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超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副教授）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03月20日 冷战结束以后，新崛起的神权政治意识形态与旧的地缘政治思想结合，在美国国内形成“新冷战意识形态”。美国对华宗教渗透出现与“新冷战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的根本诉求正是以《国际宗教自由法》为标志的“新宗教治外法权”。 一、美国对华宗教渗透新模式 “渗透”一词有时会给人“遮遮掩掩”、“捎带”的印象。如此来看，用“渗透”形容当前美国的对华宗教策略似乎有些不够准确，因为“强势”、“居高临下”、“制裁”等词更能彰显美国的硬实力，美国学者也更愿意将其描述为“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的斗争”。不过，如果把美国的“新人权战略”视为“硬实力的软运用”，把“渗透”一词理解为“软硬兼施”，那么，美国对华宗教渗透也不是一个完全过时的说法。 （一）新目标 在近代，凭借炮舰政策，外国传教士获取了在华“宗教治外法权”，并在摄取在华利益方面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1943年，以不平等条约形式在中国存在的“旧宗教治外法权”被废止。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新宗教治外法权”以美国国内法的形式死灰复燃，成为美国宗教外交的“机制性”目标。冷战后上台的克林顿政府把提高美国安全、发展美国经济与在国外促进民主作为国家安全的三大目标。与此相适应，美国政府及学者对人权的定义作了实质性的修改，“人权属于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的观点逐渐让位于“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在人权问题上，又将“宗教自由”问题提升到“第一自由”的高度，鼓吹“宗教自由和平论”，认为“宗教自由”问题不仅是人权问题，而且是美国“国家安全的界定因素”，“宗教自由促进国家安全”。1998年，美国通过了《国际宗教自由法》，该法案的签署正如克林顿所说：“我的政府已经把宗教自由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因素。”而《国际宗教自由法》的核心和症结正是美国政府企图获得国际宗教事务中的“新治外法权”。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美国史学家赖德烈针对近代《中美天津条约》中的“宗教治外法权”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国际宗教自由法》。赖德烈指出：“条约（《中美天津条约》）势必使中国信徒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而使教会团体成为一些分布在全国各地而受着外国保护的‘国中之国’……差不多任何诉讼案子，都可以说成是由于非信徒逼迫信徒的。而外国领事或公使，只要他愿意的话，总可以找到干涉的借口。许多中国人，因为看见强大的外国靠山的好处，就假装悔改而加入教会。也有不少传教士，用外国政府的保护为饵，引诱中国人入教……因此，‘宽容条款’的效果，对基督的名并不是很光彩的……教会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伙伴，对于因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不能推卸责任的。”（Kenneth Sc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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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新平 围绕基督教（新教）中国化这样一个研究课题，我想首先有必要弄清楚应该思考哪些问题，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我们将来应该做什么，做这个研究的目的、意义何在等与之相关的方面，主要从这些方面来进行一些构设。我深深感觉到，基督教中国化这个问题政治上值得关注，学术上急需探讨，宗教上尚待摸索。我们目前在认识、对待基督教上就是处于这种状况。与其他宗教相比，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较为复杂，也是我们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没有得到理想解决的宗教。从目前中国五大宗教来看，其中有两大宗教都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即天主教、基督教，它们都属于我们在基督宗教中国化议题中要讨论的范围。