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隋朝和唐朝以前，教育界可谓等级森严，门阀制度盛行。举荐官员不是靠能力、成绩和才华，而是看门第高低。士族子弟能够进去的门槛，平民之辈几乎永远不要想。这种体制有些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把社会各阶层分割得泾渭分明，而且在纵向层面世世代代地延续下去。隋朝立国之后，隋文帝杨坚以大无畏的开拓和革新精神，打破教育以及人才选拔领域的等级制、世袭制，开创科举考试，从广大民众中选拔治国理政的栋梁之才。杨坚在位时间并不长，但推动教育和人才选拔体制向公平公正靠近，还是具有重大的历史贡献。可惜，其子隋炀帝杨广篡位后横征暴敛、涸泽而渔，导致隋朝二世而亡。 但隋文帝在教育领域开创的时代之先，即科举取士体制，经过唐太宗李世民的进一步完善，发展成为当时以及其后千年的主要人才选拔机制。虽然近代以来明显落伍，但其中涵盖的公平竞争、一视同仁思想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不管官宦子弟还是平民子弟，要想获得进身之阶和实际功名，都要经历年度的同场竞争、做同一张试卷。而且对作弊、泄题等行为立下严刑峻法，并曾有将徇私舞弊的地方和全国主考主掌官员判重刑乃至斩首的不少案例。皇帝最后还要在全国大考之后举行殿试，钦定状元、榜眼和探花等前三名。教育公平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社会公平。封建社会教育中的一些平等理念、平民关怀和公平竞争思想，对今天全国各地的教育思想和体制改革，仍很有启发意义。 从国外来看，其教育思想本身很有可取之处，教育公平深入人心，国家扶持国民教育体系力度大、层级高、普及面广，也很值得我们借鉴。而近几十年来尤其是近10多年来，内地在广大学子中间，从幼稚园到小学到中学，展开了深重全面的填鸭式竞争，社会教育体系在知识、能力以及教育硬体资源等诸多方面，考孩子、考家长并形成恶性循环，给孩子和家长以及社会层面造成严重的负担和压力，导致他们疲惫不堪、苦不堪言。 相比民国时期，相比改革开放前后，孩子的填鸭式学习负担已经过早压弯了他们稚嫩的脊背，牺牲了他们的业余活动时间，严重扼杀孩子的活泼天性，扼杀孩子的创造思维，这是一种对孩子施加的体制性教育摧残，是对国家未来潜质和希望的持续戕害。但是改来改去，目前还看不到解决的尽头，这种状况令各界人士感到痛惜但又无奈，全社会都被绑上这一沉重的教育战车而无法自拔，眼睁睁地看着学生的整体创造力、健康素质在下滑。教育沦为现状，颇为悲哀。 更让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是，在经费、硬软体、试卷一致性、打破户籍限制等诸多方面，很难看到积极的公平进展。比如高考能否打破户籍，能否统一考试标准，是教育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衡量标准。既得利益不能太自私，需要考虑整体国民教育发展。许多政策人为地继续制造着教育鸿沟和不公平，非户籍子女、农民工子女、平民子女已经无法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与其他阶层的子女进行竞争，社会的层级化和固化越来越严重。由于潜规则盛行，平民和农民子女，在教育之初以及学成后的就业链条，都遭遇全面的不公平竞争。 尽管中国不断加大教育投入，但占GDP的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准。大量经费没有发挥最大效用，越是需要经费支援的老少边穷和乡镇村级学校，往往拿不到足够的财力支持。10多年前国家财力的确有限，而近几年来国家税收大幅度跃升，中国增加教育经费并公平使用、向弱势群体倾斜是可行的，尽早实行12年义务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基础学科免费等政策也是可能的。尤其要指出的，是一些政策人为地朝令夕改、过分随意，好的举措和政策无法延续，造成思想、机制和措施混乱。对基层中小学校的分合政策太过随意、拍脑袋决策，造成了严重财力浪费，大大了增加了办学成本和机会成本。 在上述方面，国外许多国家做得很不错，早就树立了典范。比如，韩国推行“平准化教育”，指中小学教育品质在达到标准、均衡的基础上实现统一和公平。韩国取消了初中、高中入学考试，“高考”缩短时间、减少科目、降低分数在录取中的比重。努力推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发展，大大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杜绝了填鸭式的枯燥无味。