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下的石门坎 □本报记者 向郢 撰文／摄影
过去的足球练习场上，几个孩子在玩扔石头的游戏 学校旁边已经荒弃多年的游泳池。每到校庆，身着花苗传统服装的老毕业生们会尽力赶回母校看看 柏格理之墓。这位“苗族救星”被誉为欧洲十大传教士之一 石门坎？ 这个贵州西北角的乡镇在地图上几乎难以找到，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从欧洲寄往这里的邮件包裹，上面的收件地址却可以这样写：“中国石门坎”。 在数十年间，这片荒凉贫瘠得只有十余户人家的苗族村寨一度被建设成为“苗族文化的复兴圣地”、“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这里陆续修建了教堂、学校、医院、麻风病院、孤儿院和织布厂。在西式学校里面，苗族人不仅学习苗文、汉文和英语，还学习自然地理、数学、音乐和卫生知识，及篮球、足球和游泳的技能。笃信教义的苗民们被要求戒酒，并被指导着修建房屋，凿通公路，栽种洋芋、蔬菜和树木。 这一切对苗族社会的意义，似乎不亚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一些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们所发起的那一场乡村建设运动。 为众人所熟知的是，1926年，晏阳初率领着一群教授和博士下到河北省定县农村居住生活，开办平民学校，传授农业科技改良动植物品种，倡办手工业，建立医疗卫生制度；翌年，卢作孚在重庆北碚的穷乡僻壤进行了以交通运输和经济建设为龙头的“乡村现代化”试验；到1931年，梁漱溟则在山东邹平等县组织乡村自卫，建立乡农学校，并推行禁烟、禁赌、放足、办合作社等社会改良工作。 而崇山峻岭之中的石门坎却似被雾霭笼罩着一般，以至于在历史的语境中，教徒们的身影和社会改良的行动都是那样模糊不清。 “苗族文化复兴圣地” 如果从石门坎小学建成开班算起，时间距离现在刚好是100年。但更早的时间要从1904年算起。那年7月12日，威宁和水城一带的4个“大花苗”跋山涉水走了几天，找到了昭通圣经公会布道所的牧师柏格理(Samuel Pollard)。 大花苗人称这年为“龙年得道”。为逃避杀戮，这支被称为“大花苗”的族系逃到了滇黔川最荒凉偏僻的山区，他们没有土地，靠租种彝族土目地主的土地，过着刀耕火种、结绳刻木的生活。困苦的时候，“迷失在山野里的羔羊”的传言让他们看到了“我们苗家的希望”。 这年，柏格理39岁。这个22岁就来到中国的牧师一直希望着能像至非洲传道的李温司登那样引领一个民族皈依。他在昭通创立了“中西学堂”和“女子学校”，发动过“天足会”，还曾冒着生命危险到金沙江附近的凉山彝族中去传教，但效果甚微。一直在默默祈祷着的他抓住了大花苗民伸过来的犹豫的手。 这年冬天，柏格理和几名苗族、汉族信徒到了滇黔交界处的石门坎。他向彝族土目讨要到了一块地方。 早先的教会并未资助柏格理在苗民中的传教工作。修建教堂和学校的100万个铜板都是苗民们每人100个铜板捐助出来的。1906年，学校开班授课。20多个学员全部是成年的教徒。32岁的杨雅各在里面还不是年龄最大的。他是当年最早从安顺带回来“耶稣的信息”的4个猎人中的一个。因为既能说流利的苗话，又会一些简单的汉话和彝话，杨雅各一边念书，一边教柏格理苗语。 穿着苗族服装的柏格理很快就会在路上给人让道，嘴里说着地道的苗话，“老哥得罪了”。他这种语言天赋后来被总结为———因为他是英国康沃尔郡人。这也许是很奇怪的事情，康沃尔的古老发音似乎与苗语很相似，某些语音几乎完全相同。 柏格理的语言天赋还表现在苗文的创立上。苗族原本是没有文字的，祖先的历史都是用古歌来口口相传。柏格理同精通英文的汉族教徒李斯提文和苗族教徒杨雅各、张武一起研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结合苗族衣服上的符号花纹，创立了一套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为区别于1949年后的苗文，苗族人称这套文字为“老苗文”。牧师们很快翻译了老苗文版的《圣经》和赞美诗，学校也用苗文来编写《苗文基础》、《苗族原始读物》等教材，出版苗文报。 “所有教材里面，英语课本的纸张最好，就像现在的杂志纸一样硬朗挺括。”