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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锋: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书稿连载一）——王文锋弟兄谈“我眼中的中国教会” 基督时报蒙作者赐稿 作者：王文锋 更新时间：2011年06月24日 09时15分17秒 编者按：两周前，中国神学论坛创办人王文锋弟兄寄来他的文章“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洋洋洒洒的一万字，讲述着这位出生于四代基督徒世家、生长于温州、 事奉于北京的牧者的中国教会情怀。 文章刊出以后，受到不少人的关注，基于对网友的回应，也基于对中国教会的深思，王弟兄便于一周前起意要写一本书，题目也类似。为了能够给自己寻找一种动力驱使他一口气把这本书写完，经过考虑后，他决定通过基督时报边写边连载。基于他亲朋好友来自中国不同的教会背景，因此他试图从一个客观的视角来分享有关中国教会的发展和走势，希望主内肢体一起为他祝福和代祷。 基督时报网站也对上帝在文锋弟兄心中所动的善工感恩，并盼望透过每日连载的方式促进更多人为中国教会代祷，愿中国教会成为上帝的荣耀的器皿！…

二、中国教会的现状 几乎没有人会否认中国基督教在这几十年里的迅猛发展，但也几乎没有人能准确地说明中国基督教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以及具体的情况如何。这跟一般人谈起几十年来同样有过迅猛发展的韩国教会不同，人们谈到韩国基督教可以知道有多少座教堂，有多少所神学院，有多少位宣教士。但是中国基督教的情况则不同，我们无法明确地、清楚地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到底有多少传道人，到底有多少个聚会点。尤其是当下中国的基督教局面究竟如何？乡村教会和城市教会的发展状况如何？教会和牧者们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以及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之所以如此，倒不是说没有人在介绍中国教会，也不是说没有人在研究中国教会，而是说大家介绍和研究的切入点、对象乃至方法都不同。比如说与中国体制内教会保持亲密关系的海外基督教机构在介绍中国教会时，他就会描述中国教会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宽松政策，取得越来越多的发展空间；而一些与中国体制外教会保持密切来往的海外基督教机构在描述中国教会时，他们则认为中国教会正在经受越来越大的逼迫，因为他们单单从家庭教会的处境来描述中国的政教关系局面。 究竟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情况能更反应事实呢？答案是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待，如果你从基督教两会的角度来看，的确中国教会相对于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前来说已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即教会的处境正变得越来越宽松，教会的待遇正变得越来优厚；而如果你从家庭教会的角度来看，则中国教会的生存空间的确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究竟当下中国教会处在怎么样的处境，以下笔者将从几个角度来阐述一下自己的所闻所见： 1、 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各自情况 谈及中国教会，给世界各国人最大的印象之一就是中国存在着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尤其是有关这两类教会的区别，比如三自教会是公开登记的，是政府支持的教会；家庭教会是没有登记的地下教会，是与政府宗教政策对立的教会。 没错，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确存在这样的情况，迄今为止双方之间仍然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甚至连沟通和交流的可能性都没有，任何试图希望在其中做调节和缓和工作的人都会被双方所质疑、所排斥，乃至口诛笔伐。比如象葛培理（Billy Graham）次子葛纳德（Ned…

