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零七年华人差传大会侧记 由“基督使者协会”主办的、三年一度的华人差传大会，是以北美华人基督徒为主体的盛会。二零零七年圣诞之后，我有幸赴费城参加了这次主题为《我不能，神能》的大会。此次大会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召开的时间正好是新教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到中国宣教两百周年。两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筚路蓝缕，几起几落，希望与失落并存，逼迫与复兴同在，有失败的伤痛，也有成功的喜悦。几代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传道人，用生命和血泪走出了一条光荣荆棘路。在这次大会上，由台湾“宇宙光”机构推出的“马礼逊入华宣教两百周年”历史图片巡回览，以上千张珍贵的历史图片和资料，展示了两百年来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共同经历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当我回想起马礼逊在绝对的孤独和深沉的寂寞中，如何坚持到底，完成了为在华宣教奠基的伟业的时候，不禁浮想联翩：今天的中国教会，在全球宣教版图中，应当充当何种角色呢？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接受者”而不是“给予者”。中国教会将那些来自外国传教士、教会和宣教机构的各种帮助视为理所当然，坦然地享受着这白白得来的恩典，至多就是感恩和赞美而已，而很少作进一步的追问：“我在哪里？我是不是那个也可以被上帝差遣的人？”中国教会在本国、本土及本教会的“势力范围”之内守成有余，而向外拓展不足，始终缺乏一种“福音全球化”的观念。相反，源远流长的“中国中心主义”的观念，不仅在官府和民间盛行，即便在海内外的华人教会内部，也是一种重要的潜流。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形成，与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命运是同步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忧愤心态，强化了自古以来中国人“中央之国”的心理优越感。换言之，极度的自卑与极度的自尊的结合，使得绝大多数中国人浸淫于“大中华主义”的文化传统和思维定势之中，许多华人基督徒“情不自禁”地将“中国”看得高于“神国”。 民族主义思潮在华人教会中影响甚大。比如，据我个人有限的观察，海内外很多华人教会中，许多中国大陆背景的基督徒，一听到“台独”便怒气冲天，甚至会激愤地喊打喊杀——在他们看来，“大一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持“台独”立场的台湾基督徒，根本就不配作为基督耶稣里的弟兄姊妹！在基督徒当中持有武力攻台想法的人的比例，并不比普通人当中的比例低。我想反问的是：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快就忘记了耶稣基督“爱人如己”的教导呢？台湾人难道不是我们的同胞和邻舍吗？我们难道不能像爱邻舍和爱耶稣一样爱他们吗——即便他们在“统”和“独”的议题上与我们意见不一致？还有一个例子便是小敏姊妹所作的“迦南诗歌”。小敏是神所重用的仆人，她所创作的数百首赞美诗歌，不仅深受国内教会的喜爱，也在海外华人教会中广为传唱。这些优美的诗歌的流行，与九十年代以来华人教会的复兴是同步的。但是，“迦南诗歌”也有其时代、文化合地域的局限，其歌词中的“中国特色”过于强烈，“中国”这一主语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中国的基督徒，当然应当爱中国；但是，在爱中国的同时，中国的基督徒还应当具备超越性的“国度”观念，高于民族主义的“人类”视野，以及将福音传向“万国万邦”的异象。如果中国的基督徒只爱中国人，那么这种爱是不完全的爱。我们首先是上帝所造的人，其次才是中国人，而不是相反。换言之，基督信仰理应彻底更新我们固有的“国家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所谓“爱邻舍”，便是爱所有的人类。 在这一方面，韩国的基督徒和教会为我们作出了表率。我们看到，韩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实现了政治转型和经济腾飞之后，其民族主义思潮也风起云涌——比如，韩国民众在世界杯足球赛中的若干过激表现，便让外国人颇为反感。