石门坎乡政府56岁的老秘书张国辉是石门坎小学和中学的毕业生，他曾翻阅过他父亲的课本。他的父亲张文明是1909年入读的第三批学生。《苗族原始读本》上面除了基督教的一些常识，大部分都是苗族古史传说、科普知识和一些生活常识。 “都是一问一答，问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是圆的。地球上有几大洲？有七大洲。” “还有历史知识。说苗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是从中国内地的黄河边来的。还说中国是世界上一个古老的国家。” 简陋的教室很快就满足不了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教徒。云南的威县、镇雄、楚雄，甚至远至红河的苗族学生都赶来就读。1908年柏格理回英国疗伤时募集到2000英镑，回到石门坎后，他用这笔钱修建了一幢有着烟囱和壁炉、可容纳200多人的宽敞教学楼。在获得了循道公会的津贴以后，石门坎小学相继修建了宿舍、礼堂、足球场和游泳池。 与此同时，“平民教育”也在开展。教会创建“节制会”，不准皈依的苗民教徒酗酒，创建“改良会”，约束十五六岁早婚的习俗，规定“男子年满二十，女子年满十八然后结婚”。对于那些没有进到学校读书的成年人，教会开办了“平民学校”，苗族信徒在主日进礼拜堂的时候，不仅要礼拜，还要在晚上分班学习文化，通读苗文《平民夜读课本》。威宁县在1949年后的一次教育普查显示，当地苗族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比例超过其他少数民族，甚至超过汉族。 为了约束“耍花山”、“宿寨房”等民俗，教会还从1910年开始将五月端午对面山坡上对歌纵情的花山节改为“同乐会”，运动会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项目。比赛的项目有篮球、足球、长短跑、跳高、跳远、爬山、拔河，也有苗族喜欢的赛马。这个运动会开到后来就成了附近所有教会学校和教区的运动会了。1932年的第21届运动会，就有贵州、云南、湖南、四川100多支运动队参加。 1934年第23届运动会，更是一场盛会。就在这年，驻扎在昭通的贵州省第三绥靖区司令杨森听闻石门坎足球队的名声，带着他的部队足球队来参加比赛。因球场宽度不够，球很容易滚下山，所以球员们不得不练就高超的控球本领。输了两场、勉强赢一场的杨森，走的时候硬是带走了4个球员。1950年代，石门坎8名主力入选第一届贵州省足球队的时候，“贵州足球摇篮”的名声不胫而走。 张国辉看到过他父亲在那年运动会上的奖状，游泳第一名。老人直到50多岁的时候还喜欢游泳。学校的游泳池是1913年修的，因为池子比较小，比赛的时候运动员只得逐个下水，比的是在10分钟内能游多少圈。这个男女隔开的游泳池在张国辉他们读书的时候都还有，1968年城里的学生上山下乡到石门坎以后，就把墙扒开，里面的水也被全部放掉了。 教会究竟建成了多少学校？这个数据一直比较模糊。关于石门坎教区的数字据说是50多所，而滇黔川毗邻几十个县的数据统计下来有100多所。最精确的数字是1950年威宁县的一次调查，有28所教会学校。柏格理的一句话在所有苗族布道者中流传：“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实际上很多村寨的教堂和学校都是同一幢建筑，房顶上插着涂了红色颜料的木头十字架，平时做教室，礼拜天变成礼拜堂。 这里面最鼎盛的是石门坎中学。1943年，华西大学教育系学成归来的朱焕章说服了彝族和苗族知名人士出资，创办了“西南边疆石门坎初级中学”。他是一个无比坚毅忍耐的人，还在大学的时候他就用课余时间编写了《滇黔苗民夜读课本》。董事会没有经费支持的时候，他这个校长将教会提供的经费和学生交来的包谷，按教职工家庭人口平均分配，以保证人人都能勉强维生。遇到断粮，他和大家一样挖野菜充饥。就这样，从开办那天到1952年人民政府接办，石门坎中学一共招收10个班400多学生，其中考入大专毕业的有23人。 通过学校教育，原来极其封闭压抑的苗族社会获得了来自外界的信息。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的时候，石门坎小学旋即决定更名为“石门坎光华小学”，意即“光复中华”。