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人谈文艺复兴问题，尤其是说中国要，或者已经施行了复兴，或者准复兴。根据何在：一言蔽之，有博客。无独有偶，海外某某杂志把网民评价为群体”英雄”，根据何在：一言蔽之，他们的言论不同，或者取代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言说或者文字。更加深层次的讨论也见诸于各类课题。比如不久前”美国之音”讨论党内或有民主改革之可能性，有人说，不无可能。根据何在:克里斯玛崇拜不复存在，或者说，强人政治不复存在，所以，派系和互动，妥协和和谐应运而生。等等。 笔者不可能在此短文里照录西方汗牛充栋的关于文艺复兴之典籍文本，观点和倾向。只是觉得，那博客，这个小小词汇和文艺复兴这个大大之词汇比较，实有小小巫见大大巫之严重嫌疑。其一，文艺复兴，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解构运动；这个运动有承前启后之作用，之影响，之伟绩。其二，中国之中心主义的传统复兴和传统颠覆，在现代性前提下，并未找到整合革命和宪政的文化契机之缘故，遂使得传统和革命处在剥离和分割的状态。而证明这个现实存在的根据，就是广大网民的蒙昧和犬儒，及其使之如此的极权主义体制。少数精英产生的价值标准，正在严酷复杂的政治现实面前，呈现一种四分五裂的深层矛盾和内部分野。其三，和几百万网氓相对的，是精英阶层普遍的堕落和肤浅；这里根本不可能，也并未出现承前启后如但丁式的新旧时代的明智呼应，以完成解构于结构。新范式于老范式之间形成和造就转型的巨人——而这是复兴任何运动或者文化，文明的首要条件——并无出现。没有这些条件，只是根据网氓的琐碎和平庸的语言和语势，思维和习惯，根本就无法完成历史性的结构和现代性的解构。 定义博客和写作博客之人的身份，是一个很容易区隔的问题。人群和社会在何种国家和制度中享有人权，具备尊严，坚持异见，是一目了然的事情。按照许多极权主义研究学者的观察，权利链条的一端是主宰者，另一端则是人民（连人民这个词汇，也是极权主义的产物）。他们二者，而非一极，可以单独形成权利的网络。在这个基本判断面前，估判网民是否享有独立的权利和具备独立思考，可以与专制极权的喉舌形成对峙，其实结论是不言而喻的。过度评价网民，在我们看来多数是网氓，是一个过于盲目和乐观的做法。 虽然，其中某些网络的民间诉求得到官方表面上的认同，但是，民间社会在形成公民社会之前，是无法真正做到监督和批评官方体制和官方媒体的。网络上充斥的批评和垢骂，许多并不触及官方的要害。在另一方面，几乎涉及到维权和异见的表达，不是全军覆没，就是销声匿迹。民主的表面文章，官方文章，可以见诸于喉舌报纸，但是网络和民间的批评者，往往不是面对封锁和弹劾，就是”移居”海外网体。这个严酷的现实，让人们想起”人民”在哈耶克，波普和阿论特笔下的真实处境。这个处境的要害，是所有的人民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变成极权政体的同谋和牺牲者。这个事实，并未因为出现网络而倏忽改观。核心问题是，开放的制度，如果形成网络上的奴役，就依然还是奴役的制度。否则，毛氏鼓动和希特勒的暴行，就不会得到万人空巷和夹道欢呼。多元化的形成，呈现了一部分事实，却不是全部事实和主要事实。这个政治现实的主流，还是一种人民身份不得认同的，那种言禁状态和禁锢状态。在政治，文化和思想现状中，比较经济个体化的有限现实，这些领域的戒严状态还在有效施行，这是毋庸赘言的。 在划分异见人士和犬儒人士，共谋人士方面，不成比例的优势，在网络上自然倾向后者，他们占有绝对的多数。这个多数，令人想起坚持民主之苏格拉底式的少数和孤独。由于民间力量的单薄和雏稚，这个苏格拉底的中国式民主悲剧还在照样上演。有无和平演变可能？——许多人已经失望。简单而言，整合网络言论和封锁网络观点，正在造就一批学会在并不越界的情形下玩弄网络的新一代甚至老一代网民，学人和学生，就勿言那些同谋者和招安者之精英。海外，海内，这种”合法”网民大大超过”越界”网民。此异见，自律的现象，并非只是出现在官方记者，作家和官员的身上。在此基础上，过分评价网民于中国民主之贡献，实有不当和不确之嫌。21世纪这个新时代，新现实中的中国网络梦，网络乌托邦，究竟发展为什么东西，值得期待。同样，基于网民的”自律”和网氓的”小骂”，就断言此端可形成中国的文艺复兴，实在是天方夜谈。 谈到复兴，西方意义上的文艺复兴，究其本质，恰好由其文明转型，传统解构和时代嬗变等综合因素所成。这个复兴，是主导人权和神权的斗争，是人权高于神权，还是相反的争执；也是最后肯定神学剥离神权的一场思辨；最后，他是自我更正为政教分离的最后一场人，神逻辑双重性的演绎。简而言之，起而批判上帝的唯物主义，并未得到欧洲和西方世界的认同。虽然，这当然会籍以时日。但是，历史的今天和今天的历史证明，获得胜利的思想，不是灭教运动，而是人权运动。人权和神权，是纠缠在神，人共处的西方语境中的悖论，但是，上帝，凯撒各得其所，规定了文艺复兴运动的结局——虽然，逻辑主义者并不能苟同上帝和凯撒之物，可以归并为同一前提……。