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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未知 作者： admin 时间： 2012-06-26 点击： 2次 张清津…

许志伟 （I）三位—体教义之历史源头与实际意义 由第二世纪至第四世纪末，基督教会在关于神的本质的教义上，有着颇大争持，为的是要调协犹太教传统中的神是独一的神，而在人类历史又以三个“位格”（person）圣父、圣子、圣灵出现的信念。 早期教会反思这三而一的神，在方法上有两个主要进路。第一，是从形而上的角度去探求神的奥秘；换言之，是尝试去了解神本身生命的本质。从这进路，神学家对神的属性有多种的描述，如全能、全知、全善、无痛感性（impassibility）等。其弱点是将神变为一抽象的理念，使之完全与世界人类历史抽离，甚至无关。这进路其实饱受古希腊以“实体”（substance）为本体（ontology）的形而上思维架构影响，把神的存在看成是一种固定的“实体”，这样继而把其他神圣的属性附加其上，看上去自然相当合理。 这种从形而上、“实体”角度去了解神的方法（theologia），在新约初期更呈复杂，因为使徒与福音书强调神是耶稣的父，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太初之“道”（logos）而“道”又与神同在，“道”又是神。 耶稣升天后，圣灵降临，这灵既是神的灵，又是耶稣的灵。换言之，新约时代的人如何在那抽象、理性、形而上的基础上理解那以三个不同“身分”出现的独一神？父、子、灵这个“三”在神的“实体”上来说是什么一回事？他们在神本身的生命内又是什么一种关系？这种从神的生命本质及父、子、灵三位格内在关系去了解三一神的进路，在神学上称为“内在三一”（immanent trinity）。但从神的形而上本质去了解神，甚至发展到引进那“内在三一”父、子、灵三位格来进行阐释，却仍然未摆脱以“实体”为本体的形而上架构去理解神。神仍然是一个抽象的理念或一个抽离于世界的“实体”，只不过在逻辑上来说，三一神比较独一神来得复杂些而已。 然而，早在第二世纪开始，就已经有神学家对这种抽象、形而上的认识神的进路表示怀疑与不满。怀疑，是因为活在时空的人之所谓认识神，应该不能脱离一个历史经历的层面，故人是否真的可以单凭理性对神有一个“独立”的洞见，实在是一个疑问；不满，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进路漠视了神在人类历史的自我启示。他们强调既然神的奥秘是在他救赎历史的奥秘中自我揭露，认识神也只能在神的救赎历史中去认识（economy of…

何光沪 　　梵二会议要求普世教会“跟上时代”、开放革新，同各大宗教对话，适应各个地方的文化，以利和平共处，以利世界和平。由于从孔汉思到斯威德勒、从潘尼卡到保罗 #8226;尼特等一大批天主教神学家、哲学家，以及新教和整个基督宗教的理论家和活动家的大力推动，从20世纪后期至今，宗教对话运动逐渐兴起。现在，文明对话与文化和谐，成了各大宗教的主流和历史进步的方向。 　　这一切，同中华文化主张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同我们正在追求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当然是一致的。 　　 一 　　一个时期以来，以“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为代表的不少言论，反映出部分学者在基督宗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方面有某些误解。这种误解当然会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对社会产生实际影响，并引起某些不必要的纠纷。 　 　关于基督宗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从宗教学角度作一些澄清，也许会有利于二者关系更加健康、和谐地发展，有利于发挥基督宗教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文/哈瑞德 #8226;梅尔（W. Harold Mare） 译/以诺 校/煦 在《西方思想之黄昏》一书中，Herman Dooyeweerd 以如下的观点作为“历史感与历史性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这一章的结论：…

