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开春，由香港基督教机构制作的《中国基督徒30年》纪录片正式推出，这部历时一年多、走访全国、涵盖不同领域的信徒、神学院及教会领袖、学者见证、记录上帝在神州大地奇妙作为的作品刚刚面世就受到海内外华人基督徒的关注。 许多内地的基督徒亦透过视频网络等观看了该纪录片的预告片，表示内心深为激动，真实看到中国基督徒过去30年的演变和发展。 周牧师曾受邀在片中分享他对中国基督教未来发展的看法。他在片中分享说：“我的感觉是，政府对信徒、对基督教、对教会有更大的接纳度，因为他们看到很多信徒有好的生命见证。如果中国教会能够健康地发展的话，对世界的影响很大。因为现在明显的感到欧美的基督信仰有些低沉，以前也觉得中国教会的发展在他们的印象当中还是非常低下的，所以他们看到中国教会的发展也是很受鼓舞。” 此次专访，周明牧师就他对纪录片《中国基督教30年》推出的期待、这30年中国基督徒和教会发展的显著特点、以及未来中国教会发展的重点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问：《中国基督徒30年》纪录片的预告片目前国内很多基督徒已经看过，感到效果很不错。您分享的镜头也在预告片中出现，作为一个曾参与录制的牧者，你对这部纪录片的期待是什么？ 周明牧师： 希望《中国基督徒30年》能够把过去30年时间里面真实的信仰历程、中国基督徒在这段时间里信仰追求过程中所经历的难处和对信仰的反思、以及在这个历程中不同的牧者的心态能够真实的记录下来。这30年来，在这些方面都体现了上帝的引导。 不用刻意的夸大过去比如文革时候的迫害等，而是客观的看过去30年，过去30年宗教环境也更为宽松。所以，过去30年来中国基督徒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中生命的成长和内心挣扎也希望能够真实的反应出来，能够比较客观和全面的看到这个时代基督徒的见证、传道人的生命成长等。我期待大家看到这个片子能够有这样的效果。 问：《中国基督徒30年》定位于过去这30年。的确，这30年中国教会经历极大的发展，您作为一个牧者，您认为这30年中国教会比较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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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读十六世纪英国教会史家约翰·福克斯的《殉道史》（ 苏欲晓、梁鲁晋译，三联书店，2011年1月），会令人产生很多联想。这固然是因为迫害、苦难、死亡乃至牺牲这些主题仍然是人类在二十一世纪无法逃避的，与基督教历史上的殉道事迹仍然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今天的研究者可以从多种视角和多种学术领域看待“殉道”的问题。走出单纯的宗教史的领地之后，殉道的历史可以成为人类社会史、心灵史、政治史等领域的重要一页。 从教会史家的立场出发，福克斯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呈现这段受难、殉道的历史是为了通过宣扬教会从受难到取得胜利的历程（“为了更鲜明地宣告这场得胜”）而显出上帝的荣耀，同时增强教徒和读者的信心（第1-2页）。这与生活在他之前十几个世纪的古罗马教会史家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的《教会史》（瞿旭彤译，三联书店，2009年9月）的结尾正好相对应：优西比乌以充满胜利的喜悦歌颂“君士坦丁的得胜”来结束全书。另外，他们都自然地以一种鲜明的赞颂立场和倾向来贯穿整个研究与叙述的过程。那么，在胜利者史观之下的历史书写，尤其是属于“英烈传”性质的书写，其客观的史学价值能否得到应有的保证呢？历史上来自天主教学者对约翰·福克斯《殉道史》的激烈攻击固然不足为凭，近大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这部著述的历史价值的基本肯定也已成定论（参见“中译本导言”），但是恐怕仍难以完全消除某种“党派史学”的阴影。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尽管它曾经家喻户晓，与圣经和《天路历程》摆放在一起，但是在今天许多宗教史著述中并不被提及？中国学者编修的洋洋两百五十多万言的《基督教大辞典》（丁光训、金鲁贤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10月）就完全没有这部教会史著作和约翰·福克斯这个人的条目，而且在“殉教士”（Martyr）这个条目中也根本没有提及这本书和作者。当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1970年版的威利斯顿·沃尔克的《基督教会史》（孙善玲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6月）和1990年版的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的《牛津基督教史》（张景龙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 中，这是否反映出这本《殉道史》的重要性在二十世纪晚期仍未被学术界充分接纳？ 