另外，从世界全貌来看，基督教又是世界上所有宗教中最大的一个宗教，其信仰人口最多，已经达到22亿人，而且其影响也最大，触及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基督教研究在政治、学术、思想、文化等领域所占的比重也是非常大的。而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同中国的关系却颇为微妙，用国际上一个研究中国基督教问题的著名专家波布·怀特（Bob Whyte）所写的书——《未结束的相遇：中国和基督教》(Unfinished Encounter: China and Christianity, 1988)中的观点来说，基督教对于中国社会文化仍然为一个还远远没有结束的相遇，有很多的问题积淀下来，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其他外来的宗教如佛教等，相对而言已经得到比较理想的解决。 …
牟钟鉴 基督教中国化走过曲折的路，至今未能摘掉“洋教”的帽子。它面临的难点主要有3个。首先，在政治层面上，基督教与中西关系相纠结。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一度成为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当然也有一些外国传教士本着宗教救世的宗旨，为中国人做了许多好亊。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因其与西方现代化相联系而在中国青年人心中的形象越来越正面化，历史的记忆逐渐淡去。但当前基督教在中国的文化传播又与恶意渗透相交织。确有一批敌对势力在利用基督教，企图使中国基督教化，进而改变中国独立发展的道路，把中国纳入西方的政治格局。美国《时代周刊》前驻北京记者站站长艾克曼写的《耶稣在北京》一书，就明确叫嚣要用“基督教羔羊”征服“中国龙”。多年来政界忧虑，基督教实行扩张性传教（以扩大地盘为第一要务），教徒增长速度过快，而它又是未能很好中国化的基督教，对中国形成冲击，因此提出抵御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的渗透。但论说的时候多，有效的对策少。在政治层面，基督教如何加强国家认同，处理好爱国与爱教的关系，消除灰色地带，摆脱外国势力的利用控制，同时又能使基督教成为中国对外平等交往、加强中西人民友谊的渠道，尚未真正解决。 其次，在文化层面上，本来基督教与中国固有信仰传统的差距就较大，再加上基督一神教的独尊自大，中国基督教的保守落后，神学思想的现代转型与中国化面临很大困难，其难度远远超出佛教的中国化。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多宗教、多神灵的国家，它的宗教文化传统是多元通和模式，较少排它性，较多包容性。外来宗教要中国化，一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做到爱国守法、庄严国土，二是要与中华仁和文化尤其是儒家、道家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神学理论，这一条是根本长久之道。佛教进入后，出现了中国化的佛教，即禅宗，并成为主流教派，佛教从此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基督一神教要接受儒、道文化的贵和精神比佛教困难，必须突破原教旨主义（即基要主义）的束缚，不垄断真理，学会尊重信仰的他者，做其他宗教的好邻居，这是中国基督教的责任。老一辈神学家赵紫宸、吴耀宗、丁光训等人在神学建设上的成就证明，基督教神学与中华文化的结合是能够做到的，但它要求中国基督教界对中华文化有深度的了解。 再次，中国基督教界中青年神学家队伍成长不理想，接不上老一辈的班，更难以发扬光大。从基督教中国化的要求来说，人才的开放与高素质是根基，神学的更新与推进是关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段琦研究员通过调研了解到，中国基督教界主流是保守的福音派，没有自己的、能开创的神学家，跟不上国际基督教前进的步伐。上世纪中叶“梵二会议”以后，天主教提出宗教对话，自由主义神学家孔汉思推动全球普遍伦理建设。基督教也出现像保罗·尼特那样开放的神学家，对基督教“耶稣以外无拯救”的教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主张各教和谐相处，互相对话和学习。中国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在神学更新上落后了，比较封闭。教界一定要开放，多与学界沟通，与儒学、道学沟通。中国历史上有教界与学界良性互动的传统。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等儒家名士与佛教高僧大德皆有密切交往。全真道与儒臣相得而益彰，许多全真道碑文都是教外学者或儒臣撰写的。中国基督教如果一直处于封闭状态中，新一代优秀人才是难以成长的。 以下是我的几点建议：1、进一步总结老一辈神学家的理论成果。对一些尚健在的老神学家，如丁光训、陈泽民、汪维藩，应作抢救式研究，因为他们年事已高，一生有丰富积累，要抓紧整理他们的资料，做口述史，还可考虑为他们配备青年助手。他们是难得和珍贵的思想家，教界新的一代目前还找不到这种水平的人。2、总结基层教会的先进经验，上升为理论。