一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论争”。从论争的内容与参与人员来看，这开启了80年代以后体制内知识分子分化的序幕，一部分对改革怀有热情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与保守派从意识形态上开始分道扬镳。从具体形态上来说，一些体制内的政策研究单位，比如“经济体制改革所”、“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等等，成为体制内改革派知识分子的集中分布地。 在文化方面，1985年左右，开始在北京逐渐形成三大民间文化机构。分别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以及“中国文化书院” 编委会。这标志着知识分子逐渐开始利用当时体制内的空间，相对独立的选择知识、文化资源来进行传播，这些主事者基本上都是当时大学、研究所等文教部门的成员，这意味着，尽管大学、研究所等文化单位仍然属于体制内，但是由于改革的不断推进，这些体制内知识分子开始以体制身份从事体制外的文化生产与推广工作，或许可以将这些人称为“准体制外知识分子”。 除开与体制关系紧密的这些“知识分子”，民间“知识分子”的聚合其实也早已开始风起云涌。要了解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群体的发展史，或许要往前追溯到60年代末。当时由于知青下乡运动，许多城市里的初中生与高中生散落在内地各个角落，促使这些年轻人开始反思当时的政治与思想问题。他们开始私下传阅有关部门从 50年代开始翻译的一部分内部书籍，也就是著名的“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等外国著作。从思想群落史的角度来看，当时民间知识分子实际上在各地已经通过阅读内部书籍与组织讨论开始积聚民间知识分子的力量。 这些知识群落的主要成员后来通过返乡进城运动，大部分通过高考被吸纳入体制之内，但是他们的思考与行为方式，却保留了非常浓厚的体制外色彩，反抗任何体制化的文学与艺术生产的原则与模式。象1978年创办的《今天》诗刊的主要成员：北岛、芒克等人，还有1979年“星星画展”的一批画家，如马德升、王克平、曲磊磊等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今天仍然是体制外知识分子的主力，既没有被吸纳入90年代日趋专业化的学院体系之中，也与商业媒体的文化生产机制保持着一定距离。…

余杰：以祷告改变世界 —— 华盛顿 “ 总统早餐祷告会 ” 侧记 二零零八年二月六日、七日，我应邀出席美国 “…

大陆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名流 2008年01月29日 16:20 【 大 中 小 】 【…

非正式嵌入、蓄水式成长与村庄宗教传输镜像 　　 ——以皖南H县非正式宗教团体的生存状况为研究个案 　　摘 要：通过对皖南H县非正式宗教团体的分析研究，发现在非正式宗教团体嵌入村庄的过程中，缘于宗教传输载体，区域内生秩序以及宗教市场等因素的作用，加上缺乏必要的外在规制，出现了一种宗教三棱镜的现象。宗教伦理在经历了连续性的想象后变得支离破碎，每个传教者都根据自己所认可的伦理体系组织宗教团体，导致村庄中教派林立。各个宗教团体的成长路径类似于一个蓄水的过程，在宗教团体发展的初期，受组织能力的限制，均关注于组织内部事务。随着宗教团体的发展，各个宗教团体之间也逐渐呈现出差异，各团体因实力不同，组织目标也日趋异化，不同的团体为实践自己的组织目标而进入了新一轮的博弈，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宗教异化的现象。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框架下，村庄宗教治理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开辟路径：第一，明确界定乡村传教资格。第二，通过大众媒介传输科学文化知识和宗教知识。第三，加强宗教事务管理机构的正确引导和有效介入。 　　关键词：非正式嵌入；蓄水式成长；宗教传输镜像；新农村文化建设。 　　 一、思路与进路 　　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依照苏联模式通过公共政策部分地解决了现代化所必需的正式组织要求，但不少政策却是限制真正利益团体与其他非正式团体的成长和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少非正式组织都被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