但是，这毕竟无关大局了。 文艺复兴产生了法国革命对于天主教的迫害，很快被拿破仑和夏多布里昂在复辟时代中兴。这也说明了，他们的复兴本身涵盖的偏执之被纠正。这是文艺复兴唯物主义式微的历史明证。人们在继承和批判前文化和前文明时，同时在完成一种新文明，新文化；这既是一种变更，也是一种继承。这个方式，比起断头文化，更能表达西方意义上的复兴——无论在历史的层面，还是在现实的层面的。虽然，那时的学者如尼采等人，都把希望剥离了耶稣基督，回复到希腊罗马时代，但是基督教影响并未颠覆而只是改变了指向，从天赋皇权，改变为天赋人权。否则，何以法国复辟时代的文化璀璨，带来了渐进的民主和自由，而非1793年，为人们带来人权。这个历史，在西方的哲学探索和文明掘进中屡见不鲜。 无论是艾科的『傅科摆』/诠释主义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论，还是胡塞尔的现象主义运动和德理达的”延异”和解构学说，都在不同程度上延续了这个批判加继承的文化革命和文艺复兴。他们的思维特点，一是，其原创性，解构性；二是，其对于传统的改造，却不是颠覆。重复而言，他们所有的复兴运动，价值重估运动，甚至类似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是在多少内涵革命和传统中，相互对峙和相互包容中完成的。卢梭的”普遍意志”（或言”总意志”），既是原创的，也是继承的——他继承的模式，就有基督教摩西法典和大卫之国的传统，被霍布斯言及的”列维坦”——基督教专制国家形态和基督教政教合一形态之传统，等等；但是，这个形态之注重法典和有限专制的人文主义精神，艺术和文学精神，及其杰作，人物和遗产，依然赫赫在目。民主和自由，在古代自由的意义上，和现代民主自由互相沟通和互相补充。卢梭的，革命的，民主的，契约的原始意义，并不是自天而降之类似牛顿的苹果。他的”普遍意志”再走半步，就是大卫国度中上帝的意志。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但丁的三界，西赛罗和更早的，甚至早于耶稣的古典文献中的天堂地狱说，同样一脉相承，只是产生了体系更加完备，思想更加成熟，情绪更加丰厚之结果。也就是说，没有摩西五经产生的历史奥秘和但丁神曲产生的准现代性思维，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哲学路径是无法开通的。无论是尼采的反基督，还是卡尔纳普回避上帝的意义公设，都无法绕开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历史惯性和意向指涉。所以，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复兴，与我们这里所言之后复兴时代，随时可见，可触和可感的一次次小复兴，都证明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在任何复兴时代，对于复兴内涵的把握，可以说，既是革命性质的原创，也是继承性质的保守。这个创造性和保守，对于中国人，又该如何解读，如何适应，华夏文化的复兴从何开始——这个问题，提出已经百年，却依然没有答案。所以，我们当首先端正我们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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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磊 转贴自：支农网 文章摘要：基督教在农村的发展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该如何评价这一 外来宗教在农村的发展呢？本文通过对苏北与皖中两个村庄的实地调查并结合已有 的相关的文献研究资料，从传统民间信仰及仪式的衰落所导致的基督教对它的社会 功能上的替代来阐述基督教的本土化趋势及其在农村的发展。 关键词：民间信仰；农村基督教；社会功能；功能替代；本土化 一、传统中国的民间信仰 我们都知道：在农村，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在农耕基础上形成的乡土社会，正如…
让网络成为传播福音、弘扬基督文化的最佳平台 全威 / 基督新报记者 2007 年 03 月 12…