有学者在做太原、石家庄天主教调查研究时，发现基层教会早已在宗教生活中把天主教传统与中华信仰传统相结合，如祭天祭祖、婚丧节庆，都具有了中国特色，还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如快板、三字经、顺口溜来宣讲教义，内容多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忠孝、诚信等。据说这种现象在天主教教区所在地都有。我想，在基督教基层教会也会发现信众创造的有益经验。我们对于宗教界人士和信众适应中国现代社会的积极性要有充分估计。教界上层要与下层相结合，中国化的过程就会加速。3、加强教界与学界的互动，在神学院多开设学术文化课，多读一些中华文化经典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除请学者讲座，还可请海外自由派神学家及佛、道、伊各宗教人士讲座或对话。中国的基督徒同时又是中国人，有责任和义务熟悉本国的文化典籍，把中国精神融入到神学中去。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的需要，也是基督教在中国真正能扎下根来、健康发展、被中国社会普遍认可的需要。 （本文转载自：中国民族报电子版（2012年4月17日） http://www.mzzjw.cn/zgmzb/html/2012-04/17/content_84002.htm ）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存在处境和理解状况也相应地发生了重要改进。但宗教因其复杂的社会政治关联和意识形态敏感的延续而使之社会生存及理解尚未出现根本好转，不少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认知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澄清和说明。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发展中，宗教仍是一个敏感话题，如果不能“脱敏”，则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目前致力争取的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国宗教理解的难度 “中国无宗教”的心结 虽然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在宣称中国乃“非宗教的国家”、中华民族是“非宗教的民族”之后，仍转向了佛教等宗教，但其观点却流传下来，被人反复运用和论证。在这种观点之后，藏有对宗教的否定性、消极性理解，即认为中华民族乃是高于宗教的思想文化体系。梁启超关于宗教贵信、哲学贵疑的区分，以及中华文化的“哲学”性质之断言，形成了中国知识阶层中轻蔑宗教的习性，甚至一些肯定儒家的学者也不认为此乃宗教，而强调儒教作为社会人格的教化是“属世间法”的，与“出世间法”的宗教有明显而根本的区别。过去学界宣称儒教是宗教，其实质乃基于对儒教的贬低或否定。基于这种认知积淀，儒教作为传统中华文化的象征标志并没有得到“正名”，对孔子形象的褒贬、儒学作用的质疑，使今天的儒家复兴步履维艰、遥遥无期。其它宗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社会下层的精神需求，不被人看好或看重；不少人会把宗教视为社会上“有问题”人群的信仰。所以说，“中国无宗教”的断言实际上乃基于认为宗教“不好”的价值判断。其问题的解决，则会回到对宗教的本质、宗教的价值判断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当今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对宗教正面或中性的评判也越来越多，但整个社会对宗教的认知氛围并没有出现质的改变，仍缺少对宗教较为正常或平常的认识。所以说，这种对宗教积极认知的量之积累，还不足以使之产生质的突破。 宗教被视为“落后文化” 关于宗教是“文化”的讨论，曾经标志着中国大陆在宗教问题上拨乱反正的一个分水岭。从宗教是“鸦片”到宗教是“文化”的认知，代表着20世纪中国宗教认知上的一个突破或飞跃。“鸦片论”对宗教基本上是否定性的价值判断，而“文化论”则对宗教至少是一种相对中性、比较客观的判断和认可，因为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对之可以吸纳、继承和扬弃，而不再是简单的否定和抛弃。在此，不仅有着对宗教价值判断上的肯定，而且也自然引出了对宗教社会功能的相对肯定。不过，仍有人认为，宗教纵然可被归入人类文化的范畴，但宗教文化也只不过是落后文化、守旧文化，因其保守性而只能是对过去传统的回忆，不可与先进文化同日而语。在今天中国所倡导的文化建设、文化发展和文化繁荣中，宗教文化的定位故颇为模糊，其作用似乎亦语焉不详。 不少人仍不太主张突出宗教的文化性质及文化功能，而坚持其为一种虚幻、唯心的信仰。由于宗教文化的“唯心”性质，遂被认为很难跟上社会文化的朝前发展；特别是当社会文化从宗教文化转向世俗文化之后，宗教文化则被视为是被社会发展所淘汰、难以与时俱进的落后文化。按照这种认知模式，似乎宗教文化不能归入先进文化，更与社会发展、变革的革命文化无缘。 