保罗·巴尼特 近年许多国家对宗教的态度日渐转变。以前正式挂名为”基督教”国家的英国、加拿大和澳洲，现在不但奉行”多元文化”，甚至宗教也多元化。他们敬拜神的庙宇和房子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回教徒和印度教徒不再是住在偏远地区、需要我们派遗宣教士去他们那里的人，现在他们都在这里，和我们一起。 与此同时，在以前殖民地的社会例如加拿大和澳洲，愈来愈多人支持本土人的一个观点，就是他们体认到过去所碰到的邪恶罪行，是由那些（有人断言）帝国殖民主义者的宗教–基督教所策动的。本土的宗教和精神上的东西愈来愈被人欣赏接纳。简言之，基督教曾有过一枝独秀的势头已不复存在，这在在显示出其势头一如大江东去，永不回头。移居我们海岸的新移民，和他们的宗教一样可以得享各种平等的权利。这新的民政部意味着：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是平等的，耶稣只是”其中一条道路，其中一个真理，和其中一个生命”，而”除此以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的说法已不再被人接受。 很明显，基督徒和其他宗教信徒的关系是重要的。人类普遍认为，礼貌和礼节是所有的群体都应该有的。回教徒曾饱受十字军屈辱的记忆历久常新。印度教徒则紧记着”基督徒”在殖民地区的家长主义。不过，现在各群体的地位已差不多平等。基督徒现在要纡尊降贵，从一个平等的地位，向不同信仰的市民，以爱和关怀的行动来见证主耶稣。可是，以基督徒的态度去看待他们的宗教是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该否企图以”我们的才是真理，他们的是错误”去说服他们呢？我们该否向不同信仰的人传福音呢？我们该否在神学上迎合他们呢？ 一、 神学上的适应 近年来不同的神学回应，针对着日见兴盛和有影响力的宗教而发出。(1) 1.包容主义 自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后，有一撮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教人说：非基督教的其他宗教中那些虔诚的信徒，其实是真正敬拜基督的，即使连他们自己也没留意到。接纳（Karl…

刊于《大使命》双月刊，第九十五期，2011年12月 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经济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教会似乎也随之扬眉吐气，许多“激荡人心”的想法在无形中成为大多数教会的共识，比如：21世纪是中国教会的世纪，中国将成为宣教的大本营等。福音出中国固然是最大的梦想，但中国教会要想加入宣教的行列，还将要面对漫长的旷野之旅。不过，希望总会在前头。 本文中的“中国教会”特指中国家庭教会。 一、概念之思：中国的宣教不等于宣教的中国 这是两个常被人混淆的概念。“中国的宣教”顾名思义就是中国教会所做的宣教工作，“宣教的中国”则是指中国教会已经成为宣教的教会，中国是福音的输出国，类似于200多年前的欧洲，及当今的美国和韩国等。 二、异象之思：赞美诗歌中的中国式宣教 中国教会是有宣教意愿的教会，这从所唱的诗歌中可见一斑。 1、诗歌《宣教的中国》中的春蚕精神 林和成弟兄来自台湾，他凭借《宣教的中国》在大陆教会一举成名。诗歌说：“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迈克尔·耶瑟普 在新的一千年，我们发现了一个不同的、后现代的世界：急剧改变着自我、国家和全球的边界。2后现代世界是一个突现的、偶然的和流动性的世界，它最终塑造了我们的消费方式和原因，改造了我们对真理的渴望以及谈论真理的新形式。后现代主义也塑造、改造、刻画了消费主义。例如，在美国，购物中心远远多于公立高中；每8分钟就有一家新的特许经销店开张；每个月都有170多亿个商品在市场上流通；网上购物已成为数十亿美元的行业；各种打折超市在城郊星罗棋布；游船每年载客量高达500多万人次，等等。另外，美国父母花在购物上的时间远远多于亲子时间，美国人的购物时间是西欧人的三到四倍。实际上，美国人的消费量是40年前的两倍；消费信贷更是高得惊人，在1999年已经攀升到1.4兆美元 。3本文检验了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基本信条，说明了后现代消费主义是如何影响真理观的，同时也对这种挑战提供了一种充满希望的、来自福音立场的响应。 在这篇文章中，迈克尔·耶瑟普(Michael Jessup)勾勒了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基本特征，证明它们对真理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带来了巨大的危害。祛魅、复魅和向内破裂瓦解了作为客观实在的真理，并且透彻地影响着个体、家庭和社会。真理被取而代之，现在四处猖獗的是：个人主义自我满足、不满，无意义感日积月累，爱被摧毁，家庭的地位越来越虚弱。这篇文章从基督教立场出发为我们提供了充满希望的响应。