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 ming 时间：2009-11-10 11:32:21 作为一名基层宗教工作者，一直关注着这些未登记教会的管理模式、安全问题责任，并与数百上千名基督徒作过深入探讨。我个人认为，圆满稳妥解决这一问题的责任在与政府与在未登记教会中聚会的基督徒。这个问题，国家宗教事务局应引起高度重视，并有大智慧，广泛听取国际国内专家学者、信徒代表和基层宗教干部的意见，立足根本，着眼长远，下大气力以大动作来推动该问题的解决。我个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思路应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督教两会的管理模式。当下有些基督教两会成了部分人的利益群体，而政府又给予其大多的不切实际的职责，如:兴建寺观教堂的审批前置，如教职人员的认定等等，如果某信徒与该管理组织不相容，或者许多人与两会管理组织有矛盾，则这部分人将无法过正常的宗教生活。那么他们会怎么样呢？只能将他们推向了私设聚会点聚会，推向了政府依法管理的对立面。 关于三自的使命。三自是旗帜，过去坚持三自，将来也要坚持，但三自组织可以弱化。跟其它宗教团体一样，只要有协会即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我们高举了三自,并设立了爱国会.但时过境迁,单独对天主教和基督教提出三自爱国会,有点不伦不类,并非有了这个组织就更加爱国.而是中国境内的所有团体都有爱国的义务. 二是分清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在宗教事务的管理上，应当重点突出服务，即为信教群众过宗教生活服务。当下，全国上下有大量的未登记教会，政府既不承认合法，同时也将这部分群众置于管理范畴之外，如果这部分人的聚会过程中，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我个人认为，这个责任追究不在基层宗教事务部门。追根溯源，应当在国家宗教局，因为他长期的思路不清的缘故，私设聚会点越来越多，越来越乱，并造成了部分信教公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不信任不合作。倘若哪天发生了群体性事件，或者安全事故，一味强调地方政府的责任，是不合适的。 三是关于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名称。盗用家庭教会这一虚假的定义，使这些未登记教会的身份十分暧昧，它既不是家庭成员，也不是在某人家中聚会，成百上千人聚集在一起过宗教生活，却妄称家教，这是西方人的诡计，并且得逞了。所以请这部分信众，自己解释清楚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称谓。 四是解决这一问题要少一些政治色彩。境外宗教渗透也罢，宗教维权也罢，不能再用阶级斗争的思想来看待。宗教本身就有渗透的功能，文化也如此。美国是打宗教牌，打渗透牌，我国所要做的，不是被动的抵御渗透，而是勇敢面对，要有大信心，大智慧，相信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蕴，相信这些宗教或者文化方面的相到渗透是良性的。无论底下的暗流如何涌动，但公民信教的权益应当给予尊重和保障，凡是改革，必是利益的调整，大势已定之事，必不要考虑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基督教两会这么多年来，配合政府在管理协调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也由此引发了不少矛盾，两会组织也没有在政府与家庭信徒之间，担当起很好的沟通桥梁，过分地注重名利之实，离信仰和灵性的需要越来越远，也到了反省归真的时机了，我个不成熟的建议是，去了三自爱国会，全面加强协会的功能，协会要真正起到管理内部事务的作用，协会负责人的人选问题，要真正以民意为重，而不仅以政治上靠得住为准，以党和政府才考核为准，而是要站在信仰，服众的角度，以法律去规范，而不是以听话，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宗教不是政治，也无干政权，如果我们假想人家都是在谋政治，谋政权的地场，则是消极的，如果就宗教论宗教，以法律来规范宗教事务，要比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轻松得多。谋政治或者政权的，肯定有，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的信教群众，尤其是散布在家教的人信徒，其信仰很纯洁，行为也比较端正，关键是要引导，给予信任，给予场所，给予别人自主管理的权力。政府以什么立场和观点来看待家教问题,它就会成为什么问题,把它看来一般的群众宗教需求来解决,它就是个群众过宗教生活的需求问题,如果上升到政治问题,或者它会成为一个极易被人操纵渲染的政治甚至政权问题. 五是少一些对立和抑制。时下，北京某教会是个典型的事例。本人从这一案例可以得出结论，群众问题，关键在疏导，不要激发信教群众的被逼迫情绪。宗教是个独特的事务，越是逼迫和打压，群众的悲情意识会越强。说到底，由于政府有关部门的不方便而带来的对立和不和谐，是毫无意义的。群众宗教聚会，只要不干涉国家行政事务，不散布危害社会的言论，政府就应当听从民意，尊重民意，给予服务。从当今时代的发展大势来看，基督教的发展会越来越快，这是国际国内历史现实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政府之于基督教，理性的思路是顺应宗教的发展规律，顺势而为，加强服务，跟上管理，而不是忧心忡忡，或者驼鸟政策，消极不作为，或者一味抑制，这都是不明智，跟不上时代要求的做法。 六是要积极主动，勇于面对和担当。时下这种灰色不明朗暧昧的状态需要尽快终结。任何推委塞责都是对党和国家极不负责的态度。时代告诉我们，宗教的发展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喜欢不喜欢基督教不是爱党、爱国的标准，抑制某一宗教的发展也不是政府作为的成果。相反，如果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使这一问题长时间发酵，只会使问题越来越复杂，群众越来越对立，越来越成为西方国家扼制我国的把柄。事实上，政府可以在国计民生上大有作为，而在宗教上，只能顺势而为 。