在改革大学入学制度方面，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先进教育理念和考试制度引进来，在确保入学公平、防止潜规则和走关系入学的前提下，注重学生的人格与能力培养。 国家贫富是一个方面，但多数国家非常注意教育公平和国家财力支持。注意在校际间、城乡间和区域间均衡配置教育资源，没有重点校和重点班之分，确保每个学生享有均等的优质教育。高品质教师和个性化教学辅导是芬兰推进有品质的教育公平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通过教师和校长轮换交流制度实现校际均衡发展，政府保证了充足的义务教育经费，使每个学生能够学到统一、规范的教学内容；执行严格的就近入学制度，保障了每个适龄学生的教育机会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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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大家知道政教关系是世界上每个传统文化都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中国传统儒家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观点与立场。一般说来，当代学界对儒家这方面的思想发展的讨论很聚讼，大约有两派观点。一派是持政教一元或政教相维的看法。这种看法自从晚清张之洞提出以来，就很流行。五四之后大张其军，可以说是学界的主流看法。另一派持不同的观点，认为儒家自晚周开始以来就是自视为独立于现实政治权威的一个精神传统；因此政教二元或政教对等是儒家自觉意识的一个基本特征。我个人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他们各自不同的观点与不同的价值；但作为一种纵览全局的认识，都在不同程度上有问题有偏颇。今天在这篇演讲里，我准备就政教关系这个问题，把政教一元与政教二元这两个观点放在传统儒家思想发展的脉络里合而观之，希望对儒家思想在这方面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做一些分析与梳理。 我们知道儒家思想的兴起是在晚周，大约公元前6世纪至3世纪的时期，但我在这里追溯儒家有关政教关系的思想背景，却要从殷商到周初这段时期开始谈。因为我认为只有以这一段文化的演变为背景，我们才能深入地掌握儒家思想在这方面兴起与展开的原委与意义。 二、殷周思想背景 谈殷商时代的文化，当然要从它的文化核心——宗教思想开始。这几十年来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常常为巫这个问题所吸引。我认为这些讨论对于了解殷商宗教并无多少实质贡献；因为我们现在只知道甲骨文中有“巫”这个字，也就是说，巫做为一种宗教神职人员是存在的；但除此以外，考古学家还都没有在甲骨文里发现进一步有关巫的性质与功能的直接数据，是故现在关于巫的讨论，多半是根据晚周以及晚周以后有关巫的文献所作的臆想与揣测，因此我在这里对殷商宗教的认识不从巫这个问题着眼 ，而仍然以甲骨文直接提供的数据为依据。 根据甲骨文的资料，大致而言，殷商宗教文化是环绕三种神灵信仰而发展的：祖宗神、自然神以及凌驾于两者之上，殷人称之为“帝”或“上帝”的最高神。此处无法细谈，我只想强调，这三种信仰合而观之，反映一种在古代亚非大陆诸文明初起时常出现的一种世界观，也存在于殷商宗教的核心思想里，那就是一些学者称之为“宇宙神话”(cosmological myth)，它是特指一种宗教观，视宇宙为人世秩序与神灵秩序绾合为一的整体，两者相互参与，互相衔接，密不可分。殷商的宇宙神话大约而言有下列几个特征：第一，这种宇宙观有最高神：“帝”或“上帝”；但这最高神并不代表超越。他与其他神灵只有量的差异而非质的差异。它控制自然与人类的力量大过其他神灵，但他并不像后世高级宗教那样代表一个超越的领域，在基本特征上与人世秩序有本质的不同。因而殷人对外界宇宙的取向仍然是一元而非二元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并无一个不可思议的最高精神主宰凌驾于外在可见的宇宙秩序之上。第二，如前所述，在殷人心目中，人世秩序之外，有一个神灵秩序，但这两个秩序是紧密相连的，也可以说，人世秩序是嵌放于神灵秩序里，二者之间有两个基本衔接点：家族制度与王制。