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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枪 宗教在中国比较特殊，许多人不清楚宗教是什么，更不了解“政教分离”是什么。即使研究宗教的人也不一定了解宗教与政治、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对于大家经常说的“政教分离”，一些人对其基本概念并不清楚，以为“政教分离”就是“政治与宗教分离”。显然，如果基本概念不清楚，使用“政教分离”作为论述问题的基础，讨论就会一塌糊涂，不知所云。 所谓“政教分离”，是指国家与宗教组织的分离，不是指政治与宗教的分离。政治与宗教是分不开的，能分开的只是组织。何谓政治？简单地说，“政”是政权、制度、体制；“治”是治理、管理。政治就是“管理公众之事务与权力”。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政治。政治关心的是权利的分配、利益的调节。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领域、行业与政治没有关系。宗教是由信徒体现的，凡信徒皆要活动，故宗教活动必然涉及到政治，与政治无法分开。社会上任何其他的力量与政治也无法分开。 “政教关系”作为一个政治-法律术语，本意不是指政治与宗教，而是源于西方语言中的“church-state relations”，特指组织形态上世俗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这里面有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的社会背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各国逐渐走向“政教分离”的二元结构，政府是世俗权力，教会仍保留精神领域内的权威。政教分离成为一种政治模式。需要说明的是，“政教关系”作为一个源于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术语，后来被世界各国政治学界、法学界、宗教学界采用，约定俗成，沿袭至今，其中的“教”早已不再单纯地表示基督教，而是表示所有的宗教及信仰团体。所以，谈“政教分离”对国家、政权与宗教团体是有意义的，对个人则是文不对题。一个人可以有各种身份、各种信仰，但个人不是组织，不是二元结构中的任何一元。个人与政府是选民与被选举者的关系，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只有宗教组织与政府之间才存在“政教关系”、“政教分离”的问题。一个宗教徒参与政治或一个搞政治的人有某种宗教信仰，谈不上“政教分离”的问题。 另一方面，即使组织上做到了分离，宗教与政治仍然不可能分离。宗教徒作为公民个人，参与政治、评论政治是很正常的，也是大多数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例如，从法律上说，美国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但同时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又是巨大的，无处不在。二者并不矛盾。这种影响主要是宗教徒通过行使公民权、选举权体现出来的，而不是宗教组织以参政方式体现的。一个国家在法律上可以政教分离，也可以不分离，这与该国的政教关系如何是两回事。一个宗教徒可以参与宗教、有政治倾向、政治诉求，也可以不介入政治，这与政教分离也没有关系。 有人认为宗教徒不应利用宗教搞政治，如果有宗教徒这样搞，导致政府对宗教的镇压，责任在宗教徒不在政府。这种说法貌似公允，实则很不公平，也很荒谬。首先，搞政治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可以通过政治方式（例如组织政党、政治组织、开展政治运动等）进行。如果这种方式是法律允许的，没有人会通过其他途径，假手其他形式搞政治，很简单，那样成本太高，效果太差，不划算。因此，西方社会搞政治的人，会建立各种各样的政党团体，为各自的政治理念奋斗。而宗教、文化、教育、商业、金融、科学、技术、卫生、体育等领域的人，根本不会在各自的领域内再去搞政治，虽然他们每个人会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但总的看，政治是政治，宗教是宗教，搞政治的人，用不着利用宗教搞政治。他们可以直接组党、组建政治团体，利用宗教或其他形式搞政治没有必要。但如果政治领域不开放，政府不允许公民个人自由地进行政治活动，有政治追求的人无法利用一般的政治形式搞政治，他们就只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其他形式，包括宗教，来实现他们的政治追求，体现他们的理念。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一个社会是否允许公民自由地从事政治活动，进行政治表达。如果不是，利用宗教或者文学、艺术、音乐等各种其他形式搞政治就会成为必然。 其次，很多人责怪宗教徒利用宗教搞政治，但却很少责怪政府利用宗教搞政治、利用国家资源在宗教中推行政治。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在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领域强行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甚至赤裸裸地利用宗教组织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利用国家财政资源支持或压制不同宗教，这些做法对社会的危害，远远大于因为政治不开放和政治高压而造成的某些宗教徒在宗教组织内进行的政治表达。说白了，如果有宗教徒在宗教组织内搞政治活动，这只能是政治不开放政策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政府本身坚持政教不分、利用宗教推行自己的政治目标，对此无人提出任何批评，那么，在此环境和背景下任何对宗教徒搞政治的批评，就会显得苍白无力。毕竟，政府掌握国家机器，宗教徒与政府相比永远是弱者，政府的政策才是导致问题产生的根源。…

