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最新的国际调查显示，金融危机令更多亚洲人看重金钱的价值，特别是在中国、日本和南韩。教会应如何将正确的金钱观介绍给社会成为了一个迫切的课题。 根据《路透社》与著名的市场调查机构艾普索斯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受访的23个国家当中，中、日、南韩三国均有最高比例（8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金融危机下更加相信“金钱万能”的说法。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印度，则有78%人认同该说法，俄罗斯、土耳其与巴西所录得的比例紧随其后。 在上述国家，受访者普遍把金钱视为人生成功的象征。在中国和南韩，都有近7成受访者认为金钱代表成功；在印度和日本的相对比例分别是67%及63%。 来自全球23个国家的受访者共有24,000位，其中三分之二（65%）表示，对他们而言，如今现金比以往更重要。 不过，虽然金融危机令不少亚洲人更加看重金钱，但一些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却反而开始认为金钱不再如过去那般重要。比如荷兰和美国，分别只有50%及33%的受访者把金钱视为成功的象征。 这项国际调查也再次显出了在金融海啸下，中国教会肩负着把正确的金钱观、人生观介绍给中国社会的使命。去年7月份金融危机中，福音证主协会透过《展望中华》事工的《金融海啸下的中国教会》专题指出，“一切向前（钱）看”成了近20年来中国社会的一种风气，很多人为了赚钱不惜以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为代价，好像只有财富代表着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究其原因，就是中国人缺少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对于钱财管理，圣经带给人们不少教训。通过努力工作赚钱来提高生活质素并非坏事，然而钱财的主人是上帝，人只是钱财的管家。人要忠心管理钱财，善于管理钱财，切不可让钱财来管理人。 《展望中华》事工指出，中国社会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这种价值观，特别在金融海啸下的今天，正是中国基督徒实践真诚信仰的最佳时刻和环境，教会要把握时机向社会介绍这种基督教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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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段琦 改革开放对中国基督教会既有正面的积极影响，也有带来很大的冲击和问题，面对改革开放对教会带来的各种影响，作为中国教会应该如何应对成为很大一个问题。无论如何，“三自”的原则应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对“异端”一定要作出区分，不能扩大打击面；对于教会分裂的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神学思想建设要允许多种神学思想共同发展；同时，要高度重视中国广大农村教会的建设。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中国教会也必须要以改革开放的心态来适应时代的需要，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否则跟不上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并将与整个世界形势相脱节。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全面实施改革开放。而在这二十多年间也正是世界全球化的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之相呼应，并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因此改革开放对中国基督教会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全球化对中国基督教会的影响。 一、改革开放对中国教会的积极影响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加强了国际间的交往，打破了国界，拉近了中国人与世界的距离，使国人打开了眼界，开扩了人们的思路。中国教会在这方面也深受其影响，使教会更加开放，由此带动了一批思想较为自由的教会人士和平信徒，尤其是教会内的知识分子接受了更多的宽容和民主精神。具体而言，全球化给中国基督教会带来的积极影响有： 1，打破了中国基督教会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加强了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联系。解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教会与世界基督教会基本切断了联系。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基督教同帝国主义一词直接相联系。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多，电脑的普及、国际间的交往十分密切，人们对基督教的认识也逐渐在改变。教会的活动余地也较之过去有较大的空间。