第三，家族制度是殷商社会最普遍的神灵秩序与人世秩序之间的沟通衔接的管道。每个家族透过祖先崇拜的信仰与仪式，可以与过去的祖先神灵沟通，并受到他们的保佑与恩泽。这个家族祭拜祖先的仪式是由宗族族主主持的，因此在每个宗族里，族主权威很大；他不但综理一切有关宗族的重要事务，而且也是祭祖仪式的主祭司；也可说他是每个宗族的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在这宗族内集政治与宗教权威于一身。第四，这种政教合一的模式，不仅出现于殷商社会的基层组织——宗族，也出现于殷商时代的政治秩序的核心体制：王制。甲骨文显示，殷王的最高权威是基于他是唯一的宗族之主，能与最高神——上帝沟通交涉；因此他也是集宗教与政治权威于一身，兼具人王与法王双重资格的领袖。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殷王不能直接祭祀上帝，因此他与上帝的交往沟通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透过祭祖请求他已逝的祖先，在“宾上帝”的时候，为他转达他的崇敬与需求；也可说祖先崇拜的信仰与仪式是殷王与上帝之间沟通的媒介。因此殷商政治秩序的核心与社会基层组织都有着政教合一的权威结构，绝非偶然。 根据上面四点，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以殷商的宗教宇宙观为背景，我们才能充分认识殷王的权威与功能。前面指出，他不仅是综理人间事务的政治领袖，他也是衔接宇宙中神灵秩序与人间秩序的枢纽。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也可以了解殷王的祭祀活动有一个显著的宇宙取向。也就是说甲骨文的数据，显示殷人已有东南西北四方的观念，殷王自居四方之中而取向于四方，因此有祭四方之仪节。同时他也配合时序的流转，把一年分成四季，…
布道家张伯笠牧师因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与极具感召力的讲道而广为人知。自1999年起，张牧师顺服主的带领将其服事的重心从布道转向教会的牧养及开拓。 张伯笠牧师不仅对抢救骨肉同胞的灵魂大发热心，在牧会与植堂的工作上亦拥有极大的热情。由他亲手创立的、以服事大陆同胞为主的大华府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及新加坡四所分堂均稳步成长，其中大华府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从最初的20人发展至300多人的规模，成为当地成长最快的华人教会，而新加坡分堂已发展到四百多人的教会，十年来在北美和新加坡带近万人信主，近千人受洗归入耶稣。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笼罩下，新加坡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和美国华府母堂先后完成建堂事工。这是首家中国大陆背景的基督徒独立购置的礼拜堂，开创了海大陆人教会历史的里程碑，具有重大的意义。 今年4月中旬，张伯笠牧师将植堂的触角延伸至纽约，在曼哈顿上城哥伦比亚大学区、华人聚居的法拉盛及布碌仑建立三所华人教会，并且计画5月中旬举行开堂礼拜。 张伯笠牧师在纽约植堂的消息引起当地很多华人教会的关注。而本报记者日前对张伯笠牧师进行了专访，请他分享来纽约植堂的异象、策略及梦想；他同时还就几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坦承发表自己的看法。以下是专访内容。 记：本报记者 张：张伯笠牧师 纽约的福音禾场仍是庄家多，工人少。而张伯笠牧师在纽约植堂建立教会是回应“马其顿的呼声”的实际行动，用他的话讲，“哪里有需要就在哪里开辟服事场所，而不是在一个地方坐等。” 记：这次来纽约，您一口气在三大区建立三所分堂，令人惊讶。在纽约华人教界，一次性建立三所以上堂会的例子并不多见。请您简单介绍一下纽约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创立的初衷、筹建的大致经过以及神美好的带领。…
