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的物质主义陷阱 秋风 人人都在谈论，中国即将作为一个大国崛起。这些话语中的大国之“大”，基本上指物质性力量的强大。有些人士、尤其是国外人士肯定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国，其依据正是中国人口庞大，GDP规模庞大，经济高速增长，军事实力强大。国内人士普遍不承认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大国，但始终把成为大国作为一个奋斗目标，为达此目的而开列出的对策无非继续快速发展经济，提高GDP规模及人均GDP水平，发展科技，增强综合国力。 《大国崛起》电视片肯定了民主、法治、市场的作用，但在其叙事逻辑中，这些制度之所以是必要的，不是因为这些制度本身是值得追求的，而是因为，这些制度可以保证那些物质性力量的快速增长。同样是这样的逻辑，让中国很多人对印度模式大不以为然，某些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民主、法治如果不能让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就没有用处，假如妨碍了经济快速增长，那就不如不要。 可以说，物质主义国家哲学在许多人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据此而采取的战略与政策选择完全有可能让中国成为一个国强民也富的国家，但现代大国兴衰起落的悲喜剧表明，如此成为大国的结局，却也很可能让人沮丧。 物质主义的国家哲学 《大国崛起》所罗列的近代大国，大多数都曾经信奉过当代中国人所信奉的物质主义哲学。这种物质主义乃是一种伦理态度及国家哲学，它与培根之后的近代唯物论、笛卡尔开启的近代唯理主义有密切关系。从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纳的西方主流哲学传统相信，人天生是社会性动物，城邦、国家是自然形成的，对于人实现其最高目的——善或者趋向上帝——是必要的。这一最高目的同样约束着城邦或国家。因而，城邦或者国家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伦理性存在，统治的正当性在于其能增进“公共善”，向人们供应正义。正义是国家的根本特征，圣奥古斯丁曾说：没有对正义的追求，国家就跟盗匪团伙没有区别。所以，中世纪的普遍信念是，国王在上帝与法律之下，暴力本身不足以让一个人成为统治者，他必须服从上帝与法律，才享有统治权。这一点，其实也正是周的“礼治”背后的政治哲学：天子与诸侯的统治权来自于礼，而非力。 近代哲学则颠覆了这套宪政主义的国家哲学。人的本质就是自利的欲望，国家只是人为了让自己享有安全、保障生命与财产而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工具，与伦理目的无关。国家的正当性不再来自上帝或法律，而是当权者所掌握的物质性力量：法律之所以有效，仅仅因为法律具有强制力，国民之所以顺服，仅仅因为他们恐惧惩罚。也因此，为遏制众人的欲望及对抗其他国家，国家力量必须足够强大。为此，博丹、霍布斯构造出了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主权”。 因此，乍一看也许有点奇怪：近代哲学无不奢谈自由，但最终大多以权力迷信告终，不论是一人独裁的权力，还是某个集团的权力，或抽象的人民的权力，而“权力”一词在古典与中世纪哲学中根本不占重要地位。“权力崇拜”构成了近代国家的精神症状之一。近代国家的精神症状之二是对财富的迷恋：国家把金钱、制造业等视为国家的根本力量所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催生了历史上第一套经济学体系：重商主义，它倡导通过制造垄断、设立专利权、限制进出口、限制本国货币外流等方式，为国家积累财富。此后大多数经济学都继承了这种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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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路德的“职业”概念 ——————————————————————————–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时间：2007-2-5 阅读：16次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 在德语的Beruf（职业、天职）一词中，以及或许更明确地在英语的calling（职业、神召）一词中，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这一点不会被人误解，越是在具体情况下强调这个词，这一概念就越明确。