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而实际上，中国最早的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则成立于1898年。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讲，教会大学只在香港和国外才有，而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教会大学，则相当陌生。当一些人听到东吴大学、金陵大学、之江大学这些名字的时候，还以为是今天的一些民办的野鸡大学呢。而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这十几所教会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为中国融入现代文明，为教育和社会的现代化都居功至伟。这些教会大学培养出的学术大师的人数，学生的成材率，今天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都难以望其项背。只是在1952年的那次全国院校大调整中，教会学校都集体消失了。 19世纪晚期，西方基督教会开始在中国创办一些高等教育机构， 到了上世纪20年代之后已蔚为大观，包括新教创办的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13所和天主教创办的3 所。教会大学已经遍布华东、华北、华南、西南各地。 近日，香港浸会大学公布了2010年的招生计划，今年将在中国大陆招收140名本科生，除了高考成绩要达到重点本科线以外，还要求严格的面试筛选，每年的学费和住宿费一起，也要86000港币。而在一百多年前，中国的这些教会学校则要“优惠”太多。很多学校招收贫困家庭的子弟甚至是无家可归的小乞丐，学校不仅免收学费，还提供膳宿生活甚至路费。而教会大学，除了一小部分学费收入，绝大多数开销都来自于海外教会和私人机构的捐赠。教会大学还积极争取国外教育机构的资助。如密苏里大学为燕京大学新闻系提供赞助;康奈尔大学和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为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的农业科学提供赞助;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疗培训等。 教会大学最直接的贡献就是把现代教育模式移植到了中国。几千年来，中国沿袭的官学、书院、科举等传统教育模式都与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相去甚远，无法培养起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人才。而教会大学的进入，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的中国塑造了仿效样板，使中国高等教育迅速融入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大潮。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教会学校自然也有着先天的优势，他们开启了中国近代海外留学的先河。1846年 美国传教士布朗将马礼逊学堂的3名高年级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送到美国求学。由于这3位学生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教会在他们留学期间还给他们的父母寄赡养费，为期不少于两年。后来除黄胜因病回到香港外，黄宽和容闳都学成回国，黄宽成为了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而容闳，从耶鲁大学学成归来后，致力于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后来，他先后带领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Posts published by “Yadon”
邵铁峰 摘 要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自由”与“爱”为主题，对伊凡的精神世界做了剖析与回应。基督教的自由与爱皆来自于上帝信仰：自由来自于上帝的赐予，正是在作为义务的自由中，体现出了人的神性尊严与上帝的真理；基督教的爱以人的神性为依据，规定了这种自由，从而指向天上的幸福。相反，伊凡在对自由与爱的构建中则以人取代了上帝的地位，以人性为依据，追求地上的幸福，最终暴露出自身的无根基性，这种理性也走向了虚无主义的伦理学。在此意义上，遵循两种不同的自由与爱，导向的就是人神与神人之间的冲突，而人神的破坏性反过来凸显了信仰的神秘主义根源的合理之处。 关 键 词 自由 爱…
梁 坤* 在启示录精神的感召下，20世纪俄罗斯文学将重寻上帝、复活耶稣基督的本原精神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耶稣基督成为诸多文学作品的主人公，这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如此多样而强烈的基督学倾向似乎是从文化内部克服19世纪以来俄罗斯宗教危机的一种表现。它将俄罗斯文化转向自己原初的理念和渊源，倾注着最后的希望。 20世纪 俄罗斯文学 基督复活 在形而上的层面，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同样深刻地体现了俄罗斯思想的终极性与末世论的特征。在无神论时代，在听不到教会声音的地方，在全球性的自然与人的灾难性的、启示录的背景下，文学“先知们”借用福音书的叙事又不拘泥于传统，融入“基督教的革新者”的“新基督教意识”和对时代的思考，纷纷撰写自己的“福音书”，创造新的“伪经”，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实现耶稣基督的复活，呼唤仁慈和悔罪，进而将人们汇聚到基督的真理的道路上。由此形成了世界文学史上一道的独特景观——耶稣基督成为20世纪文学作品的主人公。 一 从思想渊源上看，俄罗斯人观念中弥赛亚主义这一历史的基本主题直接导源于对耶稣基督复活理念的执著。俄罗斯东正教是民族文化和基督教教义共生的一个范例。基督教从988年被引入罗斯，其洗礼、教理、礼仪和圣像强有力地塑造了民族精神，并进而成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农民基督教的倾向是将福音书作为日常导师。无论是从接受史还是从精神气质的认同方面，强调复活的约翰福音在斯拉夫东正教传统中不是“第四”、而是“第一”福音。根据圣基里尔的冗长的传记，斯拉夫的启蒙者正是从约翰福音开始将福音书译成斯拉夫语，从而开启了在俄罗斯极其普及的福音书原型，复活因而成为东正教的基本主题。…