从“胜利者的历史书写”这个角度看殉道者的问题，《牛津基督教史》在对四世纪的殉道者纪念节日、墓园以及建于其中的大教堂等事实的研究中指出：“4世纪君士坦丁以后的那些享有特权的、富有而强大的基督徒的教会，实际上也是殉道者的教会”；“对于君士坦丁之后获得成功并占统治地位的教会来说，最迫切的需要乃是把自己与过去联系起来。它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能够说明自己是从前备受迫害的教会的继承人，而不是它的背叛者——这是4-5世纪教会史学家们面临着的首要任务。只有他们的著作而非其他任何事物才能形成一种观念：君士坦丁以后的教会与殉道时代的教会是同一的。它扎根于过去，并一直沿续下来，没有因为任何皇帝的皈依而有所变化。”（第71页）这种胜利者史观我们当然并不陌生，虽然我们主要面对的是世俗王国的历史，它与教会史所要强调的那种被世俗王国接纳和皈依后性质没有改变的主旨有区别，但是在性质上仍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优西比乌的《教会史》是关于早期基督教信仰的珍贵记录，由于这段历史本身的原因，它记载和描述了许多殉道者的英雄事迹，以烈士的鲜血谱写了由受难者悲剧发展为胜利者凯旋曲的历程。关于优西比乌对君士坦丁的歌功颂德，英译者保罗·L. 梅尔的评注比较公允，他说他不想加入在这个问题上历来对优西比乌的批评者之列，对于那个使恐怖的迫害和杀戮终结的人，优西比乌给他戴上光环是不足为奇的（第471页）。我们也不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当眼见针对信仰和自由的迫害、流放和残暴行为终于有了终结之时，“所有人都从暴君的压迫中得以解放”（第437页），出现对于拯救者和解放者的感恩的确是不奇怪的。梅尔说，如果把优西比乌看作“必胜主义者”（我觉得可以理解为胜利史观者）而抛弃，就是对基督教徒所曾遭受的迫害的冷酷的无动于衷（第474-475页），说得很对。 还是回到约翰·福克斯的《殉道史》吧。在十六世纪的福克斯无需像优西比乌那个时代的教会史家那样证明教会被世俗王权接受以后并没有变质，也无须为在那以后基督教因与帝国政治的结合所产生的腐败而辩护，他的写作似乎更具有个人的性质，虽然这本书写完后也得到了亲新教的伊丽莎白一世的欢迎。因此，他的“胜利者史观”并不影响后来很多学者为他这部书的史料可靠性作辩护，更不影响我们从呼唤以宽容反对迫害与残暴虐行的角度真正理解它的精神价值。作为一个以友善、虔诚和勤奋而著称的人，他深恶痛绝的是残忍暴戾的对思想和信仰的迫害；他的《殉道史》记述的内容纵贯从一世纪到十六世纪的西方教会史，但重点是从十四世纪到他生活的年代，他不仅歌颂受难者的虔诚和牺牲精神，同时反对任何可能重新出现的压迫与灾难。他不仅把这种勇敢牺牲的精神诉诸神性的荣耀，同时把它看作是对人性的证明：“目睹这一可怕的场面，在场的几百人都悲痛落泪。看到肆虐的烈火吞噬着他们的身体，任何人性未泯的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第201页） 在我们今天看来，过去的殉道者为坚持其所属的宗教信仰而甘愿受苦受难和牺牲，对这种历史的书写就具有呼唤以宽容与公义反对任何性质的暴戾迫害的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殉道者和见证者（“殉道者”源自希腊文martys，意为“见证者”）的含义就有了新的延展：不仅是为其信仰而受难，而且还为其对这种受难的抗议和见证而受难；这种新的殉道者和见证者不管是否具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或政治信仰，总是反对任何性质的暴戾迫害，呼唤宽容与公义。 在这里，我想到了信仰思想史上的西蒙娜·薇依（Simone…
转自教会杂志第一期 历史回顾 | 张圣才 原著 / 张圣才 缩写 /…
温州教会大事年代表（下） 大 中 小 ] 发布时间：2008-10-24 16:12:45 作者：清 泉 文章来源：麦种期刊 点击：47 作者寄语…
大 中 小 ] 发布时间：2008-11-4 8:41:20 作者：清 泉 文章来源：麦种期刊 点击：125 1 《元典章》第三十三章。 2…
温州教会大事年代表（中） 大 中 小 ] 发布时间：2008-10-24 16:13:12 作者：清 泉 文章来源：麦种期刊 点击：50 1…
大 中 小 ] 发布时间：2008-10-15 13:38:44 作者：舍禾 文章来源：麦种期刊 点击：62 ［1］莫法有著：《温州基督教史》，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出版，1998年，第1页。 ［2］据莫法有所著《温州基督教史》一书记载，八十年代初，曾有宗教界人士认为，唐代景教已传至温州，其理由据说是国外史书中有关这方面的具体记 载。但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确凿可靠的文字资料，也找不到任何实物可作佐证，所以认为此说尚难成立。…