而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个词在文明语言中的历史，那就会发现，无论是在以信仰天主教为主的诸民族的语言中，还是在古代民族的语言中，都没有任何表示与我们所知的“职业”（就其是一种终生的任务，一种确定的工作领域这种意义而言）相似的概念的词，而在所有信奉新教的主要民族中，这个词却一直沿用至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它并非源于有关语言的伦理特点，例如，这个词并不是什么德意志精神的产物，相反，它现在的意思来自《圣经》的译文，它体现的不是《圣经》原文，而是译者自己的精神。在路德翻译的《圣经》里，这个词的近代含义最先出现在Ｊ·西拉著《智慧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和二十一节）。此后，在所有新教民族的日常语言中，这个词都迅速地带上了它目前所具有的含义，而在此之前，在世俗作品、甚至宗教著作中，连这一含义的暗示都不曾有过，就我所知，这一含义仅在德国的一位神秘主义者的著述中出现过，而他对路德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 同这个词的含义一样，这种观念也是新的，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这可能是一般的常识。职业概念中包含了对人们日常活动的肯定评价，这种肯定评价的某些暗示早在中世纪、甚至在古希腊晚期就已存在，这的确也是真实的。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但是，至少有一点无疑是新的：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思想。这样，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心理学和宗教——读埃*弗洛姆《精神分析和宗教》 弗洛姆著的《精神分析和宗教》有开创性的意义，他是我第一个读到的从心理学角度看待宗教的学者，无可否认，这本书因为出书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时代的心理学还是相当的粗糙，所以弗洛姆的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宗教信仰还是相当的粗浅，或者存在的一定的偏差，但其所做的开创性和铺垫性工作的功绩不可磨灭，这使得我们可以重新来考虑和认识宗教，也可以认识与宗教相关的心理学问题。 这本书我最认可的一句话是：“任何思想只要牢固的建立在人的性格结构上，便是强有力。思想并不比它的感情母亲更有力量。” 在弗洛姆认为，一般宗教可以分为权威主义宗教和人本主义宗教。权威主义宗教认为，因为人存在的有限和局限，因而感觉人存在的无力感，这样，人们虚构超人的力量——上帝，权威主义宗教就是屈服于这样的超人的力量，然后，弗洛姆认为这样可以造成人们对自己的贬抑和否定，因而贬抑了人存在的价值，而弗洛姆主张人本主义宗教，人本主义宗教主张人存在的优先性，上帝是自己完美形象的象征，主张人们发现自己价值，并且最大的实现自己的价值，并建立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主体性地位，主张实现自己力量的最大化，改变自己的无力感，并不认为德性是像权威主义那样屈从于超人的力量，而是自己实现自己价值的体现。综述上面观点，弗洛姆极力主张人本主义宗教观，反对权威主义宗教观，在这一点上作者表达自己对完善和改革宗教观念的期待，但也同时显现了作者对宗教神学认识的粗浅和当时心理学发展的粗浅。 一个超越的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设定，容易引起此岸的虚无主义，这是从哲学角度理解弗洛姆的观点，同样也暗含着弗洛伊德对宗教伦理学的批评：这就是现代伦理如果以宗教学为出发点和基础，则现代伦理则与信仰上帝共沉浮。此岸的价值不但应该有超越的根基，也应该有此岸的根基，失去超越的根基，这个社会面临灵魂和思想的干涸，失去内在的根基，这个社会将失去这个社会的本色和社会性，这个社会将面临问题，所以，这个社会的根基必须建立在超越和内在双重的基础之上：人们在处理社会人际关系中可以发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发现一个和谐社会对人们的价值重建和价值发现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在人性的完善和德性的实现上，必须要像康德观点一样，必须预设超越的全知全能的存在，这是实践理性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完善德性的实践。《圣经》云；“要爱自己一样爱邻居。”这也就简略概括了现代伦理的基础：从爱邻居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发展和完善自己存在的社会性，失去社会性的人将是问题的人和价值残缺的人，所以，从爱邻居推而广之到爱生活、爱任何人这样的社会伦理价值是发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价值重建不可缺失的基础，而超越的存在是人的价值实现的另一个力量源泉和价值实践必不可少的基础，因为这样才能使人性更加完美。