耳顺 一、人的作为岂能取缔 上帝 的 教会 ？ 看了 王怡 的《代祷信》，在教会聚会过程中，成都民政部门宣布取缔…

五，书籍和媒体简介 第634篇 正确对待对话 日前在图书馆借到一本书《全球对话的时代》，是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宗教系天主教思想和宗教对话专业教授列奥纳德·斯维德勒（Leonard Swidler1929-)所著，中国人民大学刘利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对话’已经成为当今一个比较流行和时髦的名词。和平的对话总比战争的对抗为好。 在小小的地球村里，生活着65亿以上有各种不同宗教信仰和政治理念的人们，如果任何一种势力想以武力或恐怖的手段强行推行其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现在掌握在大国武库中的核武器，足以毁灭地球多次，人类将同归于尽。因此人们认识到必须通过‘对话’，求得和平与发展；在多元思想、多极权力的世界里学会宽容和尊重别人。 在《全球对话的时代》这本书里，作者不仅有理论的阐述，还有实际对话的记载，包括有基督教内部的对话（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各宗派），基督教与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儒教的对话，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

作者：袁绪程 中国今后10-20年政治体制改革之路如何走？其改革目标如何确定？这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败。 　　经济体制改革虽取得巨大进展，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失控、腐败猖獗，市场经济扭曲，由之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不但日趋严重，经济改革的深化也是阻力重重。事实证明，由当初政经高度合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不改革传统的政治体制，其他方面的改革也是举步维艰。 　　政治体制改革的确不能再延后，但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现实，政改目标不要定得太高，太高了做不到。现在有人一提政改就要宪政，想一步到位，愿望是好的，但目前中国不具备宪政的条件。现实的选择不是直接实行宪政，而是逐步推进基层民主与法治，为宪政创造条件。讲宪政，经济条件当然不是绝对性指标，但相关的社会、文化、政治条件却不可或缺。比如印度，尽管经济落后，但国大党精英一直秉承甘地的和平、自由、民主的理念从政，因而印度能够宪政。中国的传统是什么？那就是《水浒传》的“一言不合，落草为寇”，动辄刀兵相见，结果是兵燹战火、玉石皆焚，物质文化的长期积累周而复始地被破坏，尽管中国经济曾一度领先于世界，却是出现上千年的惰性循环。 　　因此，中国的政改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政改应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比如宪政是政改的终极目标，但终极目标却包含在阶段性目标之中。不可或缺的政改阶段性目标是，从“后革命专政”政治（也有称之为“后极权”政治）转向现代的、有一定法治的权威政治。改革的策略也应当是分步实施，在实践中找准突破口，而不是预设突破口。既要早起步，又需把握节奏，“小步快跑”；既要进行有所配套的直接政治体制改革，又可采取迂回战略，以社会改革推动政治改革。概言之，一切从实际出发，条件成熟一个推行一个，边缘成熟了就在边缘推行，外围成熟了就在外围推行，基层成熟了就在基层推行，不能搞教条主义。撷其主要，提出以下意见： 　　一是与经济领域相关的政治改革要加快进行。比如，行政垄断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能指望经济改革能解决。行政垄断为历史所遗留，是传统既得利益的恶性发展。行政垄断不但为市场经济设置障碍，也是社会不公的突出体现。但要冲破行政垄断，必须通过政改途径来解决，以法治秩序来规范一切市场主体。 　　二是与社会领域相关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要加快进行。需要改革对象很多，以教育体制为例。我国的教育体制在上世纪80年代就试图突破行政对教育的束缚，现在又如何呢？教育行政化更严重了。教育改革必须去行政化，还教育本身的面目。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现在推行的教改主要是教育方式的改革，体制问题不敢去碰。但迟碰不如早碰，不然会贻误国家的未来，贻误我们的子孙后代。 　　三是政治领域本身的改革。政治领域的改革有两件事是可以做的。第一，基层民主自治的配套改革。所谓配套改革，是指乡镇直选、公共财政、公益性（互益性）社会组织以及民事独立审判制“四合一”改革。如果单独搞直选，难以成功。打个比方，如果在某个镇采取镇长直选，候选人是不是要承诺向下负责？否则选民不会选你。但如果当选者不向上负责，那么上面的条条权力可能将你禁锢。那你又如何向下负责呢？因此，在进行直选的地方要有独立的民事审判，否则谁来公正裁判？配套改革，需先做试点，而且要得到省（市）委以上主要领导的支持。 　　国民党到台湾后，蒋家父子痛定思痛，做了这么几件事：一是土地改革，二是基层选举，三是整治党风。基层民主搞了30多年才开放党禁。所以，政改必须先进行试点，让国人把民主当作生活方式或思维方式，不试永远没民主或宪政那一天。在试的过程中，不搞党派竞选，而是个人竞选，或组织推荐人竞选。国民党当时就是在没有开放党禁的情况下进行基层直接选举的，不要一讲直选就说开放党禁，因为现在不能这样做，也办不到。…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访问教授。 发表于《中国企业家》2009年10月期 我们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 2049 年的中国，不仅经济总规模已超过美国，而且，老百姓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处。 今天已经是2049年，自1949年至今已经一百年，期间中国走过几个不同阶段，经历了几次危机，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尽管如此，中国经济虽然按人均GDP算还是落后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但今天在总体规模上跟美国不相上下，已经是世界经济二强。 回首看过去，在中国经济达到2049年的这种境界前，并不像当初预期的那么一帆风顺，原来总觉得中国就是与其他国家不同。只是现在回首往事，我们还是发现人性决定的规律，在中国也不例外。 想当年，1978至200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在长达三十年中年均增长超过10%，在那种经济奇迹的基础上，又加上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因为那时的政府大刀阔斧救市，让中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走出来，于是，中国的经济成就受世人赞叹不已，这当然不奇怪。 回顾…

