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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阿门王 加帖在 经济风云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经济学话语在公共领域中的强势始于1992年，这并非偶然。就在这一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执政党正式确立为工作中心。经济学鼓吹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以提高效率，“把饼做大”，这符合了官方意识形态中关于中国社会发展核心问题的描述，也就是“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产权改革、市场开放，又与官方所着力推动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以及大力引入外资相匹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学话语走进公共领域，充当了新的官方意识形态辩护手的角色，被冠名为“主流经济学”，其义在此。 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仍处在现代化起飞的前期。10余年改革开放之后，普遍的匮乏已经缓解，但大多数中国人仍处于贫穷当中。对匮乏的记忆和对财富的追求，汇成当时最为强劲的民意。在长时期对西方经济学隔膜的背景下,相当多的人开始把经济学看作是获得财富的指南，甚或是一种练金术，在对现代学术不甚了解的普通民众中，产生了一种我称之为经济学神秘主义的情绪。经济学本来只是一门建立在特定假设基础之上的分析性学科，它或许能帮助人避免一些经济决策中的谬误，但是，进入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中，财富的获得需要根据特定情势作出一系列的选择，这不可能是经济学所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在举国经济狂热的浪潮中，这种经济学神秘主义不仅在普通群众中蔓延，在缺乏社会科学知识积累的中国知识界，也逐渐流行开来，经济学的概念框架、运思技艺、人性假设，几乎成为人们讨论公共问题的出发点。 经济学占据公共领域的中心位置，还因为其给出了未来的预期，甚至是某种转型蓝图。在经济学家笔下，以市场配置资源，同时也隐含了小政府大社会、法治体系等制度内容。而在转型顺序上，也就隐含了以市场化为发端，通过缩小政府权力，建立法治体系，直到最后建立起对权力有所约束的代议民主制度的路径设计。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和中国正式加入WTO，政府职能出现了一些转变，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也基本告一段落，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改革或转型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如吴敬涟先生就长期鼓吹 “改革正在过大关”。这种以市场化为追求，并最终延伸至法治、政改的转型蓝图，也赋予了经济学话语在公共领域中的吸引力。也赋予了经济学在一定时期内在特定议题上取代了本应由政治学、法学来担当的位置。…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0月13日17:30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10月13日电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今日表示，严格来说，目前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官员财产申报还没有开始，而各个地方正在进行的一些官员财产申报，也都流于形式。 　　李成言今日做客人民网，就中共反腐倡廉问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作以上表示。 　　李成言介绍，官员财产申报问题听起来很简单，填一个表，申报一下，其实很复杂，因为涉及到某一些人的利益问题，而且一些利益还涉及隐私权的问题。 　　他表示，官员作为一个公共权力的拥有者，是公众人物，所以应该是可以阳光化的，不应该有自己的隐私。但官员私人空间的东西则可以例外。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表示，财产申报制度全称应该是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公示或者公开制度，在中国，在家庭生活的范围，独立生活的子女，甚至申报者的父母都应该纳入范围。…