4、海外的研究机构 有关当下中国教会的研究信息之所以广受海内外教会关注，不仅在于中国教会本身之发展状况颇受关注，同时也在于当下中国教会信息超乎异常的稀缺性和不确定性。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源于中国政教关系的不正常状况，同时也在于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长期对峙给研究机构所带来之研究进路的困惑。正因为这种客观的因素，便使得很多的研究机构都不易轻易做出学术的结论，因此就中国建国后的教会发展状况来讲，尤其是自改革开发后的局面来说，学术研究的空缺现象还是非常严重的，这些空缺现象国内比海外更严重，因为国内的学者置身在政治氛围之内，更不便于“单刀直入”地进行教会史的研究。 至于海外的研究机构来说，尽管他们涉及中国教会的研究时也会有种种的顾虑，但是总的来说要比国内的研究机构方便的多， 不过，具体的情况要视该机构的事工定位和学术进路，比如说看该机构究竟是与中国哪些背景教会保持更亲密的关系（三自教会或家庭教会），以及这些研究机构之学术项目侧重点，如果说研究的重点在神学和文化层面可能顾虑会少一些，而如果要涉及政教关系以及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之处境方面，那么研究的顾虑就会多一些。 就目前海外研究中国基督教机构的研究进路来讲，基本上是以研究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基督教在华的历史以及神学与汉学的思想交流为多，真正涉及当代中国政教关系以及教会建制问题的为数不多。首先笔者大体罗列一下目前海外涉及中国基督教研究的一些重要学术团体：中国福音会、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香港浸会大学（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台湾中原大学（宗教研究所）、加拿大卑诗大学（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就学术定位来讲，如上几大基督教研究机构里，中国福音会的研究进路是以关怀教会的健康发展以及宣教事业为主，而浸会大学、中文大学、中原大学、卑诗大学、天普大学等则以学术研究为主要导向，而建道神学院和中国神学研究院则介于二者之间。 而在涉及研究的侧重点方面，中国福音会和建道神学院侧重于当代中国教会发展历程的研究，其中尤其涉及到当代中国政教关系以及重大的教义和人物考究，而中国神学研究院及其它大学院校则偏向于神学、文化、社会及建国前宣教历史方面的研究。总的来说，在这么多机构里，真正涉及当代中国教会层面研究的机构只是极少数，而涉及当代中国政教关系、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关系等敏感话题的更是少数。以下笔者重点分析一下几大学术团体的研究成果： a 、 中国福音会…

3、中国的民间媒体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资讯占主导的时代，大部分的信息了解都是通过各种媒介载体来获取，比如报纸、电视、网络等。如需了解更多中国教会的资讯信息，自然也离不开各种媒介载体，不过因为客观政策的因素，教会比起其他领域而言，媒体的存在平台要薄弱得多，自建国以来中国也未曾有过专门的基督教报纸、广播、电视台，很显然这种状况与中国多达数千万的基督徒群体是极不相符的。不过，随着新媒体（互联网、移动网络）等载体平台的发展，很多的状况正得到改善。但是由于基督教机构和教会都无法在政策上获得审批，因此有关中国基督教媒体的存在形式目前大体还是以民间为主，甚至基本上是以个人形式的为多。 谈及媒体这一方面，首先得大体阐述一下有关媒体的范畴，就媒体的类别来说，大概可以分为有七类，即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户外媒体、互联网、移动网络等，日后可能还有三网融合媒体（三网融合又称IPTV，即融合电信网、互联网、有线电视网于一身的媒介载体）。就这七大媒体的类型来说，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属于传统主流媒体，而互联网和移动网络则属于新媒体，进入2000年之后，新媒体的地位和影响便渐渐超过了旧媒体的影响。 毫无疑问，这几十年来中国与世界一样经历了媒体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不过因着客观环境的限制，中国教会的发展历程却始终没有进入大众媒体的传播平台，在传统四大传播媒体中除了杂志这一“星星之火”外几乎处于完全被禁止的状态。