韩国的民族主义激情，与近代以来韩国在俄国、日本、中国和美国等大国的夹缝中挣扎求存的境遇有关，也与南韩与北韩至今仍然处于分裂状态有关。二零零八年初，韩国的左派总统卢武铉下台，稳健派政治家李明博当选，标志着这一狂飚突进的民族主义思潮逐渐进入了一个平缓期。而一直以来，韩国教会并没有受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禁锢和牵制，信仰完全超越了偏狭的政治，在最近二十年间，韩国教会是全球最有普世宣教热忱的教会。韩国虽然是一个人口不足五千万的中等国家，广义的基督徒的数量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左右。韩国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宣教国家，韩国教会向全世界各地派遣了超过了三万名的传教士——中国是其最大的宣教“出口国”。二零零七年夏天，一个韩国宣教团队在阿富汗被塔利班武装分子绑架，带队牧师及另一名男性基督徒被杀害，其余人质在被囚禁多日之后获得释放。此一牵动人心的国际新闻，只是浮现出了韩国全球宣教大军的冰山一角。我在北京和北美的华人教会中，就接触到了许多深深地爱着中国、心甘情愿地服侍中国基督徒、恳切地为中国教会祷告的韩国牧者。近代以来，韩国也是一个在福音方面长期“领受”别国帮助的国家，近年来韩国却迅速地由一个“接受”的国家变成一个“给予”的国家。韩国教会的这一转变，能否带给中国教会深切的思考呢？ 此次华人差传大会，有六十多个宣教机构、神学院、出版社、专业机构参与，有两千多名的来自十几个国家、数百个教会的基督徒与会，可谓北美华人基督徒的一次盛会。参与者当然并不仅仅是华人，在会场上，我接触到了许许多多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们将一生都奉献于“中国人灵魂得救”的愿景之上。其中，有一位是来自挪威的基督徒，自称“老叶”的叶福礼（Finn Torjesen）。他的爷爷叶永青（Peter Torjesen）和奶奶端正方（Valborg），在二十世纪动荡不已的二十年代，凭着到中国传播福音的坚定信念，来到山西省的河曲县，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新家、教堂和医院，为这个小县城医疗卫生的发展辛勤工作了近二十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们的教堂为一千多名饥寒交迫的人们提供了战时的避难所。后来，叶永青不幸在一次日本军队的炸弹袭击中遇难。一九八八年，河曲县的官员通知其家人，叶永青被追认为山西的“人民烈士”，中国当局希望在叶牧师牺牲五十周年的时候，为他建立一座纪念碑，并邀请其家人前来参加揭幕仪式。一九九三年，有着熟练的汉语水平和广泛国际经验的叶家第三代叶福礼和妻子谭美（Sandy），带着他们一对六岁的双胞胎，放弃了在印度尼西亚的工作，并且带领另外两对夫妇，一起开始了在中国长期的居住和工作。他们创办了以扶贫为目标的“永青咨询服务中心”，该中心由五个服务部门组成：医疗卫生部、英语教学部、农业部、咨询服务部和好根经济发展部。“永青”是一个公开的基督教的非政府、非赢利组织，他们从事的工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彰显耶稣基督的契机；他们神圣的使命也体现在具体工作当中。“老叶”和他的爷爷奶奶的故事，是来自遥远国度一个家族的“爱中国”的故事。这个故事不止是感动我们，更是启示我们：华人基督徒有没有“走出去”的视野和胸襟？华人基督徒有没有勇气和信心，打破“大中华”的傲慢与封闭，去爱和安慰那些异国他乡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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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人说国内的教会如何的复兴，国外的教会如何的荒凉。昨天与一弟兄聊天时，才发现这报道犯了一个媒体病。 据称，美国的媒体只报道负面消息；要单从美国的媒体认识美国，美国一定是地狱一个。 相反的，国内的媒体只报道正面消息，而且大都是过滤后的消息。 类似的，国内的教会也常报道正面消息，感谢主，哪又有多少人信主了，哪又有多少教会建立了……国外的教会常报道负面消息，糟，欧洲信主人在下降；糟，美国的教会惹官司了……时间久了，国内的基督徒难免会夜郎自大，看来西方教会该学咱的。殊不知，在全世界，打发最多宣教士的依然是西方，建立一流神学院的依然是西方…… 当然，历史也不算什么，最多一句话“饿死的骆驼比马大”，重点要看现状。 事实上，国内教会的现状也挺令人担忧。咱不说更多的理论，单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是教会内部，二是教会外部。内部从同工/传道人的比率来看；外部则从教会对社会的影响来看。 