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published by “Yadon”

我们的民族心理与恐怖主义有多远 　　　　　 　　　　　　　　　　　 马庆云/文 　 有许多学者在自己耗费一生的研究后最终得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团结奋进自强不息的民族，这种在洪水猛兽等恶劣自然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民族，有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生存耐性，所以他们的骨子里有一种坚韧挺拔，这是任何外在力量所无法磨灭的。 　 学者的研究是鼓舞我们中华民族士气的，也同时顺应了许多人的胃口，仿佛所有对民族的赞美都是真正使这个民族民主富强起来的力量，而一丁点对自己民族的“微词”就是对自己所在种群的大不敬，是要拍板砖，上断头台，立即枪决的。这种民族文化，使我们很难在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上有所突破。一些有志之士往往感慨自身改革维新的阻碍之大，反对力量之狂猛，往往对一些“世道之事”惋惜扼腕。我们的民族，缺少接受批评的勇气。 　…

吸取义和团运动的教训——中国教会要承担起文化使命 深圳 / 赵清泉 2007年 12月 19日 由温哥华基督徒短宣中心和信友堂合办的《信仰与文化讲座》第四场于本月7日举行，洪予健牧师主讲《火与血的试炼—义和团的教训何在》，为大家娓娓道来义和团事件的肇因、真相、结果，由此反省中国文化中应当去除的因素，并呼吁当代中国教会承担起文化使命，澄清历史，使福音真正传播出去。 义和团运动的背景…

政改指向权力过分集中 权力三分乃制度要求 2007 年 12 月 21 日 08:36…

（联合早报网讯）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月底举行第一次集体学习，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以罕见地口吻，警告大陆各地出现「管治危机」。这是中共十七大结束後，胡锦涛首次向新一代的领导集体扔出震撼弹，暗示中央政令走不出中南海的窘境。 　　据香港《亚洲周刊》最新一期报导，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成还不到两个月，胡锦涛已在不同场合，向地方诸侯提出「管治危机」的警告，他要求官员要有「危机意识」，必须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主线」。 　　中央政令 走不出中南海 　　胡锦涛的喊话并非无的放矢。最近，辽宁省爆发「蚁力神」非法集资，数十万民众血本无归，导致东北最大规模的群众抗议事件；陕西「华南虎照片真伪」一波三折，政府威信扫地；山西、山东和贵州等地矿难接二连，当地束手无策；各地物价普遍上涨，民众大表不满；中央三令五申严管土地转让，但各地官商勾结不断，大批土地仍遭不当开发；各地受压民众到北京上访（请愿）络绎不绝。 　　凡此种种，都显示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共的执政能力面临严重挑战。报导称，目前的情境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政令不通，对地方失控，或曰地方诸侯该管的不管，该惩办的不办，不做事的依旧毫无作为，执政能力岌岌可危。 　　报导引用一项统计显示，近十年，大陆发生「群体性」事件迅速攀升，一九九三年全国共发生八千九百零九件，二○○三年增至六万件，二年後扩增为八万七千件，其中农民维权行动高居首位占三五％、工人维权占三○％、市民维权达一五．五％、社会纠纷为一○％，社会骚乱和有组织犯罪各占五％。 　　地方失控 群体事件窜升…

杨光：公民训政的一种图景 本世纪以来，公民维权事件层出不穷。这说明，在中国普遍存在着以下两种现象：其一，数量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的侵权事件已经超出了权益受害者们的忍耐极限；其二，有越来越多的权益受害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以相同或极其相似的方式 ── 即公民维权的方式 ── 进行抗争。而更重要的是，这也证明了现行政体的脆弱和局部失败。请容许我将一个史上最强悍的 “ 专政 ”…

