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与宗教信仰 每年的12月10日，即诺贝尔逝世纪念日，诺贝尔奖评委会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和挪威首都奥斯陆，分别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从1901年到1996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除外），共评出诺贝尔奖各项得主639人。 在639名得主中，不信仰宗教或者宗教信仰淡漠者共21人。他们主要来自前苏联和前东欧国家。而信仰各种宗教的有618人。其中，信仰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的596人，信仰犹太教的8人，信仰佛教的8人，信仰伊斯兰教的4人，信仰印度教的2人。在81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宗教身份就更为突出。如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美国黑人领袖马丁 #8226;路德 #8226;金牧师，印度德兰撒修女，法国神父学家艾伯特 #8226;施维泽，瑞典神学家内森等。一些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国家元首，如美国的基辛格（犹太教），南非的曼德拉（基督新教），以色列的拉宾（犹太教），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伊斯兰教），波兰的瓦文萨（天主教）等都有宗教信仰。（引用者附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韩国总统金大中，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95年来选出的639名诺贝尔奖得主，分别来自世界上12个国家和地区的32所大学。其中美国13所，德国、法国各4所，英国3所。这些大学大多有宗教背景或者就是教会办的大学，如剑桥大学，就是基督新教中的圣公堂。 摘自《中国宗教》（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主办）2003第2期，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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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传播不同境遇的原因与启示 裔昭印 石建国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2期，9000字 韩国是具有较多基督教徒的亚洲国家。据统计，近代韩国基督教徒占韩国人口总数的6％，约每14人中就有1名基督教徒。而在中国，大约每600人中才有1名基督教徒。作为异质文化的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要早于韩国，那么为什么基督教的传播在韩国获得了较大成功，而在中国却遇到了较大的挫折？ 民族危机的加深 虽然中韩两国在近代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但两国人民反对的目标却有所不同。信奉基督教的英法等西方列强是中华民族灾难的“肇事者”，直接促使中国陷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因而成为中华民族主要的敌对目标，而当时韩民族的主要敌人却是非基督教的东方国家日本。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通过强加给中国人的不平等条约，取得了自主传教权，这为基督教的传道业蒙上了殖民主义的政治色彩。受到英，法等国掠夺压迫之苦的中国人民也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侵略者信奉的宗教，反对教会的斗争风起云涌。1860年至1899年间，中国各地人民与基督教会发生了数以千计的冲突，有240多次公开袭击传教士的事件，具有重大影响的教案达30多起。此后，西方在华“基督教运动的副产品”——教会学校也遭到了抵制。由于“教会学校作为西方教会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攫取中国文化‘解释权’的机构化体现，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耻辱”，因此，1924-1927年中国出现了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规模宏大的反教会学校宗教教育的“非基督教运动”。由此可见，以不平等条约为后盾的西方传教士试图使中国基督教化，其目标与中国人民的诉求是不一致的，自然很难使中国民众认同其文化。对此，秦家懿和孔汉思就认为：基督教所犯的最大错误是19世纪以来传教士倚仗西方列强的炮舰外交的保护，试图打开中国传教的大门。这种政治上的妥协使得传教士蒙上“机会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的污名。上述事实也说明，在反抗和谋求摆脱西方控制与压迫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是把反基督教与反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与强权政治相结合的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遇到强烈抵制，后来遭到巨大失败就有某种必然性。 与此相反，在民族危机压力下寻求精神安慰和解脱的韩国人却把基督教的信仰当作精神寄托和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唐 妮： 美国宗教与政治的简明读本——《被上帝所分裂：美国的宗教政治问题及对策》 “议会不得立法建立宗教，不得立法禁止宗教活动自由。”还有什么比第一修正案更清楚的呢？从不久前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来看，似乎多得是。