据一些海外的教会牧者宣称，一般情况，一个正常的华人教会，大约每一百人，就会有一对专职夫妻在里面做教导，另外还有一位专职（或双职）的行政同工，负责行政事务。简单的说，海外的华人教会（西洋人士为主的教会其教牧比率更高）的专职传道人比率是1/50。而在国内，教会的传道人比率却鲜有这么高的。虽在一些地方，传道人的数量相当多，如温州，许多单个聚会点传道人就有三四个，但其中包括双职的传道人，而且其中的专职传道人，基本上兼着宣教、差传、神学教育等本教会以外的事工，在时间分配上远没有国外专职牧者那样委身于本教会，专心做好本教会的教牧事工。至于内地，这个百份比就更低了，有的地方，一个教区三、五千信徒，也就三、四位传道人，而且大多数传道人的装备不够，没有受过正规的神学教育，严重制约了福音的传开与牧养的深入。 从外部来看，中国教会的软弱就显而易见了。从人数来看，中国教会的信众决不在少数，但从社会的影响来看，却依然非常弱。相反的，台湾的基督徒比率虽然远不如大陆，但其中基督徒对社会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其中好几任的总统都自称为基督徒。而国内，即便是新进崛起的北京教会，自称以知识分子为主，但对整个社会主流的影响依然只能属于边缘群体。这其中固然有政治因素，但与教会的力量也不无关系——早在七十年代，温州教会与河南教会复兴期间，都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一定的影响，许多人有麻烦，首先会想到基督教，而今，此风潮却渐行渐远。 其次，教会对社会的罪恶没有阻力之作。今天，中国的道德滑坡非常严重。许多经济高速发展地区，往往就是藏污纳垢之地。甚至一些红灯区遍布于聚会点周围，教会对此也是束手无策。甚至于，社会的罪恶之流影响了基督徒的道德标准——基督徒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未婚同居、离婚、找情人……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但现下的问题是，自认为复兴的中国教会，对社会的罪恶不起作用，在公民良心的崛起中，越来越被边缘化！…
高陽 / 基督日報記者 2007年12月10日09時38分 馬禮遜入華200周年，華人教會普慶之際，亦有不少教牧同工對華人宣教的策略再反思。美國三一神學院宣教學博士莊祖鯤日前撰文提出，華人教會宣教策略上需要重視本地跨文化宣教、再思短宣邉印⒅攸c支持戰略性地區的宣教、以及加强對中國國內校園事工的支持。 重視本地跨文化宣教 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促使勞動力的大規模遷移，數以百萬計的穆斯林移居歐洲，幾十萬的中國人到美國留學打工等等。莊博士指出，華人教會在差派宣教士遠去時，要看看自己所在的地方，可能就有很多的外來勞動人士，是否我們忽略了同一城市的這些群體呢？而做好當地跨文化的「撒瑪利亞」事工將成爲教會遠距離跨文化宣教的橋梁。 切忌捨本逐末 針對近年短宣隊數目大增的情况，莊牧師指，可喜之餘還要看到一些偏差現象：教會將支持宣教士或宣教機構的經費轉爲資助短宣隊，從而導致宣教機構的募款困難；另外短宣隊員靈命、屬靈裝備及獻身心志參差不齊，有時還對宣教工場造成「難以收拾的後遺症」。因此莊牧師建議採取「自、定、限」三原則。即短宣隊員自籌經費、短宣隊定期定點服侍，産生長期果效、教會設定短宣經費上限，以免本末倒置。…
发布日期：2007-12-24 编者:腾近辉牧师针对华人教会差传的情况,写了这篇文章。我们的教会目前是否有同样的问题呢？让本文成为我们的提醒。 世界各地有很多华人教会不从事差传工作，因为他们至少有十个理由，分述如下，并指出圣经对这些理由的答案。 本堂成立的时间很短，所以不可能从事差传工作。 保罗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后约四、五年，就写了哥林多后书给他们，信中（10：15-16）勉励他们开始作差传工作。可见历史短的教会也应追求在差传工作上有份。 本堂人数少，经济力量薄弱，所以不可能从事差传工作。 非拉铁非教会“只有一点力量”（启 3：8），但他们肯遵守主道（旨意），所以主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向外传福音。 本地福音工作都还没做完，怎可向外地差传？主耶稣岂不是说「从耶路撒冷开始」么？…
突破传统教学式领袖培训 高阳 2007年 12月 11日 改变字体大小 小 中 大…