司布真是英国19世纪的传道人，他讲道非常有能力，被人称为“讲道王子”。司布真讲道的能力来自祷告和阅读。司布真博览群书，从历代属灵前辈那里吸取了许多的洞见。他在一次主日讲道“保罗——他的外衣和书”，分享读书对基督徒的重要性，一个听过上帝隐秘话语的使徒保罗依然需要读书，更何况我们。 “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提后4：13） 关于这节经文，司布真如是说： 我们不知道那些是什么书，我们只能对那些皮卷是什么作一些猜测。保罗留下了一些书，可能是包在那件外衣里，他要提摩太小心把这些书带来。就算是一位使徒也需要读书。我们一些非常极端的加尔文主义弟兄认为，一位读书，为他的布道学习的牧师一定是一种非常值得谴责的传道人。 一个上讲坛，自称在现场选择他要讲的经文，讲论任何数量的荒谬之言的人，他是许多人的偶像。如果他不经事先默想就说话，或者假装如此，决不带出他们称为死人脑袋一碟菜的东西，哦！他就是传道人的典范！ 他们要受到使徒多大的斥责！他是受了神的默示，然而他要读书！他已经一直传道至少有三十年时间，然而他要读书！他见过主，然而他需要读书！他比绝大多数的人有更丰富的经历，然而他需要读书！他曾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然而他需要读书！他已经写下了新约的大部分，然而他需要读书！ 使徒对提摩太说，也是对每一位传道人说：“你要以宣读为念。”不读书的人，他的书绝不会有人去读；从来不引用别人的话的人，他就绝不会被人引用。那不愿意使用别人脑子里思想的人，是证明他自己没有脑子。弟兄们，牧师是如此，我们大家也当如此。你们需要读书。尽你们所能唾弃轻浮的书籍，但要尽可能研习纯正的神学著作，特别是清教徒作家的著作，还有对圣经的注释。 我们相当肯定，你们使用你们空余时间最好的办法，不是读书就是祷告。你们可以从书本里得到极多的教训，以后可以在事奉你的主神和主的时候作为真正的武器。保罗呼吁：“那些书也要带来。”让我们加入，来一起这样呼吁。
2012-05-03 03:35:00 来源: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北京) 有54686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 转发到微博(854) 核心提示：近日，北大教授钱理群表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这段话被参会嘉宾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转发3.5万次。 钱理群是为了应和刘道玉的观点——“北大清华再争状元就没有希望。”北大清华尚且如此，其他的研究型大学的前途又在哪里？…
#187; 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 在中国，无数家长正以爱孩子的名义、彼此攀比，破坏子女身心的健康成长，而家长们对此却浑然不觉或无能为力。近日，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行的一次教育沙龙中，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批评了家庭教育当中普遍存在的反教育现象，认为整个家庭教育被应试教育绑架，家长成为应试教育的帮凶。 杨东平提问道：“你的家庭到底是给孩子提供避风港还是第二战场，是让孩子多睡一个小时还是让他多上一门课？”在暂不能改变的应试教育大环境下，家长依然是有选择余地的。 杨东平认为，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孩子个性的培养与发展主要是家庭的功能，只有父母才能“一对一地、深入地、无微不至地观察、发现和培养孩子的个性发展”。学校提供的是面向所有学生的基本教育，无法像家长一样可以“专”。 西方教育为家庭教育留出了足够的时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孩子没有足够的时间休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中小学生的平均睡眠时间比国家规定的时间少1小时23分，比美国、意大利、瑞士的同龄孩子每天要少睡四五十分钟，而在高中阶段，这个差距甚至扩大到了一个小时以上。 杨东平说，在分数和考试面前，许多中国家长可以不顾孩子的身体健康，本来小孩子都聪明可爱，可惜很多孩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当中，逐渐被毁掉了。一半是被学校毁掉的，一半是被家长毁掉的。 有的家长望子成龙心切，揠苗助长，对子女提出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高标准，已经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杨东平反问道，“但这能帮助孩子成才吗？