从这个意义上说，超越的存在并不是要否定此岸存在的价值，并不是虚无主义的源泉，虚无主义的根源在于人们思想理解的偏差和误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超越的存在和此岸的内在价值是共生的，否定了其中一个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间接的否定了另一方面的意义和价值，这正如我们拥有真理而没有社会价值将无意义可谈，而在一个物质繁荣的社会里如果道德沦丧、思想贫乏、社会意义缺失的社会终将是问题社会，终会面临社会崩溃问题或者人将沦为物质和欲望奴隶。 按照弗洛姆的定义的权威主义宗教是否会面临心理问题？人们确实要像人本主义那样来实现和完善自己，来增加自己的力量感，但是人们必须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欠缺，无限的推崇的人的力量很容易自己将自己撕裂，面对世界的欠缺和人性的局限，面对这个世界必然存在的或然性，要知道人的存在的有限性，无限的推崇人性的自我实现很容易形成问题人群，面对这个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合理，有些我们可以改变，有些我们无法改变，无法改变的问题要学会接受，有些知识和能力我们可以掌握，没有能力的认识的领域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这符合人性，无视人性和人格思想结构的局限而一味推崇自我实现将是在制造问题人群，从这个角度出发，权威主义宗教观并不是一无是处，而恰恰相反，这个社会需要权威主义宗教观和人本主义宗教观的结合。在权威主义宗教观中，人们可以正视和接受自己的局限和这个世界的欠缺，防止人的狂妄形成自己将自己撕裂，防止形成问题人群，所以说，一定的权威主义的宗教观并不会形成心理问题，而恰恰相反。 弗洛姆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面对和宗教思想相关的心理问题，他提出了心理治疗的两个不同的路径：一是是适应性治疗，他通过培养社会的适应性来解决心理问题，但是一个社会适应性很好的人很难说自己最大的完善了自己，或者发现了自己的最大价值，而往往成为这个社会的“挣钱机器”，而因为内心空虚、灵魂扭曲面临心理问题；一个是灵魂性治疗，其可以发现自己的内在价值、发现自己内在体验和厚实的思想基础，但这样的人并不一定很成功。就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确实灵魂性治疗对人很重要，一个思想丰富却很有弹性的人很少面临心理问题，但是适应性治疗必不可缺少，因为一个人无论其内在思想如何丰富、自身的人性如何完美，但必须面临社会的问题，必须要在现实中有立足之地，如果在社会中无法立足的人不论其思想如何丰富、人性如何完美都将受到摧毁。 以上的观点从宗教学的角度看，一个好的宗教必须有超越的灵魂拯救，也必须有入世的通达，尤其是普及和流行的宗教；不但要有灵魂的丰盈，也必须是一种适应现实的支撑。在达尔文的新教理论中，达尔文极力主张从现实的成功可以印证彼岸的拯救，这很有进步意义。 前些天看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心理治疗，他曾经说过，好的心理治疗并不是要进行如何专业的分析和诊断，而是一种共情和接纳，在这样的治疗过程中，当事人可以感觉到一种力量，一种战胜苦难和疾病的力量，这正如我们在火炉旁烤火，我们也没有发现什么热力学的原理，但我们确实感觉到了热量。一种好的宗教应该是这样，一种好的思想也应该是这样，一个好的人格力量也应该是这样。…
韩国：儒家面临基督教后的失败 发信站：天益社区（ http://bbs.tecn.cn ），版面：宗教理论 本文链接： 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55178 作者： 王均震 一、前言…
秋风: 中国需要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 作者：秋风 提交日期：2007-2-10 14:44:00 ??人们在一百多年前就形容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此一变局到今天依然没有尘埃落定，因为现代国家所需要的多项关键性制度尚未建立或者极不完善。正是这一制度瓶径让中国在经历二十多年快速经济增长之后，反而面临诸多政治社会乃至精神的困扰。人们已经普遍地意识到，这些问题是制度框架不合理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制度变革，即建立、完善法治、民主与市场等现代基础性制度。问题是，变革的主体是谁？激励何在？历史似已表明，经过文艺复兴、个性解放所释放出来的个体不足以承担这一使命。