由於第二次婚姻，我得以结识许多毕业於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北大人。如今他们都在七十开外，不少人已为黄泉客，其中包括我的丈夫马克郁。人走了，人情在，我与他的同学始终保持联系。 有人说：1949年后的北大中文系最有出息的一拨，是（一九）五五届的学生。我的先生恰恰就毕业於1955年。他们这一班分别来自北大、清华和燕京。1949年后，大陆政权为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从育下手的第一招就是所谓的院系调整。於是，他们一齐来到了北大。 在这个班，我的先生算得上最没出息。没出息到把自己的生活彻底变成一个玩儿。玩法也别致：能把《离骚》从第一句背到最末一句。能唱京戏，既演金玉奴，又扮赵高。婚后，我俩去逛河北承德。到了外八庙，我第一次听说「密宗」，啥也不懂，就一个劲儿追问讲解员。他朝我使个眼色，意思是叫我「闭嘴」。回到「避暑山庄」的招待所，他沏上一杯花茶，就开讲了。他讲解的「密宗」，听得我一愣一愣的。他的没出息，还表现在不能「与时俱进」的行为态度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市场经济如狂潮一般吞没了整个社会，到处流传「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的民谚。北大校方也积极投入了商海，把学校漂亮的围墙拆了开店铺。我的先生得知后，气得呼哧呼哧的，在电话对同学说：「聘请侯宝林为客座教授、推倒南墙开商铺酒楼，是咱北大两大耻辱。」为了解气，他写了好几首打油诗。 我的先生就是这样的没出息，可见那有出息的，是何等样人。程毅中，傅璇琮，白化文，李思敬，金开诚，刘世德，沈仁康，沈玉成等，都是他的同学。职称、职务均堪称一流──学者，教授，作家，中华书局总编，商务印书馆总编，某民主党派中央副主席，可说是个个身手不凡。成材是要有条件的。他们的先天条件来自1949年前。这些人家境富裕，出身良好，自幼接受较为全面的传统教育，像大学长程毅中先生四岁蒙，《四部丛刊》是一部一部读完了的。他与我先生同宿一室。程毅中为四人宿舍写了副楹联。上联是「四号须眉属我老」，下联是「五陵秋马看谁肥」。没贴几天就受到批评，楹联取了下来，我先生忿忿地说：「脆改成『学习政治，政治学习』吧！」为甚麽最没出息的学生，能把《离骚》倒背如流，把个「密宗」说得津津有味呢？这就是名师的厉害了。系统地接受名师培养和指点，是他们成材的后天条件。讲楚辞的是游国恩先生，讲语言学的是罗常培先生，开中国文学史课的是浦江清先生。现在北大文科学生是百分百地知道比尔·盖茨；肯定百分之九十九地不知道浦先生。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园的「双清」，却是无人不知的有名教授。一「清」是朱自清，另一「清」便是浦江清。浦江清毕业后就被吴宓推荐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做陈寅恪的助手。工作期间的他，居然自学了梵文、天文学，不可思议吧！开中国语文概论的是魏建功先生。担任五五届学生的助手，则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周祖谟、吴小如。因为老师讲课的正题，讲义上都写得清清楚楚。於是，课堂上的「神聊」与「胡侃」，便成为学生听课的主要内容。老师的许多真知灼见，是从「聊」与「侃」中倾泻出来的。北大提倡的独立性和独创性，在教授们身上有鲜明又独特的表现。1950年夏季，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当时一篇最红的文章，叫《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本最红的书，叫《三千里江山》。它们被官方定为范文，列入中学语文课本。清晨，我在家捧课本，大声背诵这些红色名篇。父亲听了，皱眉头说：「不背《古文观止》，背这些东西！」在北大中文系课堂，吴组缃教授对学生们说：「这些作品的『好』，是好在于政治，而非文学。」 老师有个性，学生也有特点，师生关系亦非同寻常。浦江清先生身体不好，早上起不来。学校把他的课特意安排在上午的后两节，即使这样，浦先生也起不来。到了钟点儿，见老师没来，就由两位同学到燕东园浦宅，伺候老师穿衣戴帽，再用一辆女自行车前推后拥，把老师载到课堂。浦江清会昆曲，讲到元明戏曲一段，则喜吟唱。他授课认真，迟到的时间是一定要补上的。於是，到了下课的时候，他还在那「咿呀咿呀」的，没完没了。学生们早就惦记去大食堂，早去吃肉，晚去喝汤。谁个不急？怎地不慌？当时的课代表白化文，便诌出一诗打油：「教室楼前日影西，霖雨一曲尚低迷；唱到明皇声咽处，回肠荡气腹中啼。」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也极其丰富。我的先生与周绍昌同系不同级，因为都来自天津，都爱唱京戏，后来又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便凑到了一块儿，保持了一生的友谊。这一届学生是1949年后入学的，由於他们接受太多的传统，由於他们出身大多非工非农亦非军（指解放军），由於他们崇尚学术而鄙视政治，由於他们不是中共一手培养长大的，有了这麽几个「由於」，这些学生在红色政权及其政工干部的眼里，基本上都不属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就更不受「待见」了。这一点，充分表现在毕业分配工作和继之而来的反右运动。