其实很多情况恰恰相反，在好的教育中，人格养成、身体健康恐怕是第一位”。杨东平指，家长所要改变的主要就是不正确的教育价值观。淡化分数竞争，破除名校崇拜，不要被“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些奇谈怪论所迷惑。 他续举例解释了“第十名现象”，表明学生在中小学的学习成绩与他今后的社会成就没有直接关系，综合素质能力更重要。对于小学生来说，考60分和考90分没有什么区别，保持他们的身体健康、学习兴趣和良好的学习习惯远比考试成绩更重要。…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是得到全党公认的首屈一指的学问大家。毛具有党内无人企及的极其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他不仅极其熟悉并爱好唐诗宋词、《昭明文选》、红楼、水浒、三国、野史稗记一类古典文学，同时也嗜读鲁迅杂文，然而毛对鲁迅之外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却很少涉猎，一是兴趣不大，二是长年深居军中无机会阅读。毛对外国文学作品就知之更少。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有两个来源，一是他的助手为他准备的列宁、斯大林有关文艺问题的部分论述，第二是他在周扬、胡乔木等向他提供的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上海左翼文艺活动的背景资料基础上所作的总结。 毛泽东在文艺方面的主要顾问是周扬和胡乔木这两个新朋友，而不是昔日的熟人冯雪峰。和张闻天、博古、杨尚昆等人完全不同，毛在1937年以前与上海左翼文艺界几乎毫无联系。1933年底，与鲁迅关系密切、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冯雪峰从上海到达江西瑞金，毛泽东曾约见冯雪峰，两人进行过一番有关鲁迅的著名谈话。 但是，1933年底到1934年10月，正是毛泽东在政治上最为失意的时候，毛除了向冯雪峰打听鲁迅的情况，对上海左翼作家的活动并无很大兴趣。毛与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的冯雪峰也很少接触，更谈不上彼此间已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在这个时期，中共文艺工作的元老、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长的瞿秋白虽和毛泽东偶有接触，但彼此都是被冷落的人物，心境不佳，加之双方性格并不投合，因而也无雅兴讨论文艺问题。遵义会议后，面对繁重的军务与急剧变化的形势，毛泽东更是无暇顾及文艺问题。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张闻天等决定启用冯雪峰，让其秘密赴沪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此时中共生存乃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文艺工作一时还排不上主要议事日程。1936年 4月上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指派冯雪峰携电台和活动经费秘密返回上海，临行前，周恩来、张闻天向冯雪峰交待的任务是，在上海建立电台，与沈钧儒等上海救国会领袖取得联系，重新恢复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和情报系统。“附带管一管”左翼文化活动。 1936年1月 25日，冯雪峰抵沪，遵照张闻天的吩咐，第二天即移居鲁迅家中。出于特殊的谨慎，冯雪峰返沪后，没有立即与以周扬、胡乔木为首的中共文委系统取得联系（冯雪峰相信陕北有关中共在沪地下组织已全部被国民党破坏的说法），4月 27日冯雪峰与鲁迅、胡风商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随即以鲁迅为一方，和以周扬为另一方的“两个口号”的论争正式爆发。…
作者：庄树雄 来源：南方都市报 中国大学诊断书 临床表现： 1、道德滑坡，学术泡沫 2、教育质量下降 3、专业设置跟社会需要错位 症状：大学合并、扩招狂潮，改名、升格、校庆泛滥 诊断：狂躁病…