#187; 李锦纶牧师说：“中国的未来希望在教会。”（图：基督日报） 正值中国庆祝六十周年盛典之际，加拿大中国褔音会与温哥华短宣训练中心举办了一场“基督徒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阐释了“改革开放”的当今历史及神学意义。 继杨爱程博士与大家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后，加拿大中国福音会宣教士李锦纶牧师与大家反思了“改革开放”的神学观。他从八九事件后谈起，当时国内的经济发展已到了一定的关口，邓小平因而再次开始了改革开放；然而，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要走向国际化，究竟整个国家需要作什么准备？ 李牧师指，过去中国是农业大国，八十年代因发展工业而令经济转型，国家面对着城市化的问题。他认为，在国民对大国崛起充满期待之时，必须有道德的内持力量。在过去悠久的中国历史文化中，以儒、道、佛为中心思想，但儒家的理想难以实现，道家的避世注重自保，佛家又破执缺乏动力，因此难以成为人民的道德规范，不能打破中国历史的恶性循环。 反观西方的文明社会，她们对权力开放，政府允许人民有批判的空间，而这种空间是从基督教的信仰来的，因为圣经说：“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李牧师认为，中国的出路基本上只有一条，就是向基督教开放。“从个人的层面看，每个人都需要向自己坦白，求上帝的赦免；而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看，需要对上帝抱开放的态度，不封杀基督教信仰。” 他总结说：“唯有基督教信仰才能带来人民心灵的转化，因此中国的未来希望在教会。”

朱峰 兴办社会福利事业是香港基督教发展一个重要特色,对香港教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有重要影响。香港教会在社会福利事业的地位和影响是历史形成的, 既有深厚的神学背景, 又有迫切的现实需要。香港教会社会福利事业的模式和经验值得人们借鉴, 其面对的挑战亦应引发人们进一步思考。 关键词: 基督教； 香港； 社会福利事业…