而杂志这一领域也只是寥寥数刊在那里孤独地持守，就杂志的具体情况来讲，2000年前也就基督教两会的几分刊物在发行，如1980年复刊的全国性杂志《天风》，90年代创立分别属于湖北和河北基督教两会的《甘露》、《天友》，在家庭教会这一边来看据说2000年之前还没有出现一份有代表性的杂志，家庭教会的这种沉默基本来说是源于两种情况，其一是家庭教会因为长期受到打压因此习惯于低调行事，其二是早期家庭教会相对三自教会来说更缺乏文字事工推动者。 打破基督教报刊杂志由两会独步天下的局面乃是2000年后的事，这种僵局的打破跟当时网络媒体的兴起是有直接关联的，因为互联网媒体注重民间和个人的特点唤起了众多基督徒对媒体传播的关注和兴趣。因此2000年后中国教会报刊杂志的第一波风潮乃是一种民间形式的行动，而且这种风潮尤其来自家庭教会。有关这一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几本具有久远影响的报刊杂志，比如2002年创刊的北京家庭教会刊物《爱筵》，这要算是中国家庭教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比较有代表的早期刊物，《爱筵》平凡中的持守、朴实中的守望曾给众多家庭教会的信众和牧者带来久远的勉励和祝福。之后分别于2006年1月创刊于温州的家庭教会刊物《麦种》更是以团队化、专业化的定位进一步推动了大陆民间基督教媒体的进展。就2006年来说，还值得一提的是于当年9月创刊于北京的《教会》杂志，此份同样来自家庭教会的刊物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其信息内容所具有的思想性和严谨性。此外2007年由北京.守.望.教会创刊的《杏花》则更是另一个标志性的信号，它标志着一些城市新兴教会可以独立承担包括原创、编辑、排版等一系列刊物运作过程。当然十几年来有关中国教会民间报刊杂志还可以罗列很多种，其中不乏精美的设计、广泛的宣传和大量的印刷，不过，就背后事工团队的成熟度、报刊定位的合理性、文章信息的原创性等方面来说，似乎都没有以上几本报刊杂志所具有的代表性。他们的出现不仅仅给海内外教会提供了了解中国教会的良好渠道，而且也带动了其他教会群体对基督教媒体的重视，同时更显示了中国教会在文字事工方面的潜在资源。 不过，纵观这十多年来中国教会民间媒体平台的发展状况，无疑互联网媒体更具有代表性。事实上，中国教会媒体平台单一性（由两会掌控）的打破就是因为网络媒体兴起的缘故。而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媒体所带来的风潮不仅使得信息的存在方式变得多样化，而且使得信息的交流方式也变得多元化。如同互联网对社会产生的冲击一样，教会也在当中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和冲击。如果说中国教会在传统四大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中无法得到与社会同步的好处的话，那互联网媒体的带来总算是满足了这一要求。 有意思的是，就互联网对中国教会的影响来看，基本上也凸显两种特点，其一是以个人的推动为主导，其二是以家庭教会的个人网站占多数。前者的情况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亦跟互联网事工透明性之特征有关，在三自会这边来讲，要设立一个事工网站必须要经过层层程序的审批，而在家庭教会这边来讲教会也不便通过网站的事工来透露教会内部的事务。后者的情况则跟互联网事工本身所具有的特色有关，比如互联网管理者在后台操作方面可以隐藏自己家庭教会的背景，而且互联网事工的即时性和灵活性也大大方便了参与者的委身，还有，尽管三自教会这边以个人名义推动网站事工的例子也不少，但总的来说要少于家庭教会，因为家庭教会信徒在个人事工的开拓方面比起三自教会信徒来讲要自由的多。 就互联网媒体的存在方式来讲，大体上有如下几种，比如资讯类、资源类、论坛类、博客类，这其中前三类特指群体性的网站，最后一类是属于个人性的博客日记。就这十来年中国教会的群体性网站来讲，基本上都是以资源类和论坛类发展为主，原因有以下的情况，首先是因为资讯类网站的要求非常高，它要求网站团队有丰富的信息量、快速的信息更新能力以及专业的技术队伍。再者，对于中国教会目前的信仰处境来讲，信息公开化和事工透明化的趋势还未形成，因此这便给网站记者们的采访带来不便。而有关这两点，资源类和论坛类的网站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不过，以上的情况也带来很大的遗憾，因为资讯类的网站毕竟是了解教会动态的直接信息，因此绝对不应该短缺。