学校旗杆上的民国国旗有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为此，柏格理还专门发电报给外交部长伍廷芳，建议：“西南各族同居中华领土之上，亦应有一色标记列为国旗之上。” 这年，柏格理的苗语老师杨雅各给自己改了一个新名字：杨雅国。1915年12月云南蔡锷起义的时候，石门坎教区月薪不足5元的教会职工们竟然发动募集了1000多元汇至云南军政府，这个消息在当时轰动一时。 但这个时候，“苗族的救星”柏格理已经病逝几个月了。 “我将与你同在” 柏格理是在1915年照顾伤寒病人的时候染病去世的。 很多时候，这个牧师更像是一名热忱勇敢的医生。他还在昭通时就开始用简单的西医卫生知识给人看病发药了。在他因生病结识了昆明教会医院的护士海孝贞(中文名)并与她结合后，这个英国传教士在昭通的家庭住所很快就变成了当地的西医医院。 在与当地的巫师斗争取得胜利之后，石门坎的药房最初也设在他们居住的“五镑小屋”中。这个药房成了与教堂、学校同样热闹的地方。每每礼拜之后，都有川流不息的人到药房来求医求药。海孝贞通常把粉末药物包在纸包内，液体药则是倒进半个鸡蛋壳内。 柏格理甚至为当地人种牛痘。他专门从家乡带来一批小刀片和疫苗。当自己顾不过来的时候，他就办班培训。很快，那些被选中的传道士兼教师又成了接种员，揣着令人羡慕的闪亮锋利的小刀，满腔热忱地到处为苗民接种。 “柏格理亲自为我们苗家人治大脓疮，连大麻风都不怕。”这是1957年贵州省工作组下到石门坎进行调查时所记录的苗族教徒的话。 麻风病人在过去是被厌弃的群体。1914年，当柏格理听说广西都督诱杀活埋麻风患者的消息时，他在报刊上愤怒地谴责，英国一个麻防组织很快与之联系并汇来一些钱。柏格理用这些钱买了粮食和布，定期发放给附近的患者。 他去世后，教会对麻风患者的道义责任一直延续了下来。4年以后，继任者张道惠向传教团申请到了资金，购得附近一片有水源的荒地。这个滇东北、黔西北最早的麻风病院很快就容纳了昭通、威宁、彝良一带的几十名麻风病患者。很多病人是拖着溃烂的身体过来的，在接受治疗以后，就在这里过着集体生活。至今，这个麻风村还在。 柏格理去世后，海孝贞带着儿子回到了英国。石门坎的医疗条件直到1926年才重新好了起来。这年，吴性纯从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毕业，他回到石门坎将药房扩建成为一所平民医院。他是苗族历史上第一个受到专业培训的医学院学生，十余年后从华西毕业的另一个学生张超伦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贵州省第一任卫生厅厅长。 医院的首字母缩略为“P.M”，这既是汉语“平民医院”的缩写，也是苗语“Pi－Miao Hospital(我们苗族的医院)”的缩写，而另一层更深的意义，则是寄托在英文中来表达的，“Pollard Memorial Hospital”，翻译过来就是“柏格理追思医院”。 伤寒是在1915年7月传到石门坎的，这是苗族人所说的最可怕的“黑病”。很多苗民和学生都病倒了，一个刚打了预防针的牧师也病倒了。学校山崖下的一个山洞作了临时隔离治疗室，在那里，柏格理一直守护着病人。 他也被感染上了。9月15日，他死了，时年51岁。在长达11年的艰辛创建之后，这个相貌文弱但内心坚韧的牧师就此长眠。送葬的时候，数千苗民为之失声痛哭，高声唱着颂扬他的民歌。墓碑上写着“人竟宿于石门，神将赐以木铎”。再后来，很多苗族教民死后都葬在了墓地周围，陪伴这个“苗族救星”。 后来牧师们发现，他的日记本上最后一页，7月5日，只有寥寥两句：“昨夜和今晨都在下大暴雨。学校里的孩子们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考试。” 这本日记是从1887年开始记录的，那时候，他和另一个牧师刚刚结束在安徽的汉语培训，启程从长江乘船到重庆再转道到昆明。那时候他23岁，未来28年极其艰难卓绝的生活才展露出一丝痕迹。在长江一个叫“撑天滩”的险滩上，船被撞成了碎片，他幸及遇救。当乘马行进在西南的深山里时，他说，“我感到孤独，但是，‘我将与你同在’。” 乡村建设运动 柏格理去世后，石门坎一度处于低谷阶段。1918年粮食歉收，次年发生严重饥荒；1922年再次歉收，次年又发生大饥荒。面对饥荒，教会巧妙地采取了一种以工代赈的方式。熟悉历史的张国辉说，“我父亲当时就负责发粮食，每人每天领一碗包谷和一碗松籽，栽完那碗松籽，就得那碗包谷”。就这样，饥荒之后的一年时间里，教会组织苗民在石门坎沟脚下栽了很多树，修筑了通往昭通的一段道路，更重要的是，还修建了麻风病院和孤儿院。 