转自道里书院论坛 基督教旨大要 一、缘起 吾困于人生问题，求索于基督宗教多年，不得其旨。2010年师从孟晓路先生，做《佛学与西学》研究，深究基督教义，明基督教属密教法门之普被群机形式，与净土宗类。近日，参金刚经之普贤精神，有契，作此文。二、宗旨基督教之宗旨，要在一信字。信为道源功德母。基督教正是圣人依信设教，以开发内心功德之法门。如何依信开发诸功德呢？要有二门，一曰因果，一曰爱。因果者，知世间上有天堂，下有地狱；知有形身心之内还有无形之灵魂；知身心之衣，灵魂是我；知世间如寄，天堂是我家。知行善升天，造恶下狱。深明此理者，看破红尘，一心向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爱者，爱上帝，爱邻人。爱为一切功德之本。上帝即爱。此爱，人人本具。爱上帝者，依上帝开发自心本具之大爱也。耶稣者，上帝大爱之身教者也。所谓爱上帝，即以耶稣为师，得上帝之灵贯入其心而开启自心本具之大爱。大爱之本能唤醒，自身当下便为爱之化身。人本具大爱，不能爱者，因有原罪。原罪者何，曰我私。我私者，执身心为我，遂起人我之分别者也。此一切罪恶之源，故称原罪。爱邻人者，爱之践行以洗涤内心之原罪者也。故爱邻人，似度人，实自度也。因果以值其基，爱以开发其性德，此两者皆以信为根，故曰基督教者，圣人依信设教，以开发内心功德之法门也。三、实修实修之道至简，即因果与爱两句。因果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爱句，爱上帝、爱邻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句。以生死问题为本，参透教义，验以之日常生活，于因果深信不疑。实修以持戒和忏悔为要。爱上帝句。需借助耶稣之身行，将上帝，作为无形之爱之代表，划出模样来，时时勿忘。借此正念，开发内心之真性。大要有二：一持名；二观想。持名者，即将基督精神摄归一真言，化为言音，无间断熏修自心，直捣原罪之根，直提自心之真性。此基督灵修之正旨，而以东正教无止息祷告为正宗。无止息祷告者，持“基督耶稣，请宽恕我这个罪人吧”句，行住坐卧无间断，至一心不乱，便有大效。观想之法，即通过意识分别力，观想耶稣诸事行之相貌，此将大爱之精神图像化。主要形式：祷告、吟诵、礼拜、默想。爱邻人句。能多爱一人，便去一分我私，能多爱十人，便去得十分我私。能爱一切众生，则一切我私去尽。有一人爱不起来，便存一分原罪；有十人爱不起来，便存十分原罪；所有人都不爱，则原罪深厚，不堪入爱门；当持戒与忏悔植其基。四、效验行者自常情到平等爱一切众生，中必经三关：一曰男女关；二曰名利关；三曰门户关。异性则爱，同性不爱；或异性爱得多，同性爱得少。对我好的就爱，对我不好的就不爱。此皆身欲也。常人之爱每堕身欲，为原罪之根。故基督行者，首过之第一关，便是将爱与身欲分开。此关不过，行不了爱，做不了基督徒。名利分贫福与贵贱。世人爱富贱贫者，为一已之私利也。基督徒以‘爱贫贱富’反之，实亦一已之私利也。贫人易爱，贱人易近，富人难爱，贵人难近。能贫富皆爱，贵贱不分，方是真爱。此将爱与贪心分开。能过此关，堪为人师。基督徒成于信，也最容易执信，而生门户之见。是基督徒我就爱，不是的我就不爱。主是一切人的主，主的爱是平等爱一切人，主怎会有门户之见？基督之行者，当努力修行，做到：你是基督徒，是弟兄，爱；你是佛教徒，是弟兄，也爱；你是儒者，是弟兄，也爱。你是无神论者，是弟兄，也爱。此门户之见，是最深之我私，最深之原罪。必破此门户之见，才能离一切是非之心，得平等之大爱。真到此，堪续耶稣之慧命。五、附论数则（1）要点一信、二门、三关。一信者，信而已；二门者，因果与爱。二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爱上帝爱邻人。三关，男女关，名利关，门户关。（2）与他教之对比信，属土。西方人属金。土能生金。基督教之成就西方文化，道理在此。中国人属土，忠信之道行得最切，能信而不迷。此基督教能大兴于华夏之根由也。因果，类佛家之人天乘，儒释道三教一致之基也。基督扎根华夏，亦当以此。爱上帝，即上师瑜伽法，参照净土宗、密宗。爱邻人，爱瑜伽法，参照印度教爱之瑜伽，与中国伦常道。（3）耶稣精神基督之教要在爱与因果，此皆普贤门摄。圣人心波动凡夫，为灵流，为爱。众生此得灵流而超脱。凡夫之间心与心之波动为气流，互益者为善，互损者为恶；然皆是业力，必落因果。因果与爱，皆人与人之关系也。此普贤门摄。成就此智者，大慈也。大慈即大爱也。故基督教以爱为根本。金刚经云，所有一切众生，无管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我都度尽，让他们到究竟极乐之家。即此大慈精神之体现。耶稣愿人间一切众生皆离苦得乐，同生天堂。正此种精神之小影也。所谓爱邻人者，即以慈无量心破人相我相人生相寿者相也。