在得克萨斯州议会大厦内的石碑上刻《十诫》没有问题，而在肯塔基州法院墙上刻《十诫》就违反了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这种看似武断的判决正是美国被扭曲的政教分离典型。 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借用诺亚·冯德曼新书的题目——“被上帝所分裂的”国家。美国并非被分成信教者和不信教者，而是被分成就宗教在政治领域的角色而意见相左的两派：一派是“法治世俗论者”，他们希望法律确认政府的世俗性；一派是“价值福音论者”，坚持宗教与政治生活相关。 两方面的狂热分子都宣称历史是站在自己这方面的，而冯德曼先生这本书非常可贵地提供了一个更为公正的历史。他对两方面都适时地进行了抨击，而有趣的是，最糟糕的篡改者常常是那些世俗主义者。 以第一修正案为例，起草者的根本目的远非像许多自由主义者宣称的那样：让上帝不插手政治；而是让政治不干预宗教（并且保护良知的自由）。1789年，乔治·华盛顿第一次宣布感恩节为国家节日。9年后，他的继任者约翰·亚当斯号召设立禁食祈祷日。 美国政治中的第一个世俗主义信号出现在19世纪晚期，很大程度上由于宗派主义的反天主教运动。没人反对公立学校教《圣经》，只要是新教版的就行——实际上要是真有学校不教的话政客们才会被吓坏。当爱尔兰移民想要用他们的天主教版《圣经》的时候，共和党人颁布了一系列狡诈的规定，禁止将公款用于教授天主教的无稽之谈。 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看起来很满意将宗教信仰融入政治生活。“我们是有信仰的人，我们的机构以上帝之存在为前提。”1952年，美国最高法院如是说。很多时候，在校学生是从祈祷开始一天生活的，大家都说“圣诞快乐”。十年之后，这样的祈祷被认为是违宪的。…
西方国家基督教的社会作用和启示 刘强 中国的邪教现象在近几年成为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继前些年的一些重大恶性事件 之后最近又发生了类似于邪教组织干扰卫星电视信号等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 中国政府为了打击邪教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然而到目前为止种种迹象显示邪教在中 国依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和存在。 目前这种不连贯的宣传打击措施也难以避免在一段时 间之后某些地区出现死灰复燃的现象。…
第三章 路德的“职业”概念 ——————————————————————————–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时间：2007-2-5 阅读：16次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 在德语的Beruf（职业、天职）一词中，以及或许更明确地在英语的calling（职业、神召）一词中，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这一点不会被人误解，越是在具体情况下强调这个词，这一概念就越明确。而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个词在文明语言中的历史，那就会发现，无论是在以信仰天主教为主的诸民族的语言中，还是在古代民族的语言中，都没有任何表示与我们所知的“职业”（就其是一种终生的任务，一种确定的工作领域这种意义而言）相似的概念的词，而在所有信奉新教的主要民族中，这个词却一直沿用至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它并非源于有关语言的伦理特点，例如，这个词并不是什么德意志精神的产物，相反，它现在的意思来自《圣经》的译文，它体现的不是《圣经》原文，而是译者自己的精神。在路德翻译的《圣经》里，这个词的近代含义最先出现在Ｊ·西拉著《智慧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和二十一节）。此后，在所有新教民族的日常语言中，这个词都迅速地带上了它目前所具有的含义，而在此之前，在世俗作品、甚至宗教著作中，连这一含义的暗示都不曾有过，就我所知，这一含义仅在德国的一位神秘主义者的著述中出现过，而他对路德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 同这个词的含义一样，这种观念也是新的，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这可能是一般的常识。职业概念中包含了对人们日常活动的肯定评价，这种肯定评价的某些暗示早在中世纪、甚至在古希腊晚期就已存在，这的确也是真实的。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但是，至少有一点无疑是新的：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思想。这样，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杜平:中国宗教复兴是好事还是坏事？ 北京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日前发表上海华东师大两位教授所作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目前的信教人口大约为3亿，不仅是官方所估人数的三倍，而且信教人口正日益年轻化，大部分人都在40岁以下。 与此同时，本报北京通讯员于泽远前天引述官方《瞭望》周刊的报道说，在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农村地区，信教人口近年来迅速增加，并且出现了“村村有寺庙”的现象。当地政府官员对此感到极度不安，认为宗教势力正在与中共争夺民心，企图“把马克思主义抛到背后去”，因而变成破坏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 以敬畏之心慎重以待 华东师大两位教授的调查属于普查性质，除了上述具体的数据之外，其他相关问题没有涉及，或者没有公布调查结果。其中，有两个问题最为关键：一是信教人口为什么会急剧增加；二是信徒们对社会现状的感受和态度究竟如何。中共执政50多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庞大、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的信教人口。