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社会的批评声浪中,美国佛罗里达州一教会的牧师琼斯9日表示,他已决定取消在9月11日焚烧《古兰经》的计划。 博讯 boxun.com) 琼斯在当天下午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决定取消这个计划,是因为计划在纽约世贸中心废墟附近兴建伊斯兰中心的领导人已经同意转移这一具有争议的地点。但是这一说法尚未得到证实。 “美国人民不希望在那个地方兴建清真寺,当然,穆斯林也不希望我们焚烧古兰经”琼斯说,“我们要求谁都不要焚烧古兰经……现在还不是这么做的时候。” 在奥巴马当天公开谴责焚烧《古兰经》的计划之后若干小时,琼斯作出了取消焚烧计划的表态。此前,他曾表示,如果奥巴马打电话给他要求他取消这一计划,他会加以考虑。不过,很显然,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琼斯还没等到奥巴马的电话,就已经做出了取消决定。 琼斯的计划遭到美国政府、军方、宗教领袖的一致谴责。在国际上,巴基斯坦、印度、法国、英国、黎巴嫩、印度尼西亚等国和一些国际组织纷纷对此表示谴责,并要求有关方面予以制止。 58岁的琼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市一家基督教堂担任牧师。他于今年7月份提议将今年9月11日定为“国际焚烧《古兰经》日”,以焚烧《古兰经》的方式来纪念“9·11”事件的死难者。8日,他曾扬言,不会理会外界的批评,将坚持实施焚烧计划。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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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信心圣经教会主任郝继华牧师,日前在教会举行的装备特会上,结合自己多年在中国家庭教会服事的经历和研究,总结出家庭教会复兴背后的几大隐患,盼海外信徒在祷告中记念,帮助家庭教会得胜挑战、健康成长,承担宣教大使命。 很多海外华人教会常把中国家庭教会当作教会复兴的楷模。但在郝牧师看来,中国家庭教会的复兴已成为过去式,“可以说,家庭教会曾一度复兴,现在虽然表面看起来仍是复兴,但实际上复兴背后充满了隐患,衰退愈来愈明显。” 受世俗主义冲击,农村家庭教会萎缩 根据长期在中国多个地区家庭教会服事的所见所闻,郝牧师发现家庭教会遭受到世俗化冲击、异端横行以及腐败的现象愈来愈严重。其中,中国农村家庭教会是受世俗化侵袭的“重灾区”,令他担忧。 郝牧师分析其原因时表示,传统家庭教会以农村为主的格局,因受中国城乡贫富差距大的影响,大批中、青年的农民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背井离乡,涌入城市打拼,这其中不少的农民基督徒也随着打工潮流散到各大城市,从而导致农村家庭教会的萎缩。 现今中国农村教会的光景怎样呢?郝牧师回忆3年前,他在中国某地区服事期间,一位长老向他吐苦水说当地30多万的信徒,竟没有年轻人愿意出来服事主,因为他们都跑到城市打工赚钱去了。他表示,虽然这只是个例,但管中窥可见一斑。 不过,他同时指出,大批农民基督徒入城,也给城市家庭教会的发展创造了契机,今天的海外华人教会应对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给予更多的关心和代祷。 真理扎根不深,阻碍彼此合一 “信徒真理扎根不深,缺乏优质牧者”一直是阻碍中国家庭教会成长的棘手问题。郝牧师表示,凭他这些年来的观察,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很多信徒的信仰根基很薄弱,仍需长期、有计划的培训。…
作者:刘炎迅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0/Sep/9192010Christian.jpg 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有信仰的教徒绝对数量还不大,但教徒的身影早已出现在各行各业,比如影视明星孙海英、吕丽萍夫妇就是一对虔诚的基督徒。“基督徒在所有任何的岗位上都应该是最好的、最出类拔萃的,这是神给你的责任。”孙海英说。 近日公布的《中国宗教蓝皮书》指出,当下社会转型时期,更多的人在寻求宗教的慰藉。 “我们要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让宗教回归宗教,卸下教会身上过多的政治承载,让宗教在宗教市场上接受宗教信仰者的检验,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接受法律的规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澎说。 教徒“进城” 在过去的很多年,中国的教徒,主要分布于农村,对于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乡土之间的生活让他们更愿意寻找某种慰藉和寄托。 