教会人士经常去国外参加各类会议，与此同时，他们也邀请国外的教会团体或个人来华交流。一些神学院也经常邀请国外学者来华讲学或开办讲座。中国神学生走出国门，留学欧美的人数剧增。不仅如此，通过国际间的交往，近年来，中国有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些人接受了基督教。其中有一批在国外非宗教专业的留学生改学基督教神学。近年来中国教会与国外交往之频繁可以从全国两会的活动中反映出来。“据统计，从1997年到2001年底，全国两会共接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会和个人来访261批，3301人次；同时也派代表团出访计112批，295人次，在与普世教会的交往中增进了友谊。” 实际上，通过在这些交往不仅仅是增进了友谊，更多的使中国教会去了解世界基督教的发展状况，能更好地吸取和借鉴国外那些有利于中国教会发展的经验和思想，包括神学思想，并促使中国教会领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特别是神学上的思考。与此同时，通过这些国际间的交往也使世界更了解中国教会和社会，消除了许多误会，使中国教会被普世教会所接受。九十年代中国基督教会重返世基联并成为重要的一员就是一个明证。 2、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教会领袖们去思考中国基督教会处境化的问题。“处境化”一词本身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虽然该词是六、七十年代曾任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神学教育组的负责人Shoki…
作者：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 文章发于：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 更新时间：2010-1-15 ★★★ 【字体：小 大】 http://www.wyzxsx.com 基督教在当代中国农村的传播 基督教在农村传播的政治社会后果…
近年来，超大型教会的模式在美国和世界各地越来越受欢迎，可是亦有人认为超大型教会只是一时间的潮流并最终会来到衰落。马鞍峰教会创会牧师华理克在上周的教牧同工特会上否定这种观点。 “两千年来的基督教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大型教会，包括最初教会。耶路撒冷的最初教会比马鞍峰教会还要大五倍。”华理克说。大部分圣经学者研究显示，最初教会的人数在20年间从120人增加至10万人。 “最初教会本身就是一所超大型教会。”华理克强调，并指那些认为超大型教会是会来到衰落的人都不懂得教会历史。超大型教会并不是一个现代的现象，而是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基督教传统。 目前在美国，超过两千人的教会不断增加。根据康乃迪克州Hartford神学院的研究员统计，直至2007年为止，全国一共有1,250所超大型新教教会，相比1960年只有16所超大型教会。虽然超大型教会的数字占全部教会不到百分之一，可是超过半数星期天上教会的美国人是属于全美前20%的最大型教会的。 另外，华理克指出，分散聚会点也不是近期才有的新概念。在耶稣撒冷的最初教会，超过10万的信徒是怎样聚集的呢？根据《使徒行传》记载，信徒们是在殿里、在家里聚集的。（徒五章42节） “他们是在不同的殿里（强调是众数）聚集的。请注意：一个教会、多个地点；一个教会、多个场所。”华理克说明。“这是一个合乎圣经的概念。” 位于南加州的马鞍峰小区教会目前有12个聚会场地，其中8个位于Lake Forest的教会场地内，另外4个分散在其它城市。华理克选择了跟随最初教会的模式，在一个教会场地内设立多个较小的聚会场地，并且有其它分散在各处的聚会点，而不是建造一个可容纳22,000人的超大型体育馆。他表示，这个模式另外一个好处是能够更好地管理。 “我对建立一个超大型体育馆不感兴趣，因为这样的地方只是在主日的时候大派用场，但是周间却是空荡荡的。牧师们，请您们明白这一点：没有人真的喜欢大的教会。只有牧师们喜欢大的教会，因为我们喜欢向着大群众来讲道。很多人因为教会太大就不去教会。”华理克说。…
作者：杨凤岗 来源：《南风窗》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images/article_img_3.gif 一个时代，一种解决 ——专访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 文_本刊记者 刘 阳 “我曾经感到自己很不幸，大学二年级时想过自杀。”童年留给杨凤岗博士的最初记忆就是“文革”中父亲“靠边站”成了走资派时被批斗的场面。自己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受同学欺辱便时常逃学，回家又因此挨打。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他考上了河北师范大学，入学后看到周围人为了蝇头小利而勾心斗角，以及社会上的种种，很是厌烦，感觉人活着实在没意思。“支撑我活下去的是这样一个念头——我白活了十六七年，尽管不幸福，但还是应该报答一下父母的养育之恩，然后再去死。”…