要作出正确的判断，制定正确的政策，就必须全面认识这个崭新的课题。 宗教的复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从未真正地公开讨论过，所以没有任何定论。人们一般认为，宗教信仰之所以复兴，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念已经崩溃，中国固有的传统道德观也被摧残，结果整个社会出现了信仰危机或者价值观真空。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合理的解释。但笔者同时认为，宗教的复兴是中国社会自由度日益扩大的必然结果，更是社会创伤自我疗治和愈合的重要机能。但无论怎么看，无论是好是坏，现在再也不能视而不见。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由于信教人口不是特别多，社会状况也没有这么复杂，所以管理者能够回避则回避，不急于正视，不急于寻找对应之策。 但现在的形势已经大变。中共党员人数现在是7000多万，而信教人口多达3亿，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并且还在增加之中。把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目的绝不是暗示两者是对立的，而是要强调宗教问题已经涉及到极其庞大的人群，已经到了必须正视的时候。…
中世纪阿奎那的神学宪政思想 如果意志要想具有法的权能，它就必须在理性发号施令时受理性的节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理解君主的意志具有法的力量这句话的真实意蕴。在其他意义上，君主的意志成为一种祸害而不是法。 ——托马斯 #8226;阿奎那 托马斯 #8226;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或1227—1274年）西欧中世纪最权威的神学主义思想家。阿奎那出身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城附近的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1224年，阿氏成为多米尼克修道会的修道士；1248—1252年，他在科伦的多米尼克研究院师从受到西欧盛行之亚里士多德新思潮影响的大阿尔贝特（Albertus Magnus），并相应地受到老师之深刻熏陶。此后，阿奎那主要以基督教神学思想家的身份一生活跃于学术界和宗教界，力图为基督教国的正当性统治供给新时代必需的宏大理论资源。1879年教皇列奥十三世发布教谕规定阿奎那的学说为罗马教会的官方哲学。阿氏的宪政思想主要体现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诠释》、《论君主政治》、《神学大全》等著述中。…
王怡：有两种启蒙和复兴摆在眼前——对“呼唤文艺复兴”的回应 人性的张扬一直被意识形态化 刘军宁先生在学术上是我的启蒙者和恩师。但这场“中国需要文艺复兴吗”的讨论中，我站在比秋风更保守的一侧。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好像逐渐形成了时代的粗浅共识。但具体的分歧却一直难以得到深入讨论。十年前刘先生写作《保守主义》，知识界议论纷纷，好像他错把杭州当汴州了。现在文化保守主义的大潮，又像滔滔江水一样。朱学勤先生很早之前区别了英国与法国两种革命，但自由、民主、启蒙，契约这些观念，在英美和欧陆的不同走向之间，也一直难以得到更深入的、立场坚定的区别。 刘先生说，“天地之间、个体为尊”。后半句在政治学和宪政转型的范围是成立的，也就是说在一切世俗的共同体中，在一切涉及强制性权力的场合，个体都必须是对权力的一种限制。呼唤“个体为尊”，就是呼唤一种守望个人权利的、强权最小化的人类共同体生活。但制度文明的转变如此艰难，因此文化（文艺），就成了人捍卫和张扬个体尊严的主要方式。所以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个人价值在中国的被发现，也是先从审美开始的，这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也很相似。于是文艺中的人性张扬，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意识形态化了。政治上的“个体为尊”越困难，审美上的“个体为尊”就越泛滥，也越意识形态化，甚至走向撒娇化。就像奥威尔在《1984》中说，“每一次做爱，都是对专制的一次反抗”。这时，文艺的复兴就被过度的神圣化了，审美的价值变成了一种宗教信仰的替代品。所以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会提出“以美学代替宗教”。崔卫平也举布罗茨基的例子，标榜这种看法。越是缺乏信仰的地方，审美的价值就越被“非道德化”，然后就被伪宗教化。最后人们不得不把他们的精神世界交给那些诗人和画家们，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却傲慢的宣称，“艺术就是我的信仰”。于是我们对人性的考量，变得既热情又单一。道德的价值不断被藐视，甚至被怨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图景被抛弃。为了反抗专制，人类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文艺复兴时代之后几百年来，我们好像一直在启蒙，其实也一直走入更深的蒙昧。当马丁 #8226;路德 #8226;金说，“我有一个梦想”，那个梦想不只是政治性的，也不是审美性的，更是宗教性的。今天，中国走到这样一个关头，当知识分子们呼唤“天地之间、个体为尊”式的文艺复兴，看起来是青春少年的热情，其实仍然是一份降书。克尔凯郭尔说人生有三种境界，“审美境界、道德境界和宗教境界”。但这一呼唤却公开的宣称，个体之上没有人类，文化之上没有信仰。 不错，原子式的个体本位，的确最大化的消磨了国家的偶像崇拜，但它也同时消磨了历史的意义。历史没有意义，道德也就没有意义。荒谬的是在一个相对主义的世界，人却要把自己绝对起来。个体的绝对化，意味着无善无恶、“天地不仁”。这就是各种权威主义之所以对自由主义不满的原因。尽管在世俗的层面，个人与国家如此针锋相对，此消彼长。你可以在国家面前坚持“个体为尊”，但当你把国家换成“天地之间”时，你会发现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其实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一个人可以在万物中建立他自身的绝对性，一个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建立它的绝对性呢？自由主义政治学之所以宣称个体必须是一个起点，因为它同时谦卑的宣称，终点必须不归政治管。但当“个体”的价值超越政治范畴，被拔高为道德的、文化的和灵魂世界的一个起点时。我们终究要回到高更的问题：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面对人类的制度困境，如果审美中的人性张扬成为唯一的超越之路。如果一个民族经过这么多的灾难和辗转，最后的梦想也不过如此。那么庄子的话听起来就是真正的讽刺，“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新教改革与信仰复兴…