作者：袁绪程 中国今后10-20年政治体制改革之路如何走？其改革目标如何确定？这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败。 　　经济体制改革虽取得巨大进展，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失控、腐败猖獗，市场经济扭曲，由之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不但日趋严重，经济改革的深化也是阻力重重。事实证明，由当初政经高度合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不改革传统的政治体制，其他方面的改革也是举步维艰。 　　政治体制改革的确不能再延后，但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现实，政改目标不要定得太高，太高了做不到。现在有人一提政改就要宪政，想一步到位，愿望是好的，但目前中国不具备宪政的条件。现实的选择不是直接实行宪政，而是逐步推进基层民主与法治，为宪政创造条件。讲宪政，经济条件当然不是绝对性指标，但相关的社会、文化、政治条件却不可或缺。比如印度，尽管经济落后，但国大党精英一直秉承甘地的和平、自由、民主的理念从政，因而印度能够宪政。中国的传统是什么？那就是《水浒传》的“一言不合，落草为寇”，动辄刀兵相见，结果是兵燹战火、玉石皆焚，物质文化的长期积累周而复始地被破坏，尽管中国经济曾一度领先于世界，却是出现上千年的惰性循环。 　　因此，中国的政改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政改应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比如宪政是政改的终极目标，但终极目标却包含在阶段性目标之中。不可或缺的政改阶段性目标是，从“后革命专政”政治（也有称之为“后极权”政治）转向现代的、有一定法治的权威政治。改革的策略也应当是分步实施，在实践中找准突破口，而不是预设突破口。既要早起步，又需把握节奏，“小步快跑”；既要进行有所配套的直接政治体制改革，又可采取迂回战略，以社会改革推动政治改革。概言之，一切从实际出发，条件成熟一个推行一个，边缘成熟了就在边缘推行，外围成熟了就在外围推行，基层成熟了就在基层推行，不能搞教条主义。撷其主要，提出以下意见： 　　一是与经济领域相关的政治改革要加快进行。比如，行政垄断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能指望经济改革能解决。行政垄断为历史所遗留，是传统既得利益的恶性发展。行政垄断不但为市场经济设置障碍，也是社会不公的突出体现。但要冲破行政垄断，必须通过政改途径来解决，以法治秩序来规范一切市场主体。 　　二是与社会领域相关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要加快进行。需要改革对象很多，以教育体制为例。我国的教育体制在上世纪80年代就试图突破行政对教育的束缚，现在又如何呢？教育行政化更严重了。教育改革必须去行政化，还教育本身的面目。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现在推行的教改主要是教育方式的改革，体制问题不敢去碰。但迟碰不如早碰，不然会贻误国家的未来，贻误我们的子孙后代。 　　三是政治领域本身的改革。政治领域的改革有两件事是可以做的。第一，基层民主自治的配套改革。所谓配套改革，是指乡镇直选、公共财政、公益性（互益性）社会组织以及民事独立审判制“四合一”改革。如果单独搞直选，难以成功。打个比方，如果在某个镇采取镇长直选，候选人是不是要承诺向下负责？否则选民不会选你。但如果当选者不向上负责，那么上面的条条权力可能将你禁锢。那你又如何向下负责呢？因此，在进行直选的地方要有独立的民事审判，否则谁来公正裁判？配套改革，需先做试点，而且要得到省（市）委以上主要领导的支持。 　　国民党到台湾后，蒋家父子痛定思痛，做了这么几件事：一是土地改革，二是基层选举，三是整治党风。基层民主搞了30多年才开放党禁。所以，政改必须先进行试点，让国人把民主当作生活方式或思维方式，不试永远没民主或宪政那一天。在试的过程中，不搞党派竞选，而是个人竞选，或组织推荐人竞选。国民党当时就是在没有开放党禁的情况下进行基层直接选举的，不要一讲直选就说开放党禁，因为现在不能这样做，也办不到。…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访问教授。 发表于《中国企业家》2009年10月期 我们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 2049 年的中国，不仅经济总规模已超过美国，而且，老百姓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处。 今天已经是2049年，自1949年至今已经一百年，期间中国走过几个不同阶段，经历了几次危机，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尽管如此，中国经济虽然按人均GDP算还是落后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但今天在总体规模上跟美国不相上下，已经是世界经济二强。 回首看过去，在中国经济达到2049年的这种境界前，并不像当初预期的那么一帆风顺，原来总觉得中国就是与其他国家不同。只是现在回首往事，我们还是发现人性决定的规律，在中国也不例外。 想当年，1978至200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在长达三十年中年均增长超过10%，在那种经济奇迹的基础上，又加上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因为那时的政府大刀阔斧救市，让中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走出来，于是，中国的经济成就受世人赞叹不已，这当然不奇怪。 回顾…