刘同苏牧师说,过去教会的规模比较小,而且成员多是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如长者、残障人士、低收入人士、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等。他回忆说,以前在教会遇到一个受教育颇高的年轻人信主的话,人们常常会说这个年轻人:“你脑子没有毛病吧?有知识、有文化、有青春……干什么要信基督教呢?” 而现在,城市里的人,也陆陆续续成为教徒,他们有文化有知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教徒。在城市里,教徒们通过网络联系,更加便捷,他们在QQ群里彼此开解,在咖啡馆和茶社里聚会聊天。…
——2010年7月31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由国立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中国社会政策改革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李凡 发表时间:2010-9-25 17:02:55 教授来请我参加这个会。我们这个研究所是一个民间组织。我们比较关注的是中国政治的发展,研究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基层的选举,一个是全国正在出现的一些基层政府公共预算的改革。在我们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之中,搂草打兔子,也接触了一下宗教领域,我记得去年七月份在日本庆应大学开会的时候我就讲过,我们是业余做宗教研究,但是现在业余都快成为我们的主业了,因为这个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我谈谈我们从实践当中看到的一些问题,主要是讲出一些事实,主要谈谈现在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觉得宗教复兴大概有这么几个标志: 年以后一直到现在,宗教政策不断地在发生一些变化,基本的方向是沿着一个开放的方向在走,允许大家去选择自己的信仰,也就是逐渐的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宗教发展氛围。第四就是对外开放的影响,特别是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由于和国际上的接轨,发展的是比较快的。 到底怎么看中国的家庭教会?我个人认为还是社会的一个文化运动,把它作为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来看,就比较容易能看得懂。实际上家庭教会包括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原因,就是说中国社会需要一个信仰的系统,但是在文革中,由于道教、佛教等传统宗教统统都被禁止,这个时候基督教的家庭教会开始发展起来。原来我们刚开始做家庭教会研究的时候,一直以为家庭教会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产物,现在我们通过大量的口述资料,也接触了一些人,发现家庭教会恰恰是在文革中得到了大的发展。为什么家庭教会会在那个时候发展呢?文化大革命把佛教、道教关闭,把寺院和庙宇砸了之后,那老百姓要到什么地方去找自己的信仰呢?佛教、道教由于他们需要有一个公开的活动场所才能进行宗教活动,这个时候只有基督教可以进行宗教活动,因为基督教传统上从耶稣的时候开始就有家庭聚会的基础。所以这个时候基督教以前留在中国历史中的文化积淀就开始发展起来了,一下子就在中国农村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结果和研究结论。家庭教会的出现和发展表明,当时中国就面临一个社会信仰的问题,尽管是在文革中,中国社会也需要有一个信仰,这个结论非常重要。文革和文革以后一直到现在,中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信仰危机。传统的、官方的意识形态解决不了人们信仰的需求,社会需要找到一种新的东西去解决信仰问题,所以宗教就开始流行,目前发展最快的是基督教。为什么是基督教呢?做一些研究就可以发现,基督教应该是穷人的宗教,这是在国际上有一个定论的,我们在中国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社会下层人士的需要,为什么?第一个需要就是安全。在文革中大家可以想象到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很多老干部在北京也是没有保护的,随便被造反派拉去就批斗一场,对于下层的老百姓来讲,就更是如此,他们在经济上没有保障,政治上又随时可以被拉出去批斗,甚至于什么书记主任批个条就可以拉出去枪毙的。