相反，中国欲确立现代国体，需要一场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这既是立国的基础，自身也构成立国的根本内容。 个体释放的得与失 按照经典的中国近代史叙述范式，中国的初期近代化经历了三个连续递进的阶段：先是开明官僚主导的19世纪后期洋务运动，仅在器物的层面上学习西方；继之以晚清维新运动、清末立宪尝试及建立民国的事业，所涉及的是国家政治制度安排的变革；第三阶段则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深入到人的精神层面，彼时的启蒙者试图颠覆传统、重建新文化，以之为解决政治、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 这是中国人建立现代国体的三种不同进路，它们在后来的历史上曾经反复再现。过去二十多年就已经历过一轮循环，尽管次序有所颠倒：首先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新启蒙运动，随后展开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重要的制度变革内容。不过，90年代之后，文化运动与制度改革让位于单向度的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民众狂热追求财富，各级政府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本地经济高速增长。…
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传播不同境遇的原因与启示 裔昭印 石建国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2期，9000字 韩国是具有较多基督教徒的亚洲国家。据统计，近代韩国基督教徒占韩国人口总数的6％，约每14人中就有1名基督教徒。而在中国，大约每600人中才有1名基督教徒。作为异质文化的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要早于韩国，那么为什么基督教的传播在韩国获得了较大成功，而在中国却遇到了较大的挫折？ 民族危机的加深 虽然中韩两国在近代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但两国人民反对的目标却有所不同。信奉基督教的英法等西方列强是中华民族灾难的“肇事者”，直接促使中国陷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因而成为中华民族主要的敌对目标，而当时韩民族的主要敌人却是非基督教的东方国家日本。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通过强加给中国人的不平等条约，取得了自主传教权，这为基督教的传道业蒙上了殖民主义的政治色彩。受到英，法等国掠夺压迫之苦的中国人民也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侵略者信奉的宗教，反对教会的斗争风起云涌。1860年至1899年间，中国各地人民与基督教会发生了数以千计的冲突，有240多次公开袭击传教士的事件，具有重大影响的教案达30多起。此后，西方在华“基督教运动的副产品”——教会学校也遭到了抵制。由于“教会学校作为西方教会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攫取中国文化‘解释权’的机构化体现，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耻辱”，因此，1924-1927年中国出现了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规模宏大的反教会学校宗教教育的“非基督教运动”。由此可见，以不平等条约为后盾的西方传教士试图使中国基督教化，其目标与中国人民的诉求是不一致的，自然很难使中国民众认同其文化。对此，秦家懿和孔汉思就认为：基督教所犯的最大错误是19世纪以来传教士倚仗西方列强的炮舰外交的保护，试图打开中国传教的大门。这种政治上的妥协使得传教士蒙上“机会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的污名。上述事实也说明，在反抗和谋求摆脱西方控制与压迫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是把反基督教与反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与强权政治相结合的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遇到强烈抵制，后来遭到巨大失败就有某种必然性。 与此相反，在民族危机压力下寻求精神安慰和解脱的韩国人却把基督教的信仰当作精神寄托和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西方国家基督教的社会作用和启示 刘强 中国的邪教现象在近几年成为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继前些年的一些重大恶性事件 之后最近又发生了类似于邪教组织干扰卫星电视信号等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 中国政府为了打击邪教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然而到目前为止种种迹象显示邪教在中 国依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和存在。 目前这种不连贯的宣传打击措施也难以避免在一段时 间之后某些地区出现死灰复燃的现象。…