－王志勇－ 磨剑十年心彷徨，未能除魔心已伤。 凄风苦雨独向晚，鸦鸣一声泪沾裳。 蝴蝶难圆人间梦，腐儒不可论短长。 释迦牟尼今何在？惟有孤鹫泣大荒。 迷梦醒来是早晨，如今应知鬼打墙。 驱除魔鬼靠真道，耶稣基督是大光。 神爱世人遣独子，道成肉身人间降。 圣哉圣哉真圣哉，马糟之中放光芒。…
五，书籍和媒体简介 第681篇 权利的傲慢读后感 一位老同事传给我一个pps，就是配有音乐的一组幻灯片，这种艺术形式很好，使人在欣赏音乐和美术的同时得到教益。这个pps的主题是‘权利的傲慢’。 现将它的解说词录在下面，作者是王开岭，摘自《作家文摘》 。 耶路撒冷有一座叫‘芬克斯’的酒吧，面积仅30平米，却连续多年被美国《新闻周刊》列入世界最佳酒吧的前15名。【究其奥妙，竟和这样一则故事有关——】 酒吧老板是个犹太人，罗斯恰尔斯，在其悉心经营下，酒吧小有名气。一天，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到耶路撒冷，公务结束后，博士突然想光顾一下酒吧，朋友推荐了‘芬克斯’。 博士决定亲自打电话预约，自报家门后，他以商量的口吻说：“我有十个陪同，届时将一同前往，能否谢绝其他顾客呢？”按说，出于安全考虑，是可以理解的，何况这样的政要造访，对一家商户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幸事。…
来源:《商界基督徒》杂志 | 秦思宇编辑 2008年10月26日上午，来自美国的肯特·汉弗莱（Kent Humphreys）先生在北京企业家团契举办的“第五届企业家研讨会”上围绕“如何通过团队、社交网络（人脉）进行有效地经营”发表演讲。这次，62岁的肯特飞了45个小时才到北京。也许在回家的路上，他的岳母就会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然而他依然肩负着责任来到北京。他说，他来北京就是想做仆人，侍奉中国的企业家，和他们分享真理，并期望能够结出果实。他表示，基督徒企业家不仅渴望盈利，更要对社会做出贡献。为了改变一个民族，先要改变一个城市，要改变一个城市，先要改变这个城市的一个公司，要改变一个公司，先要改变公司的领导人自己。 企业家在大团队中接受教导 企业家在大团队中接受正确的价值观的教导，从不同的讲员那里，会有不同的收获。通过学习，企业家们会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这对于想建立长期收益的公司至关重要。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不能期待长期的成功；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即使可以达到目标，却会失去灵魂。这就是目前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的原因所在。华尔街的贪欲在增长，腐败时有发生，没有人真正关心客户，他们忘记了正确的价值观，或者他们根本没有正确的价值观。 肯特列举了他的公司的价值观： 1.用诚实建立信任：我们将是可靠的，可信的，并且持守承诺，在我们承诺的时间内“我们会做我们说过要做的事”。商业也是在诚实的基础上运作的。…
张鸣 人民大学教授 2009年的中国，除了金融海啸造成的影响之外，最大的事，莫过于医改和教改。医改方案已经出台，教改方案也正在酝酿。从某种意义上说，医改和教改，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能否迈过社会保障这个关键的坎的大问题，至关重要。但是，以目前已经浮出水面的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的方案和设想来看，似乎要想迈过这个坎，还存在一些内生性的障碍。 其实，中国的教改和医改，并非始于今日，相应的改革，很早就已经开始了。此前的改革，实际上是沿着经济改革的路径，在教育和医疗领域，引入了市场机制。不仅公立学校和医院，要按市场规律办事，而且也小范围地开放民营事业进来，有了民营医院和学校。可是，两个改革最让人诟病的，恰恰就是这种市场引入。虽然，在我看来，前些年的医改和教改市场引入，存在很大的扭曲，本质上是形成了某种国家垄断性的医疗和教育产业，两个市场，都是扭曲的市场，现在医疗和教育领域弥漫的唯利是图的气氛，跟这种改革本身，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还是不得不承认，即使这两个领域完全对民营开放，形成充分的市场，医院和学校也未必就会真的不那么唯利是图，至少，在当下的民营的医院和学校里，我们看到的，跟它们的公立兄弟一样，弥散着呛人的铜臭味。 事实上，医疗和教育，既不同于一般经济领域，可以全部交由市场办理，也跟慈善事业不同，具有完全的公益性，一方面，它们具有较强的公益性，不可能完全市场化，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易对价特性，其服务，可以购买。一般来说，现代发达国家，出于社会保障的考虑，往往强调其公益性，将教育和医疗服务，作为公共产品来由国家提供，但即便如此，一般也是提供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障，社会还是存在走市场的私立医院和学校。中国是个正在起步的发展中国家，不消说学北欧的高福利国家，就是像美国这样公认福利较差的国家，也学不来。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家根本无法实现有效的公益性的医疗和教育覆盖，如果强行实行之，就会跟改革前和当今印度的状况近似，形成一种有名无实的公费医疗和教育。因此，中国的医改和教改，保持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因素，是必须的。但是，市场必须加以制约，其制约因素如果仅仅是国家的福利，远远不够，有必要引起其它的因素。 