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铭 原创；克力思勤 编辑。 文章来源于《金陵神学志》总第29期 中国当下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狭义地理解，是从计划经济模式已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型；广义理解，是由传统中国社会正向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这个转型从鸦片战争开始，已进行了一个半世纪，目前正进入实质性阶段。基督教作为来自西方的宗教，在近代以前虽屡次传入中国但都未能生根。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欧风美雨的东渐，中国人也开始逐渐熟悉与了解基督教，部分人士开始接受基督教作为自己的信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基督教呈加速发展趋势，信徒人数成倍增长，质量也有所提高。事实上，基督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中国当代社会日益起到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预计，一直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还将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因此，作为有生命力的基督教如何与当下的中国社会相结合，通过贴近转型时期的社会现实来贴近群众，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顺利实现作出自己的贡献，还将是一个有益的问题。本文想就这一方面作一粗浅的探讨，以求抛砖引玉之效。 一 在转型时期，基督教为信仰者提供终极关怀模式 基督教有作为宗教和作为文化的两个层面，宗教是基督教的本质层面，也是她的真正魅力所在。基督教作为宗教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的模式，她针对的是普遍的人性，因此她是没有国界的。基督教诞生于以色列国，但不到一个世纪，她就在欧洲立下了自己的脚跟；三个世纪以后，她就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曾有不少学者探讨罗马帝国大量群众接受基督教的原因，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要到基督教的教义神学中去找，因为同一时期罗马帝国境内存在的宗教，不止基督教一种。最后基督教战胜其它宗教，是在于她独特的精神内核，即坚定的三位一体的一神论和救赎论：神的位格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但并非独立的三元，其实体只有一个，即是一体，只有一神。翻开圣经可以看到，这位神是创世的神，是召唤亚伯拉罕的神，是引领摩西的神，是教训大卫的神，是赐所罗门以智慧的神，是垂听众先知呼求的神，是施行救赎和代人受过的神，是耶稣所体现的神，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召唤保罗的神，也是给与约翰以启示和异像的神，最终是要在新天新地与人同行的神。一神论为宇宙提供了理性的根基，满足了人心中最深的渴望。只有这样一位神，人类才能称其为父，信者才能从中得到心灵的慰抚。因此，在古代罗马帝国日益动荡不宁的现实中，她是当时人们能找到的最好归宿。同时，基督教与其它宗教最鲜明的区别，在于其救赎论，即圣子耶稣基督代人受死，替人赎罪的神学理论。圣经记载，耶稣本是无罪的圣子，为了救赎人类出离罪恶与死亡，经由童女玛利亚怀孕，降生来到人间，被钉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人类的罪恶，因此才使人的罪蒙神赦免，得以与神和好。这在当时奢浮淫逸，罪恶滋长的古罗马社会，自然是一个最大的福音，尤其是对穷苦人来说，无疑是提供了超脱属世痛苦，寻找精神家园的最佳途径。中国有古语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寻求终极关怀的渴望是普世一致的，中国也不例外。尤其是历史转型时期，伴随着旧有观念的式微和社会行为的失范。社会急剧变迁，使人茫然无从。旧有的价值观无法再维持下去，生活变得不可思议，难以捉摸和无法理解，导致人心理感受的紊乱。痛苦与欢乐并存，希望与焦虑共在。人们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新的价值观，迫切需要一种安定感，保障感，救赎感和升华感，以期在变中寻找不变，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这样，一部分人经过思考之后，选择了基督教作为自己终极关怀的模式，安身立命的基础，从而找到自己精神的根基。 基督教以彻底的终极精神，为我们时代提供了自己独特的信息。首先基督教是一神论，这与中国传统的未知论和无神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从“未知生，焉知死”，“六合（即宇宙）之外，存而不论”，拒绝了对形而上之神的思考。