它在响应后现代消费主义的同时，认为后现代消费主义既给福音主义带来了指望，也带来了诸多危险。 后现代主义的来临 后现代主义指一种涉及范围广泛的集合体，包括各种理论趋向、各种社会和文化的批评以及各种政治倾向，它们置于各种不同的规则和取向之中。一般说来，在高度异质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想家们中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提供一种普遍认同的概括是极其困难的。一方面，后现代社会理论富有洞见，另一方面，它们常常没有系统，纷繁复杂，胡言乱语，甚至自相矛盾。4可以用五个普遍性断言来刻划后现代主义 。5首先，后现代主义意味着现代性的衰退，以及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出场。后现代思想家们常常拒绝世界观、元叙事、传统价值、意识形态，批评科学以及人类进步的必然性。后现代主义宣称一种单一世界观的终结；它还向总体性宣战，抵制任何单一的解释，庆贺特殊性的意义。6对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例如，德里达，福科，利奥塔，罗蒂7 ）来说，这一正在呈现的社会世界既令人振奋又充满威胁。…

　　进入２１世纪之后，中国的宗教复苏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这一复苏，首先体现为各大宗教信徒人数的增加，其次体现为中国社会对于信仰缺失的危害形成了共识，最后体现为宗教 研 究 的 学 术 繁荣。宗教复苏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精神生活的问题凸显出来，宗教便会成为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的方式。宗教的复苏，必然促使人们正视数十年中国的高度世俗化变迁的得失。而这一复苏，正逐渐生成一个世俗生活之外和之上的中国形态——“信仰中国”。 　　一、四维中国 　　１９世纪后期，中国步入了由古典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运行轨道。现代民族国家是产生于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国家形态。这一国家形态，受世俗力量的推动，逐渐走出中世纪政治与宗教合二为一的政体约束，形成以民族为政体建构基础的现代国家结构。人们对于这一变化进程本质的概括大致有二：一是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上帝的事情归上帝，恺撒的事情归恺撒”，“人为自己立法”。二是“理性祛除巫魅”，一切关乎信仰的事务退隐到个人日常生活的幕后，理性成为公共生活的唯一主宰力量。无论这一概括在今天看来有什么样的缺陷，但这样的概括基本反映了１４－１８世纪人类社会变迁的大趋势。到１８世纪，此前生成中的民族国家终于成熟，并成为全世界建构政治体的基本模式。这一国家形式，呈现为三种具体形态：在经济的层面上，它以市场经济的形式，确立起高效的资源配置体系，这是民族国家得以生成的强有力的物质动力；在政治的层面上，它以民主政治的形式，确立起政治体成员普遍参与其中的公共生活体制，这是民族国家稳定有序的基本保证；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确立起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局面，这是民族国家得以呈现文化繁荣局面的支持条件。从总体上讲，民族国家是世俗化变迁大趋势下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也正是由于民族国家的正式落定，世俗化也才具有了强有力的机制保障。此前曾经为人类有序生活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宗教（宗教性教化）因素，退居到民族国家之下，成为一种世俗化生活的批判与矫正力量。…