不过，值得庆幸的是2006年9月和2008年12月一家名为北京福音时代的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分别创建了针对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资讯网站：福音时报和基督时报。随着几年的发展，尽管过程也经历一波三折，不过究竟还是走过来了。目前就中国基督教民间互联网资讯网站来讲，他们应该是走在最前面了。 不过，谈及中国基督教民间互联网的其它平台来讲，还是有很多故事要讲的，以下主要论述有关资源类和论坛类的网络媒体。一位名为默歌的网友曾把中国基督教网络媒体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6年至1998年；第二阶段1999年至2002年；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其中第一阶段基本上是以基督教网络社区和论坛的方式出现，其生存方式是作为某一公众网的一个社区出现。比如于1996年设立被誉为中国基督徒第一个社区的南开大学BBS圣经版，以及于1998年设立于“西嗣胡同”的“圣保罗教堂”信仰论坛。总的来说，第一阶段的互联网媒体大体是以社区或论坛方式存在，而且有意思的是当时的跟贴信息基本上都是以介绍福音和辩护真理的内容为主。谈到第一阶段的网络状况时，有一个机构必须要提，那便是1994年于北美成立的网络基督使团（开始名为华人基督徒资源中心CCRC-…

（3）事工团队的纠纷带来的结论偏见 有关事工团队的纠纷方面，基本上是指家庭教会来说的，因为三自教会由于有组织和体制章程的严格约束，难以在行动上分化为不同的事工团队，而家庭教会则不一样，基于她本身没有统一组织和共同宣言，因此很容易会因为教义不同或理念不同而形成不同的事工团队。 笔者之所以要谈及家庭教会不同的事工团队，理由如下，因为某些事工团队之间的隔阂和纠纷非常深，因此在对海外的接触中有可能存在彼此恶劣的诋毁和攻击，从而影响海内外基督徒对中国家庭教会某些群体的深深误解和偏见。 综观这些年的中国家庭教会，特别象河南、温州、安徽、东北等地，尽管事工仍然在有节奏地开展，尽管福音仍然在迅速地复兴，但是，其中的负面情况也时有显现，其中尤其典型的便是团队之间的隔阂和纠纷。有关这一方面，笔者用两个字来描述，一个是“分”，一个是“争”，一个是“拆”。“分”都有哪些“分”法呢？最早是家庭教会从三自教会里分出来，然后就有因为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教义持不同的意见而分的，接着就有灵恩不灵恩分的、举手不举手分的、听不听话分的。同时，还有因为代沟问题分的、性格差异分的、私人恩怨分的。除了“分”以外，都是怎么去“争”的呢？这就更细了，有在本地争位置的，有在外地争地盘的，有在同工内争权力的，有在信徒中争威望的。于此同时，还有在海外争事工资源的，在国际上争个人影响的。那么“拆”都是怎么去拆的呢，这就更让人心惊胆战了，笔者用五个词来描述：“拆台”、“拆散”、“拆毁”、“拆迁”、“拆建”。“拆台”指的是用或明或暗的手段在背后拆对方的事工平台，“拆散”是指用挑拨离间的手法来拆散另一团队的同工队伍，“拆毁”指的是用恶劣的手段捣毁了对方的事工，“拆迁”指的是破坏某一个团队在某一个地方的事工致使对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拆建”指的是某一团队在某一地方的事工以便让自己的团队在原地开展。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中国家庭教会的团队都有这样的情况，也并非只有家庭教会有，三自教会也一样；事实上也并非只是中国教会有这种情况，很多国家的教会都有不同程度的纷争现象。而且笔者也认为并非所有的分歧都不好，有些教会的确是基于坚持圣经原则和信仰立场的缘故。笔者之所以花篇幅来描述教会黑暗的一面，一方面是希望海外基督徒能更客观地来了解中国教会的情况，同时也希望所有海内外的主内肢体能为中国教会祷告，求主能他的宝血来洁净教会和保守教会。 纵览整个中国家庭教会事工团队之隔阂状况，大体来讲其纠纷的源头来自几个原因，其一是由教义分歧引起的，其二是由事工理念不同引起的，其三是由领袖个人恩怨引起的。 就以上引起事工团队纠纷的三个缘由，笔者重点分析一下有关教义方面的分歧。有关教义方面的分歧，比较典型的议题有“如何看得灵恩问题？（福音派与灵恩派的张力）”、“一次得救是否永远得救（加尔文主义与阿米念主义）”、“如何认识末世论？（千禧年问题、被提前后问题）”、“如何认识人论？（由倪柝声三元论引起的讨论）”。不过在这几个议题里，目前引起重大分歧甚至影响团队之间隔阂的要数前二项，即“如何看待灵恩问题”和“一次得救是否永远得救问题”。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因灵恩问题引起的争议。 a、灵恩问题引起的分歧 所谓灵恩问题其实在神学上所涉及的是圣灵论的问题，纵观近几十年中国家庭教会的圣灵观，如果可以给以笼统的划分，似乎呈现了两大信仰阵营，即反灵恩的圣灵观和灵恩派的圣灵观。对于这两大阵营就灵恩问题所出现的张力，余达心教授曾形象地指出：“在华人教会中，福音派与灵恩派之间虽庆幸没有剑拔弩张的对峙，却有一种隐然的猜疑与对抗，以至无形的疏离。两者在保持距离中彼此容忍，对福音大能及基督的奥秘各自表述，却鲜有直接深入的对话。两者既不视对方为异端，却看对方的信仰及其生命表达，有亏缺或危险之处。”…