在这个情况下,老百姓需要一种社会保护,需要一种超社会超自然的力量来保护他们的个人安全,这就是神。第二,治病的需要。中国家庭教会在河南是成立得很早的,河南的农民教徒中,一半以上有一种迷信的思想,就是相信信教可以治病,有上帝的关注可以不生病,中国的基层医疗系统恰恰是在文革中基本上被破坏掉的,老百姓当时没有地方治病,现在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第三,社会需要有一种亲情,互相关心,都去搞阶级斗争了,谁来关心老百姓,家庭教会内部就体现了这种社会的互相关心。 ,他现在研究的是全球南方的基督教发展情况。他得出的结论是亨廷顿关于基督教在衰落,而伊斯兰教在全球发展的结论是错误的。他认为基督教作为一种新兴宗教正在全球发展,尤其在全球南方,Global…
全球7千万华人信徒的盛事 让华人更明白主的话 http://jiduribao.com/files/min/min_20100930_Hehe_Bible1.jpg9月27日香港圣经公会举行《和合本修订版》感恩奉献礼,主礼嘉宾行政长官曾荫权、邝保罗大主教、周联华牧师等一同翻开一本特制的巨型圣经,寓意《和合本修订版》正式面世。(图:香港圣经公会) http://jiduribao.com/files/min/min_20100930_Hehe_Bible2.jpg众圣经翻译学者、联合圣经公会会员以及中港教会领袖出席《和合本修订版》感恩奉献礼,见证这一关乎全球7千万华人信徒的历史性时刻。(图:香港圣经公会) 全球逾九成华人基督新教信徒使用的《和合本》中文圣经面世90多年后,新旧约全书修订版现隆重推出。9月27日香港圣经公会于圣约翰座堂举行了《和合本修订版》感恩奉献礼。 奉献礼上,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香港圣公会教省主教长邝保罗大主教及《和合本修订版》主编周联华牧师任主礼嘉宾,他们一同翻开一本特制的巨型圣经,寓意《修订版》正式面世。国家宗教事务局二司司长马宇虹女士、联合圣经公会董事会主席与亚太区总干事,还有来自台湾、新加坡等10多个地区的联合圣经公会会员均有出席,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 全本《和合本修订版》圣经的修订工程历时27年,由周联华博士和骆维仁博士担任主编,参与的圣经学者达30多位,遍及中国内地、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澳洲、北美、欧洲等地区,还有来自联合圣经公会的翻译顾问。中国内地圣经学者亦一直参与修订工作。 香港圣经公会表示,现时修订版已有教会预订,将作为礼堂用的圣经。中国亦计划于今年底在内地出版简体字的《和合本》与《和合本修订版》对照圣经(新约附诗篇及箴言)。 忠于原文…
转自守望教会网站 1.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神的赐福和救恩有关。神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就是神的儿女在地上的加增,而且这应许无论你抬头或低头都能看到。神对一个国家的祝福:就是这个国家中神的儿女不断的加增,神终极让我们祷告的目的就是让神的儿女多起来。我们国家解放时是70-80万基督徒,61年后我国的基督徒三自教会是2000-3000万,家庭教会3000-4000万,全中国有7000万-8000万的基督徒,有100倍的增长(社科院 于建荣的调查结果)。在教会的复兴史中是特别的,这真是神的工作。早期,在沿海,后来在内陆,早期在农村,后来在城市,过去在大学生里复兴,现在在各行各业都有基督徒,在北京的大型社区都有聚会,神的工作在中国,神在中国施行拯救的工作在进行。神的儿女在这个国家中的增增多,意味着神的工作在这个国家,意味着神要赐福这个国家,是神的心关注中国。 2. 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神的儿女的增长必然带来属灵的争战,必然得胜得着仇敌的城门。城门,得着城门,意味着得胜。城门被攻破,仇敌被攻败。仇敌不是看的见的人,而是撒旦的工作。复兴临到,必经过争战,且带来争战的得胜。我们守望教会就处在属灵争战的前沿,这种争战体现在建堂上。我们的建堂就是得着仇敌城门的属灵争战。我们的建堂绝不只是买个地方。神呼召我们在这场争战中,要得着仇敌的城门。求神开启我们,给我们清晰的看见和方案,让我们合一,并同心协力、一同向前。 3. 地上的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地上万国都因耶稣基督得福。主是要透过神的教会,叫地上的万国蒙福。教会不仅仅是使中国蒙福,也使万国得福。神的教会拓展,使神的儿女增多,使他们得着仇敌的城门,再成为万国的祝福。 祷告内容: 首先,我们祷告求神使祂的儿女在中国多起来,以此显明祂对中国的祝福,神的儿女在中国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在中国的各行各业、在中国的各个阶层、在中国的各个年龄段、在中国的各个地区,无论抬头低头都能看到神的儿女在那里敬拜神、见证神、荣耀神。(歌诗:我们一起祷告吧)。…