　　 　　在中国古代，隋朝和唐朝以前，教育界可谓等级森严，门阀制度盛行。举荐官员不是靠能力、成绩和才华，而是看门第高低。士族子弟能够进去的门槛，平民之辈几乎永远不要想。这种体制有些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把社会各阶层分割得泾渭分明，而且在纵向层面世世代代地延续下去。隋朝立国之后，隋文帝杨坚以大无畏的开拓和革新精神，打破教育以及人才选拔领域的等级制、世袭制，开创科举考试，从广大民众中选拔治国理政的栋梁之才。杨坚在位时间并不长，但推动教育和人才选拔体制向公平公正靠近，还是具有重大的历史贡献。可惜，其子隋炀帝杨广篡位后横征暴敛、涸泽而渔，导致隋朝二世而亡。 　　但隋文帝在教育领域开创的时代之先，即科举取士体制，经过唐太宗李世民的进一步完善，发展成为当时以及其后千年的主要人才选拔机制。虽然近代以来明显落伍，但其中涵盖的公平竞争、一视同仁思想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不管官宦子弟还是平民子弟，要想获得进身之阶和实际功名，都要经历年度的同场竞争、做同一张试卷。而且对作弊、泄题等行为立下严刑峻法，并曾有将徇私舞弊的地方和全国主考主掌官员判重刑乃至斩首的不少案例。皇帝最后还要在全国大考之后举行殿试，钦定状元、榜眼和探花等前三名。教育公平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社会公平。封建社会教育中的一些平等理念、平民关怀和公平竞争思想，对今天全国各地的教育思想和体制改革，仍很有启发意义。 　　从国外来看，其教育思想本身很有可取之处，教育公平深入人心，国家扶持国民教育体系力度大、层级高、普及面广，也很值得我们借鉴。而近几十年来尤其是近10多年来，内地在广大学子中间，从幼稚园到小学到中学，展开了深重全面的填鸭式竞争，社会教育体系在知识、能力以及教育硬体资源等诸多方面，考孩子、考家长并形成恶性循环，给孩子和家长以及社会层面造成严重的负担和压力，导致他们疲惫不堪、苦不堪言。 　　相比民国时期，相比改革开放前后，孩子的填鸭式学习负担已经过早压弯了他们稚嫩的脊背，牺牲了他们的业余活动时间，严重扼杀孩子的活泼天性，扼杀孩子的创造思维，这是一种对孩子施加的体制性教育摧残，是对国家未来潜质和希望的持续戕害。但是改来改去，目前还看不到解决的尽头，这种状况令各界人士感到痛惜但又无奈，全社会都被绑上这一沉重的教育战车而无法自拔，眼睁睁地看着学生的整体创造力、健康素质在下滑。教育沦为现状，颇为悲哀。 　　更让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是，在经费、硬软体、试卷一致性、打破户籍限制等诸多方面，很难看到积极的公平进展。比如高考能否打破户籍，能否统一考试标准，是教育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衡量标准。既得利益不能太自私，需要考虑整体国民教育发展。许多政策人为地继续制造着教育鸿沟和不公平，非户籍子女、农民工子女、平民子女已经无法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与其他阶层的子女进行竞争，社会的层级化和固化越来越严重。由于潜规则盛行，平民和农民子女，在教育之初以及学成后的就业链条，都遭遇全面的不公平竞争。 　　尽管中国不断加大教育投入，但占GDP的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准。大量经费没有发挥最大效用，越是需要经费支援的老少边穷和乡镇村级学校，往往拿不到足够的财力支持。10多年前国家财力的确有限，而近几年来国家税收大幅度跃升，中国增加教育经费并公平使用、向弱势群体倾斜是可行的，尽早实行12年义务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基础学科免费等政策也是可能的。尤其要指出的，是一些政策人为地朝令夕改、过分随意，好的举措和政策无法延续，造成思想、机制和措施混乱。对基层中小学校的分合政策太过随意、拍脑袋决策，造成了严重财力浪费，大大了增加了办学成本和机会成本。 　　在上述方面，国外许多国家做得很不错，早就树立了典范。比如，韩国推行“平准化教育”，指中小学教育品质在达到标准、均衡的基础上实现统一和公平。韩国取消了初中、高中入学考试，“高考”缩短时间、减少科目、降低分数在录取中的比重。努力推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发展，大大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杜绝了填鸭式的枯燥无味。在改革大学入学制度方面，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先进教育理念和考试制度引进来，在确保入学公平、防止潜规则和走关系入学的前提下，注重学生的人格与能力培养。 　　国家贫富是一个方面，但多数国家非常注意教育公平和国家财力支持。注意在校际间、城乡间和区域间均衡配置教育资源，没有重点校和重点班之分，确保每个学生享有均等的优质教育。高品质教师和个性化教学辅导是芬兰推进有品质的教育公平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通过教师和校长轮换交流制度实现校际均衡发展，政府保证了充足的义务教育经费，使每个学生能够学到统一、规范的教学内容；执行严格的就近入学制度，保障了每个适龄学生的教育机会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