宗教被“政治化” 毋庸置疑，宗教与政治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联；但宗教毕竟不是政治，也不应该被归入政治范畴。不过，当今中国社会看待宗教的眼光仍旧以政治眼光为主，强调对待宗教必须具有政治警惕性。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宗教的这种被政治化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积极意义的，对其政治防范的意识要强于“积极引导”的观念。过去推翻剥削阶级统治时对宗教的那种理解仍然保留，即认为宗教是为剥削阶级、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其所起的政治作用也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权及其利益、对其臣民加以安抚、消解其反抗意识的。这在当时革命党推翻旧政治体制时对宗教的政治评价却在革命党夺得政权后仍然延续下来，今天的执政党中仍有不少人认为，宗教与政治的必然关联使宗教主要是作为与当今中国政治主流相对立、相抗衡和相抵触的力量存在，是当今执政者必须警惕、防范而不是可以信赖、利用的力量。按照这种认知，宗教也好像与今天的政治不相适应、水土不服，故而只能被动地“被引导”，且需要引导者下大气力来“积极引导”。…
“他生的时候苗族人尊他为苗王；他死了，这些人也尊他为苗族救星。最后把他安葬时，苗族的同胞三天三夜为他守墓，三天三夜地唱着赞美诗不忍离去，以悼念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导师。”这是一位苗族人在《用生命爱中国》对来华传教士伯格理牧师的见证。即便至今忆他时，老人们亦不禁感动落泪。 观看视频请按此 1887年，伯格理放弃了安逸的生活、公务员的工作，也放下了自己的家人，接受上帝的呼召来到中国传教，然而传教的过程却是历经千辛万苦。 一次出行去昆明的途中，在长江一个叫“撑天滩”的险滩上，船被撞成了碎片，他侥幸得救。随后，在乘马前往昭通的陡峭山路上，又因不善骑马被抛落山涧几乎摔死。在这种身陷异国他乡的危难中，他几乎陷入到绝望之中。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神在这个时候对他的安慰：“你感到孤独，但是，‘我将与你同在’。”辗转中，他来到云南昭通圣经公会布道所任牧师。 一支被称为“大花苗”的族系曾为逃避杀戮，逃到了滇黔川最荒凉偏僻的山区。在那里他们没有土地，靠租种彝族土司地主的土 地，过着刀耕火种、结绳刻木的生活。1905年，四个形容枯槁的大花苗人跋山涉水走了几天，找到了昭通圣经公会布道所的牧师柏格理。 这个23岁就来到中国的牧师一直希望能像到非洲传道的李文斯顿那样引领一个民族归信。尽管他在昭通做了很多传教的工作，还曾冒着 生命危险到金沙江附近的凉山彝族中去传教，但效果甚微。他一直在默默祷告。神让他看到了大花苗民族伸过来的犹豫的手，他就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年冬天，伯格理和几名苗族、汉族信徒到了滇黔交界处的石门坎。 当年的苗族生活极其艰苦，他们头盘长辫，身穿粗麻布衣，披着蓑衣，打光脚或穿草鞋，很少洗脸，身上肮脏污秽，气味很重，让人很难接近。但伯格理从不因艰苦而退缩。伯格理进到苗寨去的时候，身着苗族服装，说苗语，住苗家，和苗家人同吃洋芋、包…
本网讯（记者田丽娜）2月22日上午，机关晨讲学习活动第八十五讲举行，大学部的解庆阳同志以《从某基督教“家庭教会”看基督教“家庭教会”对北京青年的影响》为题，与大家进行了交流。团市委书记会领导出席活动。 据了解，由于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出现了以年轻基督教徒为主的所谓的“城市新兴教会”。北京也出现了一批知识分子和白领人士多、活动公开、有固定活动场所的私设聚会点，某“家庭教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讲座中，解庆阳同志介绍了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概况、组织机制等几个方面的内容，着重介绍了这个群体呈现的以年轻人为主、文化程度较高，与“三自”教会普遍接触较少，人群来自全国各地的主要特点，信教的主要原因，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共青团工作的思考。通过晨讲使大家切实了解了“家庭教会”的基本情况，对于团组织如何开展该青年群体工作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以色列古物局（The 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23日发布声明指出，“考古学家近日在耶路撒冷发现首个古代工艺品，上头有足以证明圣经中所说古城伯利恒存在的具体证据。” 据《法新社》报导，声明指考古学家于路撒冷旧城（Old City）南墻外的大卫城（City of David）出土了一个宽约1.5公分的印玺（bulla），相信古人用该印玺在文件或其他物件上的一片粘土上盖章，上面刻有古希伯来文“伯利恒”这个词。 主导这项挖掘工作的舒克朗（Eli…