登记不止是法律问题——回应刘同苏《独立登记的实施》 江登兴 最近刘同苏牧师发表《独立登记的实施》，从法律的角度对于中国教会的登记问题提出许多颇有见地的看法。笔者觉得其中的观点有独到处，也有一些值得商榷处。 刘牧师认为：“有限度的目标以及适度的手段。既然争取的是登记的权利（即合法的地位），就必须以承认登记制度以及背后的整个法律制度为条件。家庭教会所要求的是修改登记制度中的违宪部分，而不是推翻登记制度以至整个法律制度。” 我赞同刘同苏牧师关于“有限度的目标以及适度的手段”，但是，我认为现有登记制度中，违宪的部分，不止刘牧师所说的“登记制度中的隐性规定”——就是要求参加三自——那么简单。事实上，现有的登记制度，除了隐性的规定，还有明显违反圣经的部分，那就是把审批教会成立的权利留给了政府，让政府有权利决定一个教会是否有权利存在。现有的宗教事务条例,要求所有的教会和宗教场所都必须登记，而不登记的就是非法聚会。非经登记的教会或者场所举办聚会，照条例四十一条和四十三条，将被没收财产，罚款和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也就是说，没有经过政府批准的教会，就是非法教会。这实际上把教会的成立权给了政府，这是违反中国宪法有关信仰自由条款的，也是违反近代文明政教分离立场的，更是违背圣经教导的。 因此，这个条例包含了违宪、违常识、违经（圣经）的条款。不应当按着这个条例去登记。 如果只是抵制了其中“要参加三自才可以登记”的隐性规定，而忽略了，政治对宗教的越位的更大的非法，那是得不偿失的。 但如果政府修改了其中的不合理条款，承认了教会的属天性，承认了宗教的自由，那就另当别论。也就是说，刘牧师所说的登记中的目标，争取独立于三自而接受现有《宗教事务条例》去登记的目标是值得商榷的。…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崛起和美国的单极化战略 ——————————————————————————– 2005-9-28 19:36:00 科学与无神论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迅速崛起，积极向政治舞台扩张。这成为近３０年来美国社会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在冷战期间，基督教被当作“美国反对无神论共产主义的重要立足点。”①冷战之后，两极对抗消失，地缘政治因素减弱，所谓“国际宗教自由”的议题，地位日益突出。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以国会为主要舞台，发动声势浩大的“反宗教迫害立法运动”，最终通过了“１９９８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该法案的确立是美国宗教势力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标志性事件，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２０世纪世界宗教演变的历史趋势 在２０世纪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中，纵观世界宗教演变的趋势，有两大重要特点： 其一，基督教的重心由北半球向南半球转移。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督教势力，长期推行传教国际化的战略。据估计，２０世纪初全世界８５％的基督徒（包括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居住在西方。到２０世纪结束时，全世界基督徒已有６０％居住在北美和欧洲以外的地区。②以发达国家社会为依托的基督教文化，以强势文化态势，持续地向世界各地传播，信徒遍及全球，继续占据世界第一大宗教的宝座。大量基督教徒居住在中东、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与当地的传统宗教文化交织生存，摩擦不断。…
catholiceducation.org 美国和欧洲，谁是信仰上的迷途羔羊？ 也许有悖于东方人的印象，对美国著名的神学家乔治·维格（George Weigel）来说，位于法国巴黎的罗孚宫、香榭丽大街和凯旋门所构成的东西向中轴线之最西端的新凯旋门，正是当代欧洲没落的标志。 1989年，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和《人权宣言》发表200周年而建立的拉德芳斯区新凯旋门（Great Arch of la Defense），是巴黎标志性建筑之一。它颇有抽象派和现代派气息，40层楼高，像一个中空的立方体，白白净净，方方正正，简简单单。新凯旋门目前是“国际人权基金会”（International…