大国崛起的物质主义陷阱 秋风 人人都在谈论，中国即将作为一个大国崛起。这些话语中的大国之“大”，基本上指物质性力量的强大。有些人士、尤其是国外人士肯定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国，其依据正是中国人口庞大，GDP规模庞大，经济高速增长，军事实力强大。国内人士普遍不承认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大国，但始终把成为大国作为一个奋斗目标，为达此目的而开列出的对策无非继续快速发展经济，提高GDP规模及人均GDP水平，发展科技，增强综合国力。 《大国崛起》电视片肯定了民主、法治、市场的作用，但在其叙事逻辑中，这些制度之所以是必要的，不是因为这些制度本身是值得追求的，而是因为，这些制度可以保证那些物质性力量的快速增长。同样是这样的逻辑，让中国很多人对印度模式大不以为然，某些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民主、法治如果不能让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就没有用处，假如妨碍了经济快速增长，那就不如不要。 可以说，物质主义国家哲学在许多人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据此而采取的战略与政策选择完全有可能让中国成为一个国强民也富的国家，但现代大国兴衰起落的悲喜剧表明，如此成为大国的结局，却也很可能让人沮丧。 物质主义的国家哲学 《大国崛起》所罗列的近代大国，大多数都曾经信奉过当代中国人所信奉的物质主义哲学。这种物质主义乃是一种伦理态度及国家哲学，它与培根之后的近代唯物论、笛卡尔开启的近代唯理主义有密切关系。从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纳的西方主流哲学传统相信，人天生是社会性动物，城邦、国家是自然形成的，对于人实现其最高目的——善或者趋向上帝——是必要的。这一最高目的同样约束着城邦或国家。因而，城邦或者国家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伦理性存在，统治的正当性在于其能增进“公共善”，向人们供应正义。正义是国家的根本特征，圣奥古斯丁曾说：没有对正义的追求，国家就跟盗匪团伙没有区别。所以，中世纪的普遍信念是，国王在上帝与法律之下，暴力本身不足以让一个人成为统治者，他必须服从上帝与法律，才享有统治权。这一点，其实也正是周的“礼治”背后的政治哲学：天子与诸侯的统治权来自于礼，而非力。 近代哲学则颠覆了这套宪政主义的国家哲学。人的本质就是自利的欲望，国家只是人为了让自己享有安全、保障生命与财产而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工具，与伦理目的无关。国家的正当性不再来自上帝或法律，而是当权者所掌握的物质性力量：法律之所以有效，仅仅因为法律具有强制力，国民之所以顺服，仅仅因为他们恐惧惩罚。也因此，为遏制众人的欲望及对抗其他国家，国家力量必须足够强大。为此，博丹、霍布斯构造出了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主权”。 因此，乍一看也许有点奇怪：近代哲学无不奢谈自由，但最终大多以权力迷信告终，不论是一人独裁的权力，还是某个集团的权力，或抽象的人民的权力，而“权力”一词在古典与中世纪哲学中根本不占重要地位。“权力崇拜”构成了近代国家的精神症状之一。近代国家的精神症状之二是对财富的迷恋：国家把金钱、制造业等视为国家的根本力量所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催生了历史上第一套经济学体系：重商主义，它倡导通过制造垄断、设立专利权、限制进出口、限制本国货币外流等方式，为国家积累财富。此后大多数经济学都继承了这种精神气质。…
『关天茶舍』 文革、新教与平民意识 作者：化雨先生 提交日期：2006-12-14 10:06:00 ??如果说圣女贞德的出现是民众因素以一种积极、主动的方式进入、干预国家事务，是民主主义的萌芽；那么法国的宗教战争中出现的加尔文新教凸现了平等意识。 平等是人类的追求，是社会走向文明的体现，它证明了”天赋人权”，也是社会的自然属性的表达。不平等是物质匮乏时代的特征，但是对于不平等现实的认同，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观：其一，表面上看是对现状的判断，实质上则支持和扩大这种不平等，表现了掠夺者的心态；其二，承认不平等的存在，同时为克服不平等现象而努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平等意识始终是不绝如缕的追求，例如二千多年孔子说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季氏第十六》)在这里孔子明确地指出物质匮乏并不是造成不平等的决定性原因，决定性的原因是一些人的掠夺者的行为。在孔子看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八佾第三》)，这就是正人君子审富贵而安贫贱的道德观。 对于前一种掠夺者的心态，孔子问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他怒斥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君子：既然行事卑劣，何以强词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