其实，中国新式的医疗和教育，最早的引进者，都是教会（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鸦片战争中国教禁开放之后，来华传教的传教士，很多都是医生，甚至在鸦片战争前，这样的医生，就已经在广东、福建出现了，给林则徐治过疝气的美国医生伯驾，就是一个传教士医生。中国的西医，基本发端于教会，西医教育，无论协和、湘雅、华西，都是教会办的，也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医院体系。至于西式学校，几乎是跟各地教会同步兴起，有教会的地方，差不多都有学校。中国最早的大学，也是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兴办于1879年，1892年开设大学课程，震旦公学，1903年兴办，1917年升格为大学。而国立京师大学堂说是1898年开办，实际运作则是1903年后的事情了。实际上，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兴办的学堂，无论大中小，都在明里暗里跟教会学校学。民国时期教会的大学虽然数量不多，学生比例也不高，不过占全部在校大学生的15％左右，但几乎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是名校，北方的燕京、辅仁、协和，东部的圣约翰、金陵、东吴，南方的岭南，中西部华中和华西以及湘雅，几乎个个都可以跟国立的清华、北大，私立的南开和厦门大学相媲美。在五四以后，教会大学的宗教色彩也逐步褪去，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三足鼎立，相互竞争，才创造出民国大学的辉煌。 虽然说，教会办医院和学校，最初的动机，也许是为了吸引人们入教，实现所谓的“中华归主”，但是，毕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新式医疗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中国的老百姓谋了福利。而且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减少了宗教和神学色彩，趋于世俗化。尽管如此，教会的医院和学校，却始终保持了它们的慈善性和公益性，教会医院和学校，开始的时候不收费，后来，局面打开，开始收费，但医院依然有针对贫苦人的慈善的门诊，有慈善性的医疗服务。学校也是如此，对于学业优良的贫寒子弟，始终都敞开大门。 教会医疗和教育事业这种与生俱来的公益性，对于公立和私立教育和医疗事业，始终是一种压力，一种竞争性的压力，可以制约着公营事业不那么官僚化，更可以制约着私营事业不那么唯利是图。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中国医改和教改，把这两个领域对教会开放，会起到同样的作用，对国家和民众，都是利大于弊的好事。众所周知，现在这两个领域不能对教会开放的原因，是意识形态的，但是，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许多地方，不说教堂林立，也差不了多。既然教堂的存在已经无法遏制，那么，人为地禁止教会进入公益事业，还有什么必要呢？清末和民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教会的存在，尤其是在公益事业的存在，对国家安全并没有什么妨碍，当年尚且如此，那么在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后意识形态的今天，这样的担忧，就更没有必要了。
随着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播出，“中国崛起”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吸引了全社会的关注。但在谈论这一话题时，人们往往强调的是经济总量的扩张和制度转型，以及制度选择过程中政治家所起的重大作用，忽视了在制度选择的背后，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因素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没有意识到“中国崛起”的本质是一场文明转型。我们的生活富裕了，经济总量扩张了，但我们却不同程度地发现，今天的国人缺乏诚信，缺少信仰，深感中国最大的危机是诚信危机和信仰危机。有鉴于此，《新青年·权衡》特邀著名学者杨鹏先生和赵晓先生就“信仰、文明与中国崛起”进行对话。 杨鹏先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是国内公共政策问题的专家，同时又是新道家的代表人物。赵晓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也对基督教深有研究。相信他们之间从不同视角展开的对话，对我们从文明和信仰层面上看待中国崛起，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赵晓：中国崛起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话题，但崛起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或经济总量的扩张，而要落实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多个层面的发展上。其本质应该是文明的进步。因此，信仰与文明应成为看待中国发展与崛起的全新视角，也将成为转型中国无法回避的问题。 杨鹏：你关注文明层面，即在世界文明的背景下看中国崛起对世界文明系统可能产生的影响。讨论问题最怕的是对概念的定义不同，所以请你先阐述一下你理解的文明的涵义。 中国改革和崛起的实质是文明转型 赵晓：就我们的讨论而言，可以将文明理解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组合。比如中国在生产方式上曾历经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它们都没有摆脱经济学上所讲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再比如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包括精神生活方式），更加看重财富分配，带有此消彼涨甚至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特点。