沈阳:给启蒙精神戴上法律面具——中国需要文艺复兴吗？ 作者：张超 提交日期：2007-2-19 14:00:00 ??给启蒙精神戴上法律面具——中国需要文艺复兴吗？ 12月7日，《南方周末》发表了刘军宁先生的《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杨鹏先生围绕着公民责任感的重建等视角对其进行了批评和补充，秋风先生则先后发表了几篇文章，从苏格兰启蒙运动和中世纪法治保守主义角度对军宁先生的观点展开了批评。 这一系列的文章，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文艺复兴，尤其是秋风先生的道德说教文章，由于忽视了中国社会的特色，忽视了对于西方文明发展的精髓层面的挖掘，尤其重要的是，忽视了法律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秩序保障和民权维护作用，因而明显空对空，牛头不对马嘴。 不仅仅是智识上的有限性 中国以前的启蒙运动，从五四运动开始，都是欧陆意义上的启蒙运动，执着于“民主”与“科学”的宏大叙事。对于西方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不是一棍子打死，就是把他们抬到天上去，却从来不去反思自己思维的局限性。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不是自我反省，而是要求他人悔改。…
心理学和宗教——读埃*弗洛姆《精神分析和宗教》 弗洛姆著的《精神分析和宗教》有开创性的意义，他是我第一个读到的从心理学角度看待宗教的学者，无可否认，这本书因为出书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时代的心理学还是相当的粗糙，所以弗洛姆的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宗教信仰还是相当的粗浅，或者存在的一定的偏差，但其所做的开创性和铺垫性工作的功绩不可磨灭，这使得我们可以重新来考虑和认识宗教，也可以认识与宗教相关的心理学问题。 这本书我最认可的一句话是：“任何思想只要牢固的建立在人的性格结构上，便是强有力。思想并不比它的感情母亲更有力量。” 在弗洛姆认为，一般宗教可以分为权威主义宗教和人本主义宗教。权威主义宗教认为，因为人存在的有限和局限，因而感觉人存在的无力感，这样，人们虚构超人的力量——上帝，权威主义宗教就是屈服于这样的超人的力量，然后，弗洛姆认为这样可以造成人们对自己的贬抑和否定，因而贬抑了人存在的价值，而弗洛姆主张人本主义宗教，人本主义宗教主张人存在的优先性，上帝是自己完美形象的象征，主张人们发现自己价值，并且最大的实现自己的价值，并建立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主体性地位，主张实现自己力量的最大化，改变自己的无力感，并不认为德性是像权威主义那样屈从于超人的力量，而是自己实现自己价值的体现。综述上面观点，弗洛姆极力主张人本主义宗教观，反对权威主义宗教观，在这一点上作者表达自己对完善和改革宗教观念的期待，但也同时显现了作者对宗教神学认识的粗浅和当时心理学发展的粗浅。 一个超越的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设定，容易引起此岸的虚无主义，这是从哲学角度理解弗洛姆的观点，同样也暗含着弗洛伊德对宗教伦理学的批评：这就是现代伦理如果以宗教学为出发点和基础，则现代伦理则与信仰上帝共沉浮。此岸的价值不但应该有超越的根基，也应该有此岸的根基，失去超越的根基，这个社会面临灵魂和思想的干涸，失去内在的根基，这个社会将失去这个社会的本色和社会性，这个社会将面临问题，所以，这个社会的根基必须建立在超越和内在双重的基础之上：人们在处理社会人际关系中可以发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发现一个和谐社会对人们的价值重建和价值发现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在人性的完善和德性的实现上，必须要像康德观点一样，必须预设超越的全知全能的存在，这是实践理性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完善德性的实践。《圣经》云；“要爱自己一样爱邻居。”