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因此在士大夫中，多抱孔子这种未知论的态度，他们更看重的是现世生活和现实社会，失落了终极关怀。而下层民众由于在阶级社会中备受奴役和压迫时的心灵需要，他们只能在外来宗教佛教和本土宗教道教中寻求解脱。值得指出的是，道教虽是中国本土的宗教，但它追求长生不老的神仙方术，倾向的是现世社会的直接延伸，因此它更适宜于作帝王和士大夫之安逸生活的陪衬物，而不适用于广大的劳苦大众。一些信仰道教的平民看重的只是道教的简化形式符咒，以求消灾免祸。相对道教而言，更多地赢得下层群众的是佛教，但这种效果的取得也源于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变形。作为觉者的佛陀释迦牟尼，被中国信者看成了宇宙的主神，而加以膜拜。这反映中国人渴望追求认识神，却走入了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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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政策及其执行状况 内容简介 中国的执政党坚持无神论，执政党和政府力图控制宗教在可容忍的范围内发展。中国的各大宗教协会具有准政府性质。中国的中央 管 理机构希望能够从政治上 “ 依法 ” 有效控制宗教的力量，…
唐崇榮牧師談時代危機與典範重建 陸國祥 / 基督新報記者 2007年04月30日08時22分 (PST) 正當結束神學講座後，唐崇榮國際佈道團於週一早上，在台北懷恩堂舉辦了一場教牧講座，談論當代的「時代危機」，以及基督徒應如何處理及面對。 唐崇榮牧師開宗明義：「現今的時代危機是甚麼？」就是法律不公，伴隨著罪性的自由、慾念而來的放縱。唐牧師強調「法律」應以上帝的道為依據，唯有以上帝本性為基礎的「倫理」，及耶穌基督作為的「典範」，始是這時代危機的解決之道。 世代的終極危機：「尊貴中不醒悟」…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举行“疫情重袭后的全球治理”理论研讨会。多位学者专家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围绕全球治理下的政治、经济、军事、公共卫生、青年等话题进行理论探讨。渠敬东教授从社会学与文明研究的角度指出，疫情让我们看到了文明构造的底色。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在总体文明构造的视野下，来重新构建我们的学识和学术。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历史的巨变以及各种危机的挑战，重返文明研究，必是情势所趋，发展所向。 各位领导、老师，今天是北大的生日，我觉得讨论这个话题真是北大应该做的事情。 我想从社会学和文明研究的角度，来谈一谈对这次疫情的一些观察和反思。历史总是用意想不到的方式瞬间降临到我们身上。从一个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次疫情揭示了历史的另一层本质：即一种完全超出预想、预测和预判的状况，不是我们习惯的日常生活，出人意料地给出了一个新的起点。所以，这次的疫情，有的人看作某种世界体系的瓦解，某种新的世界体系形成的起点，我觉得都是有道理的。 冠状病毒就像天外来客，瞬间把既定的世界秩序摧毁掉。使我们又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讲法：“一切的历史都是自然史。”自然史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我们永远也难以预料和估量。也正是这次疫情，让这个世界原来隐藏着的各种各样的危机都加快脚步爆发出来，这确实是我们走向一个新的时代的历史时刻。 …
博鳌论坛精英聚集“企业家的信仰与社会责任”沙龙 2007-04-30 4月22日，博鳌论坛2007年年会结束。在结束的前一天晚上，一场名为“企业家的信仰与社会责任”的沙龙在博鳌凯宾斯基饭店蓝调码头举行。来自国内的知名企业家与媒体同仁以及经济学家，共同讨论了企业家的信仰与所担负的社会责任话题，他们的对话显示了信仰对于企业家的重要性，以及企业家群体对于信仰的思索。 当晚出席的有阳光传媒的何力，MTV中国区的总裁李亦非，阿里巴巴总裁马云；远大集团总裁张跃；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蒙牛集团总裁杨文俊，SOHO中国总裁张欣，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博士。其中，张跃、张欣与赵晓博士是基督徒，他们也在谈话中流露出基督信仰对于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对于信仰的认识。 企业家应该更早意识到信仰问题，因为企业家比别人更早得到了物质的丰裕 何力强调大家更多的围绕的企业家信仰的话题展开，到底信仰会对企业家产生什么影响。大家都认同企业家的确是需要有信仰，这种信仰也许是社会责任感，也许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等。杨文俊表示，比起利润、社会责任感等这些，我们中国的企业家更需要最终的信仰，不仅仅是个体的信仰。 