基督徒企业家新世纪被神赋予特别的使命:彰显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去祝福我们的社会和国家 第五届香柏工商领导力论坛上月圆满结束,图为论坛合影。(图:香柏领导力机构) 论坛邀请边云波弟兄等属灵长辈来分享主题信息,他呼吁基督徒企业家们活出丰盛的生命,带人归主。(图:香柏领导力机构) 在本周刚刚出版的5月通讯中,香柏领导力机构详细回顾了4月初春于北京北郊举行的第五届香柏工商领导力论坛暨第十五届企业家研讨会情况。 此次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基督徒企业家弟兄姐妹们和边云波弟兄等属灵长辈们相聚一堂,共同研讨如何以圣经原则为根基打造经营门徒企业,分享如何进入耶稣所祝福的更丰盛的生命。 香柏领导力机构对此次的研讨会的主办深为感恩,“感谢上帝与整个聚会同在,圣灵充满整个会场,聚会满了膏抹、满了恩典,带出复兴、合一、更新。荣耀都归神!” 香柏领导力机构主席、著名青年经济学家赵晓博士致开场辞,主题为“从优秀到伟大”,呼吁基督徒企业家要从优秀走向卓越,而重要的根基就是生命的变革,要从有生命到得到更加丰盛的生命。87岁高龄的边云波弟兄虽已白发苍苍,却精神矍铄,连续两场做了两场分享关于“更丰盛的生命”主题信息,不少与会者因信息感动到泪流满面。 另外,中芯国际集团创始人及前CEO张汝京弟兄、中国绿色基金管理公司总裁王秀钧弟兄以及天泰房地产公司董事局主席王若雄弟兄等分享了各自的生命成长故事,以及关于企业治理和圣经原则结合的经验。 男高音歌唱家龙涛弟兄、迦南音乐学校的学生诗班等还在论坛期间呈递了精彩的赞美之夜,孙海英弟兄亦到场分享。一拓展讲师团队也为企业家们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专业拓展训练和团队建设培训。而期间边云波弟兄亦心被恩感,呼召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奉献自己,作为活祭,为神使用,响应者跪满场前。…
卷首语 当意识形态性的政治逼迫渐离我们远去时,什么是真基督徒的标志?是为基督受苦吗?我们到哪里去受苦?还是外在的成功,让我们荣耀主的名?在逼迫减弱、基督信仰渐渐成主流的初代,基督徒们与教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以亚他拿修的《安东尼》为代表的苦修主义,就是当时代信徒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个人性与群体性苦修,将外在的逼迫转为与魔鬼的外在争战,修士们成为教会的英雄。《安东尼》所突显的,是圣俗的二分,信徒必须在家居与旷野之间做出选择。旷野是与魔鬼争战、操练意志的地方,那里通向与基督的联合,人经此过程而圣化。虽然《安东尼》在奥古斯丁的归信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熟读保罗书信的奥古斯丁,却在多年后的《忏悔录》、《上帝之城》与其它著作中,对这一问题提供了另一套答案。在奥古斯丁看来,最根本性的战争是内在的,是我们与自己的罪以及这个引诱我们远离神的罪恶的世界的争战。奥古斯丁虽然没有通过系统的圣经研究建立以“神国”为主体的末世论架构,也未曾阐述现今“已而未至”这一时代的教义与伦理,但这一框架与教义在其著作中跃然纸上,从始至终掌管着他的救恩论与实践神学。奥古斯丁的这一转折成为西方教会(包括罗马天主教与更正教)的巨大属灵财富--信徒与教会的生命力必然植根于圣经的启示和对启示框架体系的整体把握。我们并不孤单,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神话语引导下的教会传统是围绕我们的云彩。当我们这些神国的子民还生活在这个世界、翘首盼望神国最终的彰显时,内在与外在的争战是我们生活的常态。这一争战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内在的生命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从亚当而来的旧生命已经死了,从基督而来的新生命藏在神里面;但同时,罪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动,我们还生活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万物与我们一同盼望完全得赎的那一天。正是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争战才必然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我们虽然不再为信仰受到政治性迫害,但我们不断面对的是为了基督要付出事业上的代价;虽然我们不再因为信仰而分不到好的工作岗位,但我们必需在讨神喜悦的行为与更富有的享受之间做出抉择;虽然我们不再为信仰而被社会鄙视,但我们天天要学的是用恩典回应人与社会的功课;我们虽然不再被归类为“牛鬼蛇神”,甚至已经被称为好人,但我们时刻的挣扎是投靠基督的义而非自己的义。