#187; 李锦纶牧师说：“中国的未来希望在教会。”（图：基督日报） 正值中国庆祝六十周年盛典之际，加拿大中国褔音会与温哥华短宣训练中心举办了一场“基督徒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阐释了“改革开放”的当今历史及神学意义。 继杨爱程博士与大家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后，加拿大中国福音会宣教士李锦纶牧师与大家反思了“改革开放”的神学观。他从八九事件后谈起，当时国内的经济发展已到了一定的关口，邓小平因而再次开始了改革开放；然而，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要走向国际化，究竟整个国家需要作什么准备？ 李牧师指，过去中国是农业大国，八十年代因发展工业而令经济转型，国家面对着城市化的问题。他认为，在国民对大国崛起充满期待之时，必须有道德的内持力量。在过去悠久的中国历史文化中，以儒、道、佛为中心思想，但儒家的理想难以实现，道家的避世注重自保，佛家又破执缺乏动力，因此难以成为人民的道德规范，不能打破中国历史的恶性循环。 反观西方的文明社会，她们对权力开放，政府允许人民有批判的空间，而这种空间是从基督教的信仰来的，因为圣经说：“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李牧师认为，中国的出路基本上只有一条，就是向基督教开放。“从个人的层面看，每个人都需要向自己坦白，求上帝的赦免；而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看，需要对上帝抱开放的态度，不封杀基督教信仰。” 他总结说：“唯有基督教信仰才能带来人民心灵的转化，因此中国的未来希望在教会。”

朱峰 兴办社会福利事业是香港基督教发展一个重要特色,对香港教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有重要影响。香港教会在社会福利事业的地位和影响是历史形成的, 既有深厚的神学背景, 又有迫切的现实需要。香港教会社会福利事业的模式和经验值得人们借鉴, 其面对的挑战亦应引发人们进一步思考。 关键词: 基督教； 香港； 社会福利事业…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9-10-04 08:23:21 中国须主动适时地进行发展模式的调整和重构 　　中评社北京10月4日电／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G20金融峰会透出的讯息值得关注和玩味。 　　经济参考报发表联合国贸发组织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文章称，本次G20峰会是在世界经济复苏曙光初现之时举行的，因此美国从一开始就着眼于后危机时代，盘算着如何在危机肆虐后主导世界经济的调整，以期捍卫其全球经济霸主的地位。 　　美国的意图清晰地表现在由其推动的“可持续及均衡增长的框架”协议之上。毫无疑问，“可持续及均衡增长的框架”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对美贸易顺差大国的，中国首当其冲。诚然，危机爆发前全球经济不平衡是不争的事实，再平衡的建议也合理而必要；但将此次危机归因于这种不平衡的论调则非常偏颇，基于这种观点而单方面地设计出一个对全球经济进行调整并有针对性地进行监控的计划也很是不妥。 　　文章认为，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只是这次危机的外因，而内因———美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其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和监管的滞后———才是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危机后全球经济的改革应以对导致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出现问题的一些经济主张(如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反思为基础，进行各国国内经济监管的完善和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再造，同时兼顾对全球经济进行渐进式的、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再平衡。 　　对中国等对美顺差大国而言，适当的妥协不可避免，但在G20和其他平台上进行的双边和多边政策博弈中，讨价还价和适度斗争也是必须的。可以说，中国是危机前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而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和秩序如何调整则关乎中国发展大计和核心利益。…