饥荒年之后，随处可见孤儿。教会利用以工代赈，并借助一笔来自英国的捐款，在学校附近山泉不远的山坡上建起了孤儿院。据说当时有20多名孤儿免费入学读书，他们在课余需要跟着老师在周围开垦土地，学习农耕技术。 也是在这个时候，1920年以后，石门坎教区设置了“推广委办”。到1942年，又成立了种子试验站和推广布厂，专门负责培育各种农作物良种，培训手工毛纺织技术人员，然后让他们再到各教区进行推广。 推广部的负责人是苗族人王明基。他在1939年被教区选送到南京金陵大学农学手工业技术专业学习，这是华西大学和金陵大学合办的3年学制的专业，专门为教区培养实用人才。王明基一辈子喜欢栽树。离开石门坎回到爱华山老家后，他教村里人栽树，1962年举家迁移到紫云县，又在白石岩乡承包荒山栽种。张道惠的儿子张继乔后来写信给王明基的孙子说，“你祖父和我是很好的朋友，父亲拿来的品种，都是靠你爷爷和大家去推广……这为发展解决苗族的生活起了不小的作用。” 让苗民们获益的洋芋和各种蔬菜水果大多是张道惠夫妇从英国带来的。张道惠夫人布莱恩是康沃尔郡一个农夫的女儿———她被所有人形容为一个能说一口好苗语、时常笑声朗朗的妇女。还在1906年，布莱恩就将洋芋带到石门坎。比荞麦等农作物成熟早的洋芋，在地处高寒、土地贫瘠的石门坎一带很容易生长，所以，直到现在洋芋都是滇黔川一带农民除包谷之外最主要的食物。 除了洋芋，张道惠夫妇从英国带来的还有数百根水果树的枝条，他们把这些枝条嫁接到当地的野生树干上。张国辉现在还记得，原来学校下面有七八亩地是专门的菜园和果园，菜园里有西红柿、卷心白、胡萝卜，还有葱和蒜苗。果园里面有樱桃和几种不同的苹果树，还有一种形状像马奶子葡萄但颜色却是红彤彤的名叫“吊果”的东西。1952年威宁县第一任县长到石门坎视察工作，也惊讶地说，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植物。遗憾的是，这些果树在后来一次火灾中被烧掉了。 但很多技术都被保留了下来。王明基的孙子还记得，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齿轮这样的小零部件。他后来弄清楚了当时爷爷他们所推广的“机床”和老织布机的不同工作原理。原来的织布机是靠双手穿梭大梭子这样一根一根地织的，速度很慢。而半自动化的“机床”靠的是脚踩手拉，左手拉扯一下，梭子就自动沿着一个梭槽来回穿梭，脚上踩的踏板则推动经线交织。当地人说，老式的织布机一天织两尺，而新式的机床一天能织一丈五六。另外，原来的毛线是用手来捻转的，而新的纺毛机是用脚蹬皮带然后带动轮子捻转羊毛，这样，效率提高到一天能纺半斤羊毛。 1946年，石门坎中学校长朱焕章去南京参加国大代表会议的时候，身上特别穿着用这种纺线机和织布机织成的“人字呢”的大衣。 从很多方面看，这个区域的苗族社会都在发生着一场社会改良的运动。此前，因为不会说汉话，不会计数，怕受彝族汉族欺侮，苗人几乎不赶乡场，柏格理和教会亲建了“公益场”，用来给苗族人进行商品交易，这个乡场后来发展成为威宁县最大的乡场。教民们后来在《溯源碑》上将这些实业措施总结为，“文章机杼特操实业经纶”。 王明基1942年拟定的《西南教区乡村教会推广实施大纲》说，“中心业务是办理模范教会和成立生产合作社”。仔细看来，推广部的实业内容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知识分子们所制订的乡村建设规划大体相当：“1.生产方面：指导特约农家，试办小规模农场；2.教育方面：辅导小学施与生产训练，推广乡村民众教育；3.卫生方面：协助乡村卫生工作”；4.在经济领域，“与政府商议成立合作指导室，办理、调查中心推广区之农家经济与生产品之销售情况。” 但这已经到了1940年代。“九一八”之后的石门坎已经极不平静。“每逢赶集，(石门坎教会学校)师生整队出发宣传，情绪激昂。”有8个年轻的教徒热情澎湃地报名参军到抗战前线去了。石门坎中学的校歌天天被学生们大声唱着：“八方天地乱纷纷，侵略野心正勃勃”。 张国辉的父亲跟他说，那时候他就看到过《挺进报》了，那是张斐然带回来的，这个教会学生后来成为当地第一个苗族共产党员。 另一个时代即将到来。一个文明的光芒在时代交替的尘埃中渐被掩蔽。 (感谢张坦、张健先生无私提供资料)(P1184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