在每天、每时的争战当中,基督徒的标记、新生命的样式,就是为基督受苦、经历基督的死。基督那复活的大能正是争战的过程中的经历,它彰显在我们这软弱的瓦嚣里。基督那荣耀的、复活的生命不是我们经历争战之后要达到或得到的,相反,正是我们为基督受苦本身彰显出基督那荣耀的复活的生命--我们蒙召是为基督受苦,基督徒个人如此,教会也如此。神的刚强透过我们以为的软弱表达出来,因为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世人不会在我们飞黄腾达的财富里面找到神,但他们会在我们舍弃利诱,选择基督的受苦当中寻到生命。基督没有选择撒旦应许的此世的荣耀坦途,而是忠心顺服地走完父为他预备的受苦仆人的十字架之路,完成末后亚当的救赎之功,成了赐生命的灵。徒弟不会大过先生,在基督再来之前,我们与复活前的基督一样,走在同一条路上,盼望等待复活得赎的那一天,受苦是我们新生命的标志。弟兄姐妹们,无论外在环境与这个世界如何变化,我们生命的本质没有变,这个世界的本质没有变。基督透过圣灵在我们当中不断拓展他的国度,与这个世界争战,我们的一生、教会的本质就是争战,并在争战当中为基督受苦。基督不在我们的荣耀当中,而在我们的软弱与受苦当中。在我们的内心当中,爱基督、爱人的新生命不断与自爱的罪争战;我们要的是荣耀、刚强、顺利、被人羡慕,神要给我们的是经历他的恩典,并在我们的软弱中显出他的刚强。我们在哪里为基督受苦?我们时时、处处为基督受苦,在我们的家里、教会中、职场上。受苦是我们生命的标志。请为我们的同工与我们的事工祷告,求神不断炼净我们,除去我们在此世得荣耀的期望,换给我们为基督受苦的心志。也求神赐给我们不断成长的身量,当他把看得见的荣耀厚赐下来的时候,我们依然单单依靠他自己。主内 一乐 5月27日
刘 澎 一、关于中国政教关系的模式 《福音时报》: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在中国快速发展,政府如何贯彻落实好宗教政策、如何处理好与宗教信仰群众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您怎样看待中国现行的宗教管理政策?目前中国政教关系的现状与影响政教关系和谐发展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刘澎:宗教在一个国家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要看这个国家的政教关系如何。凡是有宗教的地方,就有政教关系问题。处理政教关系问题的关键有两点,第一是国家如何看待宗教,如何对宗教进行定义和定性;第二是国家用什么办法处理宗教。这两点明确了,政教关系问题就好办了。 中国已经将“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写进了宪法,在这个大前提下,如果要强化政府管理部门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却没有明确的、得到绝大多数人认同的法律,单靠传统的行政手段,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解决宗教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宗教问题的性质,然后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 中国信仰宗教的人数,过去说是1亿多,现在有人说是3亿,到底多少,没有准确的统计。但对于至少有上亿人的庞大的宗教信仰群体,国家把它看成是什么,这很重要。毛泽东曾说过:我们要团结大多数群众,团结大多数干部。他搞了很多运动,但每一个运动都是把斗争目标指向特定的一部分人,而不是斗争大多数人。他要团结大多数,他始终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群众是好的。为什么要团结大多数?就是因为对于统治者来说,掌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大多数人的支持。如果大多数人不支持你,你的政策和他们没关系,你肯定要出问题。对宗教的定性和定位看起来好像是个理论上的问题,但它实际上决定了政策的走向。如果你对宗教的定位不准确、不客观的话,那么就会导致非常大的政策上的失误。 过去我们对宗教有很多负面的评价,比如“精神鸦片”、西方的“文化侵略”等等很多负面的说法。胡锦涛主席在中共十七大提到宗教问题的时候,强调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明确肯定了宗教在中国社会的价值,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果宗教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消极的,它为什么还能在全世界这么持久、广泛地存在?我们不能把宗教的存在解释为是骗子对广大群众进行欺骗的结果。如果以“骗子遇见傻子”这个公式来解释宗教的话,问题就太简单了。