B、三自教会 就一般的海外基督徒来说，对三自教会通常的印象是这样的：其是受政府支持的官方教会，是可以公开的合法化教会。在政教关系上，尽管其在教会事工上可以公开活动，但在教会重大事务方面受制于宗教局的监控。还有，在针对家庭教会的态度上，她们时常或鼓动或配搭政府部门来压制家庭教会。对于如上的认识，笔者认为既有正确的部分，亦有偏颇的地方。因为，面对广阔的中国大陆，三自教会的类型也是千差万别的。针对政府宗教政策的态度，三自教会内部也不都是一种看法，有“唯命是从”的，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也有“针锋相对”的。笔者以下将就基督教两会内部的状况做一些有差异的分类，仅供参考： a 、从地域角度讲：上海派和南京派 基督教两会有上海派和南京派之说并不是大家公认的一种说法，而只是一些人所议论的一种现象。而且也并不是说一直有这样的状况，而是在某一时期有这样的情形。之所以有这样的议论，乃是源于两会机构的地域分布。众所周知，在两会里有如下几个重要的机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教协会、南京协和神学院、爱德基金会等。这几个机构中的三自爱国会和基协设立在上海，而协和神学院和爱德基金会则设立在南京，因着机构分设两地于是两个城市的机构管理者便在事工推动上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关系，甚至一段时间里两地的牧者和机构人员曾有过互相不服气的情形。就这两个地域的机构性质来讲，上海的优势是“权力”，而南京的优势是“资源”。因为三自爱国会和基协是中国基督教最高权力执行部门，而南京协和神学院和爱德基金会一则是最高神学院校一则是最大的基金会。 b、从机构角度讲：三自派和基协派 自1980年代以来三自会和基协的矛盾就不断。按原来的设计，三自会负责教会的政务，基协负责教会的教务。即三自会负责教会落实政府的宗教政策，具体就是引导教会配搭宗教局的方针和计划，以使教会的运作能适应国家的发展；而基协则负责教会本身的事务，具体就是制定教会发展的方向，以及落实具体的事工计划。 不过，基于80年代中后期中国民主思想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以及基督教两会内反三自思潮的迅速兴起，三自爱国会和基督教协会的张力便逐渐凸显出来。当时一些基协的人认为三自爱国会的历史使命早已完成，中国教会最重要的任务已不是反帝爱国（50年代成立三自爱国会的目的便是反帝爱国），而是开展事工。尽管当时拥护三自和反对三自的群体都大有人在，但总的来说，势头逐渐趋向反对三自的方向，尤其是在基层牧者里，反三自的趋势更加明显。基于当时中国教会基层牧者日益普遍的反三自思潮，丁光训在1988年的上海会议上还做了以支持撤销三自爱国会为论调的《理顺我们的关系》之讲话。本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将三自爱国会撤销的打算。 但由于一些原因并未能够执行，并且事实上被赋予了更重要的角色，不过尽管三自爱国会没有被撤销，但从基督教两会的整体局势来看，内部的三自派和基协派仍然存在，原因很复杂，不仅仅在于基协派更关注教会的事工，事实上也跟权力的分配有关系。因为是两个权利平等并行的机构，因此有关谁领导谁、谁负责哪一块的问题就让两方异常敏感，事实上也越来越不清楚，这就为彼此的配搭形成了重大的张力。出于对基督教两会稳定运作的考虑，自2000年后两会便做出一种调和的措施：两个牌子、一套人马，用一句熟悉的话来概括就是“二人成为一体”。不过，成为一体后究竟是“同床异梦”，还是“其乐融融”，那就很难用一二句话说清楚了。总之，这两者的微妙关系一直就没有消除过。…