中国近日大事庆祝建国六十年之际，香港不少基督教宗团体对60年间中国宗教自由的发展作出深切的反思。日前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举办“建国六十年中国宗教自由发展研讨会–建立首三十年﹙1949-1979﹚中国宗教自由的发展”上，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邢福增博士表示建国最初30年间，在基督宗教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立的情况下，基督宗教的宗教自由空间越来越少。 邢博士表示，谈及中国宗教自由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无神论的世界观令共产主义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阻挡社会的进步。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共产主义先天性对宗教存在负面印象。但是从共产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期间，基于人民对宗教的现实需要，共产主义只能容许与宗教并存。 宗教自由涉及的第二个问题是执政党如何管控作为社会组织的宗教团体。他表示共产党自视为革命政权，为实现革命理想而忽于将宗教去之而后快；而作为执政党，亦将宗教看为容易被利用作癫覆政权的组织，因此在最初建立30年间，不断以消灭或改造的方式来管控宗教。 他指出，中国宪法赋予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空间不断被收窄，此外在不断革命下，宗教自由亦越来越一元化，在从党统战部、宗教事务局以及爱国宗教组织等管治下，中国宗教巿场不断被改造，渐与社会的关系分离，包括撤离教育、医疗及社会福利等范畴，更被要求黑白分明地表明政治性爱国思想。 他又表示，在执政党的眼中，基督教本身出于西方帝国主义俨然成了“原罪”，于是基督教与西方的关系被割断，帝国主义的“毒素”被去掉，并且在国家三自的组织内受到控制。建国三十年间，基督教亦在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文革等政治运动下成为被打击的对象。 邢博士作结时表示，建国最初30年间中国宗教自由空间缩小，但是宗教本身与自由不能分割，在宗教在整体宗教不自由的情况下，不同的教会和人对不同政治及信仰作出不同的抉择，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游离。他用了当代中国教会神学家赵紫宸的话作结说：“50年，教会空间越来越少，作为教徒亦要坚守信仰，像宝贝放在瓦器里一样。要守住信仰，一天当社会有需要时，可以将宝贝拿出来，让基督教在社会上发挥其贡献。”

看完国庆阅兵的直播之后，我以为除了领导人之外，没有一个特写镜头，甚至没有什么中景，只有背景似的宏大场面。再看新闻的时候，我发现并非如此，也间或有一些近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呢?原来这些近景几乎没有在普通士兵和民众的脸上停留，即使停留，他们也没有任何个性化的表情。这时候，虽然千军万马，军威赫赫，但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千万人集体失踪了。 　　为什么要阅兵?在古代，阅兵通常只在军队中进行，用来整饬军纪、鼓舞士气，或者庆祝胜利，是有实际的军事意义的仪式。显然，在人类和平时期，这些目的都不复存在。有人说，阅兵可以展示国力和军力。那么我第一个不明白的是，国力和军力需要展示吗?展示它干什么?第二，如果国力和军力需要展示，阅兵能反映真实情况吗?当今世界国力和军力最强大的美国，几乎从来不搞全国性的大规模阅兵。而朝鲜的方阵水平，一直是世界一流，你能说它的国力和军力是世界一流吗? 　　我只能理解为，阅兵是一种传统仪式，用于大型庆祝活动。我非但不反对一切仪式，而且认为仪式是人类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个体生命而言，历史上有两种倾向的仪式，一种是压制、消灭个体，一种是关照、提升个体。前一种多跟战争、牺牲和集体威严联系在一起，后一种多为敬神、辟邪和狂欢活动。现代社会中，个体意识觉醒，又一派和平景象，应该继承并弘扬的是后一种仪式。 　　看了昨天的阅兵之后，我跟一位法国学者进行了简单的交流。法国是最爱阅兵的西方国家，每年国庆都要搞一搞。作为一项传统活动，显然它还会持续下去。但是，这位学者认为，当政者已经感到有些尴尬，因为阅兵的传统意义正在丧失，要继续搞下去，必须赋予它新的含义。因此，这些年他们力邀外国军队一起来走走。根据每年不同的时机，分别邀请不同国家的军队。已经受邀的有西班牙军队、美国军队及欧盟各国，甚至还有德国军队。他说，非常希望看到有一天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并肩走在一起接受检阅。 　　法国阅兵邀请“外援”并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创新，而是对传统阅兵的意义的解构。历史上曾经是敌人的两国军队走在一起，你还能说这是在展示国力和军力吗?这是在鼓舞士气、威吓敌军吗?不，这是一场联欢活动。它要表达的是和平、友谊和欢乐。 　　真正的庆祝仪式并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联欢更需要独立个体的真诚参与。这种时候，过度标榜整齐划一不但没有意义，而且适得其反。 一场派对中，跳几曲集体舞是一个不错的安排，但是没有必要人人都紧绷着脸。而且，如果整个晚上都在跳集体舞，你会觉得兴味索然。 　　阅兵不是普通的派对，当兵的要有当兵的样子。不过，跟中国和朝鲜相比，全世界的阅兵仪式都会显得像草台班子。即便是苏联时期训练出来的俄罗斯军队，也被远远地抛在后面。法国士兵难免东张西望，而印度士兵还要向路边围观的群众挥手，站的近的还可以握手，甚至有士兵离开队列和路人聊天。这些国家，真的就因此国将不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