比如成绩极其优异的程毅中，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西安石油学校当一名语文教师。1956年北大招收研究生，他想考浦江清先生的研究生，托人去问。浦江清知道后，向系里说：「程毅中不用考了，从西安回来就是了。」但「教授说了算」的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没两年，教授的话不管用了，管用的是党政干部和既是教授也是党政干部的人。到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北大中文系划右派的师生比历史系的要多许多，为甚麽？因为历史系的翦伯赞和中文系的杨晦同为中共党员，同为系主任，但在划右问题的态度与掌握上，却十分不同。三十多年后，杨晦先生去世，在校方准备追悼会之际，在中文系学友当中竟传递一张条子，上写：「谁也不准去。」何以如此绝情寡义於老师？因为当年的老师曾寡义绝情於学生。真可谓一报还一报。五十年来政治形势的变幻无常与激烈残酷，使学生们也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差异甚至是非常突出的。有人成为左派，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做到了某民主党派的中央副主席。1989年夏季，他居然拥护戒严部队。我的先生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他的表态拥护戒严的文章，气得在家中破口大骂，并告诉我当年其人在北大作学生时就属於「狗党」。他们中的绝大部份人是中性的，其特徵是不党不派，只想做一生的学问，做一世的本分人。不赶时髦，文化上的时髦不赶，政治上的时髦就更不屑了。他们也追怀昔日时光，但不像我去写甚麽惹祸的《往事》，遭禁的《伶人》。他们顶多写两句诗，诗句褪尽火气，咏叹古今相通的人之常情。即使茗边小聚，说的也都是学问。他们真的对现实没有一点看法吗？功底扎实、治学严谨的他们，回想起大半辈子充满失落和挫折的经历，内心无不充塞难以言说的慨叹与伤感。同一个人生，可以有多少种过法，可谁也没有想到人生过成这个样子：小心翼翼，碌碌无为，还有畏缩恐惧。早知如此，自己干嘛考北大、读清华、上燕大呢？这毕竟不是「不给饭，咱吃稀饭」的事，它是直指生命的意义。 1957年就读於北大的年轻学生中有不少是右派，结局是被开除，被下放，被押送去劳教、劳改。有名的像谭天荣，无名的像周绍昌。一个人的好时光，就那麽几年。可像周绍昌这样──刚毕业或还没来及毕业的，劳动改造长达二十馀载的大学生，并不在少数。1979年，右派问题虽然获得「改正」，可事业、健康、爱情、家庭都空空如也。熬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社会终於有了学术空间，这些被名师栽培调出来的「50后」，在五十来岁的年纪，才浮出了水面。可没干几年，管你成就有多大，都被一刀切下，打发回家，去过「退士（即退休之士）」生活。难怪程毅中曾对我的先生叹道：「读一辈子书，真正从事专业只有几年，有的同学一辈子都没派上用场。我们是被抛弃的一代。」尽管谨慎、内敛的程先生，没点明是谁抛弃了他们。 从痛苦与惨烈中一旦清醒过来，袭上心头的是受骗的感觉。接着，就会不停地问自己：这不是「新」社会吗？「新」社会的人生之路，为甚麽这样难走？我们不是被「解放」了吗？「解放」后的日子，为甚麽这样难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先后搞了四部：1954年一部，1975年一部，1978年一部，1982年一部，一部接一部，世界罕见，绝无仅有。每一部宪法都标榜公民的权利，可我们真正享有了吗？从谭嗣同的砍头到林昭的处决以及周绍昌们的忍辱负重，用百年的血泪，换来的就是这麽个国家？人生再苦，也需要面对。其实，不少经历过苦难的人，包括毕业於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而是响应了官方的号召──向前看。除了私下发发牢骚，平素更多关心的是学问、保健、子女和退休金。我很奇怪，他们的功底好，文字好，记性也好，为甚麽都不写写过去五十年，写写自己的大半生呢？周绍昌是个例外，他拿起了笔。他给我看的第一篇作品是诗〈礼赞落叶〉──2002年春，为悼念他的同学、我的亡夫去世一周年而作。在另一首诗中，描写了一个跪在海滩拣拾贝壳的小女孩，贝壳在太阳下闪光。 我不懂诗，便打电话去问：「那个拣贝女孩是谁？」 「是你。」不等他往下说，我慌忙挂了电话。…

汪丁丁 中国精英没希望了 可惜，中国的精英似乎没有希望了，就我的观察而言，他们多数已经放弃了道义的承当，还嘲笑任何严肃生活的企图，他们借口 “ 相信市场 ” 从而可以任由自己行为败坏。他们漠视这样一项基本原理：市场是嵌入在社会之内的，它根本无法在一个不负责的精英群体所管理的社会内健康地生存。 精英们的败德行为遵循着 “…

林昭75诞辰之祈（四则） 祭园守园人 一〇七、对语天灵 ：凝固被记忆的美 欢迎访问林昭纪念馆 今天是您的生日，林昭。 ——此刻，会有一束红色的康乃馨出现在灵岩哭墙麽？ 在天国看见舅舅了吧，圣姐？——“那灵岩高处的悲风白发？那寂寞京华的晨昏断想？” 许觉民老人向您走来走的时候，是冬天。我正茫然无知地准备着您的上一个诞辰之祈。老人家从协和医院到东郊火葬场，据说只是一天；而那残烛之年、那老迈之身——舅舅一次次为您的奔波劳瘁：编印、刻墓、移骨、主祭……那至少是整整25年！…

公共舆论是社会的皮肤 2008年01月07日 09:17 新京报 【 大 中 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