香港影音使团近日邀请了唐崇荣牧师谈挪亚方舟探索事工。唐崇荣牧师相信圣经的记载肯定是历史事实，而考古可以帮助了解圣经，把圣经的历史呈现于这个时代。方舟探索的成果虽然还没有成为完全绝对的确据，但这个探讨可为布道预工。若以布道预工的观点看，这实在是非常好的题材。 唐崇荣牧师分享了护教的意义和护教与布道的关系，护教与布道是不可分割的。通过方舟的探索事工见证圣经历史真实性，可以很好的护教，让人看到在历史事实上是真实的。 “护教就是严正的指出上帝的道的合法性，坚定指出信仰的可靠性的，所以护教对布道是不能分开的。我们不是靠护教来布道，但是布道跟护教没有抵触，在历史事实上信仰是真实的，使人知道过去的神以真实的事，启导我们这一位神就在现在引导我们在真理上站立得住，又用真理启示我们勇敢面对未来。” 所以，他个人会将四件事连在一起：第一，神学，第二，哲学，第三，护教，第四，布道。他认为按照这个布道的原则性，可将世人带进信仰，到达非常合理又坚固的地步。 “神学，使我们明白神的启示，哲学使人明白人的缺欠。然后到护教的时候，你就不是替迷信来解释，也不是辩护那些不合真理的事情，而是看到人的道，虽然很伟大，但在神光照之下有很多缺欠，这样就容易使人的心降服在上帝的真理之下。” 首先我们应当对圣经的历史给予完全地肯定，唐崇荣牧师表示相信在圣经旧约中的洪水和挪亚方舟的故事是准确真实的记载。“提及洪水的事，耶稣基督亦印证，其他书卷也曾经应用，而洪水曾在地上泛滥的记载在埃及、南美洲和世界很多地方都曾经听过了，所以这件事是历史事实，是不必怀疑的。虽未能完全肯定别的洪水记载是否就是圣经记载的这一次，但圣经的洪水记载，一定比全世界各地记载的更正确、更真实的、更重要。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这跟别的地方的普通历史记载，或在神话里面冥想猜想出来的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作为信上帝的人，对神的启示是不可怀疑的。” 我们通过考古可以帮助了解圣经，即便还没有拿到完全绝对的确据，但这个探讨可称为布道预工。唐崇荣牧师希望大家可以谦卑地看待，看到这个探索是布道预工的好题材。“布道有预工、正工、后工，大家可以如此谦卑的看待。回教中有方舟，基督教中有方舟，非基督徒愿意了解历史，所以若以布道预工的观点看，实在是非常好的题材。” 据悉，挪亚方舟国际事工组成探索队曾于土耳其亚拉腊山上发掘出巨型古木建筑，消息传出即成为全球瞩目焦点，有关专家及土耳其官员均表示相信所发现的极大可能就是挪亚方舟遗骸。他们也于2010年4月28日在北京举行发布会，称于土耳其东部的亚拉腊山寻找挪亚方舟遗骸时，在高于海拔四千米的冰川进行挖掘，成功进入巨型木结构。 世界上也有其他的组织根据圣经记载尺寸建造方舟，以回应很多人对圣经记载的怀疑，如诺亚真的造过这样大的船吗？他真的能够将所有的动物都装入这艘船吗？因此，在美国肯塔基州北部的农田上，基督教团体“创世纪解答”（answers…
德国的高速公路以没有行车速限而闻名，但这也让开车疲惫中的驾驶人难找休息的地方。为此在高速公路旁建立教堂提供旅客歇息，形成了德国公路的特殊景点。 据了解，目前德国共有38间公路教堂(Autobahn Church)，估计每年共有1百万人次造访，公路上的交通指标会指示附近最近的教堂方向。这里首间公路教堂开创于1958年，当时是一家天主教堂每周开放一次供旅客休息，后来驾驶人员越来越多地走进教堂。这时德国便增设教堂并全面开放地提供给驾驶人们。 第一个开放的天主教堂的神父Wolfram Hoyer表示，驾驶人疲惫时只希望离开公路，找个地方休息，所以他们在此可获得信仰、身体、心灵的休息后再上路，所以教堂有点像心灵充电站。 有的乘客在离开教堂的时候会在教堂的留言本上写上自己的恩典和对神在路途中保守的感恩。留言本的内容可以看出不只基督徒、天主教徒，还有犹太教徒、穆斯林和无神论者，也曾到访公路教堂祷告或默想，因此柏林和慕尼黑南北两大城之间的公路旁，越来越多提供旅客休息或默想的尖塔房屋。 有很多基督徒对此教堂的建立充满了感谢，有人在网上分享说：“心灵疲惫时最需要的港湾”“一条助人通往天堂的道路。”“身体和灵魂的双重休息。”“上帝的爱和恩典一直都伴随在我们的身边。”
【内容提要】区别于以往宗教社会学研究通过访谈已皈依基督教的欧美中国留学生来重建他们信仰转换的论述，并探讨这一转换的理由，本文的田野调查个案深描了一个居住在香港基督教社区里的基本上是非基督徒的内地留学生群体与基督教组织和人员互动的动态过程。这一动态过程展示了在被积极传教的情况下，这群内地留学生如何做出了有限地接受或拒绝宗教影响的反应，在这些反应背后有着复杂多样的个人理由。了解这些个人理由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且透过这些个人理由审视香港—内地这一特殊的地缘与社会脉络，发掘这个个案与其他个案相比的“另类性”，有助于更进一步地理解留学生们在不同社会情境下所做出的信仰选择背后的理性考量。 【关键词】香港 基督教 留学生 宗教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到海外留学，而他们留学生涯中的宗教经历近年来也越来越受到媒体和学术界的关注。不少报道都指出，许多留学欧美国家的中国留学生皈依了基督教（金鑫，2005；唐黎标，2006）。学界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讨论这些留学生在异国他乡选择皈依基督教的各种原因（Wang， 2004； Yang， 1998， 1999；华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