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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published by “Yadon”

一篇令中国人震惊的美式评论(转载)

一篇令中国人震惊的美式评论 (转载) 泡尘沫客 发表于 2007-6-21 20:11:37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并且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中国大陆普遍的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在他们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技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 Ly…

侯军:读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

侯军:读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 《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⑴ 的写作缘起,是集中反驳学者顾彬在文章《上帝病——人病:论中国和西方的不完美性问题》提出的观点:与西方的现代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及社会运动乃基督教救世思想的世俗化形式几近相侔,现代中国革命思想也受到西方基督教世俗化思想及社会运动影响;其中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范例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见本书P2-P5) 顾彬提出这一观点对刘小枫无疑有很大刺激。作为当代中国汉语知识界基督(宗教)话语的代表性人物,刘小枫对共产主义思想及社会运动一向保持严厉批判态度,他或许能够勉强承认,西方的现代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及社会运动与基督教世俗化之间具有极内在的关联;⑵ 但是他绝不能容忍顾彬把基督教与现代中国革命相联系——“‘新中国’的精神想像为什么不可能出于周公,而非要是基督?难道只有基督才讲‘新天新地’?”(本书P8)(事实上,儒家的“新”是返古而开“新”,是“旧”瓶盛“新”酒,与基督教的用“新”皮袋装“新”酒在时间方向上产生的思想影响确实有微妙不同)在反驳中,他有意无意间流露出一种企图,企图把二者之间的哪怕一点点藕断丝连都摘得一干二净。 另方面,刘小枫亦反感中国儒家/儒教传统与文化民族主义一起对个体权利的道义性剥夺。在刘小枫看来,中国儒家/儒教传统与文化民族主义两者本就具有某种通约性,(本书P57、P58)然后再进一步,论证儒教传统、文化民族主义和现代中国革命的“亲和性”——如此一来,儒教传统、文化民族主义和现代中国革命就成了互相亲和、沆瀣一气的“三位一体”,施以系统批判,正是一箭三雕。 在《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这本小册子里,正埋头中国经学研究的刘小枫小试牛刀,以现象学为考法,依据历史文本,追究历史中的精神现象,并对其中的思想质料做文化理论分析——引经典,密针线,集中力量,瞄准目标,开掘出一条儒家革命精神的源流,力图一举驳倒顾彬的“谬论”。 遗憾的是,一向崇尚个体言说、崇尚个人信仰表白的刘小枫,在面对所谓“儒教革命精神源流”与现代中国革命之关系这么一个需要相对客观且公允、审慎研究的综合性命题,在结合宗教学、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考据学等多种研究方法时,仍然未能避免、反倒过分陷入了他一贯的个体信仰表白的独断语式甚至独断态度里。记得韦伯在他那篇著名的《以学术为业》的演讲里曾严正宣称——“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⑶ 而从一开始,刘小枫就混淆了事实性描述与价值表白之间的界限,他的考证与推论的有效性随之大打折扣。…

【美国大选观察】赫卡比:依靠宗教的力量

【美国大选观察】赫卡比:依靠宗教的力量 《财经》特派记者 陈竹《财经》网络版 共和党候选人赫卡比在爱荷华州初战告捷,与爱荷华州强大的福音派基督徒基础密切相关    【《财经》网专稿/特派记者 陈竹 发自美国爱荷华】 美国中部时间1月3日,阿肯色州州长麦克…

卓新平:基督教哲学与西方宗教精神

卓新平:基督教哲学与西方宗教精神      作者: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       基督教哲学与西方宗教精神有着内在的、结构性关联,与西方思想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结合和共构。就其体系和传承来看,基督教哲学是“西方”的,是一门“西学”。接续了西方的希腊精神、希伯莱精神以及古罗马精神,并受到西方宗教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两大传统的影响。基督宗教作为一种“普世宗教”可以超越东西方之限,问题在于这种“宗教”、“神学”和“哲学”如果在中国之构建,那它究竟是一种“移植”还是一种全新的“重建”?前者是一种宣教,后者不过是重新起步。究竟会是哪一种可能,未来依旧是一种疑问。   …

基督教与政治之间

基督教与政治之间 早见端倪的英、俄两霸格局 启蒙主义毫无疑问标志着欧洲步入现代文明的里程碑。当前普遍实施的三权分立,广为国际社会接受的人权、自由、民主思想,早在十七、十八世纪便已系统提出。然而就实践方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堪称达到了既维护自由经济,又兼顾社会正义的高度。 于此之前,国际社会长期为霸权横行、抢掠资源、殖民扩张、种族灭绝所笼罩,丝毫反映不了启蒙时代思想家所展现的理性主义精神。尤其到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俄二强主导大局的迹象已见端倪。此际,只消在世界地图上,从中国长江至希腊拉起一条横线,便展现出北上的英国与南下的俄罗斯这两大政治板块互相冲撞的势态。至于其它国家,绝大多数或为了巩固传统利益,或为摆脱逆境而寻求突破,其中,纳粹德国即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 德国,整军精武的典范 德国建立民族国家的时机,固然落后于其邻国,但文化领域却并非处于边缘地带。以人文科学为例,德国的文史哲于十八世纪便可与英、法相比拟。甚至作为长期受基督教世界欺压的犹太人,也随着德国政治世俗化的进展,在各个社会领域逐步解放。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面对着西方资本与苏联共产主义的双重压力。为了把社会各对立阶级拧成一个战斗团体,一方面把司法、行政、立法结为一体,对人民加强思想控制,一方面自诩为 “ 贯彻上帝的意旨 ”…

二、西方宗教精神的基本构成

二、西方宗教精神的基本构成          一般而论,基督教哲学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二:一是基督宗教的经典《圣经》,二乃古希腊哲学思想的遗产。而西方宗教精神则由古希腊精神、古希伯来精神和古罗马精神这三者汇聚而成。由此可见,基督教哲学的思想精神与西方宗教精神有着密切的关联,二者实际上乃是一种共构、叠合、传承、宏扬之关系。当然,这种关联不仅仅是基于史实之发掘,而乃有形而上之意义。其脉络神髓之交融互渗乃在于一种精神体悟,恰如中国思想大家汤用彤先生所言:“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而见道深泓。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得者其糟粕而已。”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