故基督行者，大可参究普贤之十大愿王。（4）基督教在西方西方人重物质，多外求。属金，好名相，喜分别，不擅行。故难与此法门相应。得其宗旨者少，失其宗旨者多。此其大体也。东正教以爱为本，重实修，归入爱门，得其骨也。天主教以灭罪为本，重忏悔，归入因果门，得其皮。新教者，惟一信而已，实不信也。此基督教之被误会形式也。然则虽实不信亦有一信之形式在，此或为一阳来复之生机也。此其大要也。（5）基督教在中国与三教之互补与互益。基督教为普贤行门，普贤行为基督教之高级形式。普贤法门者，开发大圆镜智之法门也，此密宗之事。故基督教在中国，可为密宗之初门。时下，藏密在西方大兴，非无由也。基督教在中国可为佛家密教之基，而与净土宗并列。基督教可为儒家仁学之补充，下则为一切教化之基，上则为求圣求贤之一法，以求理学重智偏仁之弊。作为出世教，因其离欲，可升色界天。故可与道家并列天道教。一重修身，一重修心，此其别也。景教在大唐得以扎根，非无由也。近代基督教初传，遂能发展到今日达千万之规范，亦非无由也。今日基督教在中国之问题。然今日传入中国之基督教，多为新教，有多带政治种族门户之见，此时下中国基督教之种种问题所由生之根本也。不识者遂以为儒耶水火不容，此不深察之识也。一切圣人之教，必可互益互存，不容者，皆表相也。
辛亥革命以来，20世纪中国的信仰危机，如同一个始终在游荡的幽灵。表面上，这是各种政治、社会、信任等问题的真实反映，但实际上，它却源自于辛亥革命以来的诸种信仰关系及其互动。梳理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信仰关系的复杂变迁，正可为当下中国信仰的建设提供历史的参照与理论的借鉴。 “汤武革命”模式的改变 可以说，从辛亥革命开始的现代中国革命运动，曾给予当代中国的信仰变迁及其重建以非常重要、异常深远的影响，其中的四大“宗教替代思潮”，即伦理代宗教、美育代宗教、科学代宗教以及稍后的哲学代宗教，可说是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然而，这些宗教替代思潮，从其形成伊始就源自于民国初年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主义信仰”及其建构之中，并逐渐在现代政党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的形成中渐次成为“主义建构信仰”、“主义信仰”，乃至“主义代宗教”的政治思潮，进而使此类四大宗教替代思潮渐渐被其“主义的信仰”所整合，深刻制约着现代中国信仰的建构与演变趋势。 每当朝代更迭或权力转换的时代，传统的信仰及其信仰形式就会发生相应的危机。因为这些信仰已经成为权力治理术，或者是直接成为了权力统治工具的有机组成部分，每当权力秩序发生动摇的时候，其信仰危机实际上就已经发生了。 传统中国的信仰及其实践模式，曾经有“神道设教”，再经“人道设教”，接着是儒教信仰借助于法家统治，以阳儒阴法的形式建构了国家主义的“君道设教”。因为内圣外王的信仰传统，天子被打造为圣人，作为“法天立道”的道义权威，特别是从秦汉到清代，随着专制主义的不断完善，文人士大夫借助于国家权力建构“帝王即圣”、“官员如神”的权力信仰，使历代帝王成为“口含天宪”，集“神”与“圣”于一身，使有限的个人专制权力替代了无限的天命信仰，成为传统中国汤武式革命、顺天应人的信仰核心，使国家权力的“世俗”存在被赋予了超越的性格乃至神性，渗透在政治、法律、伦理诸领域中，进而使王道秩序获得了神圣化的证明。 发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乍看一下，好像仅仅是一个传统朝廷被推翻而已，但是，辛亥革命却在中国信仰的历史本质上，改变了顺天应人的“汤武革命”模式，改变了传统信仰伴随天子、天命的传统重建方式，以近代民国共和统治的形式把天子统治天下的形式予以了彻底的否定。自此之后，天子无法重坐皇帝之宝座，传统的“顺天应人”汤武式革命信仰也就无法重建，从此构成了秩序与信仰的双重颠覆与双重危机。所以，20世纪中国历史的宿命就是，谁要是重建权力秩序，谁就必然要担当信仰重建的使命。所以，“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民族国家”取代“天下”，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思想潮流，与此相应，现代中国政治及其“主义”替代“天命”信仰，也成为这一历史进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主义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