基督时报蒙中国神学论坛供稿首发 更新时间：2011年08月29日 09时42分13秒 夏末秋初、桂花飘香。带着对中国事工在世界各地之发展的期待和憧憬，一百多位来自中国大陆、北美、欧洲、韩国、非洲、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牧者齐聚韩国首尔，就世界各地之中国事工的发展状况及未来展望展开坦诚的沟通和交流。 此次研讨会是中国神学论坛第四届研讨会，主题为“对话世界各地的中国事工”。会议共举行三天，8月18日为“中韩对话”，8月19日为“中美欧对话”，8月20日为“中亚非对话”。共有十几位在世界各地从事中国事工的资深牧者和学者在会上分别做了专门的发言。 主办方指出，此次在韩国举行的研讨会体现出了难得的研讨局面，从研讨会的形态来讲，凸显了中国神学论坛的几大特色： 1、高端性：研讨会邀请了多位在各领域富有代表性的牧者、学者参加。 2、对话性：注重不同教会背景人士的分享、对话和沟通。 3、广阔性：邀请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事工有负担的人士赴会。…

北京“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会议系列报导（二） 基督时报 王新毅 更新时间：2011年12月02日 09时10分24秒 http://www.christiantimes.cn/upload/article/201112/02/2011120209091838.jpg 【基督时报】11月12日，曾提出著名宣教策略“10/40之窗“的世界宣教战略家鲍乐森（Luis Bush）访问北京，藉着“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会议与来自中国各地数十位的家庭教会领袖共同分享对话，探讨中国教会的成长发展与异象梦想。基督时报网站同工亦现场见证了这一颇具意义的会议。 当天的会议一开始，北京锡安教会主任牧师金明日牧师代表中国教会致辞，他回忆说，2002年时鲍乐森博士首次访问北京，与中国教会领袖共同举行了“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论坛，直到今天已有大约10年的时间，“鲍乐森博士作为世界福音主义运动的重要领袖，中国教会与他的相遇一直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灵感。我相信这次鲍乐森的访问也能够带来中国教会与世界教会更好的沟通和合作。”…

《迦南诗歌》从最初的创作20年来，至今写到了第1425首。2011年第一个主日（2日）《迦南诗歌》创作者小敏姊妹在华盛顿特区的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以“最知心的朋友”为题分享神奇妙的作为，她用自己和国内信徒走十字架道路的见证激励丰收华夏教会的弟兄姐妹更好地成长。 最初创作诗歌的背景 小敏姊妹以当天一处经文诗118：14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开始。她说：“自从我信主后生活才充满了力量，过去看到都是人的诡诈、复杂、消极的方面，但是认识主之后主改变了我。” 小敏姊妹分享：“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我感到力量、源头的活水就是来自神。我初中没有毕业，只上到初一，就因为患了鼻窦炎中途辍学了。今天早上唱的迦南第10首《拉着你的手》之后，教会的弟兄姐妹才开始接纳（这些《迦南诗歌》）。那时弟兄姐妹们唱的都是传统诗歌，很多歌词都是生活的真实写照，调子也是朗朗上口的。” 她现场唱出数首最初写出但未被弟兄姐妹接受的歌，然后继续分享第10诗歌的情况：“当时是个差派的聚会上，弟兄姐妹（听到《拉着你的手》）就流泪，从那时开始就接受这些诗歌了。”“所以在创作这些诗歌的过程中，我是跟着教会一同成长的，并不是我的生命有多好，而是神把这个恩赐给我。但是我知道主把这恩赐给我的时候，他会让我经历苦难。” 亲见独一真神彰显神迹 小敏介绍自己生命的见证说：“我今天会给你讲这位‘知心的朋友’知心到什么程度，因为他医治了我的病。在舅妈给我传福音去教会的时候，在一群人中，我祷告‘主，我相信我的病会得到医治。今天晚上我到你面前来寻求你，我知道主耶和华是天地独一的真神。’过去到了冬天，鼻子会流出清水，是非常难受并且引起记忆力下降。我继续跟着弟兄姐妹去聚会，我发现鼻子越来越好了。” 小敏全家5兄妹，她是第4个。她说：“神当时医治了我，还让我看到村子里的人驼背会直起来、聋子的会听见、瘫子会起来行走，虽然这些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时我在老家的确发生这样的神迹，带给我信中一个非常大的震撼、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当时相信神显现在我们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