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海东,李廷祯 来源：南方周末 来源日期：2009-11-5 山西煤炭资源整合远未结束，煤老板们已开始反击。他们一方面团结起来，通过官方渠道向山西省施加压力；另一方面联合律师、学者高举物权法和宪法，准备诉诸法律维护自身利益。 绝地反击 闪光灯的咔嚓声中，43岁的煤老板老林习惯地将头闪在一边，紧张地吩咐记者千万别用文字描述自己的模样。这些曾经风光一时的煤老板此时非常谨慎——他们正聚集在一起商讨如何讨回“公道”。 这是2009年10月31日，杭州之江宾馆。二十多位在山西投资的浙江煤老板代表赶到杭州开会。再过一天，进入11月，就是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的最后大限——按照山西省要求，整合后的煤炭企业要全部通过验收。 自从去年9月，山西省推行“煤矿兼并重组”以来，两千多座煤矿被挂上了“国字号”的牌子。这场被誉为“国进民退”的改革，成为近三十年来，山西煤炭领域最大的一场变革。 这意味着，这些煤老板如果不接受被兼并，手中的煤矿将会被强制关闭。如同十年前陕北收购民营油矿事件一样，这些曾经拥有采矿权的煤老板将一无所有。 动辄几千万元，甚至数亿元的投资还没有见成效就打了水漂，这让这些放弃家乡产业，远道来三晋大地投资的浙江煤老板怎么也想不通。 曾经提着几百万元，基于同乡信任，将集资款投向山西煤矿的小老板们也在此时拥向了之江宾馆。“别看我们平时风光无限，你知道我们背后有多少集资人？”酒气扑面的煤老板老林躺在酒店宽大的沙发上，拿起一支烟，狠狠地抽了几口。 煤老板们的愤怒不断积聚，而对象只有一个——正在强力推行的煤炭资源整合。这项本意加强山西煤炭生产集中度，控制安全事故发生的煤炭改革遭遇到了信任危机。 敏感的律师首先嗅到了空气中不安分的味道。 10月22日，北京北三环的一间咖啡屋内，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从皮包中拿着厚厚的几叠山西煤矿产权纠纷资料。在他们看来，山西的煤炭资源整合将是“一场无硝烟的战争，处处充斥着血腥，甚至早已血肉模糊”。 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玉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在去年下半年就开始关注山西煤炭资源整合，起初想看看是否存在相关业务，后来研究现此轮山西煤炭改革竟存在多方面漏洞。为此，他们甚至成立了“山西煤矿兼并重组专家律师团”。 “此次山西煤矿重组整合表面上是政府主导下在煤矿资源领域开展的宏观经济调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行为，说到底是对煤矿矿业权的处置和权利、利益再分配。”张玉成说。 10月31日，在杭州之江宾馆，“陕北70亿收油”这些词汇从煤老板们的口中不时蹦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命运遭遇与之如出一辙。会场上，一位物权法领域的权威教授将各种法律书籍堆在会议桌上，引经据典反驳山西的煤炭资源整合。 这些在山西投资500亿元，年产煤炭5000万吨的浙江煤老板们联合律师、学者，开始高举法律武器，大声疾呼自己的煤矿不可侵犯。不仅如此，他们还已请求浙江省政府支持，维护他们在山西的投资利益。 煤炭政策大跃进 所有矛头指向去年9月的山西省的一纸红头文件——《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又称“23号文”）。这份文件揭开了山西煤炭资源整合的大幕。然而，此轮煤炭资源整合真正启动却是半年之后。 “9·8”襄汾溃坝事故，煤炭资源整合因省长的孟学农去职而停滞。当时山西政界一时摸不准新任省长王君的“政策偏好”。一个可以佐证的例子是，当时山西本地媒体预备刊发关于资源整合的文章，一直等到局势稳定之后才试探性刊发。 此时山西煤老板处于一种观望的态度。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年4月。4月初，山西省政府对外公布“10号文”，要求兼并重组后的煤炭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年产300万吨，单井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 这一硬性的规定，让很多煤老板措手不及——这意味着将清除所有煤老板。 一位大同南郊区的煤老板告诉记者，自己一座9万吨的矿此前一直按照政府的要求在整合，投入上亿元，才好不容易整合到30万吨，却又要被关闭。按照2006年的煤炭产权制度改革，当时单井规模9万吨以下的煤矿都在关闭之列。 一般来说，一个煤矿改扩建的周期在三年左右，而且提高单井产量还与煤层厚度、开采条件、资源量等因素有关。这意味着，如果这座煤矿三年内一直改扩建也达不到山西省政府的要求。 “好比建房子，图纸是你红头文件出的，现在房子快建好了，却要全部拆除，这怎么可能呢？”上述煤老板一脸茫然。 更让煤老板们想不通的是，既然在去年的“23号”文件中，山西省的生产矿井为2840座，到2010年年底要求压缩至1414座。半年后，在“10号文”中，煤矿压缩指标却改为1000座。 煤矿压缩指标究竟如何制定，现在不得而知。不过，可以清楚看到的是，完成这些指标却有着一整套的考核。这些具体将指标分解到11个县市，进而层层分解。而且如果整合不完成，承担的将是“安全生产不合格”的责任。 “采取下指标、列时间表、责任制的方式，完全违背了兼并重组的自愿性。”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资源与环境部首席律师吴族春说。 不对等的谈判 按照山西省政府的规定，这些被兼并重组的煤矿能够选择的合作方只能在“5+2”格局和中煤平朔公司之中寻找。 所谓“5+2”格局是指：大同煤矿集团、山西焦煤集团、阳泉煤业集团、潞安矿业集团、晋城无烟煤集团、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公司、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公司。 事实上，煤老板们通过2006年煤炭产权制度改革，缴纳资源价款之后，煤矿就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自由流转。 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玉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按照法律规定，矿业权人有权决定是否进行兼并重组等矿业权转让的民事交易行为，并且有权决定兼并重组的交易主体，并与之平等自愿协商交易方式、交易价款以及其他交易内容。 不过，这些煤老板发现，自己受损最大的部分竟然来自采矿权价格。此次国有大企业的兼并重组中，政府在其中充当了“定价者”的角色。 按照去年9月28日，山西省下发《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资源价款处置办法》，规定兼并重组的主体企业应向被兼并者退还资源价款，并按原价款标准的50％给予经济补偿。 按照煤老板们的估算，这个标准远远低于市场的评估价格，甚至还不及于市场评估价格的一半。 长期研究矿产资源的吴族春说，矿山的核心资产是采矿权，如果在兼并重组中只对矿山的附属设施进行评估，对采矿权却不评估，那么和煤老板们的实际付出相差非常之远。即使有经济补偿也根本无法弥补煤老板在三年之内的技术改造投入。“即便我们认可这种补偿，评估之时大集团还会吹毛求疵，将实物资产刨除在外。”在大同投资的一位煤老板说。 种种争议未平息之下，山西省的煤炭重组签约率却在急剧上升。10月下旬，山西省公布的数据显示，重组整合煤矿企业协议签订率已达97.9％。 在煤老板谢常有的记忆中，自己是在政府“突击”之下“被签署协议”的。今年9月，当时县里听说省领导要来检查，马上连夜让他们签协议。并且说只要签同意兼并重组协议即可，其他付款方式等可以留作以后再谈。 而对于那些“刺头”，政府通过查处偷税漏税、是否向官员行贿等方式让其乖乖就范。此前一位刚刚以公开身份接受完媒体采访的煤老板在电话中低沉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被政府瞄上了，正在出差，也算躲几天”。 在这8家兼并主体中，以煤炭运销为主的山西煤运和山西煤炭进出口公司显得最为积极。“他们在从煤炭销售转型到煤炭生产企业的过程中，最缺乏的就是资源储备。” 山西煤炭运销公司的相关人士证实，他们的兼并重组事宜主要是在今年7月才开始进入正轨。9月、10月则被誉为煤矿整合的关口。大同左云县的煤矿兼并重组中，煤炭运销公司短短两天内攻下11家企业。 不过，据记者了解，这只是双方初步对评估报告认可，接下来的还有具体价格、付款方式、如何保障各级政府利益等诸多内容的谈判。 更加难以让煤老板难以理解的是，有的补偿款要被扣除40％作为押金，未来两年之内返还，其中“若有井下实物资产和评估不符之时”，再从押金中扣除。“评估机构都是兼并主体和政府找的，评估错了难道还要扣我们的钱？” 资源整合后遗症 胶着在煤炭资源整合之中的不仅仅有煤老板，那些大型国有煤炭企业也在此时加大煤炭资源争夺的力度。今年年初，山西煤运的董事长刘建中就要求忻州煤运分公司“抢抓最后一轮资源整合机遇，抢占优质资源”。 在一个时刻处于变动的政策环境中，山西的煤老板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 他们开始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政府能够复工，希望能够通过生产挽回损失。事实上，政府似乎也预备迎合这种趋势，力图减少整合带来的后遗症。今年前三季度，山西省的GDP只有0.5％的增长。 记者在大同市左云县采访期间，县政府官员一再表示，未来两年将是县域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两年。按照兼并重组要求，这些大矿最少也要到2011年才能投产，这意味在未来两年内，政府几乎失去最大的税收来源。 正如一位山西煤炭分析人士指出，近两年内，山西煤炭资源整合的后遗症将在一定程度上以“刑事案件”的方式爆发出来。譬如，村矿的血腥矛盾、失去经济来源的老百姓偷盗矿上机械设备等。 今年6月，饱受停产整顿折磨的山西煤老板们获悉，在兼并重组中，六证齐全的煤矿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复产。 这一消息让等待已久的煤老板们喜出望外。自从去年煤炭资源整合以来，山西的小煤矿几乎全部停产。千万吨产煤大县的左云县，近一年内全县只有一座煤矿在生产。 10月27日，山西本地一家媒体出现了一则意味深长的广告。广告中言明，新疆煤矿寻求合作，且特意指出当地“政府支持力度大”。看了这则广告后的一位煤老板百感交集，长吁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