后基督教时代的教会，普遍面临缺乏下一代领袖、青黄不接的危机。著名的超大型教会马鞍峰教会主任牧师华理克提醒教牧同工，对新一代领袖来说最要紧的是将事奉扎根于基督、圣经和爱心。 华理克昨日起开始主领一连四日的教会同工研习特会“归根：激进派专有””Radicalis: For Radicals Only”。Radicalis是拉丁语，意思是“属于根的”。特会的对象是教牧同工，目的是要激励和造就他们，使他们明白“教会”和“事工”的意义，挑战他们寻求神在“教会”和“事工”上的旨意和呼召，探讨如何去实现这些，以至为周围的小区和世界带来改变。 华理克第一日开会时就向现场上千名参加者坦言，根据过去30年来训练教牧的经验，大部分教会、牧者及信徒领袖都是“缺乏属灵根基“的。当他们一边努力赶上最新潮流、方法论和科技时，很多人并没有把自己深深地扎根在基督、圣经的话语和爱心上面。没有这些基础的话，基督徒在面对生命中的困境的时候，就会放弃服事。 华理克说，过去十年，他曾经为了很多充满前途的青年牧师祷告。可惜的是，大约有一半人现在都退出了事奉行列。他列举了一些原因，指“有的人心灰意冷、有的人在道德上跌倒、有的人失望了”，以至他们退出。 “你是否得到奖赏，并不是在乎你开始这场竞赛，而是在乎你有没有好好地完成。”他说，“你能够完成这场竞赛的唯一道路是建立好你的根基，而不是靠着那些潮流、辅导、或者管理。” 华理克表示，他愿意尽他一生的努力去帮助下一代的领袖站立起来，完成这场竞赛。而在这样的工作中，把他们带回到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和教会的根本是最重要的。…
自2006年《和合本修订版》新约全书出版后，旧约全书的修订工作近日终于定稿，《和合本修订版》新旧约全书预料于今年下半年面世，长达27年的修订完满结束。 1月29日香港圣经公会发出新闻稿宣布该大喜讯。适逢今年该会庆祝创会 60周年，《和合本修订版》全书正式面世的意义更加重大。 于1919年出版《和合本》，是近一个世纪全球华人信徒最广泛使用的中文圣经。语言随着时代的转变，圣经上一些过去读来十分顺畅的字词和语句，今天已鲜为人知，有些词语的含义甚至改变了。1983年，联合圣经公会先后在香港及新加坡等地举行有关修订“和合本”的研讨会，教会领袖普遍认同有需要对“和合本”作出修订。联合圣经公会和香港圣经公会于是统筹两岸三地及海外的圣经学者、翻译顾问及编辑人员，开始从事修订的工作，至今已经有27年之久。 圣经公会表示，《和合本修订版》将较为古旧的词句改成今日易懂的话语，其中一个谨守的原则是“忠于原文，又保留《和合本》原有的风格”。 另外，为了减低不同地区的土语和方言用法所带来的影响，《和合本修订版》从起草到审稿、编辑，参与的学者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澳洲、美洲等地区，均学有专长，精深钻研圣经，例如梁望惠博士与施尤礼博士为旧约原稿修订人；李炽昌博士、周永健博士、周贤正大主教、陈廷忠博士、曾宗盛博士、赖建国博士、戴浩辉博士为旧约审阅委员；孙其达牧师、雷建华博士、蔡定邦博士及谢慧儿博士为旧约顾问。王之友牧师、吴乃恭牧师、吴罗瑜女士、吴绳武牧师、周天和牧师为新约审阅委员。而且有中国内地多位学者负责审阅新约和旧约。 通过新闻稿，圣经公会总干事梁林天慧博士表示：“我们致力修订《和合本》，希望信徒拥有一本读得明白的圣经，帮助信徒不用动辄倚靠其它辅读材料，亲自明白和领受上帝的话语。”
美国基督使者协会近日公布“北美华人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属灵需要”问卷调查结果。该调查在去年10月至11月期间，共确认1,800份有效问卷。 受访者中近54%是从中国大陆来到北美第一代移民，从台湾和香港过来的移民各占28%及约10%。超过7成受访者具有研究所或专业学院以上之学历，另外21%左右是大学毕业生。 响应问卷调查的人当中，只有28%左右是平信徒，其余近70%都是牧师、传道人、执事、长老或同工。 调查问卷一共有36道题目。其中第13-18题，提问有关参与服事和门徒训练的经验。被问及有何因素会鼓励华人基督徒知识分子参与服事时，最多人认为“装备自己来知道神的旨意”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接受门徒培训”，以及“在职业、家庭及教会服事取得平衡”。有7成受访者表示曾经接受过门徒训练，而在门徒培训的三个阶段“基本的基督徒生活”、“各种事奉的装备操练”及“领袖训练及操练”当中，“基本的基督徒生活”以压倒性票数被视为训练中最重要的一环。值得留意的是，未有接受过门徒训练的受访者则最为期待接受“各种事奉的装备操练”这一部分。 第20-25题是有关接受培训的途径及方式。受访者被问到除了圣经之外，有哪些书籍可以装备基督徒知识分子去传福音的。大部分认为“装备自己来知道神的旨意”的书最有帮助，另外有关“基督徒的子女教育”及“基督徒婚姻家庭问题”的书也非常受欢迎。 培训的方式方面，受访者最喜爱的是能够与讲员面对面的教学，另外就是通过看DVD多媒体教学课程来自我训练。同时，受访者也认为“参加聚会，接受面对面的教学训练”最能帮助到属灵的成长，自己读书及通过网络上的文章、影片自己来学习亦颇为有效。对于网络上的博客、论坛上的信息，大部分人不甚接受。 第26-29题是访问读者有关网络的使用习惯。65%的受访者表示，已经非常习惯使用网络，但是较少用来读网络上的福音书籍文章或培训材料，只有稍为超过一成人正在熟悉使用网络来寻找及获得属灵信息。在非上班时间，上网使用电邮、看新闻、读非新闻类文章的分别约有90%、75%及58%，看基督徒网站的则有62.1%。看博客、网络论坛的有19.6%，使用Facebook的有22.7%，使用Twitter的只有1.2%。 如欲查询问卷调查详细结果，请点击基督使者协会网站下载资料： 《北美华人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属灵需要的问卷调查》。