张跃表示，企业家讲信仰是很重要的，因为企业家在物质世界里得到了很多。“从好的学校毕业，拿了好的文凭，找到好的工作，结了婚，生了孩子，怎么会不快乐，如果不快乐肯定是有问题了。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这些企业家在座的都不用为生存问题担心，但物质没有给我们带来幸福和快乐，原因是精神的快乐不能通过物质来满足。”她总结说，“企业家应该更早意识到信仰问题，因为我们比别人更早的得到了物质的丰裕。” 潘石屹说自己是在探求信仰的路上，他的发言透露出他对信仰的思索。他说：信仰是每一个都有的，就如企业家不光是企业家，最核心的他首先还是一个“人”，所有人的信仰可能不相信神、不相信上帝，最起码他相信爱，他会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家庭。他一直在想，不管是穷人、富人，我们过去没有钱也好，现在有点钱也好，碰到的问题，是在追求物质财富的过程中，总有一些问题和烦恼是解决不了，这时他才发现这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是完全两个世界的东西，如果是没有信仰在精神世界中就会迷失方向，物质反而会成为负面的东西。 社会责任何信仰不能混为一谈，信仰是人类心灵的召唤…
美国思想大家弗兰西斯·薛华追寻近现代思想史的源流时，以阿奎那为起点。他说：“ 论及现代人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几个时期。但是我愿意以一个曾用真实的方法改变了世界的人的教训作为开始。托马斯 · 阿奎那（Ｔｈｏｍａｓ Ａｑｕｉｎａｓ， 1225 － 1274 ）启开了通常所谓‘自然与恩典’的讨论。”…
永灵yyl 时 间:2007-05-01 20:00:46 贴该文的弟兄告诉此消息来源准确： 关于近日北京某聚会被解散的见证 关于冯秉程牧师北京4月25日聚会被解散事件始末 ——一个亲历弟兄的见证 感谢主，借着这场风波中使我们更加坚信我们所深信的是谁。本来想在整理自己的心绪以后再和弟兄姊妹分享这一次的见证。但是由于现在外边流传的一些失实的说法，我愿意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见证，来回应和感谢大家的关怀。…
［ ］ — 如拙文“谁应该去登记？”所论证的， 政治型宗教团体 实际不在登记范围，而 非政治型宗教团体 又登记无门。由此延伸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登记”？严谨的表述是，为什么要设计登记制度？登记制度存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按照《宗教事务条例》第6条第1款，…
高陽 / 基督新報記者 2007年05月04日06時09分 (PST) 從馬禮遜踏入中華大地至今天千萬華人信徒站起來，這對今天的華福邉雍推帐佬桃馕吨颤N？「馬禮遜與華福？！」公開講座於4月29日晚假尖沙咀浸信會舉行，回顧並展望。 蔡元雲醫生以「全球劇變中的使命教會──華福邉拥那罢啊篂轭}分享。 李秀全總幹事說，華福邉酉Ｍ芎腿蚪虝煌模貓笊裨谖覀兩砩系亩鞯洹＃▓D：基督新報） 今年是馬禮遜來華二百周年，從馬禮遜踏入中華大地至今天千萬華人信徒站起來，這對今天的華福邉雍推帐佬桃馕吨颤N？由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事工聯絡中心主辦的「馬禮遜與華福？！」公開講座於4月29日晚假尖沙咀浸信會舉行，回顧並展望。…
1525：宗教改革与人文主义的决裂 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是相重叠的。“加尔文生于1509年，他的《基督教要义》于1536年写成。达芬奇死于1519年，同年正是路德（1483－1546）和厄克（Ｄｒ.Ｅｃｋ）之间发生了莱比锡辩论。那位邀达芬奇到法国去度他晚年的正是法王法兰西斯一世，加尔文的要义就是献给这一位国王。因此，我们就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找到了衔接了。”（薛华《理性的规避》） 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所追求的理想也是非常相近的。但弗郎西斯·薛华认为“虽然二者都触及同样基本的问题，但提供的答案却是两样，运动结果也是完全两样。” 这两个运动曾经联手对抗天主教专制，之后又在宗教改革的高峰上破裂，破裂的时间就是1525年。 一、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的中古源流 中世纪末期，在非基督教思想渗入教会的背景下，有一个相反的运动在中古时代悄然兴起。它的先驱是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约1320-1384）、约翰·胡司（John Huss,1369-1415），威克里夫与胡司，是与文艺复兴代表人物乔托、彼得拉克、薄伽丘同时代的人。威克里夫和胡司主张“圣经是至高的权威”，胡司的时代“人文主义已窜进教会，造成教会权威与圣经相等，甚至有时竟比圣经更权威，也造成教会注重藉人的功德以获得基督的救赎，胡司一反这些风气。”（薛华《前车可鉴》，以下简称“《前车》”，74页）胡司 “坚持说人只有藉着基督救赎之功，才能回到上帝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