高阳 2007年 12月 04日 最新一期香港教会更新运动出版的《教牧与领导》，以“创意、创新、创造”为主题，鼓励华人教牧容许创新，鼓励创新，跳出框框，活出整全使命。 作者胡志伟牧师指出，不论是香港华人还是北美华人教会文化，都以传统的习惯作为基准，不容许太多的想像力空间，甚至容不下异议，有时教会文化更被标签为“守旧落伍”、“道德霸权”、“反对自由”等，可谓不幸。然后作者尝试从三个方面鼓励教牧同工开放创新空间，挑出框框： 一、开发创意。文章引用“天下远见文化事业”总裁高希均所言“主宰21世纪商业革命的就是创意，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直指华人的面子文化是对创意文化的否定：活动的策划不是以内容为中心，而是安排谁去站台，各类聚会的策划中“跟风”现象更是普遍。 对此作者建议华人教牧可采用“PDCA循环”——计划Plan、试行Do、察查Check、实行Act，如此深入检讨所办活动，走出不成便换人或换方法的老路。 二、容许创新。作者指教会要教导及鼓励信徒培育“分散式思考”(divergent…
2007-10-23 16:36:27 原文地址: http://blog.sina.com.cn/u/4e7519ed01000cja 浅析温州教会崇拜 未真正进入教会事奉，未曾经历教会管理，未曾带领过教会的敬拜，很少会体会到教会崇拜的问题。笔者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直到十九岁进入神学院，七年神学学习的生涯，使我置身于“象牙塔”，而未能真正触及教会事奉和管理，所以对教会的认识大多是童年的趣事。一年多的教会事奉，使我从教会管理和教牧传道的角度来重新思考教会的光景，发现教会再也不是纯粹那样完全、那么神圣的了。 在神学院的学习中，有一门重要的课程是《崇拜学》。其中讲论教会敬拜的演进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崇拜模式。加上自己在学习此课之前，又接触了一些有关圣乐、教会礼仪等方面的课程。也曾经受邀到福建某教会宣讲《崇拜与圣乐》一课程。故此，笔者对此一领域稍有触及，同时对教会在崇拜与礼仪方面的表达会“多长一个心眼”。 由于妻子现正就读专业圣乐，自己有意要放下教会圣乐、崇拜等领域的事奉，全心投入圣经教导及辅导事工之中。然而最近几次的经历却不得不让我再次发出一些感想，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在这些方面稍有留意。笔者盼望通过对温州教会崇拜的小小反思，起到抛砖引玉之功，使教会在崇拜事奉中有所反思与重整。 一、…
2007-10-20 10:01:03 大 中 小 标签：教育杂谈 温州教会 世俗 传统…
全威 2007年 10月 25日 对于许多海外信徒来说，中国农村教会的发展并不陌生，但对于城市教会可能就不太了解。其实福音火种不仅在中国农村大地星火燎原，同样在几百个城市各行业各阶层亦清晰看见神奇妙作为。不仅如此，城市教会发展对中国福音化及促进北美华人教会复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值得关注。 播种者国际宣教机构中国事工主任张路加牧师，日前在亚特兰大华人基督教会举办的宣道年会上，分享中国大陆城市宣教课题上，惊人地提出“中国大陆城市宣教和北美华人教会的前途、发展息息相关，而两者相互支持、彼此协助对于中国福音化与北美华人教会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城市教会蓬勃发展超乎想像 张牧师表示随着近些年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以及民工潮涌进城市，使得城市教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他拿出官方统计为证－－城镇基督徒人口达675万。“这相当于整个香港的人口！然而实际城镇基督徒数量远远大过此资料。” 他又提出了大陆宣教工场正朝向七个方面的转型。由农村到城市、沿海到内陆、基层到多层、单一到多元、领受到付出、国内到海外与封闭到合作。“这些是中国教会可喜的变化，足可表明现在是向中国传福音千载难逢的黄金时机。”…
受访者系“三自”教会工作人员。 他建议从两条线着手本文写作：1、评述现有体制；2、维护教会权益。 他强调，“三自”并非是一个教会，而是一种原则，理念，即自传、自养、自— 目前政府对教会的管理模式主要是会议以及文件传达，曾经实行的年检早已被取消，原因来自两方面：宗教团体本身的抵制，其次是国际舆论的压力，因为涉嫌干涉到信仰自由。 作为宗教团体的内部管理，就基督教而言，主要是由两会实施，形式为指导各堂点的活动（他认为天主教要管的紧一些，其爱国会统管下面堂点的人、财以及场地；而佛教则是“指而不导”，各寺庙相当“自由”）。两会实施管理的形式是依据章程，此为两会设立登记时的必要条件。宗教活动场所的设立应向宗教局备案。管委会成员、章程等制度也应向宗教局备案。主任牧师原则由信徒选举，但事实上多为任命。 访谈的重点后来逐渐转移至家庭教会、三自教会（为了指称方便点仍沿用习惯）和政府的关系。 他介绍家庭教会成因时提到两点，其中第二点闻所未闻： 1、 文革时期受迫害的基督徒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自立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