2021年01月18日 11:00 观察者网 缩小字体放大字体微博微信分享1,124 姚祺：基督教为什么能在中国农村发展起来？ 近日，新冠疫情在河北省境内复燃。河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李琦指出，此次疫情在石家庄地区主要分部在农村地区，以农民感染为主，占所有感染者70.07%。与此同时，“此次疫情蔓延系天主教会活动导致”的传言亦在网络不尽而走。 为此，河北省天主教爱国会与天主教石家庄教区特别公开发言澄清疫情与教会活动无关，感染者仅有1人为天主教友。此外网传的石家庄市蒿城区公布治理地下天主教会的通知亦发生在疫情之前。https://n.sinaimg.cn/mil/crawl/309/w550h559/20210118/1bf8-khstaxt1750105.jpg 显然，基督宗教与此次疫情传播并无直接关系。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基督宗教在中国农村确实存在一定影响。为什么拥有本土信仰传统的中国农村，会成为基督宗教的发展土壤呢？ 基督宗教扎根农村早已有之 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对国内基督宗教的第一印象似乎是坐落在各大城市内漂亮的大教堂。但其实，中国基督宗教——无论是基督新教还是天主教——信仰人口的主力还在农村。2010年公布的《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基督徒总数的80%分部在农村。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统计，基督宗教信众中拥有农村户口的比例分别为64.3%。若加上曾经拥有农村户口的人数，则比例更高。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农村一直是基督宗教传播的重要方向。天主教会明末即正式传入中国，此间经历康乾时期因为“礼仪之争”有所中断，后着《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的签订后重新开放。 当时传教士即发现相比城市，农村才是中国社会之主体，遂有不少传教士进入农村，不仅兴建教堂，更购置田产后以低价租给佃户种植，以吸引更多农民信教，逐渐形成教友村落。这也导致了中国各地都存在历史悠久的天主教村，有些至今仍然存在。 进入20世纪，教会从庚子之乱后快速复兴，信众人数从1900年的74万快速增加到1920年的256万人，其中大多数依旧来自农村。 新教进入中国较晚，要到鸦片战争以后才有传教士正式进入中国大陆。而农村传教则是20世纪以后方才兴起。1907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园艺学专业的传教士高鲁甫（George Groff）来华进行农业传教。到1930年代，根据当时金陵神学院乡村教会专家毕范宇的说法，当时全国15000多间教会堂点中三分之二在乡村地区。此时新教已经成为当时农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持续到1950年方才停止。https://n.sinaimg.cn/mil/crawl/87/w550h337/20210118/c7b0-khstaxt1750130.jpg 民国时期的农村基督新教传教士与信众（资料图） 当代基督宗教在中国农村的发展根源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重新落实，基督宗教在中国也迎来了复兴。农村教会在新时期再次成为了教会发展的主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城乡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农村人口收入普遍不高，社会保障水平低下，导致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机会和患病后获得足够的医疗资源的机会都偏低。不少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教会的研究都指出，中国农村教会信徒构成有“三多一少”的特点，即老人多、妇女多、病人多、受过教育的人少。这些人群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都极易陷入匮乏状态，而教会某种程度上则能缓解这种匮乏，因而迅速发展壮大。 不少教会能够对农村孤寡老人和病人提供一定的经济救济，生活上的照料，提供了一个与人群接触免于孤独的场所，自然也提供了精神和心理上的慰藉。有些教会还会特别强调“医治”能力，因此吸引了一些身患重病无法治疗的病患信徒。然而，这也导致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农村教会容易滋生狂热、反智现象，甚至出现邪教。 此外，基督教得以在中国农村复兴，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村“信仰生态失衡”。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本是传统信仰和价值体系的中心。无论是儒家宗族体系还是民间宗教的鬼神信仰体系，在农村都是延续的最为完整。然而清末开始的社会变革，使得农村士绅宗族结构松动。建国后的剧烈政治运动，也对这些传统信仰体系的根基产生动摇。改革开放后，重新获得合法活动资格的基督宗教得以迅速填补这种“信仰真空”，在农村信仰生态系统中茁壮成长。https://n.sinaimg.cn/mil/crawl/97/w550h347/20210118/2897-khstaxt1750172.jpg 1990年代的农村天主教聚会（资料图） 第三，天主教教友村得以长期保存，得益于近百年来天主教尤为注意信仰的本土化。尽管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传统礼俗采用了宽容策略，康乾时期的“礼仪之争”导火索，就是当时耶稣会以外的传教修会坚持中国信徒不得参与传统的祭祖和祭孔礼俗，并要求罗马教廷正式颁布了禁令，激起了清廷与民间的一致反感。 有鉴于此，清末重回中国的天主教会重拾灵活方式，允许中国信徒参与传统礼俗。1939年，教廷传信部颁布《中国礼仪敕令》（Pla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