如果不能这样解释,我们就得深刻地反思,我们对宗教的定性和定位是不是恰当。政府是代表国家权力处理宗教问题的,如果你把宗教看成是负面的,负面的东西就得要消除、要打击;但如果它不是负面的,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宗教有了一个客观的认识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国家用什么办法来处理它,用行政的办法,还是用法律的办法?这就涉及到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政教关系的模式。世界上政教关系的模式很多,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分类,但基本类型不外乎四种:第一种是政教合一,例如梵蒂冈、塔利班搞得就是政教合一。第二种是政教分离,美国、加拿大采用的是这种模式。第三种是教高于政,宗教神权大于世俗权力,像伊朗等某些伊斯兰教国家就是这样。宗教精神领袖很重要,世俗权力服务于宗教权力,伊斯兰教法高于国家的行政权力。第四种是政高于教,世俗权力高于宗教权力,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种模式,不管什么宗教都必须服从于政权。…
面对广大的中国禾场,福音之火如何能够燎原、实现中国福音化的异象呢?当前的中国福音运动又是沿着怎样的走向和轨迹呢?哪些类型的教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呢?而距离福音在神州大地上普传还有多长的时间呢? 中国家庭教会领袖之一的刘同苏牧师在面对本报记者的专访中,介绍了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是近十年中国教会的第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在过去十年来中国福音运动与之前相比的一个显著变化之后,亦表示:“虽然新兴城市家庭教会是主导,但是并不是是福音运动的全部。” 他认为,当下整个福音进中国有三个基本进路,第一是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第二和第三则分别是农村传统家庭教会和民工教会。目前这三条进路都跟中国近十年来的都市化有关系,受到都市化的影响,并且伴随着都市化的进程,福音也会藉着这三条进路从中国的中心城市广泛的扩展到各地的城乡镇之中,届时福音才算真正在中国这片神州大地上普传。而在这三条进路中,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是主导,特别是北京的家庭教会,伴随着都市化的进展,乡村的家庭教会会再次复兴,而民工教会则对前两支进路的未来都影响深远,他强调,忽视的话会带来没落。 新兴城市家庭教会从上倒下陆续影响全国 刘牧师一一介绍这三条进路。他说,第一条是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它已成为中国福音运动和中国家庭教会的主导力量,这是一条“从上到下”的进路,因为现在中国都市化是“越大的城市影响力越大”,走向也是从上到下——从大型城市到中型城市、再到小型城市、再到地方城镇县城、接着是农村。 他解释说现在中国“所有的文化潮流都是这样的走向”,比如看看外在所流行的发型和服饰等,其源头先是上海,然后按着这样的次序慢慢的流传开来,而北京则是内在的文化流派的中心,各种文化流派无论是从何处发源最终都需要通过北京的文化圈进至影响到全国——可以说,影响的模式仍然是大型中心城市到中小型城市….如此一层层影响到全国,而其中越大的城市其影响力越大。 北京和上海家庭教会的崛起意味着神已把福音放在都市化源头 将此模式用来观察当前的中国教会,可以看到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就是沿着这样的路,现在进到了北京和上海”。刘牧师介绍说,几年前北京的城市家庭教会开始崛起,北京由此也逐渐和温州成为福音在中国两个并行的城市基地,而如今北京也有后来居上之势,比温州发挥这更明显的主导地位,福音的城市基地中心从温州转化到了北京。另外,上海虽然城市家庭教会的崛起与北京相比较晚,但近2、3年也已经有“巨大的变化”,“有跟上来的步伐”。 刘牧师指出,福音在这两个城市的复兴对福音在中国普传很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北京和上海是中国整个都市化的源头,是都市化中层层影响中的最大的中心城市,发挥着最大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塑造现在中国文化的两个源头城市。“北京和上海的福音化,意味着中国整个都市化的源头已经得着了,现在也是福音已经会反转整个文化的源头。最大城市的得着,也就是神已经将福音放在文化的源头。看水流的话,如果上游污染那么整个河流也就都污染了,而净化河流也是先净化上游。现在神已经将福音的中心设在了中国文化的源头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