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导致的中国传统文明方式是治乱循环式的，即所谓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因此我认为，经济改革和经济总量的扩张仅仅是中国改革和崛起的表象，其实质是文明转型，是中国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 杨鹏：我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跟你不完全相同。我认为“文明”涉及到人为的非自然的一切，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东西。人与动物不同，动物生活在自然界之中，完全受制于自然界规律和资源的边界。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之中，更生活在人造世界之中。人创造出自己的科技、文化和制度，以便利用自然界的规律和资源，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总之，“文明”发生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人与自我的关系中。人类在这四大关系中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就构成我们所说的文明。在处理这四大关系的过程中，人创造了自己的历史、现在和未来。过去的创造被后人遵从，就变成传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事件，就是创新。所以文明本质上就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文明的动力本质上就是人创造的精神。在我看来，文明转型就是上述四大关系的转型；转型的背后是人的创造力的释放；转型的目标是建立起释放和激发人性创造力的文化和制度。 大家关注的往往是制度转型，但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个制度问题。中国卷入全球交流和竞争的背后，一定还有更多的非制度性问题，可以简单归之于文化问题。研究一下美国和东南亚地区不同文化族群的生态位，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同等制度背景下，不同的文化族群在竞争时取得的成就差别很大。在美国，犹太人和华人同属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有别于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或习俗，也是两个相对成功的文化族群。但在美国的社会生态层上比较两个族群，会发现犹太族群的生态位远远高于华人族群。总的来说，华人给人的大体印象，是开中餐馆和当研究助手，在这两个领域华人比较集中。虽然从事研究和学术的华人不少，但在学术上取得类似杨振宁、李政道那样世界一流成就的人很少。而犹太人则活跃在金融、投资、法律、文化（比如好莱坞）甚至政治等领域，犹太人中涌现出大量的金融家、实业家、思想家、大导演、大律师、大政治家，他们取得的成就远比华人辉煌得多，他们的生态位也比华人高得多。 我们还可以研究一下东南亚。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下，华人取得的经济成就甚至文化成就往往要高于当地人。在东南亚，华人更多从事城市工商业，也从事金融业、娱乐业等。在某些东南亚国家，华人几乎控制了整个城市经济，成为上层文化族群。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华人在美国取得的成就低于犹太人，而在东南亚取得的成就高于本地人呢？我们会发现制度以外的其他因素，可以笼而统之地归之于文化因素。也许有人说，可能是人种因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从人种来看，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都是闪米特人的后裔，具有共同的血脉。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区分，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文化上的。…
因为主所爱的，祂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希伯来书十二章6节） 许多基督徒有个倾向，就是把所有不如意的事都视为「属灵争战」。 当困难发生时，许多基督徒马上向神祈求挪去他们的危难。但问题是，他们的苦境不见得与撒但或属灵争战相关。与其相信自己所收割的正是所种的苦果，或坦承自己乃被天父所管教，我们宁可归咎自己的苦难是出自于撒但的攻击，但这可是太抬举自己了（加拉太书六：7）。…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约翰福音十章10节） 耶稣警告我们要谨防盗贼，因为他们会窃取神原本要赐给我们的福分。耶稣要我们享受更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十：10）。从亚当和夏娃开始，人类就必须选择相信谁。撒但让亚当和夏娃误入歧途，以为不顺从神就可以得到所有的东西。悖逆使他们丧失手中所有的东西，他们的余生只经历到神原要赐福的零头余数。圣经中有不胜枚举的例子，许多人丧失作神儿女的权利，来换取一些短暂且空虚的东西。 世界想尽办法要你相信，如果在婚姻、教养儿女、事业前途、或娱乐享受上，采用世界的道德标准，你会找到完全的满足。如果你相信这些话，永远不会经历到神原要赐给你的福分。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六：23）。如果你选择聆听世界那些声音，而不听从那位创造生命并赐丰盛生命之主，是人生一大悲剧。 耶稣要你安心度日，知道自己是神所心爱的儿女。如果你现在并没有体验到仁爱、喜乐及和平，代表你已经安于那种微薄福气的日子。如果你有一箩筐未曾体验丰盛、喜乐生活的借口，今日就下定决心，非要得到神所赐的丰盛生命不可。停止跟随世人追逐满足的脚步，去聆听救主的声音，你将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