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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山西发生了“太原教案”，数百名传教士殉道，上万名基督徒遭到屠杀和迫害。为主名殉道的是配的神纪念的，今天正是这些殉道着的纪念日，让我们一起从他们的足迹中见证福音历史的可贵性与重要性。 事件回顾： 在1900年，在山西省传教的外国传教士分别属于罗马天主教会、中国内地会、英国浸礼会、美国公理会等，巡抚毓贤向来憎恨传教士，接到慈禧太后命令后，派兵密切注视黄河，不使人逃脱。 7月9日，巡抚毓贤紧闭太原城门，派兵将城中所有外国人“护送”到衙门，接受审讯，周围有许多仆人、士兵和群众围观。首先被斩首的是2位天主教的意大利籍主教艾士杰和富格辣，随后所有男人、女人和孩子就都在衙门大堂前的院子里，在官员们的注视下，被残忍地斩首。 当天被杀者包括33名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12名天主教传教士，和10多名中国信徒。尸体被扔到城外喂狗，以示侮辱。但是在夜间，中国基督徒秘密将其埋葬。但是5天后，部分因为这个原因，200名中国基督徒被杀。随后屠杀在山西全省展开，到8月底总计有159名新教传教士（包括46名儿童）和12名天主教传教士在山西省遭到屠杀。 要文推荐 中国内地会的刊物记载说，在山西省北部共有15,000到20,000名本地信徒被杀害。当时在山西省的91名内地会传教士中，有36人逃到了沿海，38人被杀害，17人失踪。其他差会受到了更为惨烈的损失，美国公理会、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在山西的传教士几乎全都殉道。 今天是他们的纪念日，神没有忘记他们，很多基督徒也没有忘记他们，纷纷透过网络，微博来回顾并纪念这些传教士的足迹。 基督徒网友说：“他们为主殉道，然而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撒下的福音种子已经在中国遍地开花，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这是上帝的大能！赞美上帝！”…

今天是7月16日，上去好像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子，如流水一般也即将过去。但其实在基督教历史上，7月16日不仅不普通，更可以说是一个值得中国基督徒记住的日子。 因为在198年前就是1814年的7月16日，当时27岁的蔡高在澳门受洗，他是中国第一位受洗的信徒，是当年新教首位来华宣教士马礼逊辛苦在中国开拓所结出的第一个果实。 蔡高（1786-1819年）是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与家人在广州从是刻字印刷工作。1808年，蔡高因业务关系，认识了马礼逊。马礼逊要求他的仆佣和助手参加每日在他家里举行的聚会和主日崇拜等活动。每次聚会都由马礼逊祷告开始，接着念一段他翻译成中文的圣经经文，并为听众讲解，最后则以唱诗歌作为结束。有时马礼逊还同他们一起谈论宗教信仰等问题；有时在会后对个别听众加以辅导。 时年21岁的蔡高，初因语言上的隔阂，对教义不太明白。三年之后，当马礼逊的粤语说得好些时，他也明白多些了。并且因他的哥哥雇用他管理印刷新约，他开始看见耶稣能够拯救万世万代万国的人。从此他愿意信仰耶稣。他参与祷告，并要求马礼逊教他祷告。家庭聚会结束后，他有时自愿留下来，向马礼逊学习阅读福音书，或听其讲解基督教教义。 他的性情本来非常急躁暴戾，常与兄弟和其他工人争吵，但自从受到信仰的感化后，开始看到自己的过错，于是真诚悔改。后来果然洗心革面，前后判若两人。 1812年9月8日，蔡高决心归主，他主动请求马礼逊为他施洗。但马礼逊唯恐他的理解仍有不足，信念也只是一时，所以没有马上答应他的请求。 蔡高继续固定地参加每日聚会和主日崇拜，虔诚地早祷晚祷，学习圣经的训诫，并从马礼逊领受教导，省察自己的缺失。经过两年的考验后，蔡高再度向马礼逊表明受洗的意愿，并亲手写下信仰志愿书： 要文推荐 “耶稣为世人赎罪，乃佳音也。语言或思想皆无以表达耶稣慈悲善意于万一。今予深信耶稣，且赖其救赎己罪。予有罪及缺失，若不信赖耶稣以赎罪，则将永世悲惨。今吾人既闻赖耶稣能赎罪，便应全心信赖其功。若非如此，便非善人。予非良善，每反躬自问，幼年至今，无能无德无学，今年廿七，未尝作一事以符合上帝令予生存于世为人之美意，亦未尝报答父母戚友恩情。予得抱怨乎？予当寄望一己善行乎？予全心信赖上帝天父赦免予罪，并永求上帝赐予圣灵。”…