这也就简略概括了现代伦理的基础：从爱邻居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发展和完善自己存在的社会性，失去社会性的人将是问题的人和价值残缺的人，所以，从爱邻居推而广之到爱生活、爱任何人这样的社会伦理价值是发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价值重建不可缺失的基础，而超越的存在是人的价值实现的另一个力量源泉和价值实践必不可少的基础，因为这样才能使人性更加完美。从这个意义上说，超越的存在并不是要否定此岸存在的价值，并不是虚无主义的源泉，虚无主义的根源在于人们思想理解的偏差和误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超越的存在和此岸的内在价值是共生的，否定了其中一个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间接的否定了另一方面的意义和价值，这正如我们拥有真理而没有社会价值将无意义可谈，而在一个物质繁荣的社会里如果道德沦丧、思想贫乏、社会意义缺失的社会终将是问题社会，终会面临社会崩溃问题或者人将沦为物质和欲望奴隶。 按照弗洛姆的定义的权威主义宗教是否会面临心理问题？人们确实要像人本主义那样来实现和完善自己，来增加自己的力量感，但是人们必须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欠缺，无限的推崇的人的力量很容易自己将自己撕裂，面对世界的欠缺和人性的局限，面对这个世界必然存在的或然性，要知道人的存在的有限性，无限的推崇人性的自我实现很容易形成问题人群，面对这个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合理，有些我们可以改变，有些我们无法改变，无法改变的问题要学会接受，有些知识和能力我们可以掌握，没有能力的认识的领域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这符合人性，无视人性和人格思想结构的局限而一味推崇自我实现将是在制造问题人群，从这个角度出发，权威主义宗教观并不是一无是处，而恰恰相反，这个社会需要权威主义宗教观和人本主义宗教观的结合。在权威主义宗教观中，人们可以正视和接受自己的局限和这个世界的欠缺，防止人的狂妄形成自己将自己撕裂，防止形成问题人群，所以说，一定的权威主义的宗教观并不会形成心理问题，而恰恰相反。 弗洛姆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面对和宗教思想相关的心理问题，他提出了心理治疗的两个不同的路径：一是是适应性治疗，他通过培养社会的适应性来解决心理问题，但是一个社会适应性很好的人很难说自己最大的完善了自己，或者发现了自己的最大价值，而往往成为这个社会的“挣钱机器”，而因为内心空虚、灵魂扭曲面临心理问题；一个是灵魂性治疗，其可以发现自己的内在价值、发现自己内在体验和厚实的思想基础，但这样的人并不一定很成功。就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确实灵魂性治疗对人很重要，一个思想丰富却很有弹性的人很少面临心理问题，但是适应性治疗必不可缺少，因为一个人无论其内在思想如何丰富、自身的人性如何完美，但必须面临社会的问题，必须要在现实中有立足之地，如果在社会中无法立足的人不论其思想如何丰富、人性如何完美都将受到摧毁。 以上的观点从宗教学的角度看，一个好的宗教必须有超越的灵魂拯救，也必须有入世的通达，尤其是普及和流行的宗教；不但要有灵魂的丰盈，也必须是一种适应现实的支撑。在达尔文的新教理论中，达尔文极力主张从现实的成功可以印证彼岸的拯救，这很有进步意义。 前些天看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心理治疗，他曾经说过，好的心理治疗并不是要进行如何专业的分析和诊断，而是一种共情和接纳，在这样的治疗过程中，当事人可以感觉到一种力量，一种战胜苦难和疾病的力量，这正如我们在火炉旁烤火，我们也没有发现什么热力学的原理，但我们确实感觉到了热量。一种好的宗教应该是这样，一种好的思想也应该是这样，一个好的人格力量也应该是这样。…
曾经拥有–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在中国 李对龙（山东） 在议报网站看到一张历史人物图片，画的是明朝士大夫徐光启和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我记得初中历史教科书上也曾选登过这张图片，但那时的我并未觉得它有什么 特别，现在看来，它所展现的其实是一个颇意味深长的场景。在我们的传统认识里，传教士似乎就是为传播基督教教义而来到东方的，也许他们当时所抱的目的也 仅此而已。但如果仔细寻觅这段历史，你会发现它的意义远非如此。 1579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和罗明坚（Michele Pomoilio Ruggieri）飘洋过海来到了今天的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