时间:2010-07-09 14:21 作者: 爱历史 http://new.21ccom.net/uploads/allimg/100709/2533_100709142418_1.jpg 蒋介石选择信奉基督教是因为宋美龄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蒋介石后来确实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日记里言必称主，在抗战的时候遇到任何困难都进行祷告；在最失败最困顿的时候，他都没有丧失信心，他都没有停止记录自己的言行，而且时刻勉励自己。 http://new.21ccom.net/uploads/allimg/100709/2533_100709142516_1.jpg 蒋介石选择信奉基督教是因为宋美龄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而宋美龄的母亲开出的结婚条件之一就是蒋介石必须是基督教。蒋解释当时表现得相当坦诚，他说“我不能随口答应你，可是愿意从今天开始好好地读圣经。” http://new.21ccom.net/uploads/allimg/100709/2533_100709142551_1.jpg…
总有一些很“具体”的条件在不断地告诫着那些过分开朗的“西学之士”们：真正的好西学还离我们远着呢。 http://new.21ccom.net/uploads/allimg/100711/1339353551-0.jpg 《基督教史纲（插图本）》 游斌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2月第一版 西学在中国的地位，向来都有几分尴尬。浮沉于余绪难绝的“师夷长技”情结之中，国中的多数学人从不缺乏“放眼看世界”的美好愿望；浸淫在“大国崛起”气象之中，恭谨善良的学人们也很难推诿理解与研究西方文化的责任。然而，总有一些很“具体”的条件在不断地告诫着那些过分开朗的“西学之士”们：真正的好西学还离我们远着呢。 平心而论，在当下的整个人文学术体系中，主要由西方哲学、欧美历史与西方文学等学科构成的西学，的确也称得上初具规模了。不过，依笔者拙见，要想早日迎来真正的好西学，这边的“西学之士”们就要先努力关注一下眼前的“外患”与“内忧”。 “外患”之语不过是一种修辞，指的就是当下盛行于高校之中的以“量”为主的体制。它重表面而轻学问，追求毛糙的产量而忽视研究条件的建设。其实，与其终日沉迷在“数数字”的游戏之中自寻烦恼，还不如脚踏实地地改善一下具体的研究条件（主要是文献），为开展下一步扎实研究打好基础。决不能过分高看文科生的本事，甚至以为他们可以练成“从虚无中创造”的神奇功夫，挥舞着“独孤凝思剑”与“玄妙顿悟刀”而伏魔斩妖了。…
响起改教的号角——苏格兰改教运动对中国教会的借鉴 （今天是宗教改革纪念日，教会举行纪念特会。大约有二百位年轻人参与……将讲座的内容呈现如下，特献给先贤和当代的改教者。）十六世纪苏格兰教会改教运动最彻底，它的成效硕果累累，影响深远。苏格兰的改教摆脱了天主教的控制，建立更正教的信仰告白、教会体制，以及系列的改教行动，例如：崇拜仪式的更新等。苏格兰实行长老制度，被誉为世界民主宪政国家的摇篮。苏格兰的成功可以成为今日教会更新运动的借鉴。 促使苏格兰的改教进展有多方面的因素。改教前教会圣职人员生活腐化，修院生活败落，苏格兰是欧洲最黑暗穷苦的国家,使得人们向往宗教的改革，摆脱天主教的势力。改教先驱威克里夫翻译圣经和对教皇的反抗，苏格兰人并不陌生。改教先贤派特立克·哈米勒沌和乔治·威沙特大而无畏的讲道深得民心，殉难前表现出来的信心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并激起公愤。改教领袖约翰·诺克斯则将加尔文神学彻底的落实下来。有人形容诺克斯好像火柴点火一样，积极传播加尔文思想，反对圣像崇拜，群众捣毁教堂的圣像，夺取修院的教产，命令神甫停止弥撒。1560年改革教会控制了爱丁堡，国会接受诺克斯的加尔文派条款为苏格兰宗教，教皇权柄及所有天主教高级职员的管辖权被取消，并禁止弥撒，苏格兰脱离了天主教信仰。有人评论诺克斯：“别人锯断了教皇制度的树枝，他却用斧头砍下树干。” 改教教义所散发出来的力量也是改教获得成效的要素。诺克斯接受加尔文的神学，此神学教义使他在困境中操守坚忍，不屈不挠的展开改教活动。预定论信守上帝选民论,一般而言，持选民论者坚信上帝赋予他的力量使他能够担负起神所赐予的使命,这种执着信念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尤显重要。另一方面，改教者的教会治理观获得民众的支持。诺克斯将加尔文的长老会组织化，有基层的小会，中会、大会到总会的组织架构，以由下而上的民主代议制度，抗衡天主教与英国的主教制度。改教单凭热情是不足的，必须有教义理论作基础。 苏格兰的改教成效明显。苏格兰教会信完成苏格兰信条（Confessio Scoticana），国会通过阶级律（Law of Estates）内载与罗马完全分离。此信条包含废除教皇在苏格兰的裁决权，禁止弥撒，规定加尔文宗爲苏格兰的合法信仰。强调恩典与赦宥，真道与圣经，圣灵与教会的福音信仰教义。此外，苏格兰教会制定加尔文制度的“教会管理法规第一集”（Frist 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