爱德华兹是非凡的。根据多种评判，他都是最为敏锐的美国早期哲学家和最为杰出的美国神学家。在他的众多著作中，至少有三部——《宗教情感》(Religious Affections)、《意志的自由》(Freedom of the Will)与《真美德的本质》(The Nature of True Virtue)——在更为广阔的基督教著作史上成为了名著。他思想的吸引力是长盛不衰的。每一年都会涌现出有关他的数部新著和数十篇文章、评论与研究论文。然而他亦曾卓有成效地为大众读者写作。他著名的大卫…

http://www.21ccom.net/uploads/allimg/120802/0956491H6-0.jpg 上海光启公园内的徐光启夜观天象雕像 　　儒家理念、复古思绪、近代科学精神、基督文明，这些异质文化要素统一在徐光启身上，形成了其人格的巨大张力 　　徐光启（1562~1633），上海县人，数学和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上海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徒。作为历史人物，能载入史册的有三个身份：名臣、科学家、天主教徒。每一个身份都可以独立成册。 　　“独立”的史册造成我们割裂的目光，对有三个ID的徐光启难有3D般的立体印象。因为有的身份被遮蔽、有的身份被彰显。 　　 教徒身份是历代史家的难题 　　位于上海市徐家汇的徐光启墓前的石坊上，有对楹联：“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揆文”，算是对徐光启的盖棺定论。但他的天主教徒身份并无着墨。 　　态度全在石坊后竖起的大十字架上，它的存废像一根矗在墓前的官方态度的晴雨表。…

周之桓 2015-11-28 13:39 来自 私家历史 字号 多神教vs一神教 “我们都凝视着同样的星辰，我们都拥有着同样的天空，我们都身处同样的宇宙：每个人都找寻真理的那种学说又何妨？一条道路不足以通向这如此伟大的神秘仪式。” ——西玛库斯《告吾皇》（Relatio…