由讨论”第三势力“现象而想到了政教关系的问题，事实上”第三势力“本身就是一个阐述家庭教会中一类实际政教关系立场及其行动的概念。但 我觉得，从如何面对和建立一个正确的 政教关系的角度，“三势”概念不是一个很好的区分，因为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家庭教会的”历史包袱“，而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实际行动上属于”三势“不是关键的分野。 如何看待政府，三自和家庭教会三者之间在历史上的恩怨，如何评价造成如今中国教会”三自“和”家庭“之分的历史，以及家庭教会在这段历史中的作为，根据这些我们可以分出三种态度： a）负面评价家庭教会在那段历史中的作为，消解那段历史的信仰意义。这基本上是”三自“或者说官方的立场。 b）正面评价历史上的家庭教会，但是主张在现实中抛弃这个历史包袱，只考虑现实博弈，以全新、眼光向前的心态面对政府，三自和家庭教会今后的关系问题。 这是一些被视为”三势“者的看法，他们的行动也显出这样的倾向，但是在一些行动上没有”三势“的人也未必不是这样的观点。可能一些人认为应该”和”大教会合作“（或者如同批评者所说的，”和三自妥协“），与政府建立良好的政治从属关系；有的则坚持家庭教会自身的信仰独立性，并愿意争取政治权利层面的，真正的信仰自由，只是从现实运作的角度，主动忽略掉了历史问题。 c）正面评价历史上的家庭教会，并且认为要面对政府，三自和家庭教会的现实关系问题，就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历史，并且争取现实给历史一个交待和承认。这是我这里要阐述的观点。 政府、三自和家庭教会的关系形成本身是历史性的，今天的政府，今天的三自，今天的家庭教会是当年政府，三自和家庭教会的自然延续和继承者。家庭教会如果主张放弃那些导致今天三者关系紧张的”历史包袱“，单单面对现实问题（它主要是一个法治问题），虽然可能使中国现实的政教关系问题变得局面简单很多，大大增加家庭教会最终得到合法生存权的可能性，但是如此一来，家庭教会本身也就失去了其历史的传承。这等于自己主动割断了和历史上中国教会和的关系，默认性地否定了家庭教会信仰抗争的历史。这就和我们”正面评价历史上的家庭教会“的基本立场发生了矛盾。…
公共神学基于基督教伦理的思想资源，主张基督教伦理的基本观念不仅是基督教信仰的道德律令或基督徒与上帝关系的实践表达，也应该对一个社会的公共生活（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等）的精神和结构有所引导和承担。本文着重分析当今公共神学存在的张力，主要表现在上帝与世界(基督与文化）、世俗化与非世俗化、私人化与非私人化以及全球化与地域性等几个方面。 本文试以基督教价值在政治生活（包括现代民主、人权思想以及民主社会中法律、公共决策的制定）的角色进一步讨论公共神学来自公共理性/世俗理性的挑战。如何面对和释解这些张力和挑战将决定着公共神学的走向及适当形式，这也意味着公共神学的某些限制。 一、走向公共的神学 公共神学的提出与信仰的公共维度密切相关。在基督教神学史上, 无论是索伦 #8729;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gard）看到大众的虚妄而对之的拒斥、走向个体性的内在信仰，还是马丁 #8729; 路德…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自由和民主不但是社会和政治理论的主要论题理念，也是民族国运动的魂魄和动力。从哲学和宗教的观点来看，很明显的，二者有形无形的存在着不可也不能解的缔结。对一般人来说，民主就是自由，自由也就是民主，而实际上自由是一种本体理念，而民主是这本体理念在社会和政治境域里的必有表现，二者虽有不解之缘，但仍有本末之分，本文乃由哲学和神学的观点和借着历史性的追溯，对这两个现代人的切身理念作一些神学和历史性的再思。 一、哲学性的历史追溯 当代的自由和民主观念乃源溯于三种哲学回想，也因此沿革着这些观念，经过三度的应用得详述于次﹕ 1. 基本人权理念思想模式（Human as right bearer model）：…
（《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 2006-12-27 ） 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当代中国宗教学已成为被人们普遍关注和重视的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宗教研究正在成为帮助人们认识历史、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自身的有力工具，在传承文明、咨政育人的过程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一年来，《宗教周刊》一直追踪学术前沿，推介学说，为政界、教界、学界搭建沟通平台，并与三界形成了良好的互动，特别是学界给予《宗教周刊》理论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方立天、汤一介、牟钟鉴等教授学者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提供给理论版刊载，并提出宝贵意见。 2006 年在本报刊载的文章中有成熟的系统的理论，也有新提出的还不够完善却颇具前沿性的理论或观点。岁末，本版对此作一个盘点，隆重推出本年度十大观点——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