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福奈:忠诚的中国年轻人 (图)
来源：《纽约时报》 作者：作者：马修.福奈（ MATTHEW FORNEY） 作者：马修·福奈（ MATTHEW FORNEY） 日期: 2008年4月13日, 《纽约时报》 翻译：john lee 很多西方同情人士将中国社会看作类似于苏联最后的岁月：由老牌的强硬派支持的高压政府正逐渐失去对新一代受过良好教育、倾向自由的精英们的控制。尽管这样的看法或许令人愉快，但却太天真了。受过教育的中国年轻人，非但不为他们政府的人权纪录感到羞愧和恼火，反而是你将会遇到的最爱国并拥护体制的人。 任何生活在这里人都显而易见，绝大多数的汉族年轻人都强烈支持他们的政府对近期西藏起义的镇压。一位在一所欧洲大学获得学位的中国朋友将这种冲突描述为“商业社会与古典原生社会的碰撞。”她甚至赞扬她的政府对待藏人要好于新世界开拓者对美洲原住民。 在中国极少有人关心藏人自己的诉求。“年轻的中国人对西藏没有同情心，” 北京的人权律师滕彪对我说。滕先生是一位为遭到警方拘捕的西藏僧人提供辩护的汉族人。这些日子他感到非常孤独。他说，大多数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相信达赖喇嘛试图分裂中国。” 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通常最适合于成为社会中不同文化的纽带，因此，了解那些中国人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最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为经济改革三十年来政府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当然的骄傲。而他们的骄傲经常表现为对他们的政府不加质疑的支持，尤其在西藏问题上。 对这一现象的最明显的解释是教育制度，更准确地说是教化制度。教科书连篇累牍地讲述中国19世纪在外国列强手中受到的屈辱，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而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则轻描淡写，似乎这些已经是远古发生的事情。学生们只知道对毛主席专制的评价是“百分之三十错误”，然后话题就此打住。就上世界五十年代末西藏的起义和为镇压起义而进行的入侵而作的讨论则长期以来停留于谴责“达赖集团”——贬指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周围的顾问人士。 不过，一些生活经历——或是缺少这样的经历——或许有助于中国的年轻人获得政府观点之外的眼光。城市里的中国年轻人学习刻苦，甚至过分刻苦。志愿者工作、体育活动、教会团体、辩论小组、音乐技能和其他课外活动由于与大学入学考试无关，因而很少有人参与。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则意味着没有多少非政府主办的团体可以参加。甚至美国人最基本的了解现实生活的方法——暑期工作——在中国的城市学生中也几乎不存在。 最近的中国大学毕业生是一个乐观的群体。为什么不呢？从他们记事以来，经济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那些说英语的学生肯定可以找到好工作。他们家里有房子。不久的将来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房子，或许还有汽车。一部手机，一部iPod,还有节日——没问题！很少有人怀疑华盛顿的Pew研究中心在2005年对中国人的描述——“乐观的世界领导人。” 至于政治高压，中国年轻人几乎没有经历过。他们大多数都太年轻而不记得1989年天安门屠杀，而且或许也没有人告诉他们那些故事。中国感觉上不是一个警察国家，中国的年轻人了解那些因为贫困而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房屋被与政府有关系的房地产开发商夺走而得不到公平的赔偿，或是田地由于受到政府支持的工厂的污染而导致庄稼绝收。 受过教育的中国年轻人因而是给中国带来千年未遇的和平繁荣的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想象不出为什么西藏人对越来越多的收入和应许的更加富裕的未来不以为然。丧失家园根本不算是值得关心的事情。 当然，中国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许会随着时间而减弱。当大学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并亲身体验他们国家的腐败和低效，他们常常变得更加具有批判性。这在中国是一种后天获得的智慧，四十多岁的人是最倾向于挑战他们的政府的，最近的西藏危机也证明了这一点。上个月，二十九名汉族知识分子签署了一份广为传播的公开信，敦促政府在镇压过程中保持克制，他们中没有人的年龄小于三十岁。 除非中国的教育体制和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在诸如西藏、达尔富尔和环境等关键议题上，西方人将有很长时间不会在最大多数的中国人里找到自己的同盟者。如果有关西藏争论将今年夏天的北京奥运会变成了人权大会，这似乎是难以避免的，那些希望看到中国人对他们的政府发怒的西方持票人会发现自己反而成为了中国人愤怒的对象。 马修·福奈，《时代周刊》前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正在创作一部关于他如何在中国养家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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