一、序言 　　 1918年春天，《新青年》杂志的孔教批判和文学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第4卷第3期上，有这么一段读者来信与应答（《文学革命之反响》）。署名“王敬轩”的人来信说，《新青年》在批判孔教，却一直没有批判西方宗教，这是为何？记者刘半农回答说，“西教之在中国，不若孔教之流毒无穷，在比较上，尚可暂从缓议”。众所周知，这位王敬轩，其实就是《新青年》编辑成员之一的钱玄同。因为《新青年》同仁们抛出的“文学革命”未能达到预期的社会反响，不得已自编自演了上述的“反响”（双簧信），目的无非是想阐明他们的想法。这场伪装成与读者书信往来的表演，可以说是《新青年》成员为了更明确地表明他们对孔教与西教的态度和立场而特意设计的。 　　 四年后的1922年春，被“缓议”的关于西方宗教的讨论，终于以“社会运动”这一形式而爆发，即反基督教运动。1922年的3月至4月，在中国各地陆续掀起了反基督教运动浪潮，它看似是突然间发生的，其实则预示着国民革命反帝主义运动的即将到来。这又是一场文化运动，它告诉我们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孔教、反迷信的启蒙运动，是怎样与国民革命时期反帝运动及教育权回收运动相关联、结合的，并真实反映出其结合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化。换句话说，我们能够从这场反基督教运动中，窥探被新文化运动精神所“缓议”至1920年代的一个重要课题。1922年的反基督教运动，不仅给予我们追寻1920年代新文化精神发展轨迹的提示，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角度，让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激进青年的宗教信仰或主义信仰，勾勒出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镜像。 　　 本文的主旨，是在阐明1922年反基督教运动爆发的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分别整理、分析北京与上海的运动形势，揭示二者之间的性质差异。另一个目的则是，在从新文化运动的“怀疑”精神向“信仰”迈进的1920年代这个大框架中，讨论1922年反基督教运动的时代意义所在。 二、北京的反基督教运动（非宗教大同盟） 　　…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有无数曾经令千百万人激动不已的人物，但在死后若干世纪仍能令千百万人激动的人物，数目就少得多了。马丁·路德无疑是这少数人之一。 　　路德令他的同时代人激动不已，以致激起了许多国家连锁反应般的大革命，造成了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的诸多领域的大变革，靠的是什么？众所周知，靠的就只是他心里所想的、口头所说的、笔下所写的。在他生活的十五、十六世纪之交，在西欧大地上教会的腐败比比皆是，社会的不公触目惊心，同时，绝大多数人却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因为他们不曾“敢于运用自己的头脑”，好好想一想这些现象的根源究竟何在，当然也就提不出改变现状的强有力的根据。然而，路德不但想了，而且想到了最深处，想到了事情的本源；他不但说出了他所想的，而且冒着被处死的危险，说出了改变现状的根据，不但对王侯将相们坦率直言，而且对村夫市民们大声疾呼；他不但写下了他的所思所想，而且所表达的思想之博大精深，所投入的情感之热烈澎湃，所运用的文辞之简洁痛快、酣畅淋漓，使有幸读到的人们如此激动，如此热心于翻印和传播，以至于在刚刚有了印刷术的德意志，大小诸侯国印刷的书本数量因他而在六年内增加了六倍，在那个交通全靠马车帆船的年代，他的所思所言竟能飞越高山与大河、跨过国界与海峡，迅速传遍全欧。不但如此，他的思想，借着人类最独特最奇妙最伟大的禀赋———语言文字，经过无数信众的传扬，无数学者的讨论，直到五百年后的今天，竟还影响着千千万万的读者，竟还激发着人们去思索一些本源性的问题。 　　这些本源性的问题之一，就是甚至搅动了今日中国教会的所谓“基督教三大美德”中的两个———“信”与“爱”，何者为本、何者为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路德的所有思想中最深处、最核心的问题；是被蒂里希等新教神学家称为“新教原则”的问题；也就是所有略知基督教史的中国读者都耳熟能详又难窥堂奥的“因信称义”的问题。 　　“因信称义”的字面意义是，凭着信仰而得以在上帝面前可称为义。“信仰”当然是指对上帝的信仰，对上帝派遣基督道成肉身，为人受难，拯救世人的信仰；而“称义”或“拯救”，则是指使人脱离罪恶而可以称为“义人”。许多中国人把“拯救”仅仅理解为脱离外在的苦难而获得外在的福乐，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由于这种误解，才会出现“既有苦难存在，所以信仰荒谬”的想法。 　　按照基督教的解释，人的苦难来源于，或者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罪性”(原罪或大写的Sin)。它可用神学语言称之为对上帝的背离或背叛，或用哲学语言称之为对“存在”的疏离或异化。背离上帝意味着转向自我或事物，即崇拜自我或崇拜世间的人或物；疏离存在意味着迷恋“存在物”，即沉迷于世上的人、物或自我，以这些东西为人生的终极关切。这也可说是人的本性之“异化”或“堕落”。这种“罪”，不是指道德上和法律上的罪或罪恶，但却是所有这些罪恶(小写的、复数的sins)以及外在苦难的根源。 　　基督教虽然斥责世上的罪恶并主张努力消除之，但却认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原罪，即人对上帝的背离或疏离。所以它更注重内在的问题，即人性的“堕落”。相比于人的外在的苦难来说，人性的堕落或人类本性的丧失才是根本的问题。这种本性即人身上的“上帝形象”，应是像上帝那样去爱，或像基督那样去爱，那种无私广博的神圣的爱，乃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维系世界和改善世界的力量。但是人的堕落，使人丧失了这种爱的能力。 　　由于这种堕落是普遍的，无人能避免前述的原罪，所以《圣经》曾说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人在此世的种种功德，种种成就，没有也不能改变这种基本状况，即人受到原罪制约的状况。基督教称此状况为人受到罪的“捆绑”。而摆脱罪的捆绑或释罪“称义”，既然超乎人的能力，所以上帝“道成肉身”，替人赎罪，赐人以称义的恩典。因为这个恩典不是别的，就是释罪称义，所以凡接受这个恩典的，也就释罪称义；而“不接受”的意思，也就是不要释罪称义。用另一些基督教的词语来说，这里所谓接受，也就是“信”，信的结果即“释罪称义”，也就是摆脱罪的“捆绑”，也就是“得救”，也就是得享“天堂”，也就是与上帝“复和”或重新和好，也就是得到马丁·路德所谓“基督徒的自由”。 　　以上这些说法是基督教的一般教义，即不同派别的基督徒都主张的教义。但是马丁·路德所说的“因信称义”与众不同之处，是一再强调“称义”仅仅靠着“信”，而不靠任何其他的东西，不靠遵守教会的律法，甚至不靠人的行为或“善功”。正因为如此，这恩典不仅仅简易、廉价，而且是“白白赐予的”，否则也就说不上是“恩典”了。…

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传承与更新 文/江登兴 “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 ——《马可福音》12章26-27节 到了晚上，鸽子飞回来， 口中衔来一片新拧的橄榄叶。 它代表希望，它代表和平， 它代表又是一个更新的年代。 我们踏着血，踏着泪走过来，…

　　　　　　　　　　　　　　　　　　　　李向平 　　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上海备受关注；“上海现象”早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上海基督教，也在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中最具特征。作为异质文化或异质宗教，基督教在上海的传布和发展，已在西学东渐的层面，渐与上海的社会发展，获得相当程度的同步性。 　　本文提出上海基督教的社会化问题，一方面是指基督教的中国化意义，一方面则是与当今基督教学界关心的处境化问题应对。更重要的是，基督教在上海的社会化，确实是西方基督教在近代上海中比较突出的“上海现象”之一。可以说，基督教的上海发展，已经历史地具备有上海社会、城市文化的区域特征，构成了“海派基督教”的社会性内涵。 　　一、“利玛窦（Matteo Ricci）规矩”的历史延伸其上海基督教社会化的起点 　　1831年8月20日、1832年6月19日和12月5日，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ich August Gutzlaff）先后自澳门乘鸦片走私船先后来到上海宝山、吴淞；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麦都思（Wal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