中国近日大事庆祝建国六十年之际，香港不少基督教宗团体对60年间中国宗教自由的发展作出深切的反思。日前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举办“建国六十年中国宗教自由发展研讨会–建立首三十年﹙1949-1979﹚中国宗教自由的发展”上，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邢福增博士表示建国最初30年间，在基督宗教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立的情况下，基督宗教的宗教自由空间越来越少。 邢博士表示，谈及中国宗教自由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无神论的世界观令共产主义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阻挡社会的进步。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共产主义先天性对宗教存在负面印象。但是从共产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期间，基于人民对宗教的现实需要，共产主义只能容许与宗教并存。 宗教自由涉及的第二个问题是执政党如何管控作为社会组织的宗教团体。他表示共产党自视为革命政权，为实现革命理想而忽于将宗教去之而后快；而作为执政党，亦将宗教看为容易被利用作癫覆政权的组织，因此在最初建立30年间，不断以消灭或改造的方式来管控宗教。 他指出，中国宪法赋予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空间不断被收窄，此外在不断革命下，宗教自由亦越来越一元化，在从党统战部、宗教事务局以及爱国宗教组织等管治下，中国宗教巿场不断被改造，渐与社会的关系分离，包括撤离教育、医疗及社会福利等范畴，更被要求黑白分明地表明政治性爱国思想。 他又表示，在执政党的眼中，基督教本身出于西方帝国主义俨然成了“原罪”，于是基督教与西方的关系被割断，帝国主义的“毒素”被去掉，并且在国家三自的组织内受到控制。建国三十年间，基督教亦在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文革等政治运动下成为被打击的对象。 邢博士作结时表示，建国最初30年间中国宗教自由空间缩小，但是宗教本身与自由不能分割，在宗教在整体宗教不自由的情况下，不同的教会和人对不同政治及信仰作出不同的抉择，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游离。他用了当代中国教会神学家赵紫宸的话作结说：“50年，教会空间越来越少，作为教徒亦要坚守信仰，像宝贝放在瓦器里一样。要守住信仰，一天当社会有需要时，可以将宝贝拿出来，让基督教在社会上发挥其贡献。”

看完国庆阅兵的直播之后，我以为除了领导人之外，没有一个特写镜头，甚至没有什么中景，只有背景似的宏大场面。再看新闻的时候，我发现并非如此，也间或有一些近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呢?原来这些近景几乎没有在普通士兵和民众的脸上停留，即使停留，他们也没有任何个性化的表情。这时候，虽然千军万马，军威赫赫，但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千万人集体失踪了。 　　为什么要阅兵?在古代，阅兵通常只在军队中进行，用来整饬军纪、鼓舞士气，或者庆祝胜利，是有实际的军事意义的仪式。显然，在人类和平时期，这些目的都不复存在。有人说，阅兵可以展示国力和军力。那么我第一个不明白的是，国力和军力需要展示吗?展示它干什么?第二，如果国力和军力需要展示，阅兵能反映真实情况吗?当今世界国力和军力最强大的美国，几乎从来不搞全国性的大规模阅兵。而朝鲜的方阵水平，一直是世界一流，你能说它的国力和军力是世界一流吗? 　　我只能理解为，阅兵是一种传统仪式，用于大型庆祝活动。我非但不反对一切仪式，而且认为仪式是人类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个体生命而言，历史上有两种倾向的仪式，一种是压制、消灭个体，一种是关照、提升个体。前一种多跟战争、牺牲和集体威严联系在一起，后一种多为敬神、辟邪和狂欢活动。现代社会中，个体意识觉醒，又一派和平景象，应该继承并弘扬的是后一种仪式。 　　看了昨天的阅兵之后，我跟一位法国学者进行了简单的交流。法国是最爱阅兵的西方国家，每年国庆都要搞一搞。作为一项传统活动，显然它还会持续下去。但是，这位学者认为，当政者已经感到有些尴尬，因为阅兵的传统意义正在丧失，要继续搞下去，必须赋予它新的含义。因此，这些年他们力邀外国军队一起来走走。根据每年不同的时机，分别邀请不同国家的军队。已经受邀的有西班牙军队、美国军队及欧盟各国，甚至还有德国军队。他说，非常希望看到有一天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并肩走在一起接受检阅。 　　法国阅兵邀请“外援”并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创新，而是对传统阅兵的意义的解构。历史上曾经是敌人的两国军队走在一起，你还能说这是在展示国力和军力吗?这是在鼓舞士气、威吓敌军吗?不，这是一场联欢活动。它要表达的是和平、友谊和欢乐。 　　真正的庆祝仪式并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联欢更需要独立个体的真诚参与。这种时候，过度标榜整齐划一不但没有意义，而且适得其反。 一场派对中，跳几曲集体舞是一个不错的安排，但是没有必要人人都紧绷着脸。而且，如果整个晚上都在跳集体舞，你会觉得兴味索然。 　　阅兵不是普通的派对，当兵的要有当兵的样子。不过，跟中国和朝鲜相比，全世界的阅兵仪式都会显得像草台班子。即便是苏联时期训练出来的俄罗斯军队，也被远远地抛在后面。法国士兵难免东张西望，而印度士兵还要向路边围观的群众挥手，站的近